1996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在美国批评理论方面的一流杂志《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了一篇题为《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文章。该文发表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上发表另一篇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称上文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诸多常识性的科学错误，旨在检验和批评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种虚假和浮夸之风、漫无边际的胡说以及对科学形象的任意扭曲。索卡尔的恶作剧很快刊登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的头条。[1] (P1-8)索卡尔事件轰动一时，科学大论战从此以公开的形式，在科学家、部分科学哲学家为一阵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部分哲学家为另一阵营之间展开。前者被称为“科学卫士”，他们强调理性、真理、实在性、客观性；后者则被称为“学术界的反科学”阵营，他们强调置疑、批判、解构、重建、多元性、差异性和开放性。作为当今讨论科学文化的一个焦点，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论战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来源问题备受关注。人们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究。在此，本文把目前这些多层面的研究大致归结为三种分析构架，并分别对之加以简析和评论。

一、科学发展的内史—外史的分析构架

    首先是人们从科学发展的内史—外史的角度，分析科学大论战的来源。持有这一分析构架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萨达尔(Ziauddin Sardar)。

    萨达尔指出，一战以前，个体的或者“孤独的科学家”献身于对真理的追求，“科学是一种与技术和产业相分离的、超乎社会之上的、纯粹的、自主的活动。”[2] (P27)科学以其独特的客观性、普适性、真理性而确立了自己公正无私的形象。科学与主观性、局部性、虚假性、丑陋、邪恶等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线。科学具有“绝对的纯粹性”。

    事实上，一些实验物理学家正在卷入技术产业及军事行业。由此，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马赫(Ernest Mach)开始怀疑科学的“绝对纯粹性”，他坚持物理学的一种工具主义的立场：物理学理论不是说明，而是旨在以一种简单的、完备的、精确的方式或手段来表征一组经验定律。或者，科学理论之间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便利与不便利之别。

    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普朗克(Max Planck)坚持实在论，批评马赫的上述观点：马赫体系“不能够深入到科学的真正本质，因为它与任何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不相干，这种本质特征就在于要构造严格稳定的、独立于时代和人群的差异的关于世界的图像。”[3] (P344)普朗克继续维护科学真理的纯粹性。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害了科学纯粹性这种神话式的信念。”[2] (P29)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日益明显。人们开始讨论，社会因素与科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前者对后者的建立及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譬如，1931年在伦敦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鲍里斯·赫森(Boris Hessen)在《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中指出，“牛顿的主要工作不是科学天才的产物，也不是科学内在逻辑的结果，而是17世纪英国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使然”[2] (P29-30)。另一方面，贝尔纳(J. D. Bernal)等人主张科学是客观的中性的，同时科学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这标志着人们对外史研究越来越感兴趣。但李森科事件的发生，尤其二战中原子弹在日本的投放使得这种中立科学观受到重创，进一步说明科学与政治的相互渗透，科学的纯洁性和自主性在渐次丧失。

    按照萨达尔的观点，20世纪中期，科学家们仍然坚持科学是中性的观念，只是人们对其使用有好坏之分。著名的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坚持科学的内在史研究(internalist approach)，否认科学理论与社会因素有关。由于柯瓦雷的影响力，关于科学史的外史研究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

    萨顿在其巨著《科学史导论》中指出：“在一般科学史中，人文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则更为强大有力，因为一般科学史不仅涉及科学的各个分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而且要讨论它们全部接受的所有各种社会影响与哲学影响的冲击。每一个伟大的发现都以多种方式溢出它原来的领域”。[4] 随着美国的默顿(R. K. Merton)和英国的贝尔纳致力于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及观念被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科学外史研究逐渐从内史中分化出来，呈现愈来愈强大之势。英国的罗伯特·杨(Robert Young)作为英国激进科学运动的领袖对达尔文理论进行了社会学的诠释。杰里·拉维茨(Jerry Ravetz)在其科学史外史研究中，着重分析了政治中对核物理研究的偏执狂现象以及“大科学”中的腐败问题。60年代库恩(T. S. Kuhn)历史主义出现后，对科学内史研究转向外史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按照萨达尔的观点，科学史从内史研究转向外史研究最终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人文科学家对科学的激烈批评。

    笔者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林立，不能一概而论，大致说来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布鲁尔等人的强纲领，他们力证社会学的科学地位，或者社会学家也是科学家；二是拉图尔、诺尔·塞蒂纳等人的建构主义，他们力图从科学内部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解释和重建。前者承认科学描述的外在实在性，在处理科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时也是一种“外在主义的途径”(externalist approach)。相比之下，建构主义者则采取了“内在主义的途径”(internalist approach)从科学理论内容进行社会学的建构。建构主义的做法势必招致科学家们普遍的强烈反对和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家的批评。

二、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或者科学—人文两种文化的分析构架

    人们在探讨引发索卡尔事件文化来源的另一个侧重点就是，对长期以来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相互批评或者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分离的分析。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19世纪产生的，但“科学主义”(scientism)一词却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该词最初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海耶克(F. A. Hayek)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于1942年至1944年连续三年在《经济学》上发表《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的长篇论文。其中，他用“科学主义”一词意指社会科学家或人文科学家盲目照搬或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以此来抨击他们的这种过分简单的做法。韦莫斯(John Wellmuth)于1944年对科学主义做了明确的界定：“‘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惟一手段。”[5] (P16)卡尔·波普尔也同样在《经济学》上于1944年至1945年发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系列论文，指出“科学主义”应指社会科学家对错当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的东西进行模仿的文化现象。他与海耶克同样以“科学主义”意指错误的模仿但模仿又有所不同：海耶克对模仿的对象是无可置疑的，差错出在模仿过程这一环节；而波普尔认为错误不在于模仿过程，在于模仿的对象本身出了差错，即模仿的对象(科学方法)中不应该包含归纳法。无论如何，海耶克和波普尔都对科学主义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这对后来西方兴起的反科学主义产生重要影响。

    西方反科学主义的兴起和蔓延的结果最终殃及科学本身，导致对科学本身的批判。这种倾向与两种文化中人文学家对科学文化的批评浪潮如出一辙。

    从历史上看，两种文化并非一开始就对立冲突。近代科学是在与人文主义的结盟下诞生的，它们共同推崇理性，反对至高无上的宗教神性。当诗人、作家、演说家以各自的精彩方式迅速将近代科学颂至为人类心目中普遍接受的智慧偶像时，却发现科学已演变成科学主义的庞然怪物。科学家和诗人、作家之间的结盟以反目而告终。美国诗人兼作家艾德伽·艾伦·坡(Edgar Allan Poe)以著名的十四行诗激烈地控诉科学：“科学！你是古代的真正女儿，/你用凝视的双眼改变了一切事情。/那双翼为呆笨实在的兀鹰，/你为什么这样攫取诗人的心？/……你不是已经把月神拉下她的舆乘？/你不是已经把树精逐出她的森林，/去躲进一个更幸福的行星？/你不是已经把耐阿德从河流中分出，/把小精灵从青草中赶走，把/我从罗望子树下的仲夏梦中惊醒？”[6] (P806)

    当面对科学主义把理性推崇至极时，人文主义开始强调非理性的价值。19世纪末，李凯尔特提出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价值判断与自然或自然科学无关，只与文化相关。斯诺(C. P. Snow)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原因在于：“一是我们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二是我们的社会形态定型化倾向。”[7] (P16)这即是说，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专门化教育可使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最便捷和最有效地快速达到专业的层面。同时我们不自觉地希望原有的社会模式一直保持下去。这两者之间实际是冲突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上表现为从老实证主义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推崇科学方法的重要性，坚持可证实性原则，主张从科学中清除形而上学，拒斥价值。而人文哲学家叔本华、尼采、萨特等人通过强调意识、意志的重要性，把人的生存问题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认为，精神和价值之研究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内容，人文科学在人类知识中具有自然科学所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价值。据此，人文科学家自20世纪初以来对科学在知识界的专断和霸道开始了一连串激烈的批评。这样的与境构成了索卡尔事件最终得以爆发的深厚的思想土壤。

三、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分析构架

    对于索卡尔事件的发生背景，人们更是极力从20世纪后期兴起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争论和文化争论中寻找其发生的直接根源。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思想史教授巴巴拉·爱普斯坦指出的，对于索卡尔事件，“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关注后现代的人，能够对其熟视无睹”[1] (P168、255)。

    后现代性最初是建筑文化和艺术中的一个概念，而近数十年以来却成为文化、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一个颇受人们关注的论题。后现代主义涵盖面很广，似乎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解构主义、结构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平等性爱等都可以纳入到后现代的旗下。

    似乎海德格尔哲学是谈论后现代问题时不可回避的哲学。海德格尔通过追问存在，从思的本源状态，来否定形而上学的二分思维，继而解构形而上学。但是，德里达却提出，海氏仍未真正超越形而上学，因为海德格尔的批判和追问仍然基于存在的在场性。德里达提出，从形而上学内部去论证形而上学的虚妄性，从而达到彻底的解构。

    就与科学论战相关而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观点、福柯的科学知识权力理论、利奥塔的元叙事批判理论成为了后现代主义者批评科学的主要代表性观点。

    后现代不是一种简单的时间性概念，或者不能把后现代看作是继现代时期之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两者表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譬如，现代性总是在强调理性的基础上追求单一的标准或统一的理想性目标，而后现代性则是在批判的过程中追求多样性、平等性，肯定局部性的价值。尤其对科学的权威、对科学家的偶像崇拜进行抨击，指出科学家有时并不是值得人们那样崇拜和赞赏，因为在他们身上同样有跟普通人一样的习性、偏好，甚至自私。“许多现代科学家本身正在和真理做危险的游戏，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片面地推向媒体，以便在获取稀缺的研究经费份额的残酷争斗中分一羹。”[2] (P6)最后的结果是，科学的形象被歪曲，科学变得异化，失去公众的尊敬。

    福柯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的角度，坚持科学仅是在权力控制之下的文化建构。譬如，原子物理学被纳入到政治的保护带中而具有了某种特权，于是科学的真理与权力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真理的权力制度中，科学家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科学家，他们在为其重要的社会地位，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等一系列特权讨价还价。拥有更大的特权，就意味着科学家拥有更多的真理。于是，科学的特权与科学的真理联系在一起。福柯指出，“在自我(愿望)、心灵(圆形监狱理性)与身体(不会思考的生物体)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的三角关系”[8] (P82)，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劳动力变成一部机器。福柯这种对科学的政治学理解成为了后现代主义解构传统的科学价值和科学形象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

    作为现代性的捍卫者，哈贝马斯坚持元话语的有效性。在现代化过程中专业领域不断扩展，生活世界在被不断挤压和缩小。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人类可以通过交往理性来重建被异化的生活世界，追求交往共识，促进生活世界的和谐。

    利奥塔把哈贝马斯的“元话语”构想称做一种对“元叙事”的迷恋。与传统的科学哲学一样，这种“元叙事”哲学强调，世界存在着能保证科学知识真理性的客观基础。但这种“元叙事”理想在后现代社会中是没有位置的，因为在后现代文化中，科学作为一种语言游戏不再是一种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的精确知识，而是一种说服人的策略。就像费耶阿本德对伽利略科学的成功所解释的那样：伽利略依靠他出色的宣传、说服人的技巧等取得成功，譬如他用通俗的意大利文而非高雅的拉丁文撰写他的《对话》，或者编造关于哥白尼的谎言等等。科学的真理性不是凭什么统一的客观的标准或规则来判定，而是取决于在特殊情形中赢得科学共同体局部成员赞同的默契程度。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对交往的共识在本质上是要追求统一的客观秩序，消解差异性或者个性。与哈贝马斯相反，利奥塔反对科学的客观性、同一性、总体性追寻，赞同科学的差异性、多层面性、局部性的探求。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不是一个新的世代，而是对建立在科学和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所宣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9] (P165)。这些后现代性理论在科学领域里的盛行，最终导致科学家的反击和批判。

四、结语

    要理清引发索卡尔事件的直接理论背景，关键在于弄清这样一个问题：索卡尔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是一次野蛮之战，它造成了许多的祸害——学术事业的丧失与学术思想的混乱——而且影响到科学的灵魂。”[2] (P24)索卡尔的赞同者宣称，该事件是一次揭露人文学家对科学形象任意扭曲的很好的文化实验。索卡尔的批评者则指责：“可怜的索卡尔，他的名字总是和欺骗而不是与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1] (P255)索卡尔所做的是一次实验，还是一次欺骗？《社会文本》是一次偶然的疏忽，还是由文化导向使然而经常犯的错误？或者“反科学”阵营总是不去考证科学事实而曲解科学？这些固然值得人们思考。但这里关心的是，索卡尔事件向人们提出的是，人类对科学形象的认识是取决于对外在的实在的认识，还是完全由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建构而成的一种结果？我们承认科学与社会、人文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但这种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程度或范围到底有多大？社会因素能否深入到科学内部，成为建构科学理论的重要因素？等等。拉图尔、诺尔·塞蒂纳等科学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事业或者科学理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与外在的客观实在无关。他们将其理论来源追溯到库恩的科学哲学那里，于是得出结论：正是库恩揭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其实，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这种对库恩的定位值得进一步商榷。逻辑经验主义维持科学之真、科学的实证性形象。波普尔虽然否定了科学等于真理的观念，但承认科学的逼真性，仍宣称自己是一位实在论者，坚持外在实在的存在对科学理论形成的至关重要性。对于外在实在的存在上，库恩与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等是一致的。在《结构》中，库恩并没有否定外在世界的存在，仍坚持范式是基于外在世界而形成的。“他们都在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东西”[10] (P135)。这里的“这个世界”是外在的世界，库恩没有否定外在世界对科学认识的直接影响。在这一点上，库恩与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是有差别的：后者否定了外在实在在科学认识和科学理论形成中的作用，坚持科学理论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把库恩科学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也许正因为这种失败，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等对科学的社会重建或者政治重建的方案是不可靠的。 

（来源：《理论学刊》2005年1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