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四书》《五经》 视8本书为传家宝

公元1856年，曾国藩在《谕纪泽》的信中告诉儿子：“余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

三年之后的公元1859年，曾国藩再次提到了这4部书，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详细地列出了自己看重和喜爱的书：“余于《四书》《五经》以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

在《四书》《五经》之外，对于这8部自己喜爱的书，曾国藩非常希望儿子也能够好好研读，以期成为传家的学问，他说：“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这8本书的重视程度。

《韩文》。韩文就是韩愈的文章。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

《史记》《汉书》。曾国藩说：“《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意思是说《史记》和《汉书》是史学的开始和发端，是史学的精华。因此了解史学，必然要从《史记》《汉书》入手。但是《史记》《汉书》由于时代所限，记录史事不全，所以曾国藩认为应该读《资治通鉴》。

曾国藩曾指导儿子读《汉书》：要想读《汉书》，先要过文字这一关，解决疑难生字的问题，所以需要先熟悉《说文解字》、《经籍纂诂》两部字典、词典。

《古文辞类纂》。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的各类文章总集。全书七十五卷，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依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所选作品主要是《战国策》、《史记》、两汉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等的古文。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的特点、源流及其义例。

曾国藩劝人读七部书

曾国藩还有一个书目，因记载在清末徐珂的《清稗类钞·文学类》中而广为流传，标题是《曾文正劝人读七部书》，其中说：

“曾文正尝教后学云：六经以外，有不可不熟读者，凡七部书，曰：《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也。盖《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词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故以《韩文》振之。”

在曾国藩看来，《史记》《汉书》是史学的发端和精华，《庄子》（在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著作中）最为宏大，想象力最为丰富；《文选》中所选的文章骗偶过多，容易养成华而不实的文风和习气，所以应该同时读《韩文》以纠正。

据称，曾国藩曾说：“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意思是说，在六经之外，上面这七部书能通其一，就足以成就一番学问，可见曾国藩对此七书的看重。

来源：儒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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