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和阮籍都是隐士，他们遵循不同的人生方向，有着不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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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理想。因此，他们的生命活动呈现出两个不同的方向：阮籍在追求“长生不老”的人生目标过程中逃避现实，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人生的升华，是在境界中完成的。

阮籍向往“童话般的生活”

.阮籍所建构的“大人先生”的理想人格，类似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明，但与宗教作家笔下赋予不朽和超自然能力的神灵并不完全相同。追求。军队。

这揭示了阮籍自己的人生追求，即他以大悟的精神境界清醒地感知到当下不尽人意的社会现实，但仍不愿放弃自己所追求的纯精神境界，所以他将另一边的世界拟人化为“神”。图像。

换句话说，阮籍渴望长生不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与其说他相信神的存在，倒不如说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永远无法追求的内心自由的目标。

阮籍对仙人生活的描写，集中在他正始年间隐居竹林时所创作的《咏怀诗》中。八十二首五言诗《咏怀诗》中有不少是游仙诗，其中有《望乔》、《赤松》、《仙门》、《浮丘公》、《安其生》、《夕》等仙人。王母”。作品不下十五、十六部。此外，还有许多作品表达了对神灵的敬仰，即使它们没有直接写下神仙的名字。

所以，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刘先生说：“正义是启蒙之初，诗词杂仙心”。在他的作品中，阮籍以其强烈的诗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童话世界。其中，青谷社之山、六龙、仙遮、仙门、松桥，都是仙界的意象。在这样美丽的仙境中，众神自在、不羁、快乐。

他们没有肉身，没有烦恼和悲伤，因为他们永远活着，所以他们会永远快乐。难怪阮籍在这样一片欢乐的景象的带动下，表达了要离世成神的决心。但对仙境的憧憬，依然只是一种憧憬，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憧憬，一种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

因此，他退而求其次，面对现实，主张做一个无忧无虑的隐士，过着隐逸的生活。但这种次优隐居，与嵇康因质朴而实际的隐居不同，下文将予以介绍。

对比阮籍充满“仙心”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仙人形象的描绘似乎更注重他们的不朽和永恒的极乐。由此可见，阮籍对神明的理解，是注重对比现实生活生死的神明。他所向往的极乐世界，其本质是在现实中的无奈与失望背景下的心境。

究其原因，其实是阮籍在面对宇宙生命的短暂与永恒的巨大反差进行深思时所寻求的精神寄托。因为当人们对现实的非理性感到极度愤慨、感到无助时，会不自觉地想象出一个极其美丽的童话世界。

因此，阮籍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是一个理想世界的蓝图，也是对他的人生命运的一种难以想象。它是一个创造的“水中月”和“镜中花”。

嵇康过“隐士”生活

.在文学创作上，嵇康和阮籍有相同之处，因为他们都写过很多“游仙诗”，所以人们通常不区分两人的“仙”意识。嵇康的游仙诗虽也羡神，但细想起来，他的神感只是追求“弘大先生”理想人格过程中的一种自然流露，而不是像阮籍那样追求真实生活的标杆。嵇康的一生基本上都处于内心觉醒的状态，他过上了隐士的生活。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追求是“隐士”而非“长生不老”。

嵇康的隐居，就是要摆脱世间的矛盾，达到心与“道”合一的境界。完全否定矛盾的价值来解决矛盾，是无解的办法。如上所述，嵇康必须通过“道”的过程达到一种自然状态。“体道”需要特定的方法，而嵇康的方法就是隐士。在她与世隔绝的生活中，他可以体会到个人与世界的和谐，以及个人与自己的和谐。

嵇康的隐居生活只有四件事：一是以食养性；二是寻山寻水。由于嵇康的隐居具有“悟道”的特点，也最能体现他“孤独独立”的性格。他坚守信念，高尚真诚，独树一帜。任何引诱他出隐士的事情，他都认为是违反“体面”的，所以他坚决拒绝。

因此，司马昭虽然也招嵇康为官，但被他坚决拒绝，躲在河东；山涛曾想举荐嵇康代替他做官，但他写了一封“辞官书”，对他说得很慷慨。“断交”。终其一生，他从不计较做文官，甘于清贫，为文人所敬仰。

自古有文人得意时入仕，失意时退隐。嵇康心灰意冷，退守山阳。从这个意义上说，嵇康的隐居与中国传统的隐居是一脉相承的。隐逸之人之所以受人重视，不只是“隐”，更重要的是“义”，即具有一定的奇才，不像常人那样贪图名利。

他们文雅，远离权势和官僚，不计较名利和地位，因而受到文人的尊敬。而且，隐居本身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有的是心目中真正的隐士，有的是迫于现实的隐士。

在经历了仕途的政治黑暗和挫折之后，嵇康选择隐士生活，既体现了他崇尚自然的追求，也是他看透世事后的必然选择。因为在礼法专制的社会里，士人的隐居也有表达他们反对世俗主义的独立人格的意义。

隐居山林后，“龙性难驯”的嵇康对自然有了更大的领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在竹林中饮酒、吃药、谈养道的隐居生活，给他带来山水自然古朴的神韵，在没有任何点缀和做作的情况下，心旷神怡。

浑然天成，天人合一，仕途坎坷，嵇康在隐居的生活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他就是无法过上平静的生活。毕竟，他被卷入了宗族纷争的旋风之中，导致了他的死亡。

“酒”与“药”的生命陶醉

.汉末至魏晋，社会动荡，战乱频发，灾祸无常，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外在世界转向内在生活。现实生活中岌岌可危的生存境遇，激发了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感悟。政治大一统的瓦解导致儒释道三教的相互交融和发展，再加上玄学的刺激，促使酝酿已久的生命意识在此时得到了苏醒和成长的契机。

学者们开始关注自身，开始关注生活，开始关注个体生存状态的体验和追求。其结果是“生命思想”的浪潮和“生命意识”的绽放。而这种持续存在的“生活思潮”和不断涌现的“生活意识”，进一步导致了魏晋文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性格行为和文学实践的出现。作为名人的代表，阮籍和嵇康用他们的才华和哲理推动了这一浪潮。他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生活意识和生活态度

魏晋时期的名人大多出身于贵族家庭，在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社会特权。生命意识的觉醒，与上一代相比，名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突破和创新——品藻、穿衣、聊天、饮酒、服药、赏竹、下棋、文艺等活动充满了审美精神蓬勃发展，从而塑造了魏晋时期名人独特的生活方式。

其中，饮酒和吸毒是最突出的两个饮食内容。所谓“民以食为天”，与营养有关的问题最应该反映人对生存、生活等问题的态度。特别是阮籍和嵇康在饮酒和服药方面的选择是不同的。阮籍爱喝酒不吃药，嵇康吃药不爱喝酒。这揭示了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差异。魏晋名人的饮酒、吸毒风气，使他们豪放豪爽，不守世俗礼教。中国饮酒的历史比这个记载要古老得多，至少是在河姆渡文化之前就开始了。随着饮酒历史的积累，酒文化逐渐兴起。

由于饮酒能使人沉醉、优雅甚至疯狂，他们与文士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刘玲最具代表性。魏晋时期对名人的洒脱浪漫描写，大多与酒有关，如阮籍。即便是不嗜酒者，也属于轻举妄动、不以群策群力的高士行列，如嵇康。这是因为名人心中的洒脱、潇洒、不羁的理想境界，在本质上是符合醉生梦死的精神的。

酒在魏晋时期的生活乃至名人的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整个魏晋历史来看，虽然名人的饮酒形式和特点各不相同，但饮酒风向却是大体一致、共通的。甚至可以说，魏晋文学的风雅，是在美酒极烈的情况下产生的，形成了魏晋独特的文风。

和喝酒一样，吃药的风气在我国自古就有。秦汉时期帝王贵族争丹就是一例。到了魏晋时期，服药之风开始向下蔓延，以致于名人之间出现了风潮。

在历史上，阮籍似乎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史料记载，他的一生几乎都是与酒为伴，在醉酒中度过的。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生活方式，饮酒并不奇怪，但阮籍的饮酒方式却颇为惊人，也很有个性。他喝酒，喝酒，狂饮，是个不管什么场合，一喝就醉的酒鬼。具体来说，阮籍的饮酒表现出以下特点。

喝太多

.阮籍的酒量在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在《晋书》上却有记载说他一口气“喝了两斗酒”。除了夸张的元素外，他的酒量也非常惊人。

喝醉了

.大事、难事、难事，阮籍醉得睡了。

其实阮籍当文官不是为了喝酒，而是为了避祸。三百胡酒不过是阮籍做文官的借口和借口而已。为喝好酒当文官，这种态度接近于玩命，既不会得罪司马，也不会引起天下士人的轻视，更能体现出名人的行为。阮籍“沉醉忘世事”，一石三成，何乐而不为呢？

出于礼貌喝

.在明教虚伪盛行的时候，阮籍不分场合的随意饮酒，让他在明教弟子眼中十分耀眼。阮籍喝酒的样子看似怪异，其实是他意识到残酷现实后的无奈之举。虽然在众人眼中他是个狂放不羁的酒鬼，但实际上他是昏厥中的开悟者。阮籍既能醉酒反抗君主，又能谨言慎行，这无疑需要超人的精神体验和真诚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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