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进方式上说，当时片面强调引进成套设备，忽视单项技术和设备引进，基本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少派出技术人员学习和邀请外国专家交流。有些出国技术人员甚至受到监视，回国后被迫写批判“崇洋媚外”的“消毒”检查。

　　“78计划”执行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与前两次引进高潮有了很大变化，使中国的引进思想出现了一个认识飞跃。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十分有利的，美国刚刚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无力再干预其他地区事务；苏联也因为要插手阿富汗而无暇他顾，冷战局势处于低潮。在经济方面，西方国家刚刚从经济萧条中走出，空闲资金较多，急需扩大海外市场。1978年出访的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西方官员和商人都表现了愿意同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强烈意向。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长说可以贷款50亿美元给中国，马上可以签字，北威州表示100亿美元也问题不大。另一方面，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实现经济起飞，成为亚洲的样板。1970年代初起，台湾在继续发展加工出口工业的同时，开始推动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到1978年重工业生产比重首次超过轻工业，有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

　　这些都刺激着中国领导人对引进持积极态度，形成了加快扩大对外引进的指导思想。197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10年规划”时，邓小平指出：引进先进技术，我们要翻版和提高，这是一项大的建设。关键是钢铁，钢铁上不去，要搞大工业是不行的。早点引进，抢时间，要加快速度谈判。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叶剑英说：进口问题，中央要抓，抓紧一点，抓快一点，否则三年八年很快过去了。会议初步确定了对外引进的180亿美元规模。华国锋要求：180亿进口，可以一起谈。6月听取林乎加、谷牧出访汇报后，华国锋说：关于利用国外资金建设几个大型煤矿、钢铁厂、化纤厂，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经、建委落实[30]。现在法国已提出20几亿美元供我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要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6月22日，邓小平找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他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他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又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31]。在夏季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华国锋又提出新的要求说：10年规划要修改调整，中国有条件加快现代化速度，在引进问题上要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在“78计划”执行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1978年全年78亿美元协议金额中，有一半左右金额是在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里抢签的合同[32]。这么多大项目同时引进，对国家财力是很大负担，对整个国民经济也是很大冲击。早在6月，邓小平曾有所警惕，要求“对于引进的项目，要慎重安排”，“要排两个队，一个是项目的排队，按照轻重缓急，一个是时间的排队，分个先后次序，不要抢在这一两年”[33]。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看起来好象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34]。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调的问题摆到全党面前。1979年3月，陈云、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把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大体调整过来。中央研究后表示赞同。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到该总结的时候了[35]。1979年6月国家正式通过了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严格控制引进规模，重点引进投资少、见效快、换汇率高的单项[36]。22个重点引进项目中，仪征化纤厂等停止引进；向日本借贷200余亿元的宝山钢铁厂，经陈云多次实地考察，最后代表中央决定继续引进全套技术设备进行建设。

　　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78计划”仍然大大突破了过去的引进框架，有着重要的开创意义。“156项”时，中国主要依靠向苏联借贷，年息1%，低于当时苏联给东欧国家的贷款的2%和中国国内银行给工业的年息3.24%[37]。作为贷款的附加条件,苏联要求中国用钨、锑、铅、锡、橡胶等物资,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易货支援，不具有国际贸易的普遍意义。“43方案”时，中国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作为成就宣传，支付外汇完全依靠挖掘国内出口创汇潜力，主要采取延期、分期付款和补偿贸易手段，根本不敢借贷，限制了引进规模的扩大。从“78计划”开始，引进已由过去的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到不怕大规模借贷；由单纯引进技术设备发展到吸引外资到中国开办合资企业；由借贷发展到境外发行外债，还出现了设立特区的构想。

　　向国外借贷，在“文革”时期是被批判的。直到1978年4月外贸部长李强还指出：以下几种做法在“四人帮”干扰时我们不能做，现在可以做。1.补偿贸易；2.来料加工、来样加工；3.用外商商标牌号定牌；4.协作生产；5.寄售；6.分期付款、延期付款。但向外国借款和与外国举办合资企业，是不做的。6月，邓小平听取谷牧等人汇报时果断地提出：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补偿贸易、银行贷款[38]。闸门开始打开。在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利用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的方针。12月15日，李强在香港宣布：中国最近决定把拒绝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和外商在中国的投资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39]。

　　境外发行外债支持引进的办法始于22项重点工程中的仪征化纤工程。该项目被调整下马后，因国内确实需要，荣毅仁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继续探索新办法，终于1981年成功地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债券，分别从德国和日本引进主要装置及技术，1982年1月开工，1984年第一套生产装置投产，1990年二期工程建成，形成50万吨聚酯生产能力。此次集资被称为“仪征模式”，开创了国家重大项目由财政拨款改为境外发债的先例。

　　开办经济特区的思想也在引进高潮中出现了萌芽。华国锋访问朝鲜回国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向他提议，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大连建设成北方经济对外窗口。华国锋很快就批准了报告，并派人到辽宁考察，后因条件不成熟而搁置。1979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汇报后，批准了在广东、福建搞特区。不久，邓小平听了谷牧等人汇报后也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40]

　　与前两次不同，“78计划”这些引进办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1980～1990年代直至进入21世纪，都在持续扩大使用，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桥梁。

　　综上所述，可以给三次对外引进高潮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结论。首先，必须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采取与时俱进的不同开放方式。当着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全面开放时，争取最有利的一方支援，是唯一的选择。“156项”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而当着世界形势出现缓和，就要紧紧地抓住机遇，积极推行试点，大胆开放。“78计划”尽管存在过急问题，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其次，中国是一个大国，20世纪下半叶是由地域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要想富强，必须通过与国际接轨的贸易方式在竞争中解决全面对外开放问题，闭关自守的拒绝引进或者“一边倒”式的单向引进，都只能是权宜之计。正如邓小平所说：“30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41]今天，中国加入WTO，正是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后的重大战略决策。最后，还要注意，引进并不是单纯的利用设备，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消化，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扶持自己的工业体系。在这一点上，三次引进高潮的成功和失误例证，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特别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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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志凯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37页。

　　[3]有关“156项”的基础材料，过去没有系统地整理过，包括哪些项目，实际有多少项，有很多不同说法。1983年国家计委基本建设综合局经过对国家计委、中央档案馆、国家经委的大量档案进行长期调查研究，第一次将“156项”的形成、变化和建设规模、建设进度等情况综合整理出来，确定为150项，写成《“一五”156项建设情况（实际正式施工项目为150项）》。但因文件长期未公布，学术界长期对“156项”仍然不够清楚。现根据整理者的提供，于本文中引用，并列成附表1。在此谨予注明，并表谢忱。

　　[4]据国家计委基本建设综合局编：《“一五”156项建设情况（实际正式施工项目为150项）》，1983年6月8日。

　　[5]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6]据国家计委基本建设综合局编：《“一五”156项建设情况（实际正式施工项目为150项）》，1983年6月8日。

　　[7]据国家计委基本建设综合局编：《“一五”156项建设情况（实际正式施工项目为150项）》，1983年6月8日。

　　[8]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6页。

　　[9]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6页。

　　[10]本文凡未注明币种者均指人民币。

　　[11]《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５２０页。

　　[12]毛泽东１９６４年１月７日听取工交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１２页。

　　[13]《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转引自陈东林：《70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3期。

　　[14]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11期。

　　[15]白和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辑要（1978～2001年）》，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6]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610页。

　　[17]（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下）（1949年01—02月）》，《党的文献》 1996年3期。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426页。

　　[19]（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下）（1949年01—02月)》，《党的文献》 1996年3期。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21]《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22]王章豹：《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引进50年》，《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1期。

　　[23]各种数字说法不一，此据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页。

　　[24]“打乒乓球”，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而开始的“乒乓外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５９５页。

　　[25]《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２１７页。

　　[26]《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转引自陈东林：《70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3期。

　　[27]《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2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631页。

　　[29]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文件，1976年10月31日。

　　[30]国家计委：《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指导工作中的问题》，1980年11月15日。

　　[31]李正华：《准备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214期。

　　[32]彭敏主编：《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33]《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36]李先念1979年4月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26、127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38]李正华：《准备改革开放的一次重要会议》，《国史研究参阅资料》总214期。

　　[39]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274页。

　　[40]《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7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