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航天器研发现场

为了检验卫星天线在高速旋转中的安全性，科研先辈们在仓库研制转台，模拟太空，为避免天线甩断伤到人，大家用包装箱盖子挡住身体，从缝隙里观察实验，就这么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实验才搞清了尺寸和整个程序。

《诗》里演绎了类似情节，一些危险测试无法用相机捕捉，工作人员就直接在现场用眼看，不少科研人员就这样献出了生命，其中危险性极高的职业还有火药雕刻师。什么是火药雕刻师？是需要将固体燃料雕刻到一定精密刻度的专业技术员。

从1969年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起，火药是支撑火箭和飞船飞向太空最重要的基础，而火药雕刻的精度就成为火箭的动力源，从0.8毫米到0.2毫米，看似微小的距离，需要实践者呕心沥血多年来改进。

该职业被称为是“炸药堆里的工作”。作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难题，从第一枚运载火箭的研制到今天神舟十二号的成功发射，这一工作暂时无法用机器代替。目前，在中国只有200多人从事这一职业。

《我和我的父辈》其中《诗》篇海报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里，为实现心中的航天梦，一大批航天人秉持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原则，隐姓埋名、争分夺秒地进行着科研工作。

《诗》中，普通航天家庭中的父亲是一位航天工程师，长年奋战在“长征一号”火箭发动机研制工作一线；母亲是一位火药雕刻师，每天与火箭升空所需的烈性燃料打交道，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随药筒灰飞烟灭。

当同学们议论父亲是做鞭炮的时，家中哥哥很急切地想推翻同学们的判断，便问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父亲告诉他：“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孙家栋，中国科学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为执行保密纪律要求，他长年未曾告知妻子自己的具体工作。直到1985年官方新闻公开报道，与孙家栋生活了近30年的妻子才知道丈夫是干什么的。

孙家栋在卫星研制现场

王希季，中国科学院院士，返回式卫星和宇航技术专家。1958年11月，他接到通知：“组织想调你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工作，这是一个保密单位，希望你能去担任技术负责人。”（为了依托上海工业基础研制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中国科学院组成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虽然根本不知道自己去机电设计院能做什么，但想到是组织的要求，王希季二话没说答应了下来。

潘厚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什么都不能对外说，家人、同学都不能告诉，信箱什么的都是代号，和家人说起来只能说去中科院上班，记事的笔记本都要上交。”收到祖国的召唤，潘厚任拎着几件行李就离开故乡，走进人造卫星研制机构在北京西苑的一座破旧小楼， 一待就是十几年……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这句传唱多年的歌词，是老一辈航天人的自白，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参考资料：中国青年网、央视网、新闻晨报、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广州日报等）

编辑：王海荣

程序编辑：朱向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