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古典欧亚主义是流亡西欧的俄国侨民中一批年轻学者发起并推动的社会历史思潮,以1921年的文集《回归东方》为起点,继之以卓有成效的出版宣传活动,到1927~1928年达到顶峰,1928年底~1929年初发生左右派分裂,主力人员的离散和西欧的社会动荡使思潮未能力挽狂澜,以至于江河日下,于1937年彻底瓦解,在不到20年时间里走完了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全部过程。

　　【关键词】　欧亚主义　俄罗斯　侨民

　　【作者简介】　伍宇星,1968年生,中山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广州　510275)

　　古典欧亚主义是相对新欧亚主义而言的,前者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十月革命后流亡西欧的年轻知识分子中,后者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俄罗斯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对这一思潮的全方位解读和发展。

　　20世纪初前20年里的俄国可谓风云变幻,令世人眼花缭乱: 1904 ~ 1905年日俄战争、1905~1907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以及接踵而来的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几乎所有与临时政府有关的各界人士和白军官兵败逃出境,大批知识分子和平民或逃避战乱,或不为新政权所容而遭驱逐,纷纷流亡国外。这些人在 欧洲各地迅速形成一股庞大的侨民潮,史称“俄国侨民第一浪”,同时产生了一个术语——“境外俄罗斯”。

　　“境外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政治现象,也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流亡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重大事件后,对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进行了深刻反思,对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展开了理论上的梳理,并探索俄罗斯的未来发展道路,期待有朝一日重返故土思以致用。但他们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的:十月革命促成了占世界陆地面积1/6的苏联的诞生,同时,苏联正在实践的是人类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20年代初很多人一度寄望国内白军抵抗和外国武装 干涉来恢复旧秩序的梦想越来越渺茫直至最后落空。而面对这一现实,俄国社会长期并存的两种思潮——西欧派的自由主义和斯拉夫派的保守主义——都显得无能为力:西欧派无法解释这一连串事件的非理性,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也给予西欧模式的理想以沉重打击;泛斯拉夫主义的前景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斯拉夫民族各自为战的事实面前变得越来越虚幻。显然,旧的思想方法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审视俄国现实,探索其未来发展道路显得越来越迫切,这就要求从全新的角度、采用崭新的方法诠释社会历史客观现实——欧亚主义思潮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在这种意识形态真空中迅速发展起来,短短十年里得以广泛传播,在侨民界引起极大轰动,许多著名人士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它的理论优势与不足,对它所提出的问题展开了相当热烈的争论。用尼·别尔嘉耶夫的话说,欧亚主义学说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侨民界产生的惟一一个属于革命后的思想流派,也是一个积极的流派。其余的‘左派’和‘右派’都带有革命前的性质,因此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创造力和对未来的意义”[1]。

　　率先发起这一思潮以及响应并参与其活动的是一群刚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尼·特鲁别茨科伊在1920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欧洲与人类》则起了导火索的作用。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这个家庭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斯科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聚集点。父亲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叔叔叶甫盖尼都是著名哲学家,父亲曾是莫斯科大学第一位经选举产生的校长。从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哲学心理学专业毕业后,特鲁别茨科伊留校任教并从事哲学、民族学和文化史研究,那时他已经确认,斯拉夫人在精神上与东方更接近,与西方的联系更多的是在物质文化方面。1920年特鲁别茨科伊流亡保加利亚,出版了他的《欧洲与人类》,尔后移居维也纳直至二战全面爆发前英年早逝。

　　《欧洲与人类》是一本只有80多页的小册子。

　　作者在文中表白,其构思始于十年前,即1909~1910年,多年来他在各种场合向许多人讲述过他的思想,但从未被认真地理解过。国难当头,他本着一个学者的良心决定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以期得到读者的反应:如果能令人信服地推翻他的观点,那么他从此摆脱这些错误理论的困扰;如果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可以根据这些论点来指导实践。

　　《欧洲与人类》问世之际正是大批俄国难民涌入欧洲中西部和南部寻找避难所的高峰时刻,而许多知识分子通过黑海出逃,保加利亚成为他们前往西欧的中转站。在这里,一些人接触到《欧洲与人类》,如特鲁别茨科伊所期待的那样,他们对这本小册子的思想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围绕《欧洲与人类》的讨论,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学人渐渐走到一起,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欧亚主义。可以认为,《欧洲与人类》的文化哲学思想为欧亚主义学说提供了理论方向和方法论基础,因而被许多研究者称为欧亚主义学说的“教义手册”。

　　最早对《欧洲与人类》做出反应的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萨维茨基(1895~1968)。他毕业于彼得格勒理工学院,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还是一位熟练掌握六门欧洲语言的外交人员。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时期,萨维茨基担任弗兰格尔政府外交部长彼·司徒卢威的秘书,弗兰格尔军队败退后他流亡到保加利亚,认识了特鲁别茨科伊、苏甫钦斯基、弗罗洛夫斯基等人。这位曾经受到司徒卢威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年轻天才开始形成欧亚主义观点,1921年初率先发表了对《欧洲与人类》的评论《欧洲与欧亚洲》,启用并定义了“欧亚洲”这一术语,他认为,俄罗斯,就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言,既不同于欧洲,也 不同于亚洲,应该命名为“欧亚洲”。

　　萨维茨基对俄罗斯这一地理意义上的定义后来为欧亚主义者从历史、文化和民族人种学角度考察俄罗斯的独特性提供了参考。随着欧亚主义小组的诞生,他逐渐成为欧亚主义思想的积极组织者、宣传者和捍卫者,欧亚主义伴随了他坎坷的一生。萨维茨基后来移居布拉格,二战期间是“防卫派”(当时俄国侨民对待苏德战事的态度分为两类:战败论和防卫论——前者希望借助希特勒德国打败苏联,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重建俄罗斯;后者主张保卫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的精神领袖,1945年苏联红军攻陷布拉格,他因早年的“白卫军活动”被逮捕并押送回莫斯科,被判处8年劳改监禁,1956年获准回到捷克斯洛伐克。

　　1960年被当局监禁,在社会名流的强烈抗议下获释,1968年逝于布拉格。

　　1921年8月,由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苏甫钦斯基、弗罗洛夫斯基四位作者的十篇文章所组成的《回归东方·预言与实现·欧亚主义者的主张》(以下简称《回归东方》)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问世,这是欧亚主义者的第一个文集,它标志着欧亚主义流派的正式诞生。该书的出版得益于作者之一彼得·彼得洛维奇·苏甫钦斯基(1892~1985)的鼎力相助。他出生于一个文职将军家庭,家族拥有庞大的实业集团,其个人兴趣主要是艺术评论、音乐理论和美学,革命前在俄罗斯出版过著名的音乐杂志,国内战争期间移民保加利亚,创办了俄罗斯-保加利亚出版社,正是这个出版社出版了特鲁别茨科伊的《欧洲与人类》和欧亚主义者的第一个文集《回归东方》。苏甫钦斯基本人作为欧亚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之一,一直是欧亚主义的所有文集和报刊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20世纪20年代末,欧亚主义流派内部发生分裂,他是左翼代表的领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返回苏联的愿望,但最终没能实现,1985年客死巴黎。

　　欧亚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弗罗洛夫斯基(1893~1979)与欧亚主义思潮的关系只维持在初始阶段。这位日后著名的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神学家是一名少年天才,13岁前已经读完谢·索洛维约夫的多卷本《俄国历史》,14岁读完哥卢宾斯基的大部头《俄国教会史》,15岁则开始攻读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恰达耶夫的著作以及大部分斯拉夫派的作品,当他18岁上大学时,被允许不去听课,因为他已经知道所有的课程内容,26岁即被奥德萨大学聘为副教授。1920年他带着一去不返的心情离开祖国到了索非亚,在欧亚主义思潮中作为一个学者正式亮相,积极参加了欧亚主义者最初的几个文集的编 撰。由于对这一思潮中渐渐显露出来的政治倾向不满,几年后他与欧亚主义者分道扬镳,专注于宗教神学研究,并倒戈一击,成为欧亚主义的批评者。

　　欧亚主义的第二个文集《在路上·欧亚主义者的主张》(以下简称《在路上》)于1922年在柏林出版,除第一个文集的所有作者外,文化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毕茨里(1879~1953)、神学家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卡尔塔绍夫(1875~1960)也加入进来。

　　1923年欧亚主义小组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第一个出版物还是集体创作文集《欧亚主义学刊》,政治学家穆斯基斯拉夫·弗拉基米洛维奇· 沙赫马托夫(1887~1973)加入。《欧亚主义学刊》后来隔年出版一辑,从第一本就标注了“第三辑”以示与前两本“欧亚主义者的主张”《回归东方》和《在路上》为同一系列。1923~1927年出版的前三辑《欧亚主义学刊》和此前的《回归东方》、《在路上》一起构成古典欧亚主义五大经典。

　　文化史家、文学批评家和神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伊里因(1891~1974)从1923年欧亚主义文集《俄罗斯与拉丁世界》出版起成为这一思潮的积极参与者;哲学家、史学家列夫·卡尔萨文、历史学家格·维尔纳茨基和东方学历史学家В.П.尼基廷、历史学家谢·格·普什卡列夫(1888~1984)、法学及政治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1879 ~1964)、政论文作家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1890~1939)、哲学家谢苗·弗兰克分别成为1925年和1927年的《欧亚主义学刊》的作者。其中,卡尔萨文和维尔纳茨基对欧亚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学说的理论架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欧亚主义哲学、历史理论的重要阐述者。

　　列夫·普拉东诺维奇·卡尔萨文(1882~1952)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历史专业,革命前即已提出许多与后来的“历史人类学”相近的文化学新概念,1922年与别尔嘉耶夫等文化名流一起被驱逐出境,到了德国。在流亡前出版了《东方、西方与俄罗斯思想》——书名本身已经说明了他那时的兴趣所在。刚开始,他对“乳臭未干”的欧亚主义者们并不特别留意,因为他认为欧亚主义在理论思考和哲学修养方面相当薄弱,但他从不批评欧亚主义观点内容,相反,他认为它们包含了不少有价值、有意义而且新颖的东西。正是这一态度使他与这一思潮的距离逐渐缩小,而萨维茨基成为他的女婿则促成了他与欧亚主义活动的合作并最终成了欧亚主义思潮的哲学家和理论导师。从1925年起,卡尔萨文的作品开始发表在欧亚主义刊物上;1926年即已成为它的理论舵手,以欧亚主义小组的名义回应别尔嘉耶夫等人对欧亚主义的批评;1926年年底在巴黎领导“欧亚主义讲习班”,主持系列课程:革命的含义、俄罗斯的未来和欧亚主义理论等等。也正是这个时期,欧亚主义思潮立足于卡尔萨文的理论,加强了哲学论证,形成了更加全面的理论体系。

　　1929年,由于欧亚主义思潮左派与右派的分裂,整个思潮几近瓦解。卡尔萨文离开巴黎前往立陶宛科文大学任教,但欧亚主义思想还时时流露在他后来的著作中。1949年,这位曾因“对苏联体制抱敌对态度”而被驱逐出境的哲学家,因为立陶宛成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回到”苏联,欧亚主义活动(欧亚主义思潮被苏联当局定性为“旨在推翻苏联政权并在苏联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白色侨民的反革命组织”)以及在立陶宛宣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唯心主义思想”等使卡尔萨文遭受牢狱之灾,1952年在劳改营病逝。

　　与特鲁别茨科伊一样,格奥尔基·弗拉基米洛维奇·维尔纳茨基(1887~1973)的欧亚主义思想产生于革命前,早在1914年就发表过他在彼得堡大学由讲稿修订而成的文章,形象地比较了俄罗斯民族迎着太阳走向东方的历史进程,其中不无克柳切夫斯基关于俄国历史中殖民活动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影响。1920年维尔纳茨基举家流亡,辗转君士坦丁堡、雅典、布拉格。在布拉格时期,他转向古罗斯与游牧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1923年开始在欧亚主义文集和刊物上发表文章,其历史理论与欧亚主义精神基本吻合,以一系列术语和概念丰富了欧亚主义历史理论,而欧亚主义时期也正是他在学术上的成熟期。1927年在欧亚出版社出版的《俄国史概述》中他明确提出了“俄罗斯即欧亚洲”、“欧亚洲即发展地”的思想,把整个欧亚洲各民族之间(主要是森林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置于俄国历史的考察视野。是年,维尔纳茨基接受耶鲁大学邀请,远走美国,以他为首在那里形成了著名的“美国的俄罗斯史学小组”,而他1943~1969年在美国用英语出版的五卷本《俄国史》仍然是对《俄国史概述》一书的补充和丰富。

　　1921至1928年是欧亚主义在理论和组织上的形成阶段。正是这一阶段出版发表了阐述欧亚主义历史-哲学理论的重要作品。除了前述五大经典外,1925年出版了特鲁别茨科伊匿名作品《成吉思汗的遗产——非西方角度看东方》和卡尔萨文的《论怀疑、科学和信仰》;1926年——系统阐述欧亚主义历史-文化和政治学理论的《欧亚主义(系统阐述)》(巴黎);1927年——《欧亚主义·1927年的定义》、卡尔萨文的《教会、个体和国 家》、阿列克谢耶夫的《通往未来俄罗斯的道路》、特鲁别茨科伊的《论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问题》、维尔纳茨基的《俄国历史概述》第一部分、萨维茨基的《俄罗斯的地理特征》和《俄罗斯——一个特殊的地理世界》;1928年——阿列克谢耶夫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试论欧亚主义的社会经济纲领》、东方学家托里的《西徐亚人和匈奴》、萨维茨基的《论游牧民族学的任务》等。

　　总的来说,欧亚主义小组在20世纪20年代开展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出版活动,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版物总计达40余种:除前述著作外,还有《俄罗斯与拉丁世界》(柏林,1923)、1925~1937年不定期出版的杂志《欧亚主义纪事》共12期(布拉格、巴黎、柏林)、《里程碑》(1926~1928年,巴黎,共三期)和周报《欧亚报》(1928年11月~1929年9月,共35期,巴黎)等。在欧亚主义者出版物上不仅刊登文化、历史、哲学和民族学的理论文章,也广泛涉猎文学、艺术批评和政治、经济的理论探讨和时事评论,在侨民知识界轰动一时。

　　除了出版活动,欧亚主义者在索菲亚、布拉格、柏林、贝尔格莱德、巴黎和布鲁塞尔等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公开演讲和座谈使他们的思想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半岛被老一辈和 年青一代侨民所知晓;在布拉格和巴黎举行的“欧亚主义讲习班”,有时听众达数百人。欧亚主义中心分别在南斯拉夫、比利时和英国等许多国家形成。除了中东欧,欧亚主义思想还随着欧亚主义者移居英国和美国而渗透到当地。

　　欧亚主义思潮的标志是以欧亚主义为口号的各种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的参加者从一开始就不断发生变化:维尔纳茨基、卡尔萨文、阿列克谢耶夫、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等人陆续加入,而创始人之一的弗罗洛夫斯基后来则脱离了,还有一些作者如毕茨里、卡尔塔绍夫、沙赫马托夫、弗兰克等则只是偶然或临时参与了个别文集。流派 一开始就动摇于学术和政治的边缘,20年代中期更具有了政治运动的性质,逐步追求特定的政治目的并于1925年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欧亚主义者代表大会,1927年建立“欧亚主义组织”。

　　1928年成为欧亚主义思潮的分水岭。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一直秘而不宣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抱负使欧亚主义小组放慢了学术探索的步伐而更热衷于政治组织的操作,这成为欧亚主义思潮一举成名又迅速瓦解的一大诱因:在队伍迅速扩大、影响不断增强的同时,欧亚主义文集的学术水平却不断下降,组织内部思想分歧加剧,同时也引起苏联国内的关注,苏联特工渗透进欧亚主义运动 更加剧了其内部分裂。巴黎欧亚主义小组卡尔萨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苏甫钦斯基、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艾弗隆等在1928年11月开始编辑出版的《欧亚报》则使欧亚主义思潮内部酝酿已久的矛盾白热化:报纸毫不掩饰自己的亲布尔什维克倾向,对欧亚主义一直倚重的东正教信仰、执政选拔和经济方针都予以不同程度的修正,不仅在侨民界遭到新一轮抨击,也引发欧亚主义组织内部的激烈纷争。

　　布拉格欧亚主义小组于12月中旬对《欧亚报》的思想倾向发出谴责,认为其与欧亚主义基本立场背道而驰;贝尔格莱德小组也发表声明指责《欧亚报》,要求其回到真正的欧亚主义轨道上来,特鲁别茨科伊于1928年12月31日致函编辑部,对思潮即将发生的分裂表达了强烈不满和担忧,宣布退出《欧亚报》和欧亚主义组织(该信发表在《欧亚报》1929年1月5日第9期)。同一天,布拉格小组公开宣布与《欧亚报》脱离关系;萨维茨基、阿列克谢耶夫和伊里因于1929年1月18日联合发表各自的文章《“欧亚报”不是欧亚主义机关报》、《关于“欧亚报”》、《欧亚主义的社会目标和优势》,宣告与《欧亚报》决裂;巴黎小组最终于1929年1月19日宣布拒绝承认《欧亚报》为欧亚主义机关报。1929年9月《欧亚报》停办,两个月后它创建的小组也瓦解了。这次分裂重创了欧亚主义运动,队伍大大缩减,出版活动几乎停止了整整两年,直到1931年才得以恢复。分裂时期的1929年出版的《欧亚主义文集》(“欧亚主义者的主张”第六辑,布拉格)则显得力不从心。

　　1929年欧亚主义的分裂在1927年就埋下了伏笔。轰轰烈烈的欧亚主义思潮引起部分俄国侨民的强烈反感,他们称欧亚主义运动为共产主义的“白色双胞胎”,而欧亚主义者对蒙古侵略和统治的那段历史的非传统反思则为他们赢得“成吉思汗分子”的称谓。

　　那时新政权也在俄罗斯密切注视着这场争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各个侨民组织布下的隐秘网线也渗透到欧亚主义运动里,关于欧亚主义的“亲苏联倾向”甚至“亲苏联组织”的神话在侨民中流传开来,引起更大的敌对情绪。尽管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与契卡人员搅和在一起的只是欧亚主义里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人物,最大的人物就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艾弗隆(他是《欧亚报》的出版者之一),他本人对新俄国有着真挚而盲目的迷恋,把这种情绪带进了《欧亚报》。有研究者指出,《欧亚报》也确实接受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经济资助,但主要人物和创立者们跟政治局一点联系都没有,别尔嘉耶夫和卡尔塔绍夫以及 季纳伊达·莎霍芙斯卡娅(她与思潮的很多思想家私下里认识)都宣称欧亚主义领导层与契卡没有合作关系,但这并没影响到侨民对欧亚主义运动的厌恶情绪。

　　事实上,欧亚主义在创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弗罗洛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等代表了这一流派的右翼立场,苏弗钦斯基、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阿拉波夫、阿尔塔莫诺夫则代表了左翼,后者渐渐接近苏联的一些国家政治思想。他们正是暗地里受政治保卫局领导的间谍组织——“托拉斯”——的几个代表。他们让欧亚主义者相信在苏联存在与他们精神接近的强大地下组织,这些组织想与国外建立联系,可以安排他们去莫斯科秘密旅行,在那里可以秘密会见红色制度的欧亚主义者-“持不同政见者”、军官和教士。萨维茨基的朋友穆卡洛夫于1927年秘密去苏联参加了“红色欧亚主义”会议并在后来以笔名斯特列里佐夫发表了关于苏联印象的文章,只是他没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严密监视中进行的。

　　这一喧闹过程在1994年出版的《“斯拉夫人”案件:30年代》一书里有所披露:该案判决了100多人,他们被控参与“特鲁别茨科伊公爵、雅葛布逊、波加特列夫等领导的境外俄国法西斯中心”。1937年艾弗隆和一些左翼欧亚主义者回到了苏联,过了一段时间就被枪毙了。另一位欧亚主义者——天才的文学批评家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他于1930年突然成为英国共产党党员,两年后回到苏联。1937年被控间谍罪,1939年被镇压。

　　20世纪30年代初,欧亚主义运动在清理内部队伍的同时,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加入,意欲重整旗鼓。1931年试图通过组办欧亚主义思想体系支持者代表大会和积极的出版活动赋予欧亚主义运动新的活力,是年出版了思潮十年回顾文集《30年代》(“欧亚主义者的主张”第七辑)、阿列克谢耶夫的《国家理论》和语言学家雅葛布逊的《论欧亚洲的语言特征》。但新加入到运动中来的年轻人试图执行右翼方针,1931年重建了“欧亚主义组织”,召开了欧亚主义者代表大会,发布了大会宣言,即次年发表的《欧亚主义:宣言、定义、大纲》,确定运动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必须以东正教为基础,宣布了国家政治纲领。1929~1934年布鲁塞尔小组出版《欧亚主义者》共25期,1934~1936年在巴黎出版《欧亚主义文稿》共6期,成员的急剧更新及年轻化使欧亚主义最后一些文集水平远不如以前,一些欧亚主义者力图通过政治化来弥补学术水平的不足,甚至公开承认自己是政治党派。这使它遭到侨民界更为猛烈的抨击。

　　30年代,苏联国内和世界局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阴云再次笼罩在欧洲上空,作为一个侨民思想流派的欧亚主义,其发展动因开始动摇:欧亚主义者在1926~1927年宣称,苏联政府选择的路线以一系列错误为代价,依靠顽强的意志克服危机,带领国家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路线比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的不同政见或侨民中的复辟计划更快更有效。如果说这些见解在当时不乏说服力,那么,在30年代,随着他们高度评价的新经济政策被废除,苏联国内极权主义开始加强,不仅支持者日渐远离,他们自己的期望遭到现实的粉碎,失望情绪日重;而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引 起的动荡令侨民的生存日趋艰难,许多欧亚主义者及其支持者迫于生计,无暇多顾,整个侨民界日常生活的关注焦点和学术研究的兴趣重心也开始转向。欧亚主义的精神领袖特鲁别茨科伊过早离世,对欧亚主义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这样,欧亚主义思潮失去了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因,大约在30年代末作为一个思想团体消失了。一些思想家离开欧亚主义专注于宗教神学问题,另一些人从事独立的文化-哲学创作;只有萨维茨基、维尔纳茨基、卡尔萨文等人的部分创作仍未离开欧亚主义主题。

　　欧亚主义思潮不仅内部存在思想分歧,而且其思想也随着人员的流动而不断丰富并有着不同 的主题重心。欧亚主义运动只持续了不足20年时间,最初的五年是其紧张的理论探索和思想不断成熟的时期,尔后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和思想分歧引起的内部分化。第九个年头运动在蓬勃发展光环下内部分歧升级以至彻底分裂,一度一蹶不振,之后虽然重整旗鼓,在人员数量上甚至超过以前,但欧亚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水平与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难以再现辉煌,以至于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瓦解。

　　(责任编辑　张昊琦)

[1]Н.А.Бердяев,Евразийцы//Путь, 1925№1.с.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