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创作动因分析

元和五年（810年），身为监察御史的元稹在奉诏回京途中，因不肯让出所住驿站的好房间于宦官仇士良，回京后被以“年少轻威，失宪臣体”的罪名，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此时元稹刚年满三十岁，《琵琶歌》中写有：“如今左降在闲处。”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因主张用强硬手段剿灭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势力，遭到藩镇的嫉恨，在上朝途中遭到刺客暗杀。事发之后，朝野震惊，但无人敢言刺客的主使。已不再担任谏官的白居易激于义愤，上书朝廷要求捉拿凶手，却被权臣以“越职言事”及“不孝”的罪名，贬至枫叶荻花的江州做司马。《琵琶行》中有云：“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琵琶行》（朗诵： 濮存昕）

《琵琶歌》中，诗人另有提及作此诗歌的目的：“我为含凄叹奇绝，许作长歌始终说。艺奇思寡尘事多，许来寒暑又经过。如今左降在闲处，始为管儿歌此歌。”诗人作此诗歌“寄管儿，兼诲铁山”，除了要实现写诗给管儿的允诺外，还有教诲铁山的用意；《琵琶行》中，诗人在序言中提到：“予出官二年怡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诗人有感于琵琶女的曲折身世，联想至自己的迁谪之意，然后有感而发，作诗以赠琵琶女。

由此可见，两首诗歌均作于二人仕途不得志、谪居时期，同为贬谪在外遇见善弹琵琶之女而作。不过，元诗目的比之于白诗，则略显平淡，有一种为兑现允诺而作的被迫感；白诗则是诗人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是一种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

二、诗歌主张及其理论实践

元稹、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二人文学观念相近，均擅长新乐府，注重诗歌语言的平易浅显和通俗性；均善于创作叙事诗；诗歌行文自由，音韵错落而又简单流畅；叙事性强，用平易的语言加以铺叙，富有情节性和音乐性。当然，由于元白二人作诗态度有所差异，如元稹辞直示曲、词义重复且主题不大鲜明、造词遣句有些地方词义晦涩，相比于强调诗歌感人的巨大力量、为政教服务、明白晓畅的白诗来讲，元诗的创作成就稍逊于白诗。

琵琶与洞箫《春江花月夜》赵聪、陈莎莎演奏

以《琵琶歌》与《琵琶行》为例，有人认为元稹之《琵琶歌》只是一首纯粹描绘音乐的诗，所抒发的也是对琵琶艺人精湛技艺的叹服，以及对后继者的希冀；另有人认为“元稹作《琵琶歌》的真正目的是以对管儿的赞美、同情书法自己怀才不遇、屡次遭贬的悲愤之情，即抒自己心中的愤懑，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琵琶行》所表达的主旨则是知音间的同是天涯沦落，感慨身世，抒写愤懑，这是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下面，笔者就具体分析一下二者在诗歌内容、表现形式、遣词造句上的异同：

（一）诗歌内容

1、诗歌创作中的主人公形象分析

《琵琶歌》塑造了一位怀才不遇的琵琶演奏家管儿的形象。李管儿是诗人元稹的旧识。管儿能够演奏许多曲子，如《六幺》《凉州大遍》《关山月》等，所弾曲目大多为一般人所不解，“尽日听弹无限曲，曲名无限知者群”，这让作者也不禁为之惊叹，“我闻此曲深赏奇。赏着奇处惊管儿”。但管儿却“著尽功夫人不知”、“不作供奉儿，抛在东都双鬓丝”。《琵琶行》塑造了一个技艺超群但又身世凄苦的风尘女子形象。“今年欢笑复明年”的青春与“暮去朝来颜色故”的晚年，纵她有才华也免不了被摧残、坎坷的命运。她是一个“十三学得琵琶成”“一曲红绡不知数”而又“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流落天涯、独守空船的下层歌女。她对白居易而言是一个有着相似命运的“熟悉的陌生人”。

2、对琵琶演奏过程及音乐的描写

总的来说，二位作者对于琵琶女出色的弹奏技艺和美好的音乐境界都有很精到的描绘。就音乐描写来说，在《琵琶歌》中，诗人用“月寒一声深殿磬，骤弹曲破音繁并”来写快弹和重弹，另用“因兹弹作《雨霖铃》，风雨萧条鬼神泣”来烘托弹奏的气氛，用“低回慢弄关山思，坐对燕然秋月寒”描绘弹奏情态，用“百万金铃旋玉盘，醉客满船皆暂醒”来夸张弹奏效果。与此相比，《琵琶行》中则用了一系列生动贴切的比喻，比如急雨、私语、裂帛、大珠小珠、花间莺语、冰下流泉、银屏乍破、铁骑突出等，将无形的音乐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诗人点石成金，平凡中见神奇，产生的音乐效果既有听觉，亦有视觉和触觉。白诗中将乐曲弹奏过程分为弹奏前、中、后三个部分，并为强化弹奏、烘托渲染气氛，从开头的枫叶荻花、瑟瑟秋江至江口空船、黄芦苦竹，极力构造孤独伤感的氛围。“秋月”在诗中前后出现了三次，以秋月渲染离别时的凄清，并从侧面烘托出听众欣赏乐曲时如痴如醉的情态、琵琶女之孤单和琵琶乐之余音袅袅——以至于听众都没有意识到乐曲的消失。

3、诗歌情感

《琵琶歌》之诗情悲郁，丧妻之心伤与仕途之失意蕴蓄其中。元和四年（809年），与元稹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处英年之时的发妻韦丛驾鹤西去，诗人悲痛无比，并在此后的几年内创作大量悼亡词以兴寄缠绵相思之意。次年春诗人贬江陵府士曹参军，离开洛阳时，“管儿还为弹《六幺》，《六幺》依旧声迢迢。猿鸣雪岫来三峡，鹤唳晴空闻九霄。逡巡弹得《六幺》彻，霜刀破竹无残节。幽关鸦轧胡雁悲，断弦砉剨层冰裂。我为含凄叹奇绝，许作长歌始终说”。《琵琶行》之诗情哀婉、苍凉，充斥其中的是满满的左迁之苦闷。“诚如《唐宋诗醇》所谓：‘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已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 [3]。《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诗人贬至江州之时，叙写了琵琶女“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悲惨命运，结合自己被贬遭际，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虽然两诗之诗情均存悲凉之气，比之于《琵琶歌》，《琵琶行》中的悲凉之气更加深远。

（二）表现手法

1、情与景之关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隔”与“不隔”之说：“语词都在眼前，便是不隔”。照此理论分析，《琵琶行》不隔，《琵琶歌》隔矣。《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漏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琵琶歌》中虽也有写景之句，比如“胭脂耀眼桃正红，雪片满溪梅已落。是夕青春值三五，花枝向月云含吐”等句，与白诗之句相比，看起来仅是意象多重的堆积，而无情感的融入，仅仅是状物摹写，意境较白诗浅淡，让人读来不免有些隔阂。

2、主宾关系

《琵琶歌》以一种单一的叙事视角，“我”为陪衬，管儿为重心，“我”和管儿一宾一主，写管儿两次弹奏，赞叹管儿技艺超绝，最后以劝诲铁山勤学取为结。《琵琶行》中，“我”与琵琶女的宾主关系不断变化最后合二为一。例如从“移船相近邀相见”至“梦啼妆泪红阑干”，我是一个听众，而集中书写琵琶女的技艺及其飘零身世；从“我闻琵琶已叹息”至“为君翻作琵琶行”则诉说“我”的贬谪感伤之意；等到最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处，则二者结合在一起。琵琶女之漂泊流离与诗人政治浮沉融为一体，更深沉表达了感时伤世的深沉哀痛。

（三）遣词造句

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论稿》中对《琵琶歌》两首诗歌进行参照，用以考证白居易《琵琶行》中某些字句的使用。如《琵琶歌》中“百万金铃旋玉盘”与《琵琶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元诗中“醉客满船皆暂醒”与白诗中“如听仙乐耳暂明”、元诗中“泪垂捍拨朱弦湿，冰泉呜咽流莺涩”与白诗中“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都比较接近。

三、元白唱和与诗歌之模仿改进

“元白”二人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元稹25岁（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和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始交往。在相识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后他们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远，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通江唱和”亦在文学史上令人注目。822——824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时，二人“诗筒”来往，唱和亦频繁。“元白”二人在生活上亦相互扶持：如唐宪宗元和六年至八年，白居易因母亲去世，自己离开官场，又兼身体多病，生活困窘，但得到元稹大力救济。

由于二人在思想上交集甚重，在创作上相互组合，结合二人亲密关系，则推断白居易《琵琶行》在某种程度上受了《琵琶歌》的影响，且一定程度上沿袭了《琵琶歌》的写法。但无论诗歌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方面，元稹都比不上白居易，比如在揭露现实黑暗、表现民生疾苦方面，元浅而白深；艺术上元诗略嫌晦涩且有时因过于追求艺术形式，而削弱了思想性的深厚。

陈寅恪先生所言：“元作先而白作后，此乐天所以得见元作，而就同一性质题目，加以改进也。” 不只白居易《琵琶行》受元稹《琵琶歌》影响，白居易的《长恨歌》亦受元稹《莺莺歌》影响，而白居易《长恨歌》又反过来对元稹《连昌宕词》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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