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和他的美国工厂,福耀玻璃全球化给中国企业出海的四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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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和他的美国工厂,福耀玻璃全球化给中国企业出海的四点启示

2024-06-03 15:54:36|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文/周锡冰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企业只有积极地拓展国际化市场,才可能生存和发展下去,一旦局限在本土市场,就可能被跨国公司扼杀在生存和成长的摇篮之中。

  对于福耀玻璃如何拓展国际化市场,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要走出去,首先必须搞清楚:你拿什么走出去,有没有这个实力?你还要搞清楚:你能为投资地带来什么利好?你更要搞清楚:你走出去是不是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

  正是带着国际化三问,福耀玻璃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美国市场拓展之路。2016年10月,福耀玻璃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建造了一个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并且开始投产,投资金额达到6亿美元,有雇员2,500人。让读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福耀玻璃在美国市场已经拓展了22年。

  20世纪90年代,经过几年的积累,一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崭露头角,有的企业已经不满足中国本土市场,开始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全球化市场。

  1994年,曹德旺看到美国汽车大国的市场,移师美国,在位于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创建了福耀玻璃美国GGI公司,销售福耀玻璃生产的汽车玻璃。

  曹德旺之所以拓展美国市场,是因为当时他觉察到美国汽车玻璃销售的高额利润率。当然,发现这个秘密的并非只有曹德旺一个人,加拿大TCG公司先于福耀玻璃,更为重要的是,TCG公司在美国的汽车玻璃业务蒸蒸日上,其汽车玻璃每平方米进货价格为25 ~30美元,销售价格却是50 ~60美元,其利润率高达100%。这让曹德旺勃然心动。既然利润如此之高,为什么不去美国市场拓展呢?

  虽然曹德旺的算盘打得啪啪啪响,但是美国却有自己的市场特色,不仅没盈利,甚至事与愿违,福耀玻璃美国GGI公司自从创建后一直处于亏损之中。不得已,曹德旺在1998年不得不关闭了美国GGI公司。

  面对如此败局,一向信心满满的曹德旺想找出问题的所在,于是亲自到美国调查美国GGI公司亏损的真正原因。经过市场调查和客户走访发现,曹德旺发现,美国GGI公司亏损的原因是缺乏规模效应。

  曹德旺直言,加拿大TCG公司之所以能够赚钱,是因为其自身的规模效应。经过一系列的走访,曹德旺发现了亏损原因的所在,说道:“玻璃从中国运到美国后,从码头到仓库,拆卸、分包、装运、卸载,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的发生。如果体量够大,网点够多,这些费用就会被分解。”

  当然,曹德旺首次国际化尝试失败,并未改变福耀玻璃继续拓展国际化市场的决心。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曹德旺再次吹响国际化号角。2004年,曹德旺再次拓展美国。此次福耀玻璃把战略重点还是放到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以此作为根据地筹建福耀玻璃北美分公司,主要的业务是销售汽车玻璃。有着第一次失败的教训,福耀玻璃调低了其在美国市场的期望,2004~2010依旧亏损,直到2011年,福耀玻璃北美才开始实现盈利。

  福耀玻璃在北美市场的盈利扭转了其国际化的败局,于是再次加码投资美国。2014年3月17日,福耀玻璃独资组建福耀玻璃美国,该公司是2018年纪录片《美国工厂》中的主角。据公开资料显示,福耀玻璃美国注册资本1.6亿美元。同年,福耀玻璃美国再次成立了两家子公司——福耀玻璃伊利诺伊和美国C资产。

  根据福耀玻璃的财报数据显示,福耀玻璃美国成立后至2016年一直处于亏损当中,2017年开始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508.23万元,2018年,实现净利润约为2.46亿元,见图1。

  

  图1 福耀玻璃美国2017-2019年营业数据

  对于福耀玻璃拓展美国市场一事, 2016年12月,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道:“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

  曹德旺补充说道:“其实在外面建厂的还没有销售,占的比例2%、3%不到。我们在中国出口运到其他国家占销售总额的35%,65%的福耀玻璃是卖给本土的汽车厂商。中国汽车商70%是我的玻璃。你说我跑出去,把那些汽车商扔下来,首先告状的就是那些汽车厂,那我跑出去干什么呢?”

  在《曹德旺传:敬天爱人 止于至善》一书中,就披露了曹德旺投资美国的原因:理由如下:第一,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第二,全球最大汽车生产、研发市场。第三,美国的营商环境。第四,就近建厂原则。曹德旺说道:“我在美国建厂是20年前开始。在美国项目开通的时候,我在天津的项目也开通。我在苏州工业园区刚刚拿了一块地。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在曹德旺的精心经营下,尽管困难重重,但是福耀玻璃依旧克服了种种中美之间的跨文化差异,福耀玻璃美国由此成为福耀玻璃全球化市场的一个利润来源。

  随着海外市场的加速拓展,福耀玻璃海外市场的营收占比逐年增加。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称,福耀玻璃从2008年剥离建筑级玻璃业务开始,福耀玻璃越来越重视海外业务,国外收入占比随之开始逐步上升,2018年福耀玻璃的国外收入已占到41.8%,2019年上半年则进一步上升至48.26%,见图2。

  

  图2 福耀玻璃的主营业务收入与海外收入占比

  福耀玻璃海外收入占比的增加,与福耀玻璃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布局分不开。自从2007年以来,福耀玻璃先后设立了福耀玻璃韩国、福耀玻璃日本、福耀玻璃欧洲和北美配套等子公司。其中,福耀玻璃韩国和福耀玻璃日本主要是做销售业务,而福耀玻璃欧洲则是生产型企业。截至2019年10月31日,福耀玻璃的投资已经遍布全球。包括韩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斯洛伐克和墨西哥。据福耀玻璃的历年披露信息显示,福耀玻璃的海外投资版图(北美配套100%控股美国A资产;福耀玻璃美国100%控股美国C资产和美国伊利诺伊。因此,是并表披露数据。),见图3。

  

  图3 福耀玻璃2019年的海外投资版图

  根据福耀玻璃2019年半年财报数据显示,除了福耀玻璃美国及其控制的两家公司明确披露了盈利情况外,剩余的福耀玻璃韩国、福耀玻璃欧洲、FYSAM饰件、SAM国际、SAM饰件、FYSAM斯洛伐克、FYSAM墨西哥和北美配套是亏损的,而福耀玻璃北美、福耀玻璃日本和福耀玻璃俄罗斯并未明确说明是否亏损。

  面对此问题,福耀玻璃官方的回复是:“这些数据不在半年报的披露范围之内。根据(披露)规则,需要到一定的资产比例或营收比例我们才会进行披露。现阶段没有到达披露的标准。半年报的披露规则中确实写明,净利润占比达到10%以上的子公司,才需要强制披露其利润等信息。”

  根据《证券市场周刊》的披露,2020年,福耀玻璃营收199亿元,美国福耀营收32.5亿元,国内累计营收156.5亿元,因为浮法玻璃95%都是自产自销,在合并报表时32,都会成为其他汽车玻璃子公司的采购成本,因此不予考虑。万达、长春、天津等三个基地的营收57.6亿元,其他7个基地累计营收98.9亿元,见图4。

  

  图4 美国福耀2020年营业收入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 100%控股福耀玻璃伊利诺伊有限公司及福耀美国 C 资产公司,上述披露的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财务数据为其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FYSAM 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100%控股 FYSAM 汽车饰件(斯洛伐克)有限公司及 FYSAM 汽车饰件(墨西哥)有限公司,上述披露的 FYSAM 汽车饰件有限公司财务数据为其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

  据《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提到,“本报告期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990,659.35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67%;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 310,959.50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60,077.65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0.27%%;实现每股收益人民币 1.04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34%。”,见图5。

  

  图5 福耀玻璃2018-2020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按照产品划分,福耀玻璃的营业收入,见图6。

  

  图6 福耀玻璃2020年的营业收入构成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还披露,福耀玻璃“本报告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3.76%,若扣除下述不可比因素,本报告期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 6.91%:(1)本报告期公司汇兑损失人民币 42,246.77 万元,上年同期汇兑收益人民币 13,576.40万元,使本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 55,823.17 万元;(2)上年同期福耀伊利诺伊有限公司违反独家经销协议赔偿3,929万美元,折人民币27,187.36万元;(3)本报告期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产生合并利润总额为 892.11 万美元(福耀玻璃美国有限公司 100%控股福耀伊利诺伊有限公司及福耀美国 C 资产公司,该数据为其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上年同期合并利润总额为 1,850.52 万美元(该数据为剔除福耀伊利诺伊有限公司违反独家经销协议支付赔偿 3,929 万美元后的数据),疫情影响使本报告期公司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 6,782.83 万元。”,见图7。

  

  图7 福耀玻璃2020年主营业务分产品 、分地区情况

  上述数据已经表明,曹德旺的全球化战略已经取得成效。而这一切,就得从曹德旺的创业经历开始讲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其头版刊发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的发表被誉为中国理论界炸响的一声“春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此展开。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如此结论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源于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后,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自此拉开序幕。

  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一大批浸润在浓厚商业文化中的闽商感知“春江水暖”,他们已经嗅到改革开放的巨大商业契机,虽然无法彻底突破当时较为沉闷的政策桎梏,但是“敢为天下先”的“重商传统”加速他们打破之前完全计划经济的政策藩篱,开始迎接冰封解冻的商业春天的来临。

  1976年,30岁的曹德旺做出来一个让内地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他居然动员公社领导筹建乡镇企业——“高山异型玻璃厂”,甘愿做一名推销员兼采购员,而且还是一名临时工,但是曹德旺却十分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岗位任务,甚至还肩负企业顾问的角色。

  究其原因,早在改革开放前,福建农村就创办了一些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公社、大队办的企业,为数较少,而且围于旧体制的弊端,一直经营不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改为联户承包、合作经营的形式;二是在大队同意下,由个人出资或群众集资,使用大队的账户和发票,挂队办企业的牌子,每年按营业额提取一定比例(通常为 3%)作为管理费交给大队。工人或者带资金入厂,或者是集资者的家属,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目的是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增加投资者和集体的收入。当时社队办的企业大都采取后一种形式,发展速度也相当快。但由于它处于不合法的地位,运动来时便经常被当作“地下黑工厂”遭到打击。

  据《晋江市志》记载,至1978 年,晋江社队企业已达1,141 家,其中社办企业 143 家,队办企业(含挂靠企业)998 家,就业人数 5 万多人;总产值 4,212 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7.6%,为此后晋江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粉碎“四人帮”之后,十年“文革”的阴霾逐渐散去,中国的社会生活逐渐回归常识,经济也开始慢慢复苏。但此时,许多束缚经济发展的框框依然存在,农民们要想办厂,仍需挂靠公社(乡镇)或大队(村集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如雨后般茁壮成长,无疑冲击那些坚守计划经济时代自身局限的乡镇企业,高山异型玻璃厂就是这样的乡镇企业:第一,国有企业的官僚主义。第二,一切按照计划经济经营。第三,领导者思维的僵化,不善经营导致企业竞争力低下。第四,技术人才匮乏。鉴于上述几点,屡屡亏损的高山异型玻璃厂已经陷入濒临倒闭的境地。

  几经商讨,高山镇领导层决定,由曹德旺牵头,和几个合伙人一起承包高山异型玻璃厂,曹德旺承包当年扭亏为盈,曹德旺正式地登上中国企业经营的舞台。此刻的经商氛围依旧囿于计划经济的束缚,曹德旺只能蛰伏,静待时机。但是曹德旺却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商业大咖、父亲曹河仁的言传身教中,曹德旺深知,只有注重长期战略规划,才能赢得最后的市场胜利。

  曹德旺的战略规划,与合伙人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不曾想这将成为一根引燃合伙人与曹德旺合伙经营分道扬镳的导火索。客观地讲,作为投资者,合伙人的做法并无不当,只是没有想过,或者真正想把“高山异型玻璃厂”做成位居世界前列的隐形冠军,甚至是百年老店。

  在潮起潮落的创业中,创始人虽然担心政策风险对经营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精准判断和敢想敢干成为自己成功的注脚。

  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刻,那些成功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依旧能够洞察到时局的变化和各种风险的边界。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以“您认为创始人和掌舵者的个人魅力在企业发展中有什么作用?”为提纲采访了福耀创始人曹德旺。

  曹德旺直言,创始人起到的是灵魂作用。曹德旺说道:“我是福耀玻璃董事长,我总觉得企业成功必须有自信。第一个是文化自信。要有信仰,要培养悲悯心、同情心、善心,信仰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知识和智慧;要有足够的从业经验;要有渊博的知识,无论是财务会计还是采购销售。第二个是政治自信。所有人做什么都得讲政治,企业家的政治就是敬天爱人。敬天就是遵纪守法,遵章纳税;爱人就是爱员工、爱供应商、爱客户、爱股东,保护他们的利益,你做到了人家会很尊重你。第三个是行为自信。敢作敢当,敢于感恩,敢于挑战。另外就是能力自信。能力要足够支持决策管理,就是老子讲的德要配位。能力还必须大过职务、职位,这样才会成功。我很不客气地讲,当然我具备这些条件。”

  与其他创业者不同的是,虽然当时的环境遭遇诸多不确定性,但是曹德旺却坚信,既然高层制定改革开放政策,大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曹德旺说道:“政策不但要变,而且要经常变。因为政策是一个政党在推动他的执政理念所出台的文件。过去发生的一些问题比较左,这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是官本位的问题。……邓小平说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总得有人先走,我不认为会发生你们所说的问题。”

  曹德旺补充说道:“退一万步说,我们也没有把家里东西搬过来,就是出自己的力气,又没偷又没抢,那么紧张干什么。真到了那一天,是我们的就拿走,不是我们的还给他不就解决了?”

  道不同,自然就不相为谋,相比这几位合伙人,曹德旺更加看得高远:一是不仅仅考虑当下的盈利。二是更愿意接受多方共赢的合作机制。第三,改革开放后,海量市场背景下的竞争格局。

  在重大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立志把企业做强、做大的曹德旺踏着改革开放的春潮,把准时代的脉搏,顺时而动、顺势而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书写了中国汽车玻璃登上世界之巅的神话,同时也为4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即使是一向被中国企业视为禁地的美国市场,福耀玻璃依旧大放异彩,其美国工厂被Netflix拍成纪录片。

  2019年8月21日,纪录片《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在全球正式上映时,竟然获得中美两国观众的一致好评。让中国观众吃惊的是,制片人竟然是由美国第44任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夫妇。

  该纪录片以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在美国创建福耀玻璃工厂,期间遭遇中美文化分歧、美国工会等问题的故事为主轴,福耀集团通过人才本土化、智能化工厂、拿起法律武器等办法,解决了福耀玻璃遭遇的诸多跨文化管理难题。

  曹德旺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融进当地的文化,而国内外最大的文化差异是工会制度。但我不会接受美欧(工会制度)的!要有(工会)的话,我们马上就关掉,不要了!我们一次性损失或者少赚十亿百亿,也没有关系。如果像通用那样被工会折腾到每年亏损,那是很痛苦的事情,精神损失比金钱损失更厉害,我不会接受的。因为一旦工厂有了工会之后,工厂就要用时间成本、法律成本来陪着它,一件事情我们都不能做主,都要通过工会!”

  曹德旺告诫中国企业家称,“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工会,就赶快跑掉,扭头就走,碰都不要碰。欧美工会的作用其实是变相保护了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形成了大锅饭。美国的工会制度已经不适合制造业发展了,可以说,美国制造业的衰败就是这样引起的。”

  正是曹德旺不一样的洞察力,福耀玻璃美国工厂已经开花结果,当疫情蔓延全球时,福耀玻璃的业绩虽然受到影响,但是依旧强劲。2021年3月30日,根据福耀玻璃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福耀玻璃实现营业总收入199.1亿元,同比下降5.7%。根据之前福耀玻璃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自从2011年~2019年的九年间,之前持续正增长,直到蔓延全球的疫情,其增长势头才被打破,见图8。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图8 福耀玻璃2011~2020年营业收入

  随着福耀玻璃营业收入的下降,归母公司净利润也随之下降。根据福耀玻璃的财报数据显示,福耀玻璃实现归母净利润26亿元,同比下降10.3%,降幅较2019年同期收窄。

  纵观2011年~2019年,福耀玻璃归母公司净利润及同比增长率发现,2011年、2019、2020年三年同比增长率出现波动较大,见图9。

  数据来源:东方财富Choice数据

  

图9 福耀玻璃2011-2020年归母公司净利润及同比增长率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曹德旺和他的福耀玻璃仅仅是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福建企业崛起的一个缩影,更为重要的是,曹德旺等一批福清企业家创建了“福清模式”。

  所谓“福清模式”,是指“1987年以降,以林文镜、林绍良为代表的福清籍印尼华侨,在福清相继创办了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元洪投资区以及江阴经济开发区等工业园区;在林文镜的牵头下,以冠捷电子为代表的台商入驻福清。由是,以侨引侨、以侨引台,利用侨资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福清模式’逐渐成形。在侨台港外联合开发的开放格局下,原本工业基础薄弱的福清,在电子信息和汽车配件制造等行业逐渐形成领先优势。在这里,诞生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福耀玻璃,以及全球最大的显示器生产商冠捷电子。”

  “福清模式”的特点更体现在外向经济模式上,福耀玻璃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94 年,福耀玻璃已经开始拉开全球化市场的序幕。与“福清模式”遥相呼应的是“晋江模式”,所谓“晋江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之初,晋江创业者们从“三闲起步”“三来一补”展开的创业模式。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其总结为“晋江模式”。历经40多年的发展,晋江已经拥有近5万家民营企业,46家上市公司,更以福建省1/200的土地创造了全省 1/16的GDP;在这里,闽商坚守实体经济,打造出纺织服装、制鞋2个超千亿,建材陶瓷、食品饮料、纸制品等5个超百亿制造业集群;从代工起步,晋江闽商打造了安踏、特步、361”、贵人鸟、七匹狼、劲霸、柒牌、利郎、盼盼、亲亲、雅克、蜡笔小新、心相印、七度空间、安儿乐等许多具备优秀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民族品牌。

  无论是“福清模式”,还是“晋江模式”,都推动了中国企业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提升了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同时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民营企业正在茁壮地成长,其规模也正在不断地扩大。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数据披露,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相比之下,公有制经济的相对贡献率是“五四三二一”。截至2022年9月底,中国有1.6亿户市场主体,其中个体工商户达1.1亿户。其中各类公司(含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近5,000万家(王雅洁,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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