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永女书

这段文字非常形象地记录了女书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在以前，每年的阴历五月初十后三天，是花山庙的庙会，赶庙会的妇女会在这几天来供奉神明，她们手持撰有女书的扇子、巾帕、绢布等进行膜拜，许愿祈福。

有关于女书的起源问题，因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与实物证明，历来众说纷纭。有学者因其外形类似甲骨文，认为是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古文字；有学者认为，它与出土于仰韶文化时期彩陶上的一些符号很相似，认为是史前刻画符号的演变；还有学者通过各类文献比对，认为时间上限应不早于明代等。

湖南江永女书村妇女书写女书

而关于何人造字的问题，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上江圩乡桐口村的山冲里有一个叫盘巧的姑娘，她心灵手巧，三岁会唱歌，七岁会绣花。相传她唱的歌能让人沉醉其中，绣的花更能以假乱真，十几岁时便已经出落得十分水灵。有一天，盘巧在上山砍柴的时候被当地官府的猎队抓走，并将她关了起来。家人兄弟姐妹完全不知她的去向，无法营救。为了脱困，她苦心经营，与关押她的人虚与委蛇，她根据平日里与姐妹们做女红时用到的花边图案和方言土话来进行造字，每天造一个字，用了三年时间造出了1080个字，她写了一封长信，将信藏在一条狗的身上带了出去。后来这封信被送到了盘巧的家人手中，但父母兄弟都看不懂，只有她的姐妹们用土话和花样纹饰结合才慢慢读懂了信的内容。于是，盘巧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获救了。从此以后，这种图案文字就在当地女性中流传下来，并且代代相传。

女书

传说故事总是美好并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但其中的真假我们却无从考证。目前我们能确定的是，女书的出现绝非偶然，也不是一时兴起。它是时间沉淀的历史产物，是当时当代的妇女们用女红图案、纺织进行造字，并需要用当地的土话方言进行释读的文字。

女书

女书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它贯穿于当地女性的社交、自述、歌堂、婚嫁、女红之中。以坐歌堂为例，这是当地妇女的一个传统习俗，她们常常聚在一起做女红、唱歌、传授女书。唱习女书是一种别具特色的女书文化，一般被称为“读纸”“读扇”“读帕”。女书作品大多数都是歌谣形式的唱本，多书写在精致的布面（婚嫁手写本）、扇面、手帕、纸片上，分别叫做“三朝书”“歌扇”“帕书”和“纸文”。而这些文字的主要内容包括贺三朝书（新婚第三天的馈赠贺诗）、婚嫁歌、自传述苦歌、祭祀祈神诗、翻译改写故事及民谣等。

女书

女书的文字形似汉字但与汉字不同，这种文字外形呈长菱形，线条似柳枝兰叶，基本笔画为点、竖、弧、斜，以弧笔为主、斜笔为辅，或长或短，变化多端。笔画纤细修长，排列工整，轻盈飘逸，具有独特的书法审美价值。线条上，女书早期使用的书写工具大部分是竹篾或木棍，蘸以草木灰制成的墨水书写，是比较原始的硬笔书。这个特征与原始的甲骨文类似，但女书作品大都以弧线造型，线条匀细挺劲且流利飞舞，较之甲骨文线条更丰富而具韵律感；结体上，因女书最初是由女红图案发展而来，造就了它文字结构的特殊性。一般为自上而下、自左到右书写，形状为右上角高、左下角低斜，类似汉字“多”字形，与几何形纹长菱形图案相似，状若鸟儿，体态轻盈，窈窕优美；章法上，女书作品一般工整秀丽，一笔一画，清晰明了。它字字独立，行距一般都大于字距，娟秀温雅，渗透着一股空灵之气。特别是它通常用于手中把玩、吟唱，篇幅不大，内里还常饰以各种纹饰，小巧而精致。女书作为一种古文字的衍生，一种在若干年前仅仅由极少数不识字的农村女性在文化禁锢的时代大背景下，为了向同性好友倾诉交流而创造出来的文字符号，我们从中也似乎能看到一种偏于女性化的“阴柔”的书法风格之美。

江永女书具备独特的、相对完整的字形和字音系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种在女性中传承并使用的异形文字，千百年来，它靠母传女、老传少，一代代传承下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植根度甚古、辐射面颇广、信息量丰富的独特而神秘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聪明才智和独创能力，也反映了她们对封建礼教性别歧视的一种反抗。这是一个鲜活神秘的世界性的古老文种，对它的研究和探索应囊括方方面面，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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