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丕烈（1763-1825），字绍武，又字绍甫，号荛圃，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著名藏书家，共收藏大约二百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明刻本及大量的旧抄本。读书之余，喜作随笔式题跋。“黄跋”，即指有黄氏题跋文字的古书。

    顾千里（1766-1835），名广圻，以字行，号涧薲，别号思适居士，江苏元和人（今江苏苏州）。清代著名校勘家。由其校刊的古书旧籍，流布甚广，被后世学界所珍视。“顾校”，即指顾氏批校过的古书。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祖籍安徽歙县。其知不足斋所藏古书旧籍达十万卷。由其刊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收书208种，流传后世，享誉藏书界。“鲍刻”是指鲍氏当年刊刻的古书。

    由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发起并联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经典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主办的2011华夏阅读论坛之“黄跋、顾校、鲍刻与中国古旧书文化研讨会”于6月12日在杭州举行。来自海内外学界、文博界、藏书界的来新夏、沈津、艾思仁、江澄波、沈燮元、刘尚恒、郑伟章、李庆、姚伯岳等60余位专家学者，就“黄跋、顾校、鲍刻”的成就及其与中国古旧书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各方位的学术探讨。

    在研讨会前夕，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展出了由黄丕烈校并跋、归自海外的《国语》，由黄丕烈批校、吴湖帆夫妇旧藏并校跋的明汲古阁《梦窗词丙丁稿》，由黄丕烈题跋、吴翌凤校跋的清抄本《文房四谱》，黄丕烈题跋的明抄本《画鉴》，顾广圻批校的《战国策》、纪晓岚批校的《唐诗鼓吹十卷》等善本珍籍，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

    通过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黄跋”、“顾校”与“鲍刻”是清代文献史上的三大人文名牌，在中国古旧书文化史的长河里有着人文航标式的作用。会上，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报告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国古旧书文化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郑州大学图书馆赵长海副研究员报告了其《新中国古旧书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的著作框架和研究宗旨，集中阐述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旧书文化的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

    研究黄跋顾校鲍刻还远远不够

    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值得纪念、有意义的会议。黄丕烈、顾千里、鲍廷博是乾嘉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国学术的流变在各个朝代都有其特色，清代乾嘉时期出现的“清学”，根基就是校勘、版本、目录、考证。今天大家讨论这几位先贤的成就和学术历程，实际上也是对“清学”的一次研讨。会议的主题，不仅对后世启示非常大，也对国学根基的夯实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姚伯岳（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经典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黄丕烈评传》作者）：黄丕烈既没有登过什么高官显位，也没有创下轰轰烈烈的伟业，他的一生只是平平静静地藏书、鉴书、校书、刻书、为书编目、为书写题跋。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够名噪一时，甚至在逝世后近二百年的今天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为什么？

    我以为，古今藏书家大能同时做到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者，首推黄丕烈。他的藏书活动囊括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所有元素：藏书，藏书处所，藏书印，校书，抄书，刻书，古书修复。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极强的历史使命感。他收藏古书、校勘古书、刊行古书，都是为了保存古书，使之能以其原来的面貌长久流传。黄氏先后聚集了一大批著名藏书家和学者，形成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派别──版本目录学派。

    黄丕烈的题跋内容丰富，活泼多样，长短随意，收放自如，不拘一格。他的题跋，就是他的学术札记。同时，黄氏题跋在研究版本之外，也特别重视叙往事、述见闻、记交游。现代盛行的书话，无论在写作思想上，还是在文章写法上，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黄跋的影响。

    李庆（日本国立金泽大学教授、《顾千里研究》作者）：为什么顾千里现在受到大家的重视呢？首先，顾千里为保存我国古代典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他一直活在我们古籍文化的世界中，尽管他的不少成果仍然挂着别人的名字在流传。所以，我们不应该让一个学者的成就一直湮没在官僚和显贵的光圈之下。其次，顾千里的校勘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校勘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提出的“不校者，以校治之”的原则，现在被校勘学界公认为应该遵守的原则。再次，顾千里在不少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除了在经、史方面之外，顾千里在词学方面也有很大成就。他的词既有比较委婉的，也有非常哀怨的。最后，顾千里的著作流传不断，为人所重视，好几代人在黄跋顾校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刘尚恒（天津图书馆馆员、天津文史馆馆员、《鲍廷博年谱》作者）：黄丕烈、顾千里、鲍廷博这三个人合在一起，不是人为的，而是历史形成的。他们三人是历史形成的一个时代文化高峰，这三颗明星共同形成了乾嘉时期的藏书高潮。从现在各自的研究情况来看，鲍廷博的研究相对比较落后。鲍廷博之所以在藏书、刻书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我想，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他生活在乾嘉盛世，政治稳定；第二，乾嘉时代，历史传统一直环绕着编书、藏书；第三，鲍廷博在杭州生活了很长时期，他的刻书、藏书大都在杭州。从传统上来看，鲍廷博继承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有关鲍廷博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希望能加以重视。

    屠友祥（山东大学齐鲁学者特聘教授）：黄丕烈题跋如果不按四部排列，而是按照时间来排列，那么，完全就是一部日记。其中不仅仅涉及到搜书、藏书、刻书等，还有日常生活琐事，是一部藏书家围绕藏书的日记。我们对于其中很多思想的挖掘还相当不够，尤其是涉及到经济方面的和黄丕烈与钱大昕等学者之间的交往。黄丕烈等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促进了乾嘉学术的发展，同时乾嘉学术又反过来促进了藏书家的收藏活动。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沈燮元（南京图书馆研究员、“黄跋”研究专家）：我讲讲西泠印社发现的三部黄跋背后的故事。此三部题跋，潘祖荫、缪荃孙、江标等都未发现过。其实，最先藏《文房四谱》、《画鉴》这两部书的是闽西人陈徵芝（生卒年不详，字世善，号兰邻），其书目叫《带经堂书目》。他过世后，其书一部分给了周星诒（1833-1904，字季贶，浙江山阴人），周氏《传忠堂书目》记载过此书。周星诒之后又把此书卖给了蒋凤藻，这在《秦汉十印斋书目》可以查到。因此这两部“黄跋”可谓流传有序，首次出现，对研究非常有价值。

    《文房四谱》是黄丕烈于春天写的题跋，戴光曾（生卒年不详，字松门，号榖原）向黄丕烈借此书，于冬天也写了题跋，并且抄写了一份。所以有两个本子，戴光曾在抄书时也一同抄下了黄丕烈的题跋。缪荃孙当时看到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本，而是戴光曾的传抄本。

    我发现在后人整理的黄丕烈题跋中，很多字和原文相比有出入。虽然缪荃孙、江标、王欣夫等为我们在研究“黄跋”的道路上打下了基础，我们不能忘记前人的功劳，但我还是想说，如果发现“黄跋”与缪本不一样，还是请看原本。

    有一个题目特别好，但做起来比较难，即“黄丕烈交游考略”，希望今后能有人做出来。另外，洪亮吉把藏书家评为五等，其中把黄丕烈定为“鉴赏家”，明显是把黄丕烈看低了。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江澄波（文育山房旧书店店主）：我是从小就是和书打交道，一直到今年，已经86岁了。我17岁到我祖父开的书店，书店到现在110年了。1956年公私合营，我和父亲就到了新华书店工作，我是负责搞收购的，经手的黄丕烈题跋的书，至少在十几种吧。这次我们看到的黄丕烈题跋的书，都是开门见山的；但是有些黄跋的书，既没有图章，也没有署名，有几个别号，那就比较难识别了，需要研究。那时候我们江浙地区，是全国文化最好的地区，到现在都还能看到黄丕烈、顾千里的书，所以我们要注意不断发掘。

    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作者）：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记载了98年前在上海三马路望夫街醉沤酒楼，一批学者为纪念黄丕烈诞辰150周年而举行的一个聚会。缪荃孙召集徐乃昌、张元济、张均衡、刘承幹、叶昌炽等，各携所藏士礼居藏书，陈列几案，不下二三十种。没想到，98年后的今天，西子湖畔也有这样的盛会。

    黄丕烈所著《所见古书录》是目录学上非常重要的著作，若能发现这部著作，将是我国文献学史、目录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所见古书录》分为甲、乙、丙、附四编，正编分为甲、乙、丙，专门写黄丕烈一生所收的书，附编专门记载与他有交往的朋友的藏书，也请各位朋友为各自所藏的书编写提要。该书后归陆心源皕宋楼，而皕宋楼藏书又售给日本岩崎氏静嘉堂，不知该稿今尚存于彼国否？

    加大古旧书文化的理论研究

    徐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大学教授）：古书旧籍是中华民族历劫不废的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载体，是学术上推陈出新的重要工具。藏书和古旧书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因果联系，因为有了藏书活动的产生，古旧书业作为一个市场化的行业，具有很大的运作空间。书籍在民间传抄的目的，在于阅读和收藏。但是遗憾的是，在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上，有多达12次的“书厄”。

    正是古旧书那种史料上的差异性、文献上的多元性、版本上的趣味性，乃至品种上的偶遇性和书价上的不确定性，才使爱书人有了与古书和旧书结交为良友、发展为故人的情感基础，才使得看似艰辛、看似琐碎的淘书访书和读书话书生涯，有了成为人生乐事之一的潜质。

    作为一个依附于知识阶层的行业，它历来是文人学士在知识领域吐故纳新、推陈出新和除旧布新的重要文献渊薮，也是历代爱书人和藏书家藉以生长、成长乃至长成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在20世纪中国公共图书馆尚未形成为“文献信息中心”的权威系统时期，对于文献交流通道不够宽敞、信息传播技术不甚发达的中国人来说，它还担负着人文科学知识、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知识集散枢纽的功能。

    旧书业不同于新书业的经营特点：第一，没有确定的货源和固定的价格；第二，须有专业的文献学问和古旧书的修补技术；第三，须有横通的文化知识和广泛的社交能力。

    我认为，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书业来说，只有新书市场，没有古书市场、旧书市场和古旧书刊拍卖市场的所谓“图书市场”，是不健全的。然而，多少年来读书淘书和藏书，令我深以为憾的，是有关中国旧书业只有若干回忆性的文章发表，却始终缺乏学理性的系统著述。面对层层叠叠的书史，我们该如何客观评价其曾有的贡献？面对林林总总的书人，我们又该如何大力弘扬这种人文精神？仔细梳理中国古旧书业史料，为我国这一古老的行业存史，既为当代学人所呼吁期盼，实亦有其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赵长海（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我讲一下《新中国古旧书业（1949-2009）》的创作缘起。这部书是2003年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在出版界；而徐雁老师的项目在图书情报界。这一年有了两个古旧书业的项目，可以说古旧书业正式提高到了国家的一个高度。

    首先，《新中国古旧书业（1949—2009）》是中国图书文化专业研究的需要。旧书业史是中国灿烂图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不可或缺的中间链条。缺少了这个链条，中国图书文化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也是缺乏活力的。其次，我长期被这个行业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所吸引。细考中国悠久的古旧书业，对中国文化贡献甚巨，且从事这个行业的群体独具风采，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在长期搜淘旧书及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很自然的就被这个行业的人所感动、所吸引。最后，谈谈两点感想。第一，要辩证看待“新”与“旧”，重视民国出版物及当代出版物；第二，集合力量，加大古旧书业史及理论的研究。

    曹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根据目前大学所开的课程，我觉得图书文化史的研究，局限性还很大。图书史的概念，主要包括图书编撰、图书出版、图书传播、图书收藏、图书阅读、图书利用、图书整理、新一轮的图书编撰等这些方面。一部图书史应是流动的、不断循环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我现在正在主持编一套《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目前有16本，包括《中国古代图书史》、《中国图书编撰史》、《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古代官修史》、《中国图书广告史》、《中国古代著作权思想史》、《中国古代图书发行史》等。希望大家将来批评指正！

    荣方超（苏州图书馆）：我谈谈在撰写《从〈静晤室日记〉看北京古旧书业》这篇论文期时，发现的静晤室主人金毓黻先生的三次心理变化。

    第一次是金先生1947年迁居北平时发生的。之前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任监察委员，这年秋至北平任国史馆驻北平办事处主任。他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兴奋之情，即“余本书生，嗜古成癖，不幸而投身政界，而与政治关系甚浅，而外人不之知也”。我特别注意到“不幸”二字。在现在大多数人观念里，担任公务员是大幸，为什么他会说不幸呢？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他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秘书，经常写自己不感兴趣的公文。

    1949年北平解放前后，有人劝金先生去香港。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居旧都年余，喜其文物丰富，时以诵读自遣。不幸战云弥漫，四郊多垒，欲舍而他去，则有鱼处涸泽之感，矧欲去而不得乎！”可见，北京让他深深眷念而不忍离去。这年初，在台湾的儿子劝他离开，他以保护文物为由而拒绝。他说：“个人所研究工具亦悉在平存放，一旦舍而他适，则如鱼之失水，因此决不他往。”他在这里更是将学人与文献的关系比喻成鱼和水的关系，可见他对文献的珍视和重视。

    1955年12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古人喻藏书之乐如坐拥百城，此为封建地主私于一己一家，世世传之子孙之思想，与今日集体所有制之社会不相容。”但是，他又自我开释道，“然吾辈毕生研史，于《二十四史》、《十通》一类基本书籍必须自备一种，乃便于随时翻阅，顺手取携，决非以富于收藏自豪，此所谓古今异宜者也。”

    从金毓黻先生与旧书业三次心理活动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学人访书稽古、读书治史，离不开古旧书，也离不开古旧书业。从这一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学人与古旧书、古旧书业的依存关系，也给图书馆界的人士一些启示。

    郑闯辉（嘉兴图书馆）：我主要介绍1999年以来藏书领域和古旧书业领域的研究专著。据统计，我国正式出版关于中国藏书史研究的著作总计有67种。其中《中国藏书通史》与《中国藏书楼》为集大成之作。另外，藏书史研究开始向深化、细化的方向发展，断代藏书史及区域藏书史越来越多，最多的是关于藏书史的专题研究著作。

    在古旧书业方面，问世的主要有两种。一部是南京大学徐雁教授所著《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叙述和探讨中国古旧书业史的原创型学术著作。另一部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赵长海先生所著《新中国古旧书业》，钩稽出了1949年以来的60年新中国古旧书业的发展史。另外，徐雁教授的《中国古旧书文化史》一书即将在今年8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陆镜清（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总经理，西泠印社社员）：我由衷地希望，以这次研讨会为起点，能通过学界和业界的互动，来推进整个社会对古籍以及艺术藏品认知和鉴赏水平的提升，能为我们的社会营造起更专业的读书、藏书氛围，令国民的文化素养得到进一步提高，令我们的文化传统世代相延。

    田宇原（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浙江自古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崇尚文化的氛围相当浓厚。自近代至清末，浙江私人藏家就有三四百位，藏书楼达一百八十余处，在过去没有公立图书馆的年代，这些藏书家，对我们这个民族和灿烂的文化，悠久的中华文化的贡献，是异常独特的。此次由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中国图书馆学会经典阅读推广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盛会，是一项文化基础工作，功德不仅在当今，而且在久远。（根据部分专家的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