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王府里第一次斗诗，范闲为啥选了《登高》？

他来了，他带着“唐诗三百首”走来了。

最近《庆余年》播放到了高潮阶段，大家无比期待的的名场面——“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大赏”——小范诗仙醉酒背诵唐诗三百篇，成功地让宴席上南来北往的，有文化没文化的，真的假的“读书人”的下巴都惊掉了一地。

这段表演毫无疑问是相当精彩，让人看完忍不住肾上腺素飙升，只想回学校把学过的所有诗再好好背一遍。不过，今天我们把这段按下不表，而是想先来聊聊这件事情的起因，小范大人在第一次靖王府斗诗中，借用的杜甫老爷子的那首《登高》。（唐诗三百首这种名场面，放到下篇专门讲。）

靖王府斗诗，可以说是小范大人来到京都后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一首“万里悲秋”，不仅成功增加了长公主的仇恨值，也把二皇子变成了“迷弟”，还成为了他和婉儿相认的佐证，也让庆国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会写诗的范闲大人。

来到靖王府之前，范闲已然知道是要参加诗会，名篇佳句想必在心里肯定是准备了一些的。但我觉得，最终让范闲准备祭出《登高》这首大杀器的，是郭宝坤他们的挑衅和不自量力。

“随便你们写多少，我只写一首，便足以获胜。”

说出这句话之前，估计《登高》在范闲心里就已经成为了第一选项，不为别的，只因为这首诗有“古今第一七律”的名号。

按照明代著名学者，诗论家胡应麟的说法：“老杜‘风急天高’乃唐七言律诗第一首。通首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然此诗当为古今七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为了表达对这首诗的赞赏，胡应麟还引用了此前元人对这首诗的评价，说它“一篇之内，句句皆奇，一句之内，字字皆奇”。

虽说在郭宝坤他们这种只会堆砌辞藻，阿谀奉承的半吊子文人面前，随便拿出一首老杜的诗，都能把他们秒到体无完肤，但既然是想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让整个庆国人都无话可说，那么范闲拿出这首“古今第一”，自然是最为稳妥，也最容易立名的。

回到诗本身，这首《登高》，到底好在哪，又如何能当得起“古今第一”的名头呢？

按照上学时候老师教的知识，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分辨出来，这首诗是一首“七言律诗”。不过说实话，拿出一首诗，能分辨出它是七言还是五言，是绝句还是律诗，应该已经是大多数人对古诗体裁认知的最高境界了。至于为什么叫律诗，难道不是因为相对于绝句一首诗只有四句话，它是一首诗八句话吗？

还真不是。

如果你是一位有心人，上网搜一下“律诗”，应该能得到很多专业的解释。但让一个完全没有受过传统诗歌训练的人去分辨“平仄”，去研究“格律”，显然有点不够人道。好在我在熊逸老师的“唐诗50讲”中，找到了一些通俗的说法。

按照熊逸老师的解释，“律”的意思是“格律”，也就是格式、法律。而律诗中的“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句诗的结构安排是固定的，二是每个字的声调安排是固定的。倘若其中有任何一个细节违反了这些硬性规定，那就叫“出律”。

更通俗一点说，也可以把它当做诗歌里的“八股文”，你要是不按照标准来写，那就是不合格。

因为律诗是有唐以来的一种新兴的诗体，所以也被叫做“近体诗”，而与之相对的，不那么严格的讲究格律对仗的，就叫做“古体诗”。

其实，对于“第一七律”到底应该花落谁家，古今的文人也不是没有过争议的。南宋诗论家严羽就曾经将崔颢的《黄鹤楼》评为唐人七律第一。但为什么后来被diss了呢？主要还是《黄鹤楼》的前四句，不符合格律规定，只能算是一首“半古半律”的结合体。

相比之下，《登高》对于格律的遵守，就到了有点“变态”的程度了。还是胡应麟，他在给老杜这首诗吹“彩虹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写一首诗工整到这种地步，让人不得不怀疑老杜是不是有些“强迫症”倾向。

不过，就算这首诗把律诗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但想要写一首格律工整的诗，对于受过多年训练的古人来说，应该也不算一件难事，诗海如云，古往今来工整到这么变态的地步的诗应该也不只这一首，那凭什么这首诗就能拿第一呢？难道就因为作者是杜甫？

是，也不是。

说它是，因为这首诗如果不是杜甫写的，没准在浩如烟海的盛唐诗篇中，会不小心被埋没，所以杜甫是给了它“出道”的机会。说它不是，则是因为这首诗不仅仅赢在对仗工整，格律严谨，更重要的，是赢在意境的苍凉、深远，赢在诗句中所透露出的诗人颠沛一生，到老仍然壮志难酬，居无定所的那份漂泊和无奈。

对杜甫来说，他的人生大约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35岁之前，他是出身北方大士族京兆杜氏的翩翩公子，家境优越，从小天资聪颖，七岁便能作诗。二十几岁时，他悠游吴越齐赵之地，广结名仕，过着“裘马颇清狂”的洒脱日子。

人到中年，他客居长安十载，眼看在权相李林甫的把持下科举无望，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不得不开始四处奔走拜谒，但十年间，始终郁郁不得志，仅被授予过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样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的低阶小官，以至于生活十分穷困，小儿子在这期间都被饿死。

安史之乱八年，他的命运更是如过山车一般随时局翻转。先是在投奔肃宗的途中被俘，成为了叛军的阶下囚，哪知官职卑微让他因祸得福，并未遭到囚禁。后来好不容易冒着风险投奔到了肃宗，也终于得偿所愿在肃宗朝做了官，哪知又因为耿直的性格触怒肃宗，屡遭贬谪。他最初不顾一切想要步入仕途，是为了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官场数载，他目睹了时政的污浊混乱，却对国家和百姓遭受的苦难束手无策，终于心灰意冷，辞官去了成都。

在成都，他遇到了一生的挚友严武，也渡过了一生中略显平静的一段时光。虽然他在这里的生活需要仰仗他人，依然寄人篱下囊中羞涩，但好在战乱渐渐平息，他也能苦中作乐，写出过“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的自嘲，也吟出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绝唱。

然而好景不长，杜甫54岁那年，严武暴病去世，他失去了在成都多年的依靠，不得不在老迈之年，开启一段新的漂泊生活。

离开成都后，杜甫辗转来到了夔州，因为受到当地都督的照顾，所以在这里待了3年多的时间。

在夔州期间，有个在州府里当司法参军的晚辈亲戚吴郎，带着家眷过来探望他。重阳节前，两人约好一起登高饮酒。可是到了重阳节当天，这位吴郎却爽约了。杜甫只能一人登台独酌，临高望远，感慨万千，写下了好几首诗，其中就包括这首《登高》。

重阳节在古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凡是佳节，都讲究个阖家团圆，王维就曾经在重阳时，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发出过“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慨。而杜甫当年已经56岁，半生漂泊，身在异乡，人到暮年又贫病交加，好不容易有个亲戚晚辈来探望自己，约好重阳一起饮酒过节，本是满心欢喜地盼着团聚，到头来却还是一场空。只能在重阳佳节，独自一人登上高台，自酌自饮。

诗的前两联，看似写景，但老杜晚年的潦倒孤苦之情，却早已经跃然纸上。高台之上，听到的是回荡的猿猴的哀鸣，看到的是飞鸟的盘桓。无数的落叶在秋风的吹动下飘落四散，但眼前滚滚的长江水，却争先奔涌向前，一刻也不得停歇。

周围的景致越开阔，越宏大，就越发显得拖着病体独自登台的老杜的渺小和孤独。

前四句把氛围烘托到位后，颈联笔锋一转，开始写“情”。宋代评论家罗大经曾经这样评价这两句诗：”万里，地之远也；悲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

这短短的十四个字，可以说是老杜为自己做的一个总结。大半生的时间，他一直是在离家万里的地方漂泊，然而无论在何地，却始终扎不下根来，只能是一个过客，依附于他人勉强过活。如今已经年过半百，不仅多病缠身，重阳佳节身边也是没有亲朋相伴。

而这些种种，全部都是“艰难苦恨”，正是这些世事的磋磨，让他早早的就白了鬓发，也让他不得不因为久病不愈，而被迫要开始戒酒。

写下这首诗时，老杜或许还不知道，再过3年，他就将彻底离开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大唐，也不知道这首诗会在后世受到这么高的赞誉。但是他一定有过疑惑，自己明明是生逢盛世，为什么人到中年，反倒经历了百年未有的战乱，见过了这么多的国难民苦？一定有过不甘，为什么自己少年时一腔报国热忱，遇到的却都是弄权的贵胄，不识人的庸主？也一定有过悔恨，如果生命再重来一次，他还会做一个忧国忧民，但注定漂泊无依的诗人吗？

我没有答案，或许老杜也没有。

说完了老杜和他的《登高》，再回到小范这里。这首诗到底为什么好，好在哪，怎么能担得起“千古第一”的名头，我们已经从里到外地分析了一遍。但大家想必也都看出来了，这剧情里面，有个Bug——以范闲的年龄，阅历，其实根本撑不起“万里悲秋”“百年多病”“艰难苦恨”这些设定。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Bug的存在，才引出了后面“唐诗三百首”的精彩剧情。文坛大家庄墨韩想要污蔑范闲，一看这首诗的后四句，包含了太多的世事沧桑，明显不是范闲这种毛头小子所能经历的，所以才敢说后四句是他老师所写。

关于“唐诗三百首”的名场面，其实也有许多有意思的地方可以剖析一下，就放到下篇详细讲吧。

参考资料：

《杜甫评传》，陈贻焮 著

《诗薮》，[明] 胡应麟

《鹤林玉露》,[宋] 罗大经

《唐诗50讲》，熊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