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他的“老虎尾巴”书房

    鲁迅“老虎尾巴”传播史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迁居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鲁迅日记：“星期。晴。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下午钦文来，赠以《纺轮故事》一本。风。”前一天五月二十四日，鲁迅日记：“晴。晨往女师校讲。上午往图书分馆访子佩不值，下午复访之，还以泉百。付漆工泉廿。夜收拾行李。”从旧京地图上来看，宫门口是到西三条的必经之路，如今直达鲁迅故居的路是很晚以后开辟的。

    鲁迅新屋的第一位访客许钦文（一八九七年—一九八四年）十几年后写有《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刊登在一九四○年十月《宇宙风乙刊》三十一期。许钦文或许是使“老虎尾巴”名播天下的第一人，而鲁迅自己只是私下与许钦文闲聊时说起这间小屋称之为“老虎尾巴”，而公开文章里鲁迅称其为“绿林书屋”（见《华盖集·题记》末署“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

    许钦文写道：“鲁迅先生这才重行露出笑容来解答，‘因为便宜点，这是灰棚，上面是平顶的，比较正式的房屋，钱可以省一半多。这样在屋后面拖一间的灰棚，在北京，叫做老虎尾巴。现在我是住在老虎尾巴里了！’”

    孙伏园也写到过鲁迅的“老虎尾巴”，发表的时间也比许钦文早，只是因为题目不醒目，刊物也不知名（《哭鲁迅先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潇湘涟漪》，第二卷，第八期），因此反而落后于许钦文。孙伏园写道：“李先生替鲁迅先生的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来，颇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

    西三条二十一号房院，鲁迅买来后大拆大改，加盖“老虎尾巴”是鲁迅的主意。原房院图和鲁迅绘制的改建图纸保存至今，纸上“老虎尾巴”早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鲁迅日记中就出现了：“夜绘屋图三枚。”鲁迅与瓦匠李海德签订改建房院合同的《作法清单》也保存至今，其中涉及“老虎尾巴”（虎尾）的几段：“明间新添平台后虎尾一间进深一丈面宽柱高遂大房成做……后虎尾装修六扇格格扇卡子花内里原旧连簷瓦口前簷一檩三件刮抱簷头见新成做后虎尾榻板旧的刮抱见新”。

    鲁迅对许钦文发牢骚：“改革实在是难，无论泥瓦匠和木匠，都总是要依他们的老法子做，我是大半托人代办的，不好意思多说，自然只好将就点！”

    费劲八拉儿建成的西三条二十一号房院，鲁迅只住了两年零几个月。鲁迅走后，鲁迅的母亲鲁瑞将自己住的东间也往北扩出一间“灰棚”，与虎尾相连。稍有不同的是，鲁瑞的虎尾开了个后门，可以直接进到后院。由此我想到八道湾十一号中院的北房也曾增建过一间虎尾，甚至在坚固的西墙开凿出一个小门方便进出（我疑惑这个小门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上海《万象》杂志刊出“晦庵”（唐弢）文章《帝城十日》，文章为日记体，自十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一日。唐弢此行目的是“劝阻在平鲁迅家属出卖鲁迅藏书”。十月十四日黄昏，唐弢一行来到西三条二十一号：“经X先生介绍后，我就把在沪家属和友好的意见，代为传达，朱女士当即同意。卖书之议，已完全打销。一代文豪遗物，仍由其家属共同保管，必可避免散佚。至此，X先生乃开始领观屋内陈设，书籍堆置西厢，东厢为朱女士卧房，中厅后间小室，即鲁迅先生生前工作的地方。室内置半床一，写字台一，壁间悬陶元庆所作木炭半身大像，另有照相数幅，乃太夫人半身像一，所有布置，一如旧时。……八时辞出，在西大街晚餐。”一九八○年唐弢于《〈帝城十日〉解》中透露，十月十四日晚所谓“朱女士当即同意”并非确情，——“听说我们来自上海，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那句直击人心的呐喊：“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一九四六年，许广平北来：“我曾来京一月，日日在西三条整理鲁迅藏书，一一重新包装好才去。这其间，据看守的人说，因屋漏雨湿了书，曾经把漏湿的线装书拿到西四地摊上卖出。问是什么书，书有若干，也说不出。另外，在鲁迅住的老虎尾巴寝室，鲁迅不在京时，也被人借住过，他们随便拿鲁迅包藏好的《小说月报》等书观看。我整理书时，就看见原包已拆开，短了几册，不是鲁迅生前完整无缺的了。”（《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经过》，刊一九六一年第四期《图书馆》杂志）

    我的朋友柯君昔年买到的鲁迅旧藏《淮南旧注校理》，即属于“曾经把漏湿的线装书拿到西四地摊上卖出”之一部，首页钤“鲁迅”朱文印，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鲁迅日记记有此书：“上午往中大讲并收九月分薪水泉五。买《淮南旧著校理》一本，《经籍旧音辩证》一部二本，各八角四分。”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去世十三年的日子，《人民日报》刊登“柏生”文章《访鲁迅故居》，内云：“记者被人民政府派来看管房子的老者引进北屋。小小的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充满着愉快的谈话声和笑声。在鲁迅生前写作的那间著名的叫作‘老虎尾巴’的小房里，许广平先生正和文物处的几个同志忙碌地整理、布置着。房子正在布置，墙壁已经刷白，门窗用墨色的、朱红色的油漆油饰一新。”文内所说“看管房子的老者”是矫庸和李育华两位。在一九五六年十月鲁迅博物馆建成之前，鲁迅故居每年对外只开放几天。

    一九五○年的一月，黄裳来北京，写了篇《老虎尾巴》，内云：“在报上，杂志上看过了不少次访问‘鲁迅故居’的文章，虽然不曾去，却好像已经对这个地方觉得十分稔熟了。然而始终觉得非亲自去瞻礼一下不可，从报上读访问记，始终总有些‘雾里看花’之感。可惜那地方很远，在宫门口西三条，是西城的一个角落里，而我是住在东城的，总抽不出那点时间。有一天下午，已经三点钟了，正好闲下来，就从西交民巷跳上三轮车，冒着晕黄的日光下的扑面的风沙，上宫门口去。……敲门而入，有一位穿制服的老人招待。签了名。他是市府派了来看管这所房子的，他对这房子很熟习，给瞻礼的人讲解着这个那个。我觉得他还应该多向鲁迅先生的朋友请教请教，应该多知道一些鲁迅在这里生活的故事，这样会给参观者更生动的印象。这是一所小小的四合院，建筑是很单薄的。那间‘老虎尾巴’的书房的木窗格，虽然加上了新的红油漆，也依然显得单薄，好像风一吹就会给吹断了似的，窗外的小院子里，有几只小鸡在啄米吃。”

    黄裳这篇《老虎尾巴》一年后收入他的新书《新北京》里，书里附了一张“老虎尾巴”的照片，是在后面的园子里拍的。由于“老虎尾巴”形制特殊，所以它的正面照实际上是它的背面。另据《北京博物馆工作纪事（1949年1月—1966年5月）》载：“1949年9月26日矫庸、李育华被派往鲁迅故居，负责保护管理工作。本月间，邀请许广平亲临鲁迅故居验查，指导故居的复原工作。”此时百废待兴，匆匆赴任的矫、李两位对于鲁迅故居的讲解只限于“临时抱佛脚”的水平吧。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海《亦报》刊出“孟迪”（周丰一）文章《整理鲁迅故居藏书》，内云：“我与九个图书馆同志参加鲁迅故居的图书整理编目的工作以来，已经快三个月了，大家都非常光荣，同时也感到惶恐。……需要注意每册书内的一纸一字，就是除了书内印就的字外，有任何字都要摘录出来，夹着任何纸条也要摘录，以备研究鲁迅的专家们去研究。……鲁迅先生故居是在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路北的一座小黑门内，经过修理后，已是非常整齐的小四合了。出名的‘老虎尾巴’照原样布置着。”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鲁迅故居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一九七七年二月，七十五岁的李育华回忆说：“1955年5月22日，阳光明媚，风和日暖，那是一个使我永生难忘的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和老伴老矫正待在院子里。一个干部模样的同志敲门进了故居，他告诉我们，他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并通知说，过一会儿，有首长要来这看一看。说完就和我们老俩口一起到故居的各屋转了一遍，又检查了一下前后院及四周的环境。这时，我抬头又看见了两位面孔熟识的公安部门的保卫人员进了故居院内。我立即断定，一定是有重要首长就要来了。……从小胡同的土路上迎面驶来两辆黑色小轿车，刚一停稳，从后边车里马上走出一位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人来，……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哦！这不正是我们日思夜想的敬爱的周总理吗？！……周总理同老矫握手说：你们好！接着又和我握手。……总理走进故居院内，先进了北房东屋，一边仔细地听老矫介绍情况，一边不断地向老矫询问一些问题。当老矫从玻璃书橱里取出几本书来让总理看时，只听轻微的咔搭一声，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已将总理和老矫一起翻阅书籍的情景，拍摄了照片。从东屋出来，进入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老虎尾巴’。总理很感兴趣的看着挂在东墙壁上的藤野先生照片，司徒乔的炭画素描《五个警察和一个0》，……总理看着这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和小小‘老虎尾巴’里十分简单的陈设，深有感触地赞叹道：‘鲁迅的生活真是俭朴呵！’”

    今天，鲁迅的“老虎尾巴”尽人皆知，许钦文和孙伏园功不可没，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西三条二十一号鲁迅故居升格为鲁迅博物馆，千秋万代有了保障，博物馆说明书里少不得“老虎尾巴”的介绍。可是一九四九年之前，连许广平都没说起过“老虎尾巴”，而是这么说：“在北京，他（鲁迅）房子的北面像倒放的品字，他就在倒下的口字中作为卧室兼书室。”

    鲁迅母亲和夫人朱安照片的首次面世

    二○一一年是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逝世七十五周年。重温当年鲁迅逝世之后出版的纪念特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史家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以后的纪念文献浩如烟海，不胜搜寻”。鲁迅病逝于上海，当然上海当地出版的纪念刊物就多一些，分量也大一些，如《作家》《文学》《中流》等杂志，即“篇幅多，照片多，名家悼文多”。北京的悼念刊物相对于上海就逊色不少，唯《实报半月刊》的悼念特辑尚有些分量，而且第一回透露了当时外界不知道的鲁家内情，第一次向社会公开了鲁迅母亲和夫人朱安的照片，很有介绍的必要。当年有记者写道：“当笔者走到宫门口三条二十一号时，门前有许多的人在谈论着这不幸消息，因为过去他们不知道这伟大作家的家就是住在这里的啊。”

    《实报半月刊》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因卢沟桥事变而停办。三十二开本，每期百余页，前面有几页专登照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很具珍稀性。今天介绍的这期鲁迅悼念特辑刊名是集的鲁迅的字。编者说：“本期封面浅地系鲁迅二十岁时手抄之《穆天子传》。本期《实报半月刊》题签，即系由该文中摘出放大者。”右下角乃陶元庆所绘鲁迅像。

    纪念特辑的通栏照片页四周围以黑框，标题为“悼伟大文人鲁迅特辑之页”，有照片十二幅，其中左半部有两张照片值得重点说一下，其余的多似转载上海方面的。这两张照片都是鲁迅逝世后北平的记者拍摄的，说明文字分别是“上为鲁迅北平故居之书室现已改为灵堂矣”“左为在平故居之鲁迅老母鲁氏右为鲁迅元配妻朱氏”。鲁迅在西三条居住时没有留下过一张相片，现在他去世了，他的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却因为他的去世被摄入了历史。

    鲁迅十九日病逝，二十日北平《世界日报》旋即刊出记者的采访《周夫人述悲怀》，内云“鲁迅除有爱人许景宋女士及一子随同在沪外，北平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尚有其八十余岁老母，及妻朱安女士。此处周家已寄寓十余年，鲁迅生前在平时，即寓于斯。记者于辞别周作人后（按，此记者先于苦雨斋采访了周作人），即往访其夫人，其寓所为一小四合房，记者投刺后，即承朱女士延入当年鲁迅之书斋接见，室中环列书籍书柜甚多，东壁悬鲁迅速写像一帧，陈设朴素。朱女士年已届五十八岁，老态龙钟，发髻已结白绳，眼泪盈眶，哀痛之情流露无遗。记者略事寒暄后，朱女士即操绍兴语谈前两周尚接其（即指鲁迅）由沪来信，索取书籍，并谓近来身体渐趋痊复，热度亦退，已停止注射，前四日又来信谓体气益好，不料吾人正欣慰间，今晨突接噩耗（按，周作人十九日晨接周建人电报告知鲁迅逝世，马上托付同乡宋琳拿着电报往西三条报告凶信），万分怨痛，本人本拟即日南下奔丧，但因阿姑年逾八旬，残年风烛，聆此消息，当更伤心，扶持之役，责无旁贷，事实上又难成行，真使人莫知所措也。记者以朱女士伤感过度，精神不佳，不敢过事长谈，遂即兴辞”。是不是这位《世界日报》记者拍摄的照片，不能确定。

    二十一日的《北平晨报》有一篇署名“介夫”的文章《中国名作家鲁迅夫人访问记》，其中的描述更多与照片相符：“三间北房坐着鲁迅母亲和他的原配夫人，三间南屋那就是鲁迅昔日在平居住写作的屋子，四周的书柜里，装满了线装的书籍和些中日文的书。昨天这里便自权作成了致祭的地方。在东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张长约二尺，宽有一尺的画像，据说这是陶元庆于一九二六年鲁迅在平时给画的，面貌仍是那么清瘦的。前面一个长桌上摆着祭品，屋里充满了肃穆的气氛，使我沉默了有好久。鲁迅的夫人面貌也是清癯的很，看年纪已有半百开外了，穿着白鞋白袜，并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是不是这位“介夫”拍摄的，也不好确定。“介夫”在这里还碰到了周作人。鲁迅母亲与朱安的这张合照据称也是同一天拍摄的。现在我们仍然找不到首次向社会大众曝光鲁迅母亲和夫人朱安照片的拍摄者，这位无名摄影者按下的快门，留下的是何其宝贵的世纪珍影。

    我与《鲁迅全集》的小故事

    鲁迅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哪怕一天，就算是在那最荒诞的年代，也还是有鲁迅的书陪伴左右。我在插队的岁月里，仍写日记不辍，其中抄引两个人的语录最多，鲁迅是其一。鲁迅的《别诸弟三首》：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就是那时背下来的。前两首尤其背得熟，盖与当时的心情太合拍了。“檠”字不认得，但意思是明白的。

    回城之后，混混沌沌，似乎很快就忘记了农村之苦，对于平淡无奇的城市生活渐生厌烦。张贤亮说什么“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可见我经历的苦难还不够。一九八一年，鲁迅诞辰一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我称之为“百年版”。也就是从这年开始，我从一个阅读者慢慢蜕变为一个患得患失的集书者，虽然我的“鲁迅专题”也是大多数人的追求。

    《鲁迅全集》是我集书的第一步，现在我已收集有七套《鲁迅全集》，但是最名贵的一九三八年复社版，我只有纪念版里乙种本的一个零本。我私底下是采用集邮者对中国邮票的划分方法来划分《鲁迅全集》的四个出版时期。“民国邮票”对应民国时期出版的《鲁迅全集》；“老纪特”对应五六十年代的《鲁迅全集》；“文革票”对应一九七三年版《鲁迅全集》；“新JT”对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所出《鲁迅全集》。玩过邮票的人能懂我的意思。

    民国时期比较常见的《鲁迅全集》是一九四六年的“鲁迅全集出版社”版，我管它叫“十年版”，盖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也。可是凑齐二十卷也不大容易，书的保存状态有好有坏，整套书最忌讳的就是书品不一。一九四八年东北光华书店也再版了“三八版”《鲁迅全集》，光华版的可爱之处是“牛皮纸护封”，前两种全集都没有护封。可爱的后果是“可惜”，读书人从来就不知道善待护封，我们现在看到的“光华版”百分之九十九都丢弃了护封，仅存的也像一件破布衫了，所以光华版虽常见，但从未见到过完美无缺的一整套，图书馆可能有存，你却无法据为己有。

    早就被人遗忘的张光宇先生一九五九年在《谈谈书籍装帧》里说过，“以上这些精装书，大多数是犯了‘三烫’或‘两烫’的毛病，三烫就是烫两种颜色之外还要烫一套暗花。二烫就是烫两色或烫一明一暗的花。这些方法，并不是绝对不可以用，只是有时候这样做给人一种浮夸之感。《鲁迅全集》也是如此。鲁迅先生的书，越装越精致，也是不宜的，越是穿上绸缎绫罗，越是弄得金碧辉煌，就离开鲁迅先生的精神越远。”

    张光宇先生批评的是装帧手段的“过犹不及”和“一窝蜂”，批评归批评，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尤其是对全集而言。倒是鲁迅的单行本，很少犯装饰过度的毛病，本本都是朴茂可喜，我指的可是四五六十年代的本子，越早期的越好。这些单行本属于“鲁迅专题”的一个分支，亦版本繁杂，姹紫嫣红，且按下不表，留着以后细说。

    一九五六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四九”之后的第一回《鲁迅全集》，我称之为“廿年版”，这回是“十卷本”，它的特征是“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及部分书信。翻译及编校作品另行出版”。“廿年版”的版次很多，最后一个版次是一九六三年的，除了一九六○年、一九六二年两年，印刷机一直没闲着，至少从版权页来看是这样的。我的七套《鲁迅全集》，“廿年版”占了三套，零本无算，书友们说我收得太过分了，可我就是欲罢不能，尤其是碰到“新若未触”的全集零本，必购之而后快。全集之旅，得意之作还要算“重磅道林纸精印”“蓝色涂顶”的那套“大开本”全集。买书的过程仍历历在目，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巡阅书肆的情景已成为惆怅的往日。

    一九七三年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三八版”重排出版《鲁迅全集》，我称之为“七三版”。出版的原因据说是这样的：周总理接待外国首脑，想着送人家一套“三八版”《鲁迅全集》，找来找去，居然成了难事，后来还是从鲁迅博物馆的库存纪念本中选出一套赠送。事后，周总理指示出版《鲁迅全集》。

    “七三版”分甲乙两种，甲种也叫“出口本”，道林纸印，蓝布面精装，书脊文字烫金，月白淡灰色护封。这些装帧不稀奇，过去都用过，奇就奇在护封之外还有一层“塑料薄膜透明护封”，双护封，这做法也许是空前绝后了。我购得的这套“七三版”正是“出口本”，还是鲁迅研究学者王观泉的旧藏。书的定价是八十元，我买价为定价的十二倍。回想起一九七三年，我人在青海，最后一天的日记记着：“异常暗淡的一年即将过去，年初的几个愿望一个也没成功。比较值得高兴的是，牦牛山那十多天的工钱又补了三十块，可以看作飞来之财吧。晚上和胡蘅对家打桥牌连输三局，是不是预示新的一年也和今年一样，输得精光。”

    （本文摘自《我的老虎尾巴书房》，谢其章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