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为何被错杀？“四大罪状”第一条：不服从军部领导

作者：相忘于江湖

1939年6月24日，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褚老圩。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一个身材高大但是略显清瘦的身影猝然倒地。几个身穿新四军服装的行刑人员，面无表情走近查看了片刻，又面无表情地收起短枪转身离去。

滴水的荒草和霏霏的细雨，掩盖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初夏的野外显得那么沉闷又那么躁动。

这位被枪决的将领，是新四军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执行枪决的几个战士，来自新四军军长叶挺的警卫班。

此时距离大别山“游击专家”高敬亭和“北伐名将”叶挺第一次谋面，仅仅过去了4天。就在这短短4天时间里，却发生了让高敬亭做梦都想不到的巨大反转。

高敬亭

如果能让时光倒流，我们回到1939年6月20日。

这一天，新四军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带着几位警卫员，兴冲冲赶到青龙场褚老圩开会。一路上，高敬亭心里还有一丝好奇，因为他一直没见过天下闻名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

然而，让这位身经百战的猛将错愕的是，迎接他的并不是军长叶挺，也不是军部其他干部，而是一群荷枪实弹的新四军战士，高敬亭和他的几名警卫员立即被制服。

随后，高敬亭被关了起来。第二天，军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

会场设在茂密的树林中间的一片空地上，主持人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参会的还有参谋长张云逸，而在近千名指战员面前宣布高敬亭“四大罪状”的，是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罪状之一，不服从军部领导；罪状之二，排挤延安干部；罪状之三，山头主义；罪状之四，宗派主义。高敬亭没想到，接连3天的批判大会完全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

大会的最后一天，邓子恢代表新四军军部宣布：经过重庆和延安的批准，第二天就要对拥兵自重、目中无人、擅自招兵买马、破坏抗一战线的高敬亭执行死刑。

于是，第二天，在褚老圩的野地里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1937年12月，周子昆、张云逸、叶挺、项英、曾山在武汉

新四军军长的警卫班，为什么要枪决“最强支队”的司令员？

高敬亭是河南光山人，和开国上将许世友、开国少将尤太忠是同乡；如果从年龄上说，高敬亭和“战神”林总、开国第一大将粟裕、开国上将萧克同庚。

由于家境贫寒、食不果腹，高敬亭从小最痛恨的就是地主老财。

1927年11月，鄂豫皖地区爆发了黄麻起义，点燃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20岁的高敬亭参加了红军。由于出身贫苦、作战勇猛，高敬亭很快凭借战功，一级一级提拔了上来。

红四主力离开鄂豫皖西进川陕地区以后，高敬亭担任了重建的红25军政治部主任。当许海东和红25军长征以后，28岁的高敬亭临危受命，重建红28军，并担任政委。

由于没有军长，高敬亭实际上是这1400余人的主心骨。

红28军在大别山风生水起，蒋氏先后调来25路军司令梁冠英和后来的抗日名将卫立煌，以10万大军“围剿”。但是“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河梯”，高敬亭岿然不动。

能够在敌军重重围困下“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高敬亭凭什么？

红28军旧址

艰苦的3年游击战，南方八省的红军基本都被打散了。

强大如项英、陈毅所部，刘英、粟裕所部，都从上千余人的正规师，打到只剩三四百人的游击队，叶飞所部、傅秋涛所部虽然也保存了近千人，但都是几经重建的游击队。

1937年底组成新四军15支队伍，只有红28军是正规部队。

高敬亭和红28军像打不死的小强，勇敢坚持并顽强地生存下来，靠的不仅是高敬亭出色的“游击战”，也不仅是指战员不屈的斗志，最重要的还是鄂豫皖群众的支持。

所以，当高敬亭被杀以后，红军三进三出的大别山彻底变了色，成为桂系白崇禧和廖磊的天下，8年以后，刘邓大军第4次挺进大别山，由于缺少群众基础，一度站不住脚。

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轻易枪决新四军一员战将，让亲者痛仇者快，可想而知远在延安的主席是一种什么心情。听说高敬亭被杀，主席一连几封电报斥责叶挺、项英等人。

最后，新四军几个主要负责人叶挺、项英、张云逸、邓子恢多次做了深刻检讨，主席仍然余怒未息。毕竟野草烧了可以再长，可是人死不能复生，高敬亭，太可惜了！

项英、周副主席和叶挺

说高敬亭的4支队是新四军“最强支队”，一点也不夸张。

新四军成立初期，一共10329人，其中陈毅、傅秋涛的1支队2300多人，张鼎丞、粟裕的2支队1800多人，张云逸、谭震林的3支队2100多人，高敬亭的4支队3100多人。

1938年底，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高敬亭的4支队就有近万人。

那么，邓子恢宣布的高敬亭“四大罪状”确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在高敬亭被错杀的过程中，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谁的责任更大？

先看一下高敬亭的“四大罪状”，第一条是“不服从军部领导”。

高敬亭很能打，在大别山也深孚众望，这一点主席、周副主席看在眼里。重庆的蒋氏也心知肚明。土生土长的高敬亭二次创业重建红28军，资历很老还有点绿林风范。

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4支队编制2个团，即杨克志7团、周骏明8团。但高敬亭又私下扩编了600多人的9团（团长顾士多）、100多人的手枪团（团长詹化雨）。

延安决策新四军东进，叶挺几次电令4支队执行，高敬亭不为所动。

高敬亭对叶挺非常敬佩，但是两个人风格截然不同。

作为草莽英雄的高敬亭最佩服的还是徐海东那样的猛将，以及主席那样接地气的知识分子。而对于科班出身的军长叶挺、“二十八个半”的王明和项英，却不怎么感冒。

实事求是地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的高敬亭，的确有些个人主张。

戴季英

新四军军部给高敬亭定的“第二大罪状”，是排挤延安派来的干部。主要指的是排挤前来帮他整编红28军的鄂豫皖老同事郑位三、戴季英，还有萧望东、张体学等人。

对于抓政工为主的郑位三，高敬亭没有多少共同话题；而对整肃起家的老朋友戴季英，高敬亭则又亲又怕，红25军一到陕北，戴季英就搞了关押刘志丹、高岗等人这么一出。

到了红28军，戴季英大力推动政委制度落实，让习惯了“单主官”的高敬亭颇为不适。所以，久而久之就对几位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空降”来的干部有所疏远。

最后几位“外来户”，一个接一个另投别处，这一条“罪状”也靠得上。

至于“四大罪状”其余两条，则可有可无。因为不管“山头主义”还是“宗派主义”，当时可以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否则主席就不会在延安整风中三令五申和两种狭隘的作风斗争。

即便“四大罪状”都沾边，但“一杀了之”还是太草率了。

1938年3月，4支队一部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敌后抗日第一枪，一年以后新四军的发展只到3万余人，高敬亭的4支队发展壮大的最快则达到1万余人。

南方新四军的燎原之势，很快引起了重庆方面的注意。江北的4支队远离军部，高敬亭人数多、武器好，军统和中统都挤破脑袋去打探消息，想“鸡蛋里挑骨头”找寻把柄。

邓子恢

还别说，他们很快就搜集到了4支队的“七大罪状”。

这让一心想在蒋氏面前“露一手”的廖磊大喜过望。恰在此时，高敬亭的嫡系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叛逃，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叶挺来访时，廖磊给高敬亭上了“眼药”。

这让一直和高敬亭互有猜忌的叶挺大为不快，廖磊等人随即电请重庆，要求对4支队高敬亭予以枪决。理由就是此人不服从命令，在皖省横行骚扰，肆意招兵买马！

很快，一向主张“安内”的蒋氏批准了这一请示。

在邓子恢的回忆中，对高敬亭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1939年4月底，我和叶挺军长到江北解决高敬亭问题。

高系4支队司令，是红25军北上以后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领导人。但在和平合作以后，一贯不执行上级路线，组织派去大员也遭拒绝，把部队视为己有，拥兵自卫。上级要4支队开往淮南路东敌后抗战，高不执行。

邓子恢还提到：军部张云逸过江说服高敬亭未果，郑位三、张云逸说服了8团周骏明和其他干部开往敌后抗战，高敬亭个人不肯。高“贪污腐化、用人唯亲，在干部中信仰不高”。

1938年武汉，中：项英，右：高敬亭

很显然，对于高敬亭之死，军长叶挺疏于分辨敌人的离间计，负有责任。

参谋长张云逸和上下级的关系一直良好，高敬亭被错杀和他关系不大。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罗列了高敬亭几宗蒋氏梦寐以求的“罪状”，也有很大责任。

但是，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才是实际掌门人，他和长江局书记王明主张“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才让重庆蒋氏和安徽桂系的阴谋得逞。

高敬亭将军塑像

1975年，主席亲自为高敬亭翻案。2年后，邓公又为高敬亭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