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五百罗汉”的故事 李维民：孤胆英雄王一民 出生入死

1960年，李维民（右一）与曾在鞍山和鞍钢工作过的领导干部杨春茂、刘雁林、杨克冰、马成德在千山留影。

1962年5月，满脑子装着东北抗联英勇斗争故事的著名电影剧作家沈默君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不久，导演苏里就催促他写一个人物突出、故事性强的电影脚本，另一位导演在漫谈时点拨了一句话：“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本子，那就有戏了。”沈默君担任编剧的电影《自有后来人》由此应运而生，在全国公映后轰动一时。1966年，江青亲自上阵，将由电影改编的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改名为《红灯记》，又列为“八个样板戏”之一，在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文革中更是红极一时。而剧中形象高大的主角“李玉和”，尽管始终未曾从李维民的口中得到承认，但毫无疑义，原型就是他。

1963年，著名作家陈屿历时3年，帮助李维民整理出长篇口述革命回忆录《地下烽火》。1980年，这部压入箱底多年的书稿终于印刷出版，可李维民已于1976年去世。两年后，陈屿又以这部回忆录为基本素材，创作出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小说一经问世，一时洛阳纸贵，风靡全国。之后，评书版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经王刚播讲，更达到了万人空巷、家喻户晓的程度。全国有3亿人同时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王一民，而这个名字就是李维民用过时间最长的一个化名。

李维民原名李馥惠，1908年出生在“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吉林城，幼年丧父，刚强的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儿子的身上，辛勤劳作，供子读书。1926年，他考入吉林的一所英国教会学校文光中学，毕业后在桦皮厂小学任教；193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吉敦铁路以做站务夫为掩护，负责吉海、吉敦、吉长铁路线上的工人运动。从此，他们的家就成为了吉林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母亲默默地支持儿子所做的一切，视每一个来过家里的地下党员如亲人，也就成为了《红灯记》中“李奶奶”的缩影。

1952年10月，朱德委员长视察鞍钢，在汤岗子疗养院接见孟泰等劳模，李维民（前排右一）鞍山、鞍钢领导留影。

在这个秘密联络站，他接待的第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他的家里，刘少奇住了10天，用过仲篪和王益两个化名。1932年，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来吉林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当晚住在他的家里。杨靖宇听取了他的汇报后，当夜给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吉林党支部改组为特别支部，由他任书记，归省委直接领导。十多天后，杨靖宇去了盘石并留在了那里；一周后，李维民亲自将一批游击队急需的物资送往盘石。中午，杨靖宇请他吃了一顿高粱米饭和大葱蘸大酱。与东北抗联之间的秘密联络，李维民是主要联系人，向东北抗联总司令杨靖宇及抗联第6军军长夏云杰、第4军军长李延禄、第5军军长周保中和李兆麟等，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和供给。

1933年4月，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来到他的家里，因叛徒告密，突然遭遇日本宪兵大规模搜捕。他侦知消息，迅速安排人员将冯仲云送走，又立即去通知特别支部成员组织相关人员撤离，并叮嘱母亲如果有人来找他，让他们马上离开。他前脚离开，日本宪兵随后赶到，闯入屋子里搜查。母亲沉着、机智，盯在大门口，恰遇一名地下党员前来接头，急忙告诉他出事了，快跑。屋子里的日本宪兵发觉，追了出来，没有追到。恼羞成怒的鬼子，拉住母亲就打。见奶奶被打，7岁的小孙子像疯了一样扑上去，一口咬住鬼子的手。疼得大叫的鬼子，抬腿一脚狠狠地踢在孩子胸口，顿时大口的鲜血从嘴里喷出来，当晚身亡。

1959年，李维民、侯乃英（右）夫妇在家中与子女合影。

那个晚上，火车站的站台上，日伪军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进出站的所有列车，从车头到车尾逐节搜查。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李维民装扮成司炉，由当火车司机的表弟掩护，进入到火车头，潜往哈尔滨。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李维民留在了满洲省委负责交通和情报工作。其间发生的一段故事，后来给著名电影剧作家沈默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了创作电影脚本《自有后来人》的源头。地下交通员“老万”从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抗联的情报，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住下，等待接头。到了规定的时间，接头人却没来，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不能擅自离开，“老万”只好装病卧床，粒米未进，硬饿了4天肚子。到了第5天，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万”，终于等来了接头人。原来，满洲省委里出了叛徒，几个重要联络点均遭破坏。负责接头的李维民，在确定万无一失后才出现在这家客栈。

1935年，在赵尚志、李兆麟创建的汤原游击队已经工作了近一年的李维民返回哈尔滨，与省委代理秘书长李世超接上了联系，并等待分配新的工作。然而，已经5天过去，仍不见有人来接头，他凭经验感觉可能出事了，马上去了仅知道的一个省委联络点，发现报平安的警示标识不见了，又迅速离开。找不到省委，也不能返回汤原游击队，他只得撤离哈尔滨，前往大连，又折返北京，都未接上联系；后去了山西，终于在介休与中共北方局接上了关系。再后来，他才得知满洲省委已被破坏，李世超在被敌人追捕中牺牲。

在此后的几年里，李维民先后受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委派，到同蒲铁路组建工人武装自卫队；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科长；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委派，担任彭德怀总指挥的保卫工作。

1939年1月，刘少奇及朱理治、李先念、郭述申等前往河南，组建中原局机关，李维民被派随行，再一次见到了刘少奇。3月的一天，刚从省委离开3天的李维民，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急速返回省委。一路策马扬鞭的李维民赶回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的四台陵时，省委组织部长向明立即将他迎进屋子，只见神情严肃的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坐在条桌旁。向明递过来一杯枣茶说：“一民同志，先喝口水，少敏同志一会儿跟你谈一件重要的事。”听了这句话，一时摸不着头脑的李维民略显惊愕。 “王一民同志，不要紧张，没发生什么大事，只是有件重要任务，组织上认为你去最合适，所以紧急调你回来。”陈少敏似乎看出他的心思，接下来说道：“是中央给中原局来了急电，要少奇同志立即动身回延安，组织决定派你担任警卫副官，护送少奇同志去延安。”肩负如此重任，平生是第一次，李维民不知道怎么表态才好，只是在静静地听着。“护送的部队由你掌握，行动的路线由你负责，不能出现丝毫纰漏，要绝对保证少奇同志的安全。”陈少敏说话的语速很慢，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深深地铭刻在李维民的脑海里。陈少敏又转回话头，充满信任地说道：“你的经历很广，应变能力强，遇事冷静，又在八路军集团野战总部做过保卫工作……”

1964年，李维民在参加军事训练时的情形。

李维民带着十几名身强力壮、富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护送刘少奇踏上了千里行程。他们一路上历经险阻，化险为夷，机智巧妙地通过多道日伪军和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终于安全抵达了延安。

1941年，正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李维民，被调回中央情报部（即中央社会部），参加苏联顾问办的特工训练班，在同一小组接受训练的还有马成德（1949年5月任鞍钢轧钢部副主任）。在这个5人小组中，他最先被派出去潜往东北，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行前，李克农副部长亲自交代长期潜伏，并派一名报务员随行，但电台不能带。此行万里，生死难料。临别前，他把部队发的新棉鞋卖了，请张同舟（后曾任鞍钢副经理）、张廷祯（后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苏华（后曾任冶金建筑总院党委书记）等延安的同事好友吃了一顿小米饭、羊杂碎汤。

李维民终于成功地潜回吉林，见到一别十多年的母亲。已头发灰白、眼窝塌陷的母亲紧紧地抱住他不肯松手，眼泪不停地流淌，嘴角上露出久违的笑纹，一个劲地念叨着：“回来了，回来了，可真把你盼回来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维民出任吉林市首任市委书记；1947年，又被东北局社会部调回，带领一个特工小组潜入沈阳；1949年初，由东北局社会部调入鞍山，担任市公安局局长兼鞍钢公安处处长；1955年，出任鞍山市市长。

钟翔飞 撰文 智春山 杨伟平 史料提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