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人物

陶行知，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申报》仗义执言表示鲜明的反内战立场，参与救亡运动、起草救国会纲领、宣言等重要文件，还筹办育才学校。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赞“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

育才学校

1927年3月15日，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正式开学，董事长为蔡元培，校长兼秘书为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陶行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他说：“本校特异于平常的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能教的老师，只有经验稍深或学识稍好的指导。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于是，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成为他培养乡村教育者和实现改造中国教育的基地。

陶行知穿上草鞋，住到周边农民家里，“稻草地铺，与耕牛同卧一室”。那时陶行知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

由于国民党对革命青年的迫害，江浙一带许多革命青年听说陶行知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比较自由，纷纷隐姓更名来到晓庄。1928年夏，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正式成立了中共晓庄师范支部。成立会在一处松树林里举行。不久，又成立了共青团晓庄师范支部。

陶行知是信奉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原则，希望把学校办成“自由学园”。1930年4月，南京下关和记工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酿成“四三”惨案。4月5日，由晓庄师范学校发起了全市师生反对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勾结镇压人民的示威游行。这件事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次支援工人罢工，晓庄师范学校是主要发动者，为此通过孙科和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威胁陶行知交出共产党员名单，要求陶行知开除一批闹事的学生。陶行知明确表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学生没有错，错在政府，并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

1930年4月7日，蒋介石密令停办晓庄学校。8日，陶行知起草《护校宣言》：晓庄的门可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笔不可封，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12日，由于国民党不能容忍陶行知同情共产党的办学态度以及晓师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南京警备司令部发布封闭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布告。该校14名学生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牺牲时年龄最大的只有23岁，最小的才16岁。陶行知被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师生迅速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在城乡散发《护校宣言》，并推举学生代表到教育部请愿，责问当局为何要停办学校。同年5月，陶行知隐居苏州河北里弄内，翻译世界名著，以所得稿费资助学校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陶行知汇款给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并勉励他们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在《申报》仗义执言

经黄炎培引荐，陶行知与《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建立了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陶行知再也按捺不住了，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以“不除庭草斋夫”笔名连续发表文章，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

陶行知在为《申报》工作期间，对国共两党的态度是爱憎分明的。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伪造了“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企图破坏中共组织。2月16日、17日、18日、19日连续四天《时报》《新闻报》刊登了这则假启事，《申报》拖了三天才刊出。对此，中共中央决定用广告形式辟谣，约请《申报》广告处出面办理，由中共支付广告费。于是，在《申报》的广告栏内登出了一封奇特的《致伍豪先生公开信》，信里说：“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广告处启。”这使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据陈云回忆说：《申报》刊出辟谣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了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史量才与陶行知、黄炎培、宋庆龄等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一致认为《申报》在此紧要关头，应当表示鲜明的反内战立场。最后由陶行知抱病草拟文章的题目及提纲，交编辑部派人执笔成文，再由陶行知修改，写成时事评论，这就是《申报》于6月30日、7月2日、4日接连发表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文章以精辟的论述痛斥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

陶行知对《申报》革新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亲自参与其间的工作，还介绍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协助筹备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参与筹备出版《申报》丛书；支持史量才聘用黎烈文参加《申报》“自由谈”编辑工作，进一步改进“自由谈”的风格，而鲁迅、茅盾等进步人士为“自由谈”撰写的大量杂文，就是由黎烈文主编的。史量才曾评价道：“在改造《申报》上，陶行知、黄炎培出力最大，而陶先生躬亲规划指导，密切结合当时政治情况，使《申报》能完成其时代使命，实为改造《申报》的总工程师。”

参与救亡运动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以四人名义正式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文章，首先刊于香港《生活日报》，接着《生活教育》《生活知识》《民族阵线》《救国时报》等报刊纷纷转载，并印成小册子在香港、上海等地流传，引起社会各界很大反响。

陶行知对于上海乃至全国救国运动的开展，救国会团体的筹建组织和具体领导，特别是在参与起草救国会纲领、宣言等重要文件方面，做过大量重要工作。与他共事的救国会领袖沈钧儒回忆：“当时，救国会许多文件在内容上……有许多都经过陶先生逐句参酌决定的。陶先生是一个性情温柔，意志坚强，考虑周详，认识清楚，在救国阵营中极不可少的人才。”

陶行知为救国运动制定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成为教育界开展救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半月刊上每期《行知行》专栏撰文宣传民族解放与国难教育的理论，对引导上海教育界和全国教育界的教师学生投入救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难教育社成立并加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上海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大学教授救国会共同创办《救亡情报》，已在海外的陶行知所写的有关抗日救亡的诗歌、论文及其活动，也都及时刊登于《救亡情报》，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8月10日，毛泽东致函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章乃器等四位救国会领袖及救国会全体会员，代表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团结御侮文件及救国会的其他宣言、纲领。他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地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正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9月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陶行知等四位救国会领袖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为，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

1938年10月1日，陶行知到达武汉，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介绍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动人事迹。邹韬奋为此专门写了《令人兴奋的报告——记陶行知先生海外归来的谈话》加以报道。这对正在为保卫大武汉而浴血奋战的广大军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10月5日，陶行知拜会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听取关于陕北中共和八路军的情况介绍，自感“蒙其指示甚多”。

创办育才学校

1939年2月，陶行知着手筹办育才学校。7月20日，育才学校举行开学仪式，陶行知介绍了创办育才学校的宗旨。他说：“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日夜辛勤地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的生长繁荣。”

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曾指示：“支部在那里首先要帮助陶先生把育才办好。”1940年9月24日，周恩来、邓颖超在南方局干部的陪同下，专程到位于重庆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参观。他们察看了学校的各项设施，周恩来向全校师生讲了话，并给学生们写了“一代胜似一代”的题词。邓颖超则介绍了苏联儿童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前景。他们在返回重庆后即代表南方局向育才学校捐款。陶行知在接到捐款后给学校负责人马侣贤去信关照：“周恩来、邓颖超二先生参观育才之后，觉得小孩们健康有欠，特捐助四百元为小孩们购买运动器具之用。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交下，以便送去致谢。”

陶行知对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负责人十分敬重，只要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育才学校遇到困难，他总是要去重庆曾家岩50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南方局所在地）找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谈工作。有一次，他在由曾家岩返回的路上对同行者说：“去时腹空虚，回来力无穷。”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也给予南方局的活动很大的帮助。凡是南方局决定转送延安的育才学校学生，陶行知都给予疏散和掩护。南方局在国统区找寻到的革命烈士子女，往往先送交陶行知，安排在育才学校学习，有机会再转送延安。由于育才学校越办越好，一些民主人士也纷纷将自己的子女送往育才学校学习。

1940年12月26日，陶行知在重庆主持育才学校音乐组演出的音乐晚会，贺绿汀率学生举行了首场育才学校儿童音乐会，陶行知曾专门邀请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冯玉祥、张治中、何应钦和一些中外记者参加。周恩来为音乐组学生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代新的音乐天才。”

1941年1月21日，香港业余学校的工人将存放在那里的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科学教育运动的资料当废纸卖了。陶行知认为：“这是今天最伤心的事，真是值得我们哀悼的。”

1943年3月，陶行知接受周恩来所送南泥湾大生产图片一套和毛线衣一件。育才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学校第一个农场。

1945年春，陶行知和李公朴、史良等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得到了上海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民主进步人士的支持。陶行知自己也作过一次题为《民主教育》的专题讲演，他的讲演记录发表在《文汇报》副刊《教育阵地》第二期上。陶行知在文章中指出，民主教育的前提是：“人民第一”“天下为公”，并提出：“教师要向学生学习”“向老百姓学习”。《教育阵地》第七期上还刊有陶行知书写的题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陶行知的文章和题词，发出民主教育的号角声，鼓舞人民的斗志。

1946年7月25日，毕生“忧天下之所忧”的陶行知病逝，毛泽东给他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闻讯悲痛不已，说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损失，赞“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作者单位：江苏省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