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金锁记》：在“男女”与“时代”之间

原标题：在“男女”与“时代”之间——重论《金锁记》

摘要：历来对《金锁记》的研究偏于从“男女问题”的表象去解读，而“时代”才是理解张爱玲深层意识的关键词。在张爱玲《自己的文章》中，“时代”二字反复出现15次之多，饱含着她的辩解欲望。《金锁记》是张爱玲将“男女问题”借助家庭这一载体来表现“时代的梦魇”的典型文本，其创作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张爱玲对家庭阴影笼罩下产生的心理危机的克服。“澈底的人物”这一定位可以看作是张爱玲对七巧形象的心诠——她未嫁时的“要强”和嘴头上的“琐碎”正是主体精神未被压制的表征，其“澈底性”是对“真”的执念。这既有她本性使然，也包含着成长过程中在被鄙夷和算计的环境里逼迫出或曰强化了的看透假面的能力。张爱玲的时代意识中有着极强的末世感，并通过书写不断沉沦的凡人世界来体现。

引论

1943年，迅速为文坛所瞩目的张爱玲，不得不开始面对外界毁誉俱来的评价。1944年5月1日，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既充分称赞了张爱玲的才华和技巧，又貌似善意却不乏苛刻地批评了她的创作内容。傅雷说她“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并提点道“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1]。

仅两周后，5月15日，张爱玲颇具论辩性的《自己的文章》面世，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该文一上来就表达了不吐不快的心情：“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2]张爱玲针锋相对道“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3]表面上看，答语很谦和，但细细品来，实则硬气。关于题材，她说“我写作的题材是这么一个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4]。言下之意，她不满于傅雷将“男女问题”与“世界”简单化地二元对立。张爱玲有她的固执或曰坚持。她笔下“男女间的小事情”本意是要来代表“时代”的。

《自己的文章》大体分为两部分，前半是就其创作整体而言，后半主要是关于《连环套》的自我剖白，因为这部尚在连载中的长篇是最遭傅雷否定的。而在前半部分大约两千字的篇幅里，“时代”二字反复出现了15次之多。这对于十分讲究用字的张爱玲而言，绝不会是随手写就的赘语，一定饱含着她的辩解欲望。这一点因其文字精致而历来为评家与史家所忽视。

故而，面对张爱玲，最值得追问的是，她如何由“男女间的小事情”通向不能挣脱的“时代的梦魇”[5]？通览1943年至1945年张爱玲黄金时期的全部创作，将一个个“男女问题”的“超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