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家桥战役，粟裕埋下复仇王耀武的心结，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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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王耀武一定还能记起一场名叫谭家桥的战争，在那场他亲身参与的战争中，红军牺牲了一位卓越战将--寻淮洲。

寻淮洲曾任红七军团军团长，他担任军团长时，只有21岁，比林彪还年轻，是当时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寻淮洲如果不死，凭其战功、资历及其善战之名。新中国成立后封将拜帅完全没有问题。

那时候粟裕还只是军团参谋长，王耀武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正是这个看似瘦小貌不惊人的幕僚长，日后不仅替战友报了折戟的一箭之仇，而且翻江倒海，成了也本人乃至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克星。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粟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操纵的第24师教导队，师长是北伐名将叶挺。叶挺督军练兵，就一个字：严。粟裕参加教导队的军训统共不过一两个月，但作为入门，己经够了。要知道，黄埔军校受训也很短，实打实的训练时间不过才3个月。粟裕军事指挥的战术靠的就是后来实战锻炼形成的。

粟裕随教导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了警卫队班长。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广东，在一场战争中，粟裕第一次中了招，一颗子弹从头部穿过，倒在地上无法动弹，排长看到脑袋都中枪了，肯定没得救，便说了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但粟裕心里明白，这时候全得靠自己，当他稍能活动时，便挣扎着在路上爬行，终于以惊人的毅力追上了部队。随着井冈山时期的到来，红军降生了，粟裕的指挥才能逐步显露，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粟裕升任师长。到第三次反“围剿”，他已经是是红十一军参谋长。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便是寻淮洲，粟裕出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他和粟裕都是从战争中学习，凭借一拳一脚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好汉。可问题是两人都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军团政委手里。

红七军团政委是乐少华。他有留学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此人缺乏军事经验，但行事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看谁爽，就拿“反政治委员”的大帽子压过去，你不服还不行，因为他有“政治委员后决定权”。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先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多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保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紧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造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畴。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后，按原计划渡过闽江，准备北上浙西去皖南，但这时中央军委忽然改变计划，指示随之更改为：停止北上，攻取福州。中央军委下达的这个指示其实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福州是福建省会，筑有高大城墙以及坚固工事，更重要的是，守城的国民党部队为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打不下福州，只得向闽东转移，结果被敌人在背后一路撵赶，军团为此伤亡了好几个师团干部。

事实上，1934年9月30日，红七军团到达赣边。这才知道，皖南暴动失败了。好在皖赣边也有苏区，不仅地势有利，补给上也较充裕，按照寻淮洲和粟裕的想法，不如在皖赣边就地开展游击战，先消灭尾追之敌，待时机成熟后再入浙进行袭扰。

可是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中央军委的否决，军委传来新的指示，让红七军团进入闽浙赣苏区接受整编。

从皖赣苏区到闽浙赣苏区，又是几道封锁线，红七军团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军团仅剩下3000多人。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创建的老苏区，该苏区辖有红十军。两军奉命合并为红十军团，军团长为刘畴西，寻淮洲仅任师长。这对寻淮洲而言，显然很不公平，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整整4个月，前沿都是他和粟裕在进行指挥，最后别人全是原职调动，唯独他被从军团长职位上撤了下来。

中央军委随主力长征后，红十军团改由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统一调度，项英下令红十军团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创建新苏区。

在那种形势下，博古等人还组建红十军团，希望以军团规模打大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而项英的决定。则错上加错，进一步把红十军团推向了危险境地。想想看，中央苏区原有8万主力红军。连他们都守不住老苏区，却要更弱更小的部队去创建新苏区，这实在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

红十军团共有3个师，其中，仅有由原红七军团改编的第十九师能打正规战，第二十、二十一师均为红十军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升级而成，主要长于打游击，没有大兵团活动的能力和经验。

1934年12月10日，红十军团集结于黄山东南的汤口，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各路部队闻声而动。

3 天后，红十军团向北转移，由乌泥关进至黄山东麓的谭家桥。他们获悉，大部分追敌距离尚远，只有补充第一旅紧咬不放，现已抵达汤口。

补充第一旅的旅长正是王耀武。彼时的王耀武只是刚刚出道，但他已经受到了蒋介石的注意和器重。

王耀武毕业于黄埔第三期。在国民党将官中，一期、二期黄埔生成堆，王耀武以三期的资历，能让蒋介石另眼相看，实在是很不容易。让蒋介石动心的，是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王耀武死守宜黄一战。

驻守宜黄的是国民党第三十二旅，旅长为黄埔一期的柏天民。当红军围困宜黄时，蒋介石已同意柏天民撤退，但柏天民在时任团长王耀武的尽力劝说下，仍挑选了守城，而且一守就是20多天，红军也始终没能攻下宜黄。

柏天民在作战中腿部受重伤，战后他向蒋介石大力推举王耀武继任旅长一职。于是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并饶有兴致地当面问他为何要死守不退。王耀武的回答是，当时已身陷重围，红军又长于打援和野战，与其突围时失败而死，不如与城池共存亡。

王耀武还说，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代价，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所以从战略整体着想，也不能轻易放弃宜黄。

蒋介石听后十分中意，决定重用王耀武，不过他没有让王耀武继任第三十二旅长，而是任命其为补充第一旅旅长。授予此职，蒋介石考虑的很是周到，因为第三十二旅有很多黄埔一期生、二期生，就怕王耀武因资历浅摆不平，而补充第一旅刚刚成立，没有这些问题，便于王耀指挥调度。当蒋介石把自己的这番用意告诉王耀武时，王耀武感激涕零，练兵作战也更系尽心尽力。

正是由于太积极了，所以各路追兵中，就数王耀武冲得最猛最前，队伍也因此显得孤立突出。经过分析研究，红十军团高层做出决定:打一场美丽的伏击战，拿这个王耀武开刀祭旗。

从装备上看，补充第一旅胜过红十军团，但红十军团有3个师计5个团以上的兵力，补充第一旅只有3个团，另外，红十军团还占有地利优势。

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从乌泥关至谭家桥段的公路两侧，5公里范畴内，自南向北都是小山坡，若是打伏击战的话，乃天造地设的绝佳地势。打伏击战，细节是关键，围绕细节，军事主官之间产生了分歧。

军团长刘畴西拟订的伏击战方案是，以第二十、二十一师为主攻部队，第十九师负责待主攻方向打响后，向乌泥关穿插，以截断王耀武的后路。

寻淮洲和粟裕对此存有异议。道理很简单，第十九师能攻善守，野战经验丰富。当然更适宜于担任主攻。话丑理端，惋惜刘畴西不接受。

刘畴西毕业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时，粟裕不过是个班长，而刘畴西已经是营长，后来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因作战受伤割掉了左臂，人称独臂将军。

刘畴西的资历是没有问题，但他在中央苏区时的最高军职为师长，来到闽浙赣苏区后才担任军长，时间也不长，与寻淮洲和粟裕相比，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和经验。作为负主责的军团长，刘畴西不会承认自己的欠缺，对歼灭补充第一旅，他也表现得相当乐观。

1934年12月14日，王耀武率部到达乌泥关，他很快发觉乌泥关地势险要。为幸免不测，特地留下一个团防守乌泥关及其附近高地，其余人马则继续前进。

红军出没的地带，多为险要区域，王耀武也不会算命，他事前当然不会知道对方要在这里设伏，能以1/3兵力做后手，已经比其他将领精明得多了

眼看王耀武的那两个团就要完全进入伏击圈，这时意外发生了，一名红军城上因过于紧张，枪突然走火。

补充第一旅的前卫部队立刻警觉起来，发觉有红军理伏后，他们一边抢占路边高地，一边派人向王耀武飞报情况。

在前沿指挥的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提前下达出击指示，伏击战也瞬得演变成了遭遇战。

王耀武虽然临时处于被动地位，但他在很短时间内便判明了战场势态。看出红二十师战争力并不强，所据阵地又是操纵战场的制高点，王耀武便第一集中迫击炮和重机枪对其进行火力压制，同时向高地发起猛攻。

红二十师以前没打过这样硬碰硬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王耀武找准弱点后，便不断增调兵力向这个点进行突破，最终红二十师的阵地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随着补充第一旅的官兵不断涌入，乌泥关及谭家桥高地尽被王耀武所夺，战场主动权完全易手。

按照原计划，当主攻方向的战争打响时，寻淮洲即率红十九师前去乌泥关抄袭敌军后路，但这时红二十师已呈溃散之状，再抄袭后路已无意义，刘畴西急忙改变计划，令红十九师回援。

遗憾的是，寻淮洲没有遵令，即使方志敏写信去调，也没能调来。也许长时间的压抑，让寻淮洲格外渴求能出奇制胜，在这关键时刻，他也失去浮淮洲要“单独自打一方”，只是他和刘响西一样，都太低估王耀武了。了大同观，失去了智，只啊下勇。

当红十九师到达乌泥关时，王耀武留下的那个团早就占据了制高点，并能居高临下地俯瞰北面低地。穿插行进中的红十九师被隔断在悬崖峭壁之下，兵力难以展开。寻淮洲杀红了眼，干脆端起一挺机枪，带头发起冲锋。几经反复、制高点终于拿了下来，但已无实际意义--红十九师伤亡过重，失去了继续攻坚的锐气，也根本起不到断敌后路的效果。

更不幸的是，寻淮洲在冲锋中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送往茂林的途中，又因山路颠簸从担架上摔下来，导致失血过多，于第二天去世，死时年仅22岁。

谭家桥战争从早上打到下午，战况异常激烈，王耀武在上报时称:“是役也，为本旅各次剿匪战争中最强烈之战争。”

当战争进行到下午，红二十一师的阵地也被王耀武突破。补充第一旅一部已攻至红十军团指挥所附近，再打下去的话，整个红十军团就得被人家“包饺子”了。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方志敏和刘畴西下达了撤出战场的指示，此时王耀武也精疲力竭，无力再进行追赶。

谭家桥一战对双方都至关重要。若是这一战能打赢，红十军团不仅能补充大量匮乏的物资装备，而且能挫灭敌军气焰，真正在皖南站住脚，相反，其处境就变得十分困难和被动。

谭家桥战后，俞济时不断向皖南一带调集重兵，包括补充第一旅在内，已集结了20个团的兵力。

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只能在严寒的山区里饥一顿、饱一顿，靠不停地兜圈子来避敌锋芒，部队的战争意志大为削弱，与此同时，刘畴西也由乐观者变成悲观者，决策时优柔寡断，常常难以下定决心。

红十军团转移时，曾遭遇一个保安团。这时红十军团兵力加一块，仍相当于3个整团，如果刘畴西能审时度势，下狠心全军扑上，是有望予以全歼的，但他能避就避，抠抠搜搜，只派了一个营上去作战，后来发觉一个营不行，又派一个营，直把歼灭战搞成了“添油式”的消耗战。

在红十军团，方志敏是项英任命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权威超过乐少华。但他不懂军事，同时身上又带有很多文人气质，在为人做事的风格上，与乐少华等人迥然不同，即便在这个时候，他也不情愿与刘畴西闹得太僵，因此只好在一旁干着急。

最后刘畴西做出决定，避战撤离，一个拣软柿子捏从而重振士气的机会就这样白白丢掉了。

半个月内，红十军团往返十余县，进行大小战争十余次，这些战争大多是遭遇战和消耗战。刘畴西无心恋战，一打就走，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弄得整个军团人困马乏，士气越来越低落。

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高层在浙西遂安开会。会上分成两种观点:一种以乐少华和粟裕为主，主张就地分兵游击，以减小目标，保存实力;另一种以方志敏和刘畴西为主，他们提出，应继续大兵团作战，争取早日返回闽浙赣苏区进行休整。经过争辩，方志敏拍板定案，决定采纳后者。

与会者都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把红十军团送入了覆亡的不归之路。方志敏和刘畴西一心要打回老根据地，让疲乏的红十军团得到休整，这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俞济时已在前往苏区的路上设置了十几道封锁线，而且苏区内外地域狭小，实际已无法展开大兵团作战。

从遂安到闽浙赣苏区，不过两百多里路，正常情况下，急行军两天即可到达，但红十军团不是光赶路就行，他们还得和一只接一只的“拦路虎”周旋。

第一遭遇到的是敌方一个步兵团。在前卫部队已与敌军接火的情况下，刘畴西也不通知他们，就率大部队改道夜行，结果大部队是甩开了敌人，前卫部队却就此与军团总部失去了联系。

让粟裕为之扼腕的还是接下来的一幕。

1935年1月12日，红十军团到达杨林。由杨林向南越过南华山，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这是闽浙赣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方圆约50公里，粟裕向刘畴西建议，全军应加速通过南华山，到达化婺德苏区后再休整。但刘畴西顾虑主力部队过于疲乏，下令宿营休息一夜，天亮再出发。无奈之下，粟裕只得和方志敏一起率部先行。

随粟裕行动的，主要是军团机关、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加上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总共 800 余人。

他们翻过南华山，一直前进至靠近闽浙赣苏区的地方，才停下来休息。第二天上午，当刘畴西和军团主力出发时，已经被一个保安团卡住了通道。前后仅相差半个小时! 刘畴西指挥部队攻击，但保安团占据着有利地势，且火力密集，以至于多次进

攻均无法得手，这时刘畴西又开始举棋不定，既舍不得立刻撤兵，又无决心投入血本，全军压上。

左拖右拖，拖到傍晚，仍旧过不去，最终还是不得不绕道而行。

时间越来越紧迫，在俞济时的严令督促下，前来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部队全是分秒必争，那个卡道的保安团一夜走了70里，才赶在了刘畴西前面。

偏偏这时刘畴西仍未充分意识到事情的严峻性，部队还在缓慢行军，整个队伍拖拖沓沓，前后距离足有十几里长。

一直到1月15日，红十军团主力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离闽浙赣苏区越来越近，举眼望去，不过一步之遥，方志敏和粟裕看法一致如今宜快不宜慢，只有进入闽浙赣，才能稍稍松上一口气。

1月16日，仍不见主力到来，方志敏派人送信给刘畴西，让其率主力迅速跟上并于当晚通过敌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下午6点，方志敏、粟裕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那边传来回话:主力已经到齐，但是人员疲乏不堪，晚上不能再走了。粟裕一听就急了:“情况这样紧张，哪能再迟疑啊。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全部通过封锁线!”

方志敏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因为担心刘畴西再犹豫摇摆，他当即决定让粟裕领先头部队立刻前行，自己则回去接应大部队。

粟裕指挥先头部队连夜疾行，碉堡里的敌军发觉后，立刻开枪射击。

这时俞济时虽在两苏区之间建立了以碉堡为主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加上不明红军虚实，不敢轻易接仗。粟裕就派两个战争班对碉堡进行佯攻，虚张声势，其余人马趁此机会，加快步伐通过。

先头部队上半夜就全部通过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到达之后，粟裕一面同地方人员联系，一面等待主力跟进。下半夜，没有等到。第二天，仍旧。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一样。

粟裕组织了大批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可是均未能联系得上。一开始还能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枪炮之声，后来也沉寂消逝了。心一下子就悬了起来，粟裕变得异常着急不安。

战场直觉告诉他，情况十分不妙，若是再苦等下去，先头部队也可能自身难保。粟裕率部离开了原定的会合地点。他的估量没错，方志敏、刘畴西及其主力再也来不了了。

1935年1月16日，刘畴西接到了方志敏的信件，但在回信中，仍坚持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苦等回信，在看到刘畴西的答复后，他长叹一声，久久无语。

方志敏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本可以去追赶先头部队，但为了再做一次努力，又毅然返身折回，找到了刘畴西和大部队。

刘畴西马上为他连续的迟疑不决付出惨痛代价。当天晚上，共达 14个团的国民党部队分路赶到，将红十军团主力紧紧包围在怀玉山区。

红十军团主力这时仅剩2000余人，在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下，已是弹尽粮绝。

基本失去了强行突围的能力。方志敏和刘畴西只能率部在山区里左兜右转，希望能寻找出一条生路。 1935年1月18日夜，在一位向导的带领下，红军团向金竹坑封锁线发 起攻击。只要冲过金竹坑，便可进入闽浙储苏区，因此这次刘畴西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做困兽之斗。在他的指挥下，军团主力蜂拥而上，全力猛扑。

就像粟裕的先头部队通过时一样，黑暗中，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搞不清外面物况。能做的只是不间断地朝外开火。

刘畴西一马当先，完好的右臂又中了一颗子弹，警卫员急忙将他扶下来。刘畴西并未下达撒退令，但后续部队不清楚，见军团长都撒了下来，也就跟着一起撤退。 事后得知，金竹坑的国民党守军仅一个排，而红十军团可投入千余人攻击，如 果再咬一咬牙，是完全可以乘着夜色突出去的。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没有了。

随着包围圈越缩越小，红十军团被完全锁于牢笼之中。那些天，怀玉山区雨雪交加，官兵们早已断粮断食，不得不以草根树皮充饥，就连方志敏本人，也整整七天都没有吃上什么东西。又冷，又饿，加上看不见突围的希望，使得红十军团再也支持不住，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崩溃瓦解之状，官兵不断被分割和打散，方志敏和刘畴西就此失去了联系。

虽然已把对手逼入绝境，但参加“追剿”的国民党各部队也已是冻累交加，病爸不堪，俞济时不断收到要求撤回休整的报告，他这时也认为“追剿”任务已完成方志敏很可能已经突围，便向蒋介石请求撤军。

就在这时，方志敏的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被俘叛变，供出了方志敏仍在山中躲藏的情况。

坐镇南昌的蒋介石得悉后，向俞济时发来电报。这份电报被闽浙赣省委所截获其内容是:方志敏、刘畴西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军休整者“杀勿赦”。

1935 年 1 月27 日，刘畴西被搜出。仅隔两天，方志敏亦被捕。

竞技场上，失败者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俞济时与刘畴西同为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见面时，刘畴西衣衫褴褛，已是冻得浑身发抖，而俞济时则身披将军大氅，双手还烤着炭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虽为对手，但毕竟曾是同窗，这俞济时却连句寒暄话都没有，就挥挥手，让人把刘畴西给带走了。后来也是黄埔一期的黄维听到了这件事，很是鄙夷俞济时的为人，当着面数落他:“天那么冷，你也该叫人吃顿好饭，穿件棉袄嘛!大家同学一场，你也太狠心了。”

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方志敏在牢中撰写的《可爱的中国》。在这部感动了很多人的随笔作品中，方志敏总结道:是“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以及“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使红十军团遭到了失败。被俘了怎么办，方志敏的回答是:“现在准备着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方志敏的铮铮铁骨和硬汉本色，连看管所的所长都被打动了，自愿为他送出文稿。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南昌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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