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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

2023-12-19 15:48|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1994~2009年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产出缺口、汇率和国际原油价格之间的有机联系,建立相关模型并考察这种模型关系的稳定性。本文中的误差修正模型能同时包含通货膨胀模型的短期和长期属性,并描述从短期不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的调整过程。该模型可以通过“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及利用PcGets软件而得到(Hendry,2001)。具体来说,“从一般到特殊”方法从包括了尽可能多解释变量的“一般”模型着手,通过诊断检验不断考察模型“缩减”的有效性,逐步去除统计上不显著的变量,从而得到一个简化、与经济理论相一致且稳定的最终模型或称作“特殊”模型。PcGets能在事先并不确切清楚各变量具体数理关系的情况下,从一堆相关变量中自动选择出恰当的模型。

本文的主要框架如下:第一部分简要描述了有关通货膨胀方面的经济理论以及本文的模型设定。第二部分讨论了本文研究中数据的来源及其基本属性,并对数据进行了单整和协整分析。第三部分使用“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估计了通货膨胀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第四部分考察了最终模型的经济学解释和统计属性。最后,第六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一、文献综述及模型设定

1.西方经济各理论流派中有关通货膨胀的观点综述

由于基本理念和形成背景条件的差别,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围绕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及其治理方法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向东,2004)。

一是凯恩斯学派。该学派的观点认为,当可用于发展的资本已经被使用,或者是社会货币资本出现沉淀,个人及民间吝惜消费和投资,使社会投资增长不足或缺乏后劲,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政府依靠扩大财政支出(通过向商业银行及公众发行债券)和增加发行货币,来支持投资和刺激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这就是通货膨胀(Thirlwall,1974)。若能恰到好处地运用通货膨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手段,则可能取得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效果。该学派比较典型的反通货膨胀思路是“需求管理”,主张政府利用财政、货币、收入等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二是货币学派。该学派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为主要代表,强调通货膨胀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本不存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的激增以及相应的通货膨胀都是由政府造成的,尽管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弗里德曼,1979)。为应对通货膨胀,应确保货币供给量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长,使其与实际国民生产值增长率相适应。与凯恩斯主义学派不同,弗里德曼反对加强政府干预。

三是理性预期学派。该学派是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流派,其通货膨胀理论建立在萨伊定律和自然失业率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预期概念。他们认为,预期的通货膨胀和实际的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差距,政府不可能运用此种差距来促成生产者需求幻觉以减少失业,失业和通货膨胀间不存在交替关系。政府推行充分就业政策是促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货币当局最好公开宣布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显然,理性预期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四是供给学派。该学派崇尚萨伊定律,认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刺激总需求时没有立刻增加供给,难免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势必降低经济增长,最终可能导致滞胀。为此,有必要实行供给管理政策。首先,通过大幅度、持续削减个人所得税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来增加投资;其次,适当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再次,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最后,精简政府需求管理的规章制度,强化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刺激力和平衡力。

2.有关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

对中国通货膨胀原因的探索一直是国内理论界研究的焦点(梁峰,2008)。从历史发展来看,早期的文献往往集中于对国内各种通货膨胀诱因的探讨。易纲(1990)认为恶性通货膨胀的产生主要可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价格改革,二是政府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渴望所带来的投资热和经济过热。陈越(1994)、张曙光(1995)等认为通货膨胀是供给方面由成本推进的。樊纲(1993)、王利民(1993)等则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公款消费需求膨胀;吴敬琏(1994)强调通货膨胀总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多造成;刘迎秋(1994)认为通货膨胀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刘永生(1995)认为通货膨胀是由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不断提高,国内文献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外部冲击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刘强(2005)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两部门模型的油价冲击,何念如等(2006)研究了国际油价对国内CPI、PPI等的影响。卜永祥(2001)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RPI和PPI影响显著。施建淮等(2008)检验了汇率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结果表明传递效应显著,尤其是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升值对降低通货膨胀的解释力显著增强。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较系统地研究了国际价格、汇率等外部因素对国内价格的综合影响。纪敏(2009)研究了外部冲击通过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货币冲击三条渠道对国内价格波动产生影响。

3.模型设定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通货膨胀研究的文献较多,但直接用“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目前并不多见。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初步尝试。作为近年来国际上实证研究的一种重要流派,“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强调用数据说话,而不是人为或先验性地提出若干抽象的经济假设或理论模型,建模的起点往往是较为简单的经济关系,而且还十分看重对估计模型的经济属性和统计属性的检验。

长期以来,理论界研究通货膨胀动态的主要简化工具是菲利普斯曲线。自从1958年该曲线被Phillips提出以来,就广泛运用于刻画通货膨胀的产生机制并预测通货膨胀水平。由于考察问题的视角不同,菲利普斯曲线也有很多种变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其中经典的一种类型即为Gordon(1990,1997)的“三角模型”,得到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为:

首先,实证证据支持了在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但通货膨胀并不完全是“货币现象”。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通货膨胀方程中货币供应的系数并不算太大。除货币供应外,还可能有其他重要变量(非货币因素)进入方程从而共同决定通货膨胀的变化。勿庸置疑,在市场经济中,每种商品的涨价一定意味着购买它的钱(货币)增多了,通货膨胀最终可能体现为一种“货币现象”,但本质诱因并不全是货币,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货币增加才是我们应关注的重点。从具体各个历史时期来看,引起通胀的主要原因可能不尽相同,而不一定每次都是货币因素。

其次,从长期来看,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符合一般经济理论。但从短期来看,前几期产出缺口的变化和即期通货膨胀存在负相关关系,这点似乎难以从经济意义上得到解释。

再次,不能忽视汇率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从短期看,模型中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似乎不但不能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可能增加通货膨胀的可能。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短期货币升值容易导致进一步的升值预期有关,这将诱发境外资金(含热钱)的流入,压低市场利率,刺激投资从而推动物价上升。但从长期来看,实际有效汇率与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似乎能为通过汇率工具控制中长期通货膨胀的观点提供实证方面的支持。

最后,在我们考察的样本区间内,国际原油价格未能进入我们估计的长期模型之中,也就是说,国际原油价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大。即使在短期内,原油价格变量的系数也很小(只有0.01)。这很可能与中国国内石油价格没有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成品油等价格改革仍在不断深化的基本现实有关。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由计划向市场经济的演进,市场化的价格体系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宏观经济中仍存在许多管制性的价格,特别是在垄断行业和要素市场方面,如何将这些因素及其变化融入通货膨胀方程,提高方程的解释及预测能力,是未来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根据金融自由化的进展和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时常重新考察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只有更好地理解通货膨胀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势,才能有的放矢地制订政策措施,保持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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