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王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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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穿越大兴安岭的火车，抵达伊图里河，然后转乘汽车，来到根河。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根河市西郊的“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敖鲁古雅。

天空深蓝，白云垂悬，寂静无风的五月，像敖鲁古雅乡里的沉默。

2003年8月15日，原本居住在满归一带的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再一次通过生态移民搬迁到了这里，而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被搬迁了。

联排的木刻楞房屋、来自芬兰的建筑艺术以及近十五年的生活，这里本应透露出一片生机与惬意，但许多房子只是空荡荡地矗立在太阳下，偶尔有人从屋檐下探出头来，又在依稀的草木后拔腿隐去。

我们想要寻访一位老人和一位叫维加的猎民。

但或许是对外来到访者的警惕与戒备，或者是一种因为某些回忆而生出的短暂的“恨意”，当地人不仅避而不见，对我们的小心提问也是三缄其口。

第一次探访，我们无功而返。

这座敖鲁古雅乡宛如一只迷失的驯鹿，走在山谷里回头张望，而大兴安岭的落叶太厚，遮盖了回家的路。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

在鄂温克的传说里，曾经鄂伦春、鄂温克与赫哲族拥有着相同的祖先。

很早之前他们大多生活在贝加尔湖东侧沿岸以及乌苏里江、石勒喀河周边的原始森林。

当族群逐渐迁徙，从黑龙江北岸迁至南岸后，不愿离开兴安岭的族群，成为了鄂伦春人。

从山林走向平原的族群，成为了鄂温克人，在呼伦贝尔鄂温克自治旗、陈巴尔虎旗生活以牧业为主。

而赫哲族则顺江而下，抵达了长白山北侧一带。

三百多年前，鄂温克族最遥远而神秘的一个支系，从贝加尔湖、北室韦等地迁至额尔古纳河流域，留在了根河最北的敖鲁古雅河畔。

和鄂伦春不同的是，他们与驯鹿有着密不可分的粘性关系，因此又被称为“使鹿鄂温克人”。

在解放前，敖鲁古雅鄂温克族基本仍处于原始公社末期氏族公社的阶段，长年生活在深山密林。

他们以“乌力楞”为单元，多个拥有父系血缘的小家庭组合在一起，长年游猎于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住在简易的“撮罗子”里。

遵循传统狩猎生活的鄂温克人，曾经几乎人人佩戴猎枪，他们也被称为鄂温克猎民。

他们是中国唯一自然牧养驯鹿的群体。

驯鹿，在鄂温克语里叫做“鄂伦”，性情温顺且耐寒，喜欢食用森林里的苔藓、石蕊等。

无论雌雄，驯鹿都会长出巨大的角。近距离观看，粗壮挺拔且带有分叉的鹿角仿佛长在驯鹿头上的大树。而驯鹿庞大的身躯和沉静的性情，又让它们充满神性，不由得让人对这森林里的精灵肃然起敬。

鄂温克人与驯鹿之间，有一种默契约定。

他们平时任由驯鹿在山中游逛觅食，驯鹿几乎处于野生状态。

但无论驯鹿走了多远，人们都会在需要的时候追寻着驯鹿的足迹，漫山遍野地找回鹿群。

找鹿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出动，带上列巴（一种面包）与猎枪，即使走上几天几夜不找回驯鹿绝不罢休。

猎枪的意义如此深刻。

在使鹿鄂温克的世界里，他们使用猎枪捕猎罕达犴、傻孢子、野鸡、野猪、灰鼠等作为食物以及制作衣物，也使用猎枪驱赶熊瞎子以保护驯鹿、保护自己。

鄂温克人找到鹿群以后会为它们驱虫、治病、喂盐、挤鹿奶、喂养小驯鹿等。

甚至秋季驯鹿发情，为了避免驯鹿间发生残酷斗争，人们会暗中把驯鹿分队，让大家都有对象，从而避免伤亡。

就这样，遵循着自然规律加以适当的人工干预，从而驯养出更强壮的驯鹿群体。

鄂温克族有着万物有灵的萨满信仰。

这份信仰远古而宁静，祖辈生活在山林里的鄂温克人，当他们还是兴安岭的主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里最虔诚的守护者。

有鄂温克人的山岭，从来没有发生过火灾。

在鄂温克猎民的枪口下，大兴安岭的野生动物也从来没有一样绝迹。

无论出走多么遥远的驯鹿，在鄂温克人的召唤下，总能平安归来。

由于鄂温克人出生在大兴安岭，一生的生活便是打猎与放鹿，几度被生态移民后，鄂温克的猎人们，也终于失去了独属于游猎文化里最重要的东西——猎枪。

猎枪被收走后，无所事事的酗酒之风开始整个族群中蔓延，并有多人直接因酗酒而死亡。

这种情况并不是鄂温克人的特例：

在非洲南部地区生活着一个原始的狩猎采集民族——布须曼人。

他们主要在沙漠边缘的草原森林上生活，由于同现代文明长期隔绝，生活条件艰难。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当地政府将布须曼人生态移民，安置在乡村与原始草原的过渡地带，并尝试教布须曼人种植玉米。

面对“更好的”生活方式，布须曼人却开始酗酒，许多人只能依靠酒精的麻痹度日。最终，一批布须曼人还是放弃了耕种，回到了原始沙漠之中。

当我们在几年前了解到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的生存现状以后，曾长久地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回首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洞穴到山林，从深山到草原，从草原到农田，每一步的尝试和启程，都是朝着现代文明迈进的脚步。

而文明的进化与更替，是否必然存在抗衡与牺牲？是否只要迎来另一个崭新的开始，就一定是鼓舞人心的正确？

当我们与鄂温克猎民迎面相遇，我们才明白，是因为我们总是把告别想象得过于简单，才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魂牵梦萦的东西。

第二次探访是在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试着打听有关驯鹿的消息。

这一次，我们谈起了一个名字：玛利亚·索。

玛利亚·索是使鹿鄂温克部落最年长的女酋长，如今已近百岁高龄，可能也会是中国最后的女酋长。

这个名字即使对根河市的很多人而言也是陌生的，但幸运的是，在交谈中一位大哥却想起他认识这位老人的儿子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再度回到了敖乡，并拜访了玛利亚·索的儿子何协的家。

玛丽亚·索出生在阿龙山的原始森林里，一生与驯鹿相伴，她带领敖鲁古雅鄂温克部落走过大半生的岁月，在现代文明的冲击里，依然坚守着最后的民族传承。

玛利亚·索老酋长并没有在家里，她已经在女儿的陪伴下去200多公里外的阿龙山上照顾她牵挂的驯鹿了。

我们在老相集里翻到了玛利亚·索老人的照片，那是一张内心从未有过动摇的容颜，哪怕是孤独的，但也只有森林是永远的温柔乡。

▲玛丽亚·索老人，经主人同意，翻拍于影集中的老照片。

她曾经这样说：

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选自顾桃《玛丽亚·索的自述》

其实同样的，离开山林、放下猎枪的鄂温克人意识到，他们内在的、独有的狩猎文化，崩塌了。

每一位族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这种正在吞噬他们的民族核心精神的改变，让每个人都充满焦灼与不安。

从03年开始，这里的人们放纵饮酒就已经有了自暴自弃的迹象，在零下四五十度的低温里，喝醉的人会倒地睡在“新家”的广场上。哪怕他清楚知道自己这一觉下去就有冻死的可能，但索性不在乎……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仄仄乏力的民族，相反，这里的每个人几乎都自带艺术家的天赋。

何协老师会吹口琴。

之前提到的维加，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诗人。

在猎民点还有许多由兽皮、树干、鹿角制作的衣物、雕刻、生活用品等等，取自天然，精于手工……

但在现今无可奈何的气氛里，游猎文化里那种粗犷的天性又给他们带去满身伤痕，何协老师身上就有因酗酒引发的多处新旧不一的刀伤。

我们试着打听的诗人维加，也曾在酒后尝试剖腹自杀，他的身体状况也因此一落千丈……

虽然敖乡有属于维加的家，但是他们一家都没有住在这里，维加的姐姐柳霞依旧在猎民点生活，依旧终日借酒消愁……

03年前后的官方数据表明使鹿鄂温克部落共有243人，而我们目前察觉到的人数，可能还要少很多。

另一方面，正在消失的不只是鄂温克民族的传承，还有与之紧密相连的驯鹿的命运。

驯鹿是无法适应圈养的。

若这些在茫茫兴安岭游走的鹿群失去了鄂温克人的保护，它们将很难获取必需的食盐、生病的驯鹿也不可能再得到药草的医治，这些对人类没有戒心的生灵也很难躲过盗猎者的子弹和陷阱，等待它们的也只能是迷惘又疑惑地消亡。

无法迈步也无法回头的处境，这或许是任凭世间珍宝都难以抚平和弥补的失落。

在纪录片《犴达罕》的末尾，是维加站在镜头前的独白：

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

向我开枪

那就

开枪吧

席慕蓉写过这样一首诗:

从这天起，

草木怎么都会

循序生长

而侯鸟都能飞回故乡

一定有些什么

是我所无能无力的。

也许文化的转变，还需要一代人的隐忍与努力，而我们只能满怀祝福，期望使鹿鄂温克部族能早日找到信仰的平衡支点，走出改变带来的不安与阴霾。因为这个部族里许多灿烂文化，还需要他们用生生不息的活力去传承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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