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上海路名来源，回望上海激荡人心的一百年

你知道霞飞路的前世今生吗？

你知道“大上海计划”曾经的辉煌吗？

你知道上海曾是河道纵横交错的水乡吗？

你知道上海最早的“大马路”是指哪一条吗？

你知道汪伪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号现位于何处吗？

汝之寻常马路，吾之风云历史，且听我娓娓道来......

（一）南京路与它的五个名字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英国人在现在的南京东路北面，河南中路两侧购进土地81亩，建立了一个跑马场。跑马场的周围是马道，中间的空地部分作为运动场，部分作为花园使用。跑马场的南面有一条路，开始，外国人把它叫作“Park Lane”，中国人汉译为“花园弄”或是“派克弄”。

与上海人传统所见的“街”不同，这条“派克弄”上每天有许多马在奔跑、溜达，上海人便称其为“马路”或“大马路”。另一种说法是，因为这条路是当局在上海建设的第一条城市道路，也是早期唯一的城市道路，于是外国人把它叫作“The Road”，其读音近似于上海话“大 (du) 马 (mu) 路 (lu)”。

后来，租界工部局在“大马路”的南面先后修筑了多条与“大马路”平行的东西向马路，遂依次被叫作“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福州路）、“五马路”（今广东路）。法租界的金陵路，最早也被称为“法大马路”。就这样，上海开创了城市道路的通名使用“路”的先例，并逐渐影响到全国。

由于租界早期并没有专门的道路管理机构，包括上述“数字马路”在内，租界道路的命名十分随意，路名也十分混乱。比如道路附近有一座庙，就叫“Temple Road”（今山东路）；道路边上有教堂或教会，就叫“Church Road”（今江西中路）、“Mission Road”（今福州路）；附近有海关，就叫“Customs House Road”（今汉口路）等。往往一条道路同时使用几个不同的中英路名，而同样的路名又会使用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

（二）公共租界：开启以地名命路名的传统

1848年和1849年，美、法租界相继成立，1863年，英、美租界宣布合并，称“英、美租界”，即后来的“公共租界”。上篇说到，租界早期道路命名随意、路名混乱不堪，故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后，决定对租界路名进行调整。坊间传闻，起初英国人想用自己的命名方式确定路名，美国人不买账；用美国人的方式确定路名，英国人则更不会同意。于是最后有人就提议使用中国的行政地名作为租界的道路名称，彼此公平。

这个小故事听起来有趣，但可能未必是真。因为自1862年开始，英租界的道路就开始以中国其他省份的省名和城市名来命名。1865年，英美租界当局通过议案，决定在租界内实行南北向的道路以中国的省名来命名，东西向的道路以中国的主要城市之名来命名，由此确定了许多沿用至今的道路名称。

1862年及1865年的路名修改：

1915年路名修改：

保存至今的道路名称：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南北向以省命名、东西向以城市命名的规则，存在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广东路。广东路是东西向的马路，按理应命名为广州路更为合适。原来，广州的英文是Canton，但Canton的发声听起来更像是广东，加上当时外国人对广东和广州分不太清楚，翻译的时候就将Canton Road错译为广东路了。直到今天，英汉字典里面，Canton的正确翻译也是广州，而不是广东。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南京（大马路）、九江（二马路）、汉口（三马路）、福州（四马路）、广州（五马路）以及宁波、天津、厦门、牛庄、台湾，这些最早用来命名租界道路的地区，恰恰是1942年《南京条约》和1958年《天津条约》中约定开放的口岸，是中国最早一批通商口岸的代表。加上北京、香港，这些城市勾画出外国人在那个年代对于中国的简单认知。

（三）越界筑路下的华美霞飞路

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这个名字你一定不会陌生，多人名人轶事在这条路上发生。霞飞路在旧照片里光鲜亮丽，在电视剧里闻名全国，这也常常让人忘记其筑路背后的血雨腥风。

“南至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今西藏路），东至广东潮洲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今中山东二路）”，这是最初的法租界范围。后法租界当局欲扩张地界，西界首当其冲。1874年5月3日和1898年7月17日，因征地筑路迁坟，法租界公董局与上海宁波同乡会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共26名宁波人被杀害，多人重伤，掀起30万寓沪宁波人的反抗游行，史称“四明公所事件”。后官司打到北京，经法国驻华公使毕盛与总理衙门交涉，达成协议，约定法租界当局仅可以在四明公所的土地上开筑交通上所需的道路，这条路，就是今天的淮海东路，霞飞路正是这条路向西的延伸。

至1900年，公共租界已经完成了两次扩界，总面积达到三万余亩（22平方千米）。此时的法租界虽然也已经经过两次扩界，但是总面积仅仅只有两千一百余亩，不到公共租界的十分之一。法租界扩界缓慢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扩界方向与公共租界相仿，有许多英国侨民居住，使得英国总是时不时地对法方抗议。在这样的背景下，法租界只得暂缓官方扩界，转而将注意力转向越界筑路，想借由越界筑路的方式扩展实际的管辖区域，从而达到扩界目的。从1900年至1914年短短的十四年间，法租界共越界修筑了24条道路，霞飞路正是其中的一条：

1900年，法租界顺宁波路西进，筑西江路、宝昌路，其交接处在今重庆路，东为西江路，西为宝昌路（Route Paul Brunat）。1906年，西江路、宝昌路统一改名为宝昌路，1915年取法国元帅霞飞之名，更名为霞飞路（Avenue Joffre）。1922年3月，霞飞元帅在霞飞路举行揭牌仪式。

与此同时，1912年法国公董局投票表决要求法国领事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要求扩张法租界。1913年，时任法国驻华公使的康德正式向北洋政府要求承认其越界所筑之道路的警察权，实为强迫北洋政府承认法租界对于这些道路的主权。这在租界史上尚属首次，以前租界扩界还会和政府协议进行，这次干脆连表面功夫也不做了。彼时袁世凯政府因顾虑革命党人在租界内部进行的反袁活动，以法方抓捕租界内的革命党人为交换条件同意了法方的要求。1914年9月，法租界正式扩界，一举扩张到一万五千余亩，是先前的面积的七倍有余。

但最糟糕的是，以此为开端，租界掀起了以“越界筑路”方式扩张的浪潮。公共租界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越界筑路行动，越界筑路区达到四万七千亩，今日的愚园路、番禺路、新华路乃至长宁路、天山路、伊犁路均为其越界筑路的范围。

直至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人民民族意识高涨，提出停止越界筑路和收回租界的要求。1925年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上海市民提出关于解决五卅惨案的17条交涉条件，其中2条便是制止越界筑路和收回租界，至此，租界越界筑路才被基本遏制。

（四）再也无法完成的大上海计划

1927年7月31日，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军队从广州北上进军，占领上海。对于打算实现南北统一的蒋介石来说，占领上海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但此时上海的黄金区域，都被租界占领了；老城厢又因人口稠密，无法再行建设；所以国民政府要想立足上海，只能开辟新的核心区。

考虑到上海的东北角江湾一带紧挨着黄浦江、吴淞口，西南面又与市区相临，交通极为便利，又有复旦大学、国立同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毗邻，发展前进广阔，便选址江湾地区兴建新市中心。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表决通过“大上海计划”，划定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约7000亩土地为新市中心区域。

市中心按土地使用功能划分为商业区、工业区、商港区与住宅区，总体布局高度对称，呈“中”字型。在此基础上，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又分别建设了四条主干道：三民路（今三门路）、五权路（今民星路）、世界路、大同路（未筑成），反映出国民政府“三民五权，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同时，又在翔殷路与淞沪路、黄兴路的十字交口处再多开辟一条其美路。其美路即今天的四平路，而这个路口，就是现在的五角场。（注：邯郸路彼时名曰翔殷西路）

此外，“大上海计划”对市中心周围的其它道路也有全面细致的规划和命名规则，路名首字均取自“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这九字之一，次字为象征国家和平兴盛的赞美字，如福、顺、庆、和等等。如今保留下来的路名，有中原路、华阁路（二军大内）、民庆路、国福路、海嘉路（二军大内）、政修路、市光路等等。

具体而言，命名规则为：

在今天上海体育学院的校园内，坐落着一座金黄色屋脊、墨绿色琉璃瓦屋顶的宫殿式建筑（上图），简称“绿瓦大楼”。其古色古香的中式外表下，却在建筑之初就加入了不少实用的现代设计，锅炉房、电梯、暖气片等一应俱全。四楼面积近四百平方米的混凝土屋架下方，并没有一根一柱，这样的技术，放到现在，也令人惊叹。1933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22周年纪念日之际，这座“绿瓦大楼”正式落成，时为上海市政府大楼。

同一时间，市政府大楼附近，府东外路、府西内路、府南右路等路纷纷辟筑，这些路名你或许会觉得很陌生，因为早已被弃用改用新名，但任路名变换，历史却深深镌刻在了这些道路以及路边建筑中，默默诉说着过往辉煌。

以长海路为例，长海路原名府东外路、府西外路，1958年以辽宁长海改今名。在当时的规划中，此路以北是市政府大楼，此路以南由西向东依次坐落着市立图书馆（今杨浦区图书馆）、中国海空协会大楼（简称“飞机楼”）、市立博物馆（今长海医院内影像楼）、市立医院（今长海医院内21号楼）等优秀历史建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历史建筑，和前述市政府大楼，均由当时年仅30岁的天才设计师董大酉主持设计。让人忍不住感叹，真是“南有邬达克，北有董大酉”呀！

大上海计划的建设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巨大的成就，国内外均有所闻，以至于在1937年5月22日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玻尔教授访问上海之时，东道主问他意欲参观上海何处景点时，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不假思索地答道：“其他地方可以不去，但听说江湾附近新的市中心非常宏伟，很想见识一番”。

只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蒋介石在上海主动发起反击，8月13日，国军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围攻，试图赶敌下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由此展开。战火纷飞中，江湾、闸北、沪南等地区，受损严重，“大上海计划”也被迫停止。（注：此处沪南为国民政府时期行政区划名，非今日浦东沪南）

在御敌近四个月后，11月5日清晨，日本军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之漕泾镇、全公亭、金丝娘桥等处突然登陆，包抄淞沪中国军队防线南方的背后，三天后占领松江。在退敌无果后，蒋介石于8日晚下令进行全面撤退。11日，上海市长俞鸿钧发表告市民书，宣布上海沦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已无财力重新启动“大上海计划”，于是仅对部分道路和建筑进行修缮。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终究还是化为泡影。好在，董大酉设计下的历史建筑，如旧市立图书馆、绿瓦大楼等，已于近年完成修复，对公众开放。

（五）极司菲尔路76号背后，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

上海沦陷后，除租界外均被日军占领，租界成为孤岛。1938年，原国民党特务丁默邨、李士群投靠日本当局，根据日本当局的指令建立特工组织，机构设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67号。后因此处活动不便，由日本特务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极司菲尔路76号作为特务活动场所。1939年9月5日，汪伪政府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一个杀人无数、无恶不作的恐怖主义特务机构由此诞生，这便是76号魔窟。

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1864年由公共租界当局筑路，英文名为Jessfield Road。关于路名的来源，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著的《上海简史》中有一段简要记述：“极司菲尔路路名的由来，可以追忆起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位葡萄牙绅士，在虹口经过一杂技场的帐篷，听到一个女孩的哭叫声，他就把她从杂技场赎出来，再送她到美国去，在一位教士的照顾下，接受教育，回来之后便和他结婚。他用她杰茜（Jessie）的名字命名他的乡村住所，称为‘极司菲尔’（意为杰茜的土地）。”

但英国作家Paul French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块土地早期由从事酒类进口贸易的商人麦格雷戈(John MacGregor)所有，而Jess是他第一任夫人的名字。据记载，麦格雷戈的酒厂建立于1864年，也与极司菲尔路的筑路时间吻合。另据《上海园林志》，麦克格雷1904年起担任工部局公园和草地监督，极司菲尔公园（今中山公园）也是在原兆丰花园的基础上由他主持设计。

极司菲尔路本为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其后也未被正式纳入公共租界。上海沦陷后，英、美、法、意等国军队在公共租界边界入口处装置铁门或铁丝网，并构筑工事。而随着战事的升级，包括极司菲尔路在内的沪西越界筑路区域的归属权，逐渐成为英美法方与日方的争夺焦点。

1939年8月19日，沪西越界筑路区伪警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英籍巡捕发生冲突，英籍警官金罗德负伤，伪警死伤4人。1939年9月，日伪已在沪西越界筑路区设立警所10处，隶属日伪警察局沪西分署，警员达300人。工部局称，决不会承认伪警在该区布岗及日伪上海市政府要求该地区居民缴纳房捐的权力。10月20日起，沪西越界筑路地区连续发生日伪袭击公共租界巡捕事件，死伤多人，工部局警员回击日伪自卫团所在地。该自卫团旋由日本宪兵驻守。

1939年10月23日，工部局总董樊克令与日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会商越界筑路区纠纷问题。若干回合后，1940年2月16日，双方签订《沪西越界筑路设警之临时协定》，规定在该地区设置特别警察队，由日伪市政府警察局长与工部局警务处总巡共同管理。

一年后的1941年2月1日，日伪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与工部局总董恺自威签署《沪西特别警察总署组织章则》，规定沪西特别警察总署为该地区行使警察权的唯一机关，总署在日伪上海市政府管辖下，受日伪市政府警察局指挥监督。至此，包括极司菲尔路在内的沪西越界筑路区域的警权，正式归日伪上海市政府。

日军争夺统治权的背后，也是上海最为黑暗最为残酷的一段暗杀史。1939年5月6日，公董局警务处政治部督察长曹炳生遇害，代理督察长程海涛也在同日遭暴徒暗杀。1940年1月，工部局总裁费利浦在丁香花园附近遭日伪特务袭击，险些丧命。1940年12月16日，公董局政务督办杜洛克被狙击身亡，是租界外籍官员遇害第一人。1941年1月23日，日本侨民会会长林雄吉闯入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会场，开枪击伤工部局总董恺自威。

回看76号，1938年诞生，1939年正式成立，1939-1941年盛极一时，恰与上述暗杀士相合。而到了1942年，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被日本宪兵毒死。一年以后，李士群也被日本宪兵队用同样的手段毒死。这些罪大恶极的汉奸们，最终也没有逃过“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命运。

此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正式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英国代表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美英两国承认应将上海公共租界等租界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并终止各租界给予他们的各种权利。同年，法方考虑到法租界有被武力接收的可能，法国大使不得不将上海法租界交予日伪政府。1943年8月，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被日伪政府接收。

1943年10月，汪伪上海市政府公布对原租界和越界筑路区域240条道路的更名方案，以欧美人名命名的166条道路全部更名。新路名大多取全国各省、市、县、镇、山川等地名，如霞飞路更名为泰山路，贝当路更名为衡山路，葛罗路更名为嵩山路，海格路更名为华山路，哥伦比亚路更名为番禺路等等。也有采用谐音方式更名的，如巨籁达路更名为巨鹿路，马斯南路更名为思南路，白来尼蒙马浪路更名为马当路等等。上述路名，除泰山路为纪念淮海战役而改名为淮海中路外，其余皆沿用至今。

至于极司菲尔路，因其靠近沪杭铁路梵王渡站，便更名为梵皇渡路。解放后，又根据谐音，改为万航渡路，沿用至今。百年前的惨烈、恐慌与哀恸今已不复存在，随着76号魔窟一同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中，唯有那苏州河水流淌至今。（注：76号遗址已在战乱中灰飞烟灭，原址现为万航渡路435号上海市逸夫职业技术学校）

上图为沪杭线上的梵皇渡车站建筑，摄于1916年。民国4年3月沪杭、沪宁接轨线开工兴建，民国5年11月竣工，同年12月正式通车。沪杭线起点由上海南站改到上海北站，全线长189.5公里，增设梵皇渡、徐家汇、龙华新站。

（六）填浜筑路，回归民生

肇嘉浜路、大木桥路、小木桥路、天钥桥路.....如果你生活在徐汇区，想必对这些路名不会陌生。小时候的我听到这些路名却总会纳闷，明明没有桥，为什么要叫大木桥路和小木桥路呢？

一切要从肇嘉浜说起。肇嘉浜原是上海地区一条东西走向的通航河流，原河道从黄浦江上溯进入大东门，穿越上海县城，泛舟出西门，经卢家湾、徐家汇，入蒲汇塘，走泗泾，可直通松江府城。

明嘉靖年间，为抵御倭寇，上海县始筑城墙。此后，通往松江府的官路便由上海县城西门起始，沿肇嘉浜北岸，经徐家汇抵松江府城，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肇嘉浜路”了。

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南、浙北等地，上海县与法租界共同订立联合防御的协定，同意在租界外修建马路，以方便军事通行。法租界修建的道路，由斜桥起顺原官路重新敷设直达徐家汇。因为道路通往徐家汇，同时为区别公共租界所筑的另一条道路，因此将该路便称之为“法徐家汇路”，这条路便是今日的徐家汇路。

1906年起，出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上海县城及华界地区开始填浜筑路。1909年（宣统元年），肇嘉浜东段被填，筑为白渡路，路名沿用至今。1913年（民国二年），填埋肇嘉浜的城内河段筑路，是为今日的复兴东路。而肇嘉浜打浦桥至斜桥段，因与原法徐家汇路并行，因此并入。

随着上海开埠，肇嘉浜北岸被扩占为法租界，沿岸开办了一批工厂，租界内也兴建了很多住宅。大量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肇嘉浜。又因肇嘉浜位处于华界和租界交界处，两边都不治，至抗日战争前夕，河道逐渐淤浅变稠，仅能勉强通航小船。同时，战争的爆发，使得大量周边省市难民涌入肇嘉浜两岸，搭棚落脚谋生，肇嘉浜两岸逐步形成棚区，出现了许多“滚地龙”——用竹片芦席简单搭建的栖身之所，或是船民搭块板到岸上的半水上人家。肇嘉浜打浦桥以东段遭填没以后，该河逐渐失去自净功能，成为死河，沿岸环境及水质也进一步恶化。至1947年，两岸有棚户2000余户、居民约8000人，成为旧上海最大的水畔棚户区。

1953年底，周总理和上海市领导来到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户区肇嘉浜。他们一行走进低矮的、半截浸在污水里的破旧板房，周总理摸一摸床上的被褥湿不湿，问大家在哪里汲取饮用水？在哪里淘米洗菜？生病的人多不多？回程路上，周总理详细询问一系列相关数据，研究着如何改善上海工人的居住条件，改善城市环境卫生，并嘱咐陪同的上海市领导做好调研工作，制定出发展规划。

1954年10月肇嘉浜改造工程正式动工。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当时的上海市政府仍拨款745.2万元用于改造肇嘉浜。然而，比起经费问题，缺乏大型工程工具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工人们只能一桶一桶挖淤泥，原肇嘉浜改造工程总指挥高津浦说，当时的肇家浜脚踩不下去，由于没有套鞋、只能穿草鞋，脚踩不去，就从旁边挖一点干土填一下。最艰巨的挖泥埋管工作全面铺开的时候，正值北方冷空气南下，浜底结了冰，工人们没有保护措施，一个个赤脚跳入3米深的浜底，敲冰挖淤泥，许多人的脚都冻裂了，鲜血与臭泥糊在一起，看上去像一只只大紫萝卜。

当报纸刊登出肇嘉浜路改造的消息后，很快，交大、徐汇中学的师生和机关干部都加入了改造的大队中，他们不计报酬义务劳动，热情相比现今的全民抗疫，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众人的奋战，巨大的钢筋水泥排污管被埋下，原本黑臭的肇嘉浜被填平，铺上了结实的沥青路。1956年12月底，长3公里、宽40米的肇嘉浜路全面竣工通车；宽阔的双向车道路和沿线的街心花园，使肇嘉浜路成为当年上海最大的市政新景观。

填浜工程完工后，虽然当年横跨两岸的大小桥梁没了踪迹，但是诸如大木桥、小木桥、天钥桥这些人们已经惯常使用的地名，都以路名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天钥桥”，相传取义自“开启进入天堂之门的钥匙”，原为方便浜北的人到达位于南岸的徐家汇天主教堂而建。

而由于肇嘉浜路被填没辟筑肇嘉浜路，徐家汇路打浦桥以西段也被并入，便形成如今徐家汇路不通往徐家汇的情况。

除肇嘉浜路外，蒲汇塘、法华浜等水路也在50年代末填浜筑路，水路名也变更为陆路名。

（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

解放初，上海沿用旧制，下设20个市区区和10个郊区区。但是，市区和郊区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线，一般以中山环路（相当于今天的浦西“内环路”）为界。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计划在中山环路以外建设多个工业区，如彭浦、桃浦、嘉定、闵行等工业区。为此，还必须建设以市区为中心，向外辐射通往工业区的主干道。随之而来的是，在工业区和主干道两侧瞬间出现了大量的规格不一的马路。

在短时期内要给数百条马路取名，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以同方位的中国行政地名来命名上海同方位的马路。

具体办法是：浦东位于上海市正东，原则上统一使用山东省地名，如烟台路（已注销）、崂山路、潍坊路等；杨浦区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统一使用东三省地名，如凤城路、靖宇路、打虎山路等；闸北区位于上海市正北，环路外使用山西省地名，如汶水路、万荣路、临汾路等；偏西的普陀区使用陕西省地名，如甘泉路、延长路、志丹路、子长路等；桃浦地区位于上海市西北角，使用甘肃省地名，如敦煌路、祁连山路、武威路等；长风工业区位于上海市正西方向，使用四川省地名，如金沙江路、大渡河路、泸定路；桂林公园位于上海市西南，使用贵州省地名，如桂林路、钦州路、柳州路等。

直到今天，上海仍然使用这种方法为区域内出现的新马路命名。如今，以中国的城市作为上海城市道路专名，以及以中国同方位的城市名命名上海同方位的道路名称，早已成为上海城市道路的传统和特色，也象征这上海这座城市不断地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奋斗者，共筑家园。

后记：转眼距离当时写这篇文章之时（2020年3月）已经过去了两年半多的时间，心境也已大不相同。感谢还有读者挂念，故将其写完。这段时间我也在从各个方面与过去的自己告别，这篇文章，也正好作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