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轮效应（一本解锁人类认知错觉的心理学趣味读物）

“人无完人”是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这句话不仅是要求我们不能对别人求全责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那就是——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然而，在实际工作或者生活中，我们不乏最初认为某个人“完美无瑕”，到后来却严重怀疑自己有问题的现象。其实，这是大脑让我们自动为自己戴上了一个“光环滤镜”，并将之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晕轮效应”。

第一节 我们都是“视觉动物”

人力资源测试的发现

“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眩晕效应”“光环作用”，是指个体从局部出发对事物进行认知和判断，从而导致以偏概全现象的出现。这一心理效应的发现得益于一次人力资源测试，发现者是一位叫作爱德华·桑戴克的心理学家。

1915年，在对两家大型工业企业员工进行调查时，美国心理学家桑戴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被评价为“聪明”“勤劳”的员工，在其他诸如“可靠程度”和“技能熟练度”等调查项的得分也相当高，甚至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了桑戴克的注意，他开始思考，到底是只有这两家企业存在这种状况，还是在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中，都有着类似的情况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假设，桑戴克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以军营作为自己的实验场所，选择两组军人作为实验对照组，并将需要评价的项目分为身体素质（其中包括外貌、体能）、智力水平（Intelligence）、领导力（Leadership）和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ies）四个大类；又分别让这些军人的上级主管根据自己下属军人的仪表、体格、声音、举止、精力和耐性，在先前所划定的四个大类中，确定他们分别是属于上游、中游，还是下游。

实验结束之后，桑戴克发现，在这次的统计结果中，智力与领导力的相关程度，居然和智力与体能的相关程度区别不大，而这一结果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事实上，按照人们正常的理解和认识，智力与领导力的相关程度要远远高于智力与体能的相关程度。很显然，这份量表并不是非常客观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桑戴克在得出这一结论后，又引用了心理学家奈特·邓拉普（Knight Dunlap）的实验来验证该疑点。当初，邓拉普曾经让学校领导对学校的129名教师进行评价，在实验中，同样出现了和桑戴克的实验相似的结果，即教师的一般性优点中被认为与其外表和举止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而“教师良好的声音”居然与“是否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表现出了很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评价人在对这些教师进行评价的时候，有可能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通过这位教师的总体表现，给出了一个大致的印象分数。

实验结束之后，桑戴克于1920年首次提出了“晕轮效应”（The Halo Effect）这个概念。他认为，即便是一个非常公正、极有能力的雇主或者部门负责人，也很难将一个人当成数种不同品质的集合体来看待，与其对某人拥有的不同品质做出不同的评价，我们更倾向于根据自己对某人的大致印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而这种由其中一个品质向外辐射遮蔽了其他品质的心理学现象，便称为“晕轮效应”。

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

桑戴克提出“晕轮效应”后，在这一心理效应的基础上，他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于是有了后面关于教育学中相关的学习理论的研究。尽管桑戴克提出了这一心理效应，但他并未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而是将之抛于脑后。但是“晕轮效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未离开心理学家的视野。“晕轮效应”如同汪洋中的一叶小舟，在浩如烟海的心理学之海中沉浮了数十年后，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另一双手捞了起来，而这双手的主人就是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Harding Kelley）。

哈罗德·凯利是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当他注意到“晕轮效应”时，正供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由于“晕轮效应”与他所研究的领域——社会心理学，尤其是人际关系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于是他就开始将它当作值得研究的课题。

为了研究“晕轮效应”，凯利在麻省理工学院招募了两组学生作为心理学实验的志愿者，将他们分别标记为A组和B组。凯利告诉这两组学生，这节课将临时由一位研究生代课，并向他们简略地介绍了一下这名研究生的情况。然而，A组和B组所接收到的信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在凯利的实验中，A组学生被告知来代课的研究生是一位勤奋热情的人，而B组学生也被告知了同样的情况——除了把对这位研究生的描述从热情换成了冷漠。

作为对照因素的研究生按照同样的方式完成了他的代课任务，课程结束之后，凯利分别调查了两组学生对于研究生的评价。令人惊奇的是，A组学生对这位来代课的研究生普遍做出了相当良好的评价，他们与这位研究生一见如故，甚至就连下课之后还围在他身边亲热地交谈；而B组学生对这位研究生的态度可以说截然相反，不仅在上课的时候表现冷淡，下课之后对这位代课老师也是敬而远之。这一发现让凯利感到颇为有趣，仅仅是一个形容词的变化，就可以让这些学生对代课老师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改变，这是否说明，我们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呢？

凯利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写入其群体社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的相关理论中，并进一步指出这一心理效应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在传播学领域中的应用。

以偏概全的心理模式

桑戴克和凯利的两个心理学实验，揭示了“晕轮效应”的发生与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看法有关。而个体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以偏概全的看法，又与其内在的心理相关。

首先，“晕轮效应”的形成与个体知觉特征的整体性相关。我们知道，知觉是各种感觉协同活动，进而在人的头脑中产生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它具有整体性的特点。这种整体性决定了个体在感知客观事物的时候，习惯于把不同属性、不同部分的对象以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感知，而非孤立地进行。比如我们感知到一棵树的美丽，不是凭着这棵树的绿叶部分，也不是凭着树上开的红花，而是将红花绿叶合起来，进而产生心理上的美感知觉。这说明，知觉对象的各种属性和部分是有机地联系成一个复合刺激物的。由于知觉的整体性作用，我们知觉客观事物时就可以迅速而明了地做出整体判断，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而无须逐一知觉事物的各个不同的属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相当多的人在面对客观事物时，只凭某种属性的片面感觉，而非全面的知觉，便对人或事物做出评判，殊不知这种评判因其片面性而有可能大错特错。

其次，“晕轮效应”的出现，还与内隐人格理论相关。所谓内隐人格理论，是指个体通常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关于他人心理和行为假设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个体一般会刻板地认为别人的人格品质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了解其中的一种品质就可以推知其他相关品质及行为的表现。比如，因为认为胖的人比较懒或笨，所以在与一个胖人见面时就会认定对方比较懒或笨，但事实上对方并非如此。这其实也是“晕轮效应”影响的结果。内隐人格理论的产生是图式在作怪。图式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固定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或策略，是一种心理捷径。当我们在判断事物时，倘若掌握的信息相当少，图式就会跳出来自动为我们提供额外的信息。这就使我们在尝试了解他人时，借助于自己头脑中对此类人的图式来更完整地补充自己的理解，让自己得以迅速地形成对此人的印象，以节省时间或精力。

总之，无论是个体知觉特征的整体性，还是内隐人格理论，都告诉我们，“晕轮效应”可正可邪，可好可坏，关键是我们在面对人或事物时，以怎样的知觉去认知对方，以怎样的图式去解说对方。只有意识到“晕轮效应”的影响，才能避免其危害，发挥其长处，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这不仅提醒我们，在生活中，人际相处中，要多看少说，看好再说，以防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做错事或怪错人，给自己留下遗憾，给他人带来痛苦；在处理问题时，没有调查周全，不要轻易下结论，牢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了调查还要深入思考，抽丝剥茧，方能得出结论，以免错失机遇，与成功擦肩而过；现实生活中，要敢于将自己的优点展示出来，同时，也尽可能科学地让他人了解自己的缺点，以便让他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自己。

自带光环的心理学之神

桑戴克发现“晕轮效应”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养成了观察入微的特质。这种对生活细致观察的特质也造就了他敏锐的感知能力，进而助其取的了一系列得成就，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巨匠。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晕轮效应”发现者的尘封往事吧。

1874年8月31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堡市，一个婴儿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呱呱坠地了，在产房外焦急踱步的桑戴克先生也终于松下一口气来。他为这个孩子取名为爱德华，意为“财富的拥有者”。在那个年代，爱德华是一个有些大众化的名字，而桑戴克作为一名普通的律师，也未曾期待过自己的孩子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只是希望他能够平安快乐地长大。但当时的桑戴克先生未曾想到，这个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孩子，将来却成就了一番不俗的事业。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爱德华从小小的婴儿长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年少时期的爱德华·桑戴克不善言辞，相貌也不出众，但却有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爱好——学习。这个不起眼的少年日复一日地在校园中行走着、沉思着，但他并未感到孤独，因为书籍变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少年桑戴克常常沉迷在书中，那些文字就像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这个平凡的小镇男孩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名为探索的种子。

对于学习的热爱加上过人的头脑，常年稳居年级前三名的桑戴克，顺利地通过升学考试，进入了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就读。作为小常春藤联盟的创始学院之一，维思大学在美国的教育史上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与威廉姆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并称为“小三杰”，仅次于号称“三巨头”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优良的学习环境让桑戴克得以继续发挥他在学习上的天分。进入大学之后，桑戴克选修了和他的性格一样内敛安静的英文专业，仍旧保持着名列前茅的成绩。此时的桑戴克对心理学还处于几乎一无所知的状态，按照他的预想，他应该会在毕业之后成为一名普通的文学教师，而在他升入大学三年级的那一年，学校的一个要求，让桑戴克的人生道路彻底发生了转变。

根据维思大学的规定，每个升入三年级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自己专业以外的课程作为必修课。也许在这一点上，所有大学的学生都是差不多的，为了拿到能够顺利毕业的学分，桑戴克选择了看起来似乎比较简单的心理学作为自己的必修课。桑戴克自己曾说，一开始他对心理学并没有多么浓厚的兴趣，甚至不记得“听说过或见过心理学这个词”，直到他阅读了威廉·詹姆斯（Willian James）所著的《心理学原理》，才对这门在那个时代还有些云遮雾罩的学科产生了好奇。就这样，这位本来在文学上颇具天分的青年一头扎入了心理学的海洋，而他的人生路线也因此悄然发生了变化。

从维思大学顺利毕业之后，桑戴克选择了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继续深造的平台，并且得以拜入自己昔日的“偶像”——威廉·詹姆斯的门下，成为这位心理学巨擘的得意门生之一。在詹姆斯的引导下，桑戴克在修完了自己的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开始专攻心理学。彼时，詹姆斯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实验心理学，桑戴克却没有接过导师的衣钵，而是另辟蹊径，开始研究鸡的智力行为。根据桑戴克后来的回忆，他当时选择这个课题并非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而是单纯地希望通过这个课题尽快拿到学分罢了。

尽管这个研究课题看起来相当奇特，但詹姆斯还是尽力支持爱徒的研究。桑戴克为了培养实验素材，在当时自己租住的公寓里养了一大群鸡，而这一举动遭到了房东的反对，并严厉警告这名年轻的学生，如果继续在自己的房子里开养鸡场的话，就让他立刻收拾东西走人。

研究课题当然很重要，但是自己也不能露宿街头啊。就在桑戴克为实验场地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的导师詹姆斯决定助他一臂之力。詹姆斯将自己家的地下室借给了桑戴克，以便他的研究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詹姆斯的这一行为对当时的桑戴克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有了合适的试验场地，桑戴克得以顺利地完成研究，并且凭借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青睐，为其日后的心理学研究寻觅到了一个极为良好的平台。

在正式走上心理学的道路之后，桑戴克便一发不可收拾。通过动物心理学与人类心理学的对照研究，桑戴克发现，当时的心理学流派在人类如何学习这一课题上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这里如同一片从未耕耘过的原野，而桑戴克就是其中唯一的农夫。

此后，桑戴克便投身于心理学的探索和实验中。这位曾经的“学神”在拓展研究道路时，也很有自己的特点——桑戴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认知学以及教育心理学的方向。

1899年，桑戴克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位心理学讲师。此后，他将动物研究技术应用于儿童及年轻人，进行了大量的测试，用于人类学习、教育心理测验等领域的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桑戴克三大学习定律、人类学习过程中的“试错说”，以及教育学中的“共同要素说”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心理学结论，并出版了上百本专著和论文。

在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绩之后，桑戴克并没有就此骄傲自满，仍旧保持他低调、平和的为人处世态度。尤其是他对其助手马斯洛的关照，更体现出这位心理学大家的气度与风范。

马斯洛被后世称为“第三代心理学的创始者”，但他的成功同样不是一帆风顺的。马斯洛个性鲜明，喜欢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无论什么事情，一旦违背其意愿，他都会坚决弃之不顾。在他以助手的身份协助桑戴克进行长达五年的“人性和社会秩序”的庞大研究计划过程中，为了坚持他所认为的一切人类活动都是基因和文化因素的混合体，甚至不惜以学术的方式对桑戴克的“人性和社会秩序”的整个观念进行尖锐的辩驳，认为它对自己毫无意义。面对自己助手如此无理的行为，桑戴克不但没有解雇他，反而将自己的办公室和书桌提供给马斯洛使用，支持他从事研究。正是在桑戴克的支持下，马斯洛提出了动机与人格理论，开创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成就了他伟大心理学家的地位。

1849年8月9日，对于世界上众多的心理学家而言是个沉痛的日子。这一天，心理学历史上的里程碑之一、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爱德华·李·桑戴克（Edward Lee Thorndike），在自己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四岁。

由于桑戴克对心理学发展的贡献，以及他对于后辈的慷慨培养和知人善任，在桑戴克去世之后，心理学界普遍认为，桑戴克终其一生所做出的成就，也只有日内瓦学派的创始人让·皮亚杰（Jean Piaget）能够与之相比肩。

桑戴克所提出的“晕轮效应”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应用着，而我们也都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在了解了“晕轮效应”的影响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晕轮效应”本身并无好坏的概念，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察觉并能够应用它。当我们在面对难题一筹莫展的时候，不妨像牛顿说的那样，试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巨人散发出来的光芒弥补自己光亮的不足；而当我们在认为一件东西完美无瑕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到底是这件东西真的如此完美，还是我们被它所折射出的炫目光彩晃晕了双眼，从而忽略了它身上的细小缺憾呢？

第二节 无处不在的“晕轮效应”

从“坏小子”到“医学家”

1906年，万众瞩目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桂冠落到了西班牙病理学家拉蒙·卡哈头上。这个低调的神经组织学家由此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鉴于卡哈在神经医学上的贡献，尤其是对于大脑的微观结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人们给予了他“现代神经科学之父”等极高的赞誉。不过，当我们感谢卡哈为人类医学所做出的贡献时，还要感谢那位默默地站在他身后的伟大的父亲。正是他的智慧，让卡哈的光芒照亮了人类医学的天空。

1852年，拉蒙·卡哈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的佩蒂拉镇一个外科医生之家。他的父亲卡哈医生是镇上的外科医生。儿时的卡哈聪明又顽皮，喜欢养鸟、舞刀弄棒和玩打架游戏，邻居们对他的印象相当不好，将他归入“坏小子”的行列。

十多岁时，性格越来越叛逆的卡哈某一天突发奇想，打算制作一门大炮，向小伙伴们展示自己的身手。那段时间，他经常潜心思考，并在纸上写写画画，没想到他真的研制出了一门大炮。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研制出的这门大炮威力还很大，一炮就将同玩的小朋友打伤了。这下可惹了祸。邻居们纷纷将这个不可救药的孩子告到警署。他的父母除了不得不接受罚款，还无奈地看着他被警方拘留了三天。

等挨了三天饿的卡哈被释放出来后，富有远见卓识的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让他辍学工作，一方面让他承担做错事的后果，另一方面也让他体验人间疾苦。就这样，卡哈先是被送到一位理发师那里当学徒，接着又到一位鞋匠那里做补鞋的工作。

一年的学徒工作让卡哈成长了很多。他的绘画天分让他对视觉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产生了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想法。当父亲到补鞋铺接他时，和他就一个人的责任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后，卡哈告诉父亲，他想做画家。父亲尊重他的选择，同时告诉他，无论将来做什么，都相信卡哈会获得成功，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不过在获得成功之前，接受相关的教育是必要的。从这天开始，他开始亲自教导卡哈。

卡哈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调皮捣蛋的孩子，而是成了父亲的学生，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父亲精心地教导他，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人体的骨骼，辨识人体不同部位骨骼的特点。最初，卡哈并不那么感兴趣。为了激起他的兴趣，父亲带着他去墓穴中挖枯骨。结果，那些奇特的骨头形状打动了这个“顽童”的心，他对骨骼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在绘画上的天分，也让他能将人体骨骼逼真地绘制出来。

在卡哈学习的过程中，父亲不断地肯定他的出色表现，称赞他的聪明，而见过他绘制的骨骼图的人，也无不夸赞老卡哈后继有人，称卡哈将来必定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慢慢地，卡哈将医学研究确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等卡哈的父亲被萨拉戈萨大学医学院任命为解剖学教授后，卡哈也以父亲助手的身份，成为该医学院的一名学生。读大学期间，他充沛的精力找到了安放之处，不但继续狂热地绘画，还学习了哲学和体育。1873年，卡哈大学毕业后，经历了两年的军队生活，并于1875年再度回到萨拉戈萨大学医学院，成为助理教授，开始了正式的医生生涯。直到1934年去世，卡哈一直从事人类神经的研究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为神经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卡哈发现了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独立的细胞单元，这些单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经元。这一结论奠定了神经系统组织的基本原则。他的著作《人类与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结构新论》《人和动物的神经组织学》等著作为现代神经解剖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他提出的“动态极化学说”，即神经细胞具有两极性，神经细胞通过胞体和树突接收信息，再通过轴突将信息传向远端的神经纤维末梢，这是现代神经功能活动的基本原则。卡哈也对神经系统的发展及其对伤害的反应做出了重要的观察结论。他绘制的几百幅脑细胞插图至今还被用于教学，尤其是八十幅人脑医学插图，相当形象地描绘了人脑皮层以及海马记忆体等组织，其细腻而写实的笔触打动着人们，让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人类身体里令人惊叹而又精巧的秘密。

如今，当人们谈到“西班牙王国上空一颗光辉灿烂的巨星”时，除了感叹其过人的成就，更对那位杰出父亲的睿智表示赞叹。正是这位父亲为卡哈打造了一个光环，才让这个调皮的孩子发现了自己的过人之处，在心理上得到肯定，也使外界忽视他的不足，发现他的长处。于是在不断的肯定中，卡哈内在的成功动机被激发了出来，被肯定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促使其不断成长，成为对人类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过人成绩得伟人。

卡哈的成长提示我们，放大受教育者的优点，淡化其不足之处，对于个体的成功会产生相当巨大的促进力量，可以激发其成功的愿望，从而让个体获得成功；相反，过分夸大受教育者身上的不足，就会放大其消极影响力，最终导致个体内在的心理压力出现，打击其自信心，进而挫伤个体的进取心，甚至毁掉其一生。

文学巨匠的爱情悲剧

普希金是俄国文坛的启明星，是引领文学风潮的天才诗人和小说家。他原本可以过着富足而幸福的生活，令人遗憾的是，却因一段错误的感情，英年早逝，于三十八岁就辞别了人世。

1812年，普希金在一次舞会上邂逅了当时有“莫斯科第一美人”之称的娜塔丽亚·尼古拉耶夫娜·冈察洛娃。彼时的娜塔丽亚年方十六，正是如同含着晨露的玫瑰一般美好的年纪；她发束金环、身着华服，如同从油画中走出来的阿芙洛狄忒一般袅袅娜娜地走入舞会之中，在这惊鸿一瞥中，她的美丽不仅倾倒了参加舞会的众人，也深深地吸引了在人群中的普希金，年轻的诗人就这样毫无准备地跌入了爱河。

从舞会回去之后，普希金就像是丢了魂一般。睁开眼，他眼前浮现的是娜塔丽亚天鹅般优雅的姿态；闭上眼，他又仿佛看到了对方纯洁动人的微笑。普希金茶饭不思，辗转反侧，他认定娜塔丽亚就是自己此生的挚爱，如果不能娶娜塔丽亚为妻的话，他的一生将毫无意义。

下定决心之后，普希金就对娜塔丽亚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他先是委托朋友向娜塔丽亚的家人引荐自己，并提出了娶娜塔丽亚为妻的请求。但第一次求婚进行得并不顺利，娜塔丽亚的家人顾忌普希金与女儿之间的年龄差，以女儿年纪尚小为托词，婉拒了普希金的请求。

但这次的拒绝并没有打消普希金的热情，相反，诗人越挫越勇，他在寄给娜塔丽亚的情书中尽情抒发着自己炽热的激情和浪漫的幻想，并且隔三岔五就带着贵重的礼物去拜访冈察洛娃一家。最终，冈察洛娃夫人认可了普希金的热情和诚恳，而娜塔丽亚也被诗人的才华和热情打动，与普希金迅速陷入了热恋之中。当然，也许其中有一点少女小小的虚荣心——那时候的普希金正值壮年，在文坛上风生水起，谁不希望自己的丈夫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天才作家呢？

于是，在冈察洛娃夫人应允之后，普希金终于如愿以偿地抱得美人归，结束了两年的苦恋。1831年的2月18日，这对年轻的爱侣在尼基茨基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然而，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预兆，就在双方交换戒指、互相诉说结婚誓言的时候，不知道是手滑还是其他原因，结婚戒指中的一枚竟然落到了地上。

金属和石头地板碰撞的声音并不大，却像宴会开始时敲击鸡尾酒杯的声音那样，令整个婚礼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普希金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在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中，结婚戒指掉落寓意着这是一场不被上帝所认可的婚姻。

可婚礼已经进行到了一半，反悔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神父的主持之下，普希金和娜塔丽亚还是完成了全部的结婚仪式。走出教堂的时候，普希金的额头上已经布满了豆大的汗珠，但很快，亲友的祝福和新婚的喜悦冲淡了这种不安的感觉，年轻的诗人很快便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在了脑后，开始与妻子享受起新婚燕尔的快乐来。

然而，这对沉浸在热恋中的年轻夫妻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成长的背景天差地别，两个人的性格也是南辕北辙：普希金多情狂放，娜塔丽亚保守传统；诗人喜欢莎士比亚，而美女则更钟情于热闹的舞会。这样完全相悖而行的性格注定了普希金和娜塔丽亚的结合将会是不幸的，但在当时的普希金和娜塔丽亚看来，对方就是自己的塞勒涅和恩底弥翁，而神明必然是没有缺点的。

幸福的假象终究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在结婚之后，褪去了情人眼中的光环，两个人性格上的矛盾就凸显出来，并且在日复一日的家庭生活中愈演愈烈。普希金认为妻子不理解自己，而娜塔丽亚也同样被普希金放浪的行为伤透了心。普希金开始夜不归宿，娜塔丽亚也通过一场接一场的舞会来麻痹自己，夫妻之间渐行渐远。

矛盾的爆发，始于一名金发男子的出现。

这名金发男子名叫乔治·查理·丹特士，是一位流亡到俄国的法国贵族。丹特士不仅仪表堂堂，而且精熟甜言蜜语，身边总是不乏莺莺燕燕围绕。和被娜塔丽亚的美貌所吸引的其他人一样，丹特士见到娜塔丽亚的第一眼便深深地迷恋上了她，电光石火之间，他便认定这就是自己此生最爱的女人。这位陷入情网的花花公子不顾对方已婚的事实，使出浑身解数展开对娜塔丽亚的追求攻势，甚至毫不顾忌对方的丈夫。

尽管和娜塔丽亚之间已经没有太深的感情，但丹特士对自己妻子的狂热追求仍然深深地触怒了普希金，他感到自己身为男人的尊严受到了挑战，在多次阻挠无果之后，普希金向丹特士发出了决斗挑战。就像后来的历史所记载的那样，普希金死在了这场决斗之中，俄罗斯文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巨星就此悄然陨灭了。

在普希金的爱情悲剧中，无论是娜塔丽亚，还是丹特士，以及普希金本人，均是“晕轮效应”的受害者。“晕轮效应”告诉我们，“情人眼里出西施”其实是由于我们被对方身上的某个优点所打动，进而选择性地自动忽略了其身上令我们不满之处，将对方神化成一个完美的人。当爱情的魔法退去，一切恢复原状时，彼此身上那些或大或小的问题瞬间就变成了对方眼中“不可忍受的东西”。

阿迪达斯的华丽变身

提到阿迪达斯，相当多的人都会津津乐道：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那身专业的运动装备；2009年，为纪念阿迪达斯品牌创立60周年，推出了一系列的经典纪念产品，以黑白色为主色调，栗色、橘黄和蓝色为辅的三叶草，展现了当代性、包容性、忠诚性，以及力争去超越和发现的独特工艺；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的阿迪达斯元素……当人们乐此不疲地追逐着它的身影时，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品牌经历过的“晕轮效应”助力的华丽转身。

阿迪达斯的前身是达斯勒兄弟（Gebrüder Dassler）公司。这家公司在创始之初，和其他众多品牌一样，也面临着市场开拓的问题。可如何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呢？这个问题让Gebrüder Dassler的两位创始人犯了难。这对兄弟经过好一番冥思苦想，最终想到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标新立异的方法。

当时正值1936年，世界瞩目的奥运会即将在柏林开幕。兄弟二人通过多方打探，最终认为来自美国的选手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最有可能在短跑项目中获得金牌。确定了目标之后，公司无偿赠送给杰西几双自己生产的新款运动鞋试穿，而幸运女神确实也眷顾了他们：穿着Dassler最新款运动鞋的杰西果然在短跑竞赛中接连斩获四块金牌。

全球的媒体沸腾了，对杰西的采访就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媒体恨不得用闪光灯照亮杰西身上的每一寸区域，而他脚上的那双Dassler运动鞋，也顺理成章地受到了关注。Dassler公司就此轻松地走上了国际舞台。

阿迪达斯的华丽蜕变告诉我们，巧妙地利用人们选择性地忽略缺点而关注优点的特点，可以高效地完成商业目标。

总之，“晕轮效应”本身无所谓好坏，如果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它就是潜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颗定时炸弹；但如果我们能够驾驭好“晕轮效应”，那它就会成为一阵得力的东风，让我们做事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晕轮效应”已深入人生的每个角落，从教育到爱情，从生活到事业，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