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锐评

　　北大南门外有一条街，两侧绿槐连岸，每年一到五月便绿浪滔滔。窈窕欹斜的枝桠像一双要在空中相握的手臂，织成一座青春的拱廊街。穿行其中，时常令人惊叹一味绿色竟可以如彩虹般层次丰富。我曾将北大一入五月就生长出的“绿渐层” 一厢情愿地称之为“五四青年绿”。

　　对很多心怀“历史意识”的人来说，1919，是一个仿佛只有春夏的年份。

　　很少有人会想起1919年的秋冬。

　　1919年末，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在法国梧桐金碧浓郁的背景里，两兄弟换下长衫布衣，身着笔挺的西装三件套走向码头。陈独秀含泪望着一双血脉相连的“法兰西绅士”，镜头在《觉醒年代》主题旋律中随着视线摇远，与他们不到10年后赴死的画面渐渐重合——两个儿子衣衫破裂，满身血污，走向刑场的步履铿锵，一如他们当年走向那诞生了巴黎公社的国度。他们在温暖的阳光里回首，在肃杀的刑场上微笑，一生一死的回望，宿命一般地洞穿了这位父亲的眼眸。

　　脚镣拴着长长的铁链，拖曳在刑场的土地上，发出沉重的金石之声。脚镣拴在陈乔年嶙峋的足踝上，他在金石之声里赤足踏过刑场上的鲜血，血泊中漂着两朵艳丽的桃花——他殉难的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如今的龙华烈士陵园，至今仍是上海赏桃花的胜地。鲁迅在给颜黎民的信中曾写道：“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觉醒年代》于一镜之内摄入了血与桃花两个意象，不知是否就是受到了这首曾题于狱墙上的革命诗抄的启发——出书斋入监狱，视牺牲若等闲。

　　《觉醒年代》以自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求索历程为经纬，令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知识分子理想求索等一系列命题相奏鸣，谱写成一曲深邃而恢宏的交响。壮气少年，在其中击筑饮酒，易水剑歌。

　　《觉醒年代》的故事开始于《新青年》创立的1915年——这一年，陈独秀36岁，李大钊26岁，鲁迅34岁，胡适24岁，邓中夏21岁，毛泽东22岁，周恩来17岁，陈延年17岁，陈乔年13岁。在这个今日之北大学子还在埋首书斋的年纪，19世纪末年生的学长前辈们，已经矢志倡新文化、弘扬真理、启发民智、救国兴邦，体验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同呼吸的千锤百炼。

　　因在街头演活报剧宣传新文化，陈延年被守旧派逮进监狱。陈独秀在家摆酒庆祝：“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要想寻找真理，坚守信仰，进监狱出监狱只怕会是常态。”而随着思想启蒙的先声最终汇入民族解放的洪流，曾自戒“二十年不谈政治”的陈独秀，也终于与儿子在家宴上共举一杯“我也是立志要为国家献身”的“赔罪酒”，眼看着他们将一抔热血荐了轩辕。

　　那些被刻上烈士纪念碑的姓名，大多以青年之身舍生取义；而故事里一个个风骨可爱的文化大师，也在谢幕戏的字幕里，把波澜壮阔的一生拓入了寂寂卷帙。

　　《觉醒年代》立意宏大但绝不空泛，但其艺术性却远远超越了应制的要求——这依赖于对人物入木三分的揣摩。主人公尽是教科书级名人，却毫无说教气息，个个生动鲜活、幽默多面：

　　蔡元培在张勋复辟失败后开心地着背心短裤泡脚，悠哉巴适地唱《汉津口》，洗脚水踹得到处都是；招蜂若“黄蝴蝶”的胡适跟“女诗友”们在办公室里笑谈美人僵尸、补充维C；陈独秀面对要“消灭家庭”的无政府主义儿子气得撂下一盘包子——“陈独秀先生带来的……高君曼女士蒸的！”……

　　编剧团队里大多为党史专家，但剧中人从来不似从档案中走下来的，而是从土地里、飞雪的红楼里长出来的。

　　将白纸黑字的缄默姓名，拓进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里，依赖的是极度饱满充实、细腻丰盈的镜头语言——陆征祥递给顾维钧的臭豆腐吐司、被不满生父的陈家兄弟调包成癞蛤蟆的著名徽菜“荷叶黄牛蹄”……主角在屋内高谈阔论、改变历史，窗外渌水白鹅，珊珊可爱；李大钊经历着救国理念的思想巨变，镜头却直接移向了他小臂上的一只蚂蚁，在生着细密汗毛的皮肤上艰难攀登，配乐是铮铮的古琴曲《流水》。这种饱含人文关怀的眼光，一面航拍中国，一面微观万物，留白处填满隐喻典故，盈满广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赤胆忠心、侠骨柔肠。

　　剧中的用典，有的是明晃晃的诗意：蔡元培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被客栈外写生的外国女画家画下的场景，直接重现三顾茅庐、程门立雪；钱玄同在白雪红梅、琴声悠悠的陶然亭请陈独秀喝过的热花雕酒，这幕高山流水遇知音，在五四运动后的冬天，与陈独秀出奔前钱玄同以体温焐热的那碗烫着同一味故人情，“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等我一下，我去拿酒——酒，花雕酒！你喝过的那种！”

　　有的则是在文化、历史隐微处，钩沉独辟出的文学想象——《觉醒年代》里的主要角色虽有不少是男性，却有大量落泪的戏份，这种“泪沾襟袖”诉说的情感，比“硬汉”式的怒吼壮誓来得更加暗涌昂扬。

　　对于五四运动，《建党伟业》中表现过令人热血沸腾的“火烧赵家楼”，《我的1919》里，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慷慨力辩：“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而《觉醒年代》虽将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剥得肌理分明，考证细节到“林长民在电报处的同乡”，情绪大高潮的表达却刻意避开了耳熟能详的历史高光点，选择落脚在了发言前夜顾维钧的梦境：

　　外交使团坐在地上彻夜等候美英法意首脑的回电，无望中，顾维钧望着墙上的凯旋门油画，苦笑着聊起用来举行法国国葬的凯旋门。顾维钧说，自己曾梦见北京前门变成了凯旋门，凯旋的使团被万民环绕，顾维钧陶醉在锣鼓喧天、喜气欢腾中，最后被崩到脸上的鞭炮屑疼醒，惊觉不过是一场梦。几位即将被推上耻辱柱的“英雄”在沉痛的男低音哼唱中恸然落泪。

　　更令人绝倒的，是对李大钊命运的暗示：李大钊站在天桥戏园二楼准备撒《北京市民宣言》，台下演的正是《挑华车》——高宠对战金兀术，连挑十一辆华车后力竭战死。武生仰天倒地，壮烈身死，李大钊同时落下热泪，手捧传单哭得难以自持。这蕴藉深厚的精准用典，堪及电影《霸王别姬》里引入的《思凡》。千年前后，如此相似的哀怨、相似的忠烈，力透悠悠青史。

　　详密的史料基础，辅以有血有肉的艺术想象和极具深情的文学观照——《觉醒年代》打开了主人公的生命，敞开了他们早已被雕铸成金身铜像的身体，为观众描绘血液奔流的形状、心脏搏动的力道。

　　剧中人的思想转折、道路聚散，书写克制的，有陈家父子在一次次误会、呛声、试探之中终于消除芥蒂，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文人气的，有胡适与“南陈北李”日益分道扬镳，最终在山野间碰杯吟出李杜友谊名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悲壮的，有陈独秀在五四期间上街，看到北大变成了监狱，爱国学生在校园里身陷囹圄，精神世界天塌地陷，最终从红楼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掷地一句：“共和死了！我不会死。”

　　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青春》一文中，曾言“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觉醒年代》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在饿殍遍野、黄云惨布的天津卫对着同胞宣誓建党：“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誓言起时，画面中响起了女童哼唱版《国际歌》——在清纯鲜嫩的旋律之中，前仆后继的盗火者逆风前行、以身为炬，将明亮壮美的青春烧作天地间唯一的光，滴落的血泪烫醒了铁屋中昏睡的奴隶。古老而满布疮痍的山河像血淋淋的胞衣，里面正孕育着一个方有轮廓的新生儿。他正在苏醒，他正在觉醒，他正在睁开那双黑夜给他的黑色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