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启示

一、十月革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工人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1871年3月，巴黎工人在外敌入侵的危机形势下经过普选组成公社委员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新的工人革命政权。马克思称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可是，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先驱，只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敌人血腥镇压下去了。

到20世纪初，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深入研究和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及巴黎公社的经验，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确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俄目形式”，决心建立“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1917年11月7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发动起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组成苏维埃政权，剥夺资本家的工厂企业由工人监督、管理，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于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面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跛府于1918年通过《关于工农红军的法令》，组建正规红军以对付国内外的武装敌人，并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以体现党的领导。由此，世界上也首次出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正规的工农武装。

苏维埃政权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第一次使真正的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国家，并且开始管理国家”。列宁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但是由于战争和经济文化的落后，党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攻和民主的做法上不能不作某些改变，由吸收全体劳动者来管理国家，改变为“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实际上就是说；由党代表工农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自1918年3月，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全日建设成为一个“军营”，形成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到1921年内战结束，列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新经济跛策，把战时“极端集中制”改为“工人民主制”，加强集体领导，改善党跋、党群关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基本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领导苏联党和人民推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斯大林执政后，苏联仍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威胁之中。1927年英苏断交，随后，日本在远东侵略中国疯狂扩张，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崛起，英、美、法的绥靖主义政策使苏联面临新的大规模战争的现实危险。为了生存和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苏联党政领导不能不强调集中统一！运用权力，快马加鞭，加速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从1925年到1937年的12年间，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立起一整套以重工业为基础、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高速实现了工业化。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水平由1913年的欧洲第四、世界第五，跃进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水平。1936年，苏联修改颁布新宪法，宣告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

1941年，纳粹德国背信弃义地突袭苏联，苏联党和政府迅速组织全国人民应战，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动员千百万青年、群众参加红军奔赴前线。由于苏联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全国人民奋不顾身的支持，使苏军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战局并作为反法西斯的主力，与盟军一起消灭了敌人，拯救了世界文明，根本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促进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成就，就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和两亿左右人口的大国中，变成了现实。从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已经由理论转入实践，并从自己成功和挫折的实践中积累了辛苦的经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真理。

二、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一条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开创了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早在1905年，列宁就提出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正确策略，即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率领半无产阶级及农民，首先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并适时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以夺取革命的完全胜利。这一策略思想，不仅指导俄国革命党人在1917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转变，而且指导了各经济落后国家包括中国的革命党人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十月革命后，面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战争之后又遇到灾荒。农民及有的工人反映不满，甚至不时发生农民暴动。列宁锐敏地看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他曾反思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月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过渡。于是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并从“商品交换”返回到国家调控下的“商品流转”，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商品经济，提高生产水平，团结和改造小农，充分利用合作化，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3年列宁在病中指出，有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强调俄国经济文化落后，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列宁反驳说，在客观造成特殊政治形势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口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苏联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也向其他经济落后的国家指明，革命也应该走这样的道路。

到1925年底，苏联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接着，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入工业化。到1934年1月，苏联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70．4％，苏联已“最终成为工业国”。个体小农经济变成了机械化集体农业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上业方面占99％，在农业耕地方面占84。5％，国民收入有较大的提高，群众生活有较大改善，识字人数的比例由1930年的67％，提高到1933年的90％。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告：“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是事实了。”

虽然，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所采取的这一套做法和体制在当时和现在都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它可能简陋、粗糙或带有严重的弊端，但它确是巩固和捍卫了当时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实现了消除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大国；确实实现了列宁提出的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度里，经过迂回、退却、进攻，过渡到以现代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甚至使国家进入核能和宇宙空间的时代。

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开创的道路说明，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国家掌握全国经济命脉和巩固的工农联盟的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商品经济是可以建立现代化的大工业和现代农业体系，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的。十月革命推动了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并把两者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反对现代帝国主义的战线，相互支持与援助，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

三、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实现了人类多年来废除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梦想

1917年10月，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是世界上首次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以实现消除阶级剥削、压迫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提出从落后的小农经济占优势的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经济政策。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陷入1929~1933年的“大萧条”，工业生产跌落一半左右，工人大批失业。而在苏联，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党的领导下，工业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经过两小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36年，斯大林在制订苏联新宪法时宣告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我国目前社会主义上业按产量来说已超过战前工业六倍多。”“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一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而成为我们苏联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苏维埃改权消灭了失业，实现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保证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选举制能够实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而不是诺言。”工人阶级已经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工、农、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主人。这个新社会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标志着这个新社会建立的1936年的苏联宪法，经过全民3600多万人的讨论，获得了一致的热烈赞同。身临其境的美国记者斯特朗称之为“人民的意志”。

尽管今天看来苏联的社会还有种种缺陷和不足，尽管今天人们对苏联的这一成果和做法还有各种批评和议论，但是，无人能够否认，这是人类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首次实现了废除阶级剥削、压迫的新社会。苏联的生产不再是为少数人的发财增殖资本，而是为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服务。苏联建设新社会的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教条和谎言：所谓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它不像1871年的巴黎公社，仅在法国的一隅存在了72天，更不像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仅在某些社区、工厂进行的实验，而是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国土上、在两亿左右人口的大国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由于缺乏经验、缺乏对旧社会的影响和自身弊端的认识和及时正确的改革，特别是由于当时未能战胜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背叛和民主派的破坏，苏联最终还是失败灭亡了。但是，这决不能掩盖它历史的成就和光辉，阻挡不了人们对它的向往和思索。

四、在苏联倡导的是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走的是一条新路，造就了一代新人

私有制社会的信条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资本家的追求是“个人至上”和“无限制的利润”；在消灭了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则相反，集体的利益是根本的、居于首位的，只有集体的阶级的利益得到保障，个人的利益和需求才能得到满足和保证。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在我们的意识中，‘我们’是一直高于‘我’的。正是苏维埃制度大大巩固了苏联和苏联这块领土上出现的大多数国家公民心理的这个特点。现在，统治阶层在我国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可是，这种东西是违反我国传统的，它必然要把每一个人意识中的‘我’摆在首位，而且还要以怪异的方式将‘我’放大，把它与‘我们’对立起来，并把‘我们’排斥到角落里去。”俄罗斯的一些右翼党派（如“右翼力量联盟党”）就在党章上公然写着“把个人的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自己的信念和改造社会的目标”。俄罗斯的私有化干将丘拜斯崇拜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伟大的美国之梦的基础上的，——这个梦就是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公民都渴望成为百万富翁”。他认为“苏联人和其他一切正常人上样，无非也是‘经济人’。他也具有经济利益——金钱利益、所有权利益”。所以，他认为俄国人也应该向美国人学习。但一个百万富翁是要众多人的破产和辛勤劳动来养肥的。

然而，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与美国及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不同，工人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创造了新的社会基础，就用新的世界观教育群众造就一代新人。

1919年，正是帝国主义和俄国白卫军联合迸攻苏维埃政权的紧急时刻。5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提出，要用行动帮助前线，“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一呼百应，由此掀起遍及全国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列宁对此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和极高的评价。他说，这“具有极大的意义……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口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只有“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这些工人奋不顾身的劳动，产品又归社会所共有，“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在劳动战线上就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35年8月，顿巴斯矿工斯达汉诺夫夜班挖煤102吨，超过原有劳动定额13倍，创造了世界新纪录。此后全国兴起运用新技术、新设备创造劳动新纪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顿巴斯的一些矿工的劳动生产率超过德国鲁尔工人的一倍，高尔基汽车厂的锻工打破美国福特汽车厂的生产定额。斯大林赞扬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首创精神、自豪和求知的渴望，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竞赛新的更高的阶段”，“是二次深刻的革命运动”。他分析，这次运动是“自行产生的”，并且“像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我们苏联全国各地”。“工人做工不是为了不劳而获发财致富的人而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联社会。”在苏联这个新的社会条件下，废除了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信条，确立了对劳动的崇拜，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把集体放在首位。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代具有新意识、新道德的新人。

五、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世界上首次应用全面计划进行经济建设和管理

恩格斯曾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商品生产中，商品生产的固有规律是，“作为竞争的强制性规律对于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产品支配着生产者。”“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目家财产。”这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集中表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废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白已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很自然地，它就要由工农国家来统一组织和管理，不能没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最高苏维埃建立人民委员会之初，即规定其任务之土，是“编制、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计划”；1917年12月，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国民经济和生产。

1921年内战结束，苏联在列宁倡议下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发展，但大的国有企业仍在国家手中，统一的计划调配工作仍然存在。这时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管理”的体制，建立经济核算制，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国家调解下实现贸易自由。实际上是一种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混合的体制。国家的宏观计划仍然存在。还在1920年2月，内战还未结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通过了关于国家电气化的决议：“现今苏维埃俄国初次有可能着手进行更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用科学方法”，制定并彻底实行国家整个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是伟大经济创举方面的第一个步骤”。

至1925年，苏联经济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开始迈出加速国家工业化的步伐，并形成中央南皮集权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突出的优势∶它能在经济落后、战争威逼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调动有限的资源，集中使用于主要的关键的方面：因此，它能在短时期内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实现建成上业强国的战略目标。苏联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在十多年的时间内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工业化的历程，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遭受德国纳粹的突然袭击的生死关头，显示这种体制平时战备和高效动员的优势，保证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当资本主义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时候，苏联经济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没有经济危机，而且高速增长。

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经济体制对社会生产的适应和作用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苏联这种体制也有它的弊端：只强调计划排斥市场；国家统得过死，企业只是国家计划的执行单位，影响企业、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长期集中发展重工业，使农业、轻工业滞后，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影响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追求高速度、总产值，形成粗放型、拼消耗的战略，效率不高，影响科技成果的充分利用，等等。这些弊端在当时处于次要地位，但在和平时期它就更为突出和明显。二次大战后，苏联曾多次提出改革试验，但由于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终于未能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架。到20世纪80年代末，雷日科夫等曾提出：企业自我补偿、自我拨款、自我管理，完全经济核算，利用市场关系，国家实行市场调控的改革方案，但遭到民主派的激烈反对破坏而未能实现。

六、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的建立，开创了各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局面

《共产党宣言》指出：“人对人的剥削—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脆之消失。”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依据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因此，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宗主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剥削问题。列宁曾说：“资产阶级民主由它所决定的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地或从形式上提出民族问题。……要求平等的实际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因此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目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他要求应谨慎对待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感情，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大学，“以便消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

俄共和苏维埃于1917年11月先后发表《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和《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宣布废除民族歧视政策，强调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是当时俄国各个边疆区的民族政府仍然是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府，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并纠集各种反革命势力成为反对十月革命的基地；而边疆区各民族被压迫群众力求摆脱剥削压迫，他们就与工农政权建立亲密联盟，以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于是，俄共和苏维埃提出“全部改权归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的口号并获得了胜利。“十月革命结束了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被压迫民族工人和农民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纪元，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反对一切压迫，反对自己的和异族的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整个帝国主义”。

从1922年苏联的建立和1924年苏联第一部宪法颁布，苏联约60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领域内相互合作，建成了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各民族在阶级平等基础上自愿联合的国家。由于各民族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不存在，反对一切奴役而忠实地实现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各族人民在经济和社 会生活一切方面已经切实实行互助。最后，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即 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已经有了蓬勃发展。而这种关系在新宪法中也得到反映，宪法规定一切民族和种族，不管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如何，不管他们强或弱，都应当在社会一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享受同等的权利。”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各民族紧密团结，战胜了法西斯，民族关系经受了考验。战争胜利说明我们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是在挑起民族间的猜忌和敌视的那种资产阶级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种制度培植着“各族人民相互友爱和兄弟般合作的感情”。

在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在联盟政府的帮助下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例如，1913年各个少数民族地区都没有钢的生产，中亚地区无一所高等学校，不少民族地区90％的人口为文盲。到1953年，除塔吉克、土库曼外，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起钢铁的生产企业；在文化教育方面，备共和国都普及了初等教育，建起了高等院校，如乌兹别克有高校35所，哈萨克有26所。同时培养起来一批民族干部，实现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的民族化。

这一时期苏联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仍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残留。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改命令体制对各民族共和国的权利和特殊需求考虑不够；在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以国防安全为由，曾将一些民族群众集体迁移；以及肃反中的某些冤案等都为民族关系留下了伤痕。但苏联在民族关系上的成就是主要的。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无原则地提倡“民主化”、“公开性”，纵容和引发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全盘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成就，重新挑起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纳卡州的领土争端，二次大战时一些被流放的少数民族返乡问题），民主派推动的自由化思潮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相互结合，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不少民族共和国的政权，实际上为披着民族主义外衣的民主派分子所掌握。以俄罗斯为首，他们要求分立，其实就是为了在自己的共和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和灭亡。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整个世界都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土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马克兰，土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再次兽性太发了……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就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褪。”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光辉成就和最终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和经验教训。

七、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毁灭给世人以重要启示

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人类社会生活前所未有的奇迹。然而，正因为这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自然会遭到旧势力的顽强反对和遇到前人所未曾遇到过的难题，需要他们去探索、试验、解决。同时，在当代世界上，资本主义还有着强大的势力。所谓发达国家，实际上都是那些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后来演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他们虽然丧失了原先占有的殖民地，但仍能利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优势，继续盘剥、奴役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人民并利用这些利润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几千年私有制社会的生活养成的私有意识、习惯和心理，还顽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俄国和苏联原来又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小农经济占据优势，要赶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定有一段漫长、曲折和艰险的道路要走。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经历了74年的艰辛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运动中败亡了。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错误的改革路线，是招致苏联失败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它留下了一个个生动的实例，供我们解剖分析：作为苏联领导人，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种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他们为什么会背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道路和全苏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此相联系，在社会、历史根源上，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给以重要启示呢？！ 1．关于党和国家领导骨干如何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信仰，防止脱离群众、蜕化变质的问题。

（1）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是各项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决定着革命和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十月革命后的几十年间，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在废除阶级剥削压迫，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特别是在内战、工业化和卫国战争期间，党群关系曾有过高度团结、休戚与共的时期。各级领导骨干，基本上能够信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信仰。但历史地看，在列宁之后的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和平环境里，由于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变化，党内一些领导人逐渐滋生了高高在上、追求私利享受、脱离群众的迹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原则和工农群众的感情，程度不同地淡化了。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高举改革的旗帜，要求“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 由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曾受到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拥护。但后来，他在各种自由化思潮影响下，演化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 根本否定苏联的历史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原则，招致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民主派的崛起，造成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和混乱，党员大批退党，群众茫然无措，苏共丧尽了党心、人心，致使苏联在经历了74年的大风大浪后，颓然溃亡。事实上，戈氏集团不是少数个人，像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早已丧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信仰，失去工人阶级的立场。错误的路线和政策，只不过是这种思想蜕化的外在衰现。

（2）苏联领导骨干的思想演化有一个历史过程。列宁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基本原理，领导了胜利的十月革命，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诚拥护。同时，列宁熟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在起义胜利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国家主人而采取“两个正确的办法”：一是把司法、行攻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制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列宁认为，俄国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是“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个条件下 继续着公社的事业”。十月革命后，1917年12月1面，人民委员会做出 《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额的决定》，人民委员领取的最高工资标准每月是500卢布，相当于工人的平均工资。但这时被破坏的经济亟待恢复，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月15日决定发给高级科学技术专家以较高的工资。列宁指出，“我们用非常高的薪金来吸引资产阶级专家这是离开了公社的原则的”，“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亿万卢布”，同时他指出“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也耍影响到工人群众”，除了努力学习，别无办法。当时，列宁的工资是500卢布，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为510卢布。1919年全国实行35级工资制，党政领导人的工资相当于22到25级，人民委员的住宅是每个家庭成员不超过一个房间。十月革命后，有大量新党员入党，1921年俄共十大决定清党。列宁认为：“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改头换面’打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结果，有17万人被开除出党，约占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总的来看，当时的干部面肘国内外严峻的斗争，虽然也有腐化变质的情况，但领导干部基本上保持了旺盛的革命精神和阶级先锋队的本色。

斯大林倡导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加速实现工业化的方针，这是涉及革命政权的生存发展和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正是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根本要求。1931年后斯大林提出，在劳动报酬方面取消平均主义。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实行高薪制，工资高低之间的差距达10倍左右。1935年再次提高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工资差距扩大到20到30倍。1945年4月，苏联政府对担任要职和学识高深者实行“特级工资制”。1950年左右，政府又对一些高级干部发给除工资之外的“专门津贴”。这样，工资高低之差达到50倍以上。此外，还有一些非工资收入。虽然腐败贿赂、享受特权等现象已存在，但结党营私现象较为少见。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半年内有110万党员上前线，其中包括500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至区委的书记、干部，2270名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在战争开始一年半时间内阵亡的300万人中，有150万是共产党员。

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已经壮大，政权稳固，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在经济上赶超美国的战略，1961年提出社会主义已“彻底”胜利，要“全面建设共产主义”，苏联已是“全民党”“全民国家”，国家工作中心全面转入建设。于是，“管理精英”大量进入领导机构，成为领导骨干。他们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对西方的舒适生活有较多的了解和感受，但缺少严酷斗争的锻炼。加上当时在反对个人崇拜时，曾有“解冻”和自由化思潮的涌动，在经济改革中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不少人的思想意识已发生巨大的变化，程度不同地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赫鲁晓夫虽然在他执政的开始，就降低了高级干部的工资约三分之二，使工资高低差为10倍左右，但同时由于赫鲁晓夫的体制改革将中央权力下放，增大地方权力，使地方精英运用权力营私的空间增大，行贿、受贿现象严重，利益集团开始出现并有所发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强调干部的流动和及时更换，所以尚未形成特权阶层。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曾支持柯西金的经济改革，领导核心总体上说还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当时苏联社会稳定，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综合目力达到历史的顶峰，成为可与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但这个时期也是苏联由盛到衰，由发展、稳定到停滞、衰退的时期。当时经济工作的地位进步提高，管理精英成为领导干部的主体，如前所述，他们文化知识水平较高但缺少锻炼，不少人程度不同地失去政治热情和奉献精神，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淡薄，经济工作中推行集中计划与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即实行经济利激的做法，促动一些人的贪欲。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思想僵化，贪腐之风盛行。他自己就带头收礼送礼。勃列日涅夫酷爱豪华轿车，在各国高峰会晤时，他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这一礼品。阿塞拜疆领导人送他一枚金刚钻戒，他“堂而皇之、忘乎所以地在百万苏联电视观众面前爱不释手”。勃列日涅夫主张干部稳定，但稳定逐步演变为停滞和老化。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改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届的原班人马。1965年到1984年间，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任期达15年以上。同时，由于干部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领导干部权力的高度集中，随之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之风盛行。勃列日涅夫就重用自己的家人及同事亲信。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加上一些思想政治工作流于形式、失去监督，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相互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数量，就形成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并与其他干部队伍相对立的特权阶层。当然，也有不少领导干部信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如安德罗波夫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曾标榜要打破和革新已有的停滞局面，受到过人们的高度赞同和期待，但戈尔巴乔夫集团的改革带有日益浓重的自由化、私有化趋向。一些新的精英集团的官僚本来也已失去共产主义信仰，他们虽然己有较高的享受。但比起西方的精英，自感还有较大的差距，于是积极利用改革创造的条件：为自己谋取更多财富并向往完全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例如，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利用政府机关改组为联合体、康采因、股份公司的机会，以各种借口、机会取得个人股份乃至控股权力，把自己管理的日有资产转为个人财产；一些国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利用《合作社法》，把国家企业的资金设备用来建立集体企业合作社，又利用合作社的“脐带”汲取国营企业的营养，积累利润，一到时机成熟，又用这些利润赎买企业的投资，合作社就成为广长、经理的私人独立公司，如此等等。他们和利用市场关系暴富起来的“新俄罗斯人”一起，成为俄罗斯的新富。一些老政治精英的社会主义信念本己淡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起时，他们就成为民主派的干将和代言人或新贵，叶利钦是他们的代表和首领。当然，也有土些骨干一直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奋起拼搏，如膏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但此时他们已难以扭转局面。

（3）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列宁就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但同时列宁也看到俄国“需要一千个具有各种知识、技术和实际经验的头等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以便尽可能迅速地发展全国的经济”，并提出在工厂、企业，必须实行“一长制”的管理体制。这说明，对国家和经济生产的管理需要较高的学识和经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使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人群不能不相对稳定。这里自然有待遇问题，列宁对资产阶级专家给予高薪，但对苏维埃工作人员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只享受普通工人的待遇。

在平常情况下，对一般高级管理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实行平均主义的待遇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违背了按劳取酬的原则，无法充分调动这些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问题在于，如何杜绝政府高级管理人员追求升官发财和个人私利的趋向，避免由公仆变为国家的“主人”。由于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政府主要职位的占有者。所以，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共产党员不能追求权、利口由公仆变为主人。共产党员是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应该抱有共产主义的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和“志愿者”的工作精神。由于共产党是政府的领导力量，是政府领导层的主要成员，共产党员的革命性就能从根本土保证政府的革命性。这样既可避免平均主义，又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对政府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防止高级政治精英蜕变的另一个可靠办法，是有效的来自上下的监督。列宁时期，俄共十大曾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具有对中央政治局及其领导人的监督实权，但后来在斯大林时期逐步取消了高级核心领导人物缺乏必要的监督，包括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高级领导人易于脱离群众及蜕化变质的重要原因之一。

2．权力高度集中体制的优势和合理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民主是社会发展和群众利益的根本要求。在俄共建党初期，面对政府的专制统治，列宁认为党不具备实行民主制的条件，强调集中制，建立少数职业革命家的秘密党组织，一旦具有适当条件（如1905年民主革命爆发后）宣布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1918年3月，帝国主义干涉挑起的内战爆发，为了应对战争，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列宁强调在党内实行“极端集中制”和“战斗命令制”，上级机关的决议、命令，下级必须服从，干部的选举改为委任，政治局成为实际决策的中心。1920年，当内战结束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立即领导党改变以往的做法，实行“工人民主制”，要求“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

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和战争危机威逼的形势下，领导全党和全国加速实行工业化。他引证列宁的话“或者是灭亡或者是开足马力向前猛进”。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形成和建立了中央高一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为苏联高速工业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卫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战争爆发后的八天，苏联就动员了530万人入伍，不到半年，就新建4的多个师，有110万党员奔赴前线。苏联仅用4个月时间就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区新建组了强大的军事工业基地。到1942年，“苏联已形成了组织效率极高的协调完善的战时经济体系”。到战争后期，苏军大炮比德军多2.2倍，坦克多1.8倍，战斗机多6.4倍。事实表明，“斯大林模式在战时条件下具有极高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效率”，被西方史学家称为“史无前例”的壮举。

斯大林未能像列宁那样，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已有体制的长处和弊端。他把经过卫国战争考验的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看作可以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在战争中加强和完备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战后条件虽然有所变化，仍然被保存和延伸下来。这种体制自然存在弊端和消极面，特别是在和平时期弊端就显得比较明显，影响重大。例如，在政治上口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易于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橡皮田章”；由于全党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又集中于中央机关及少数负责个人，易于造成个人专权及个人崇拜；干部自上而下的委任制或变相的委任制＇易于造成干部脱离群众口形成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监察机关的削弱和安全机关的特殊地位，易于造成肃反的扩大化和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凡此种种，都损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权益。在经济上口中央高度集权的指令性的计划体制，使企业成为政府计划的单纯的执行者，缺乏主动组织生产的条件和积极性、创造性；形晌企业要求应用科技最新成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这种依靠提高投资增加产量的体制，必然造成粗放型的经营方式，效益低下，生产越多耗费越大。这些缺点和消极面在备战和战争的条件下不很突出，群众也可谅解，但在和平时期时间长了，群众仍然缺乏对国家政治、经济事务的知情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就难以容忍。同时，干部脱离群众，生活改善迟缓，群众就会逐渐产生和增长对领导和社会的不满。

赫鲁晓夫曾揭发和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强调集体领导；健全法制，改进苏维埃工作进而建立干部轮换和更新制度。在经济上，他曾改善农业经营，提出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核算和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发展生产。但是，他的批判和改革却未深入涉及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他的改革具有探索性、局限性，多是针对具体问题而提出的一些临时想法，缺乏系统周密的思考，而且常常带有冒进的、鲁莽的、随心所欲的、凭借主观意志行事的意味。例如，按地区改组工业和建筑业，变中央部门垂直管理为地区管理，不过把“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并未改变一个企业单纯作为国家计划执行者的地位。关于干部轮换制的革新，由于轮换的比例过大，且为自己多届连任留下后路，引起干部的不满和混乱。赫鲁晓夫并未真正认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弊端所在和改变它的决心。他在执政之初，还强调党政军“三驾马车”集体领导，后来也推行个人集权和对他的个人迷信，以致最后以犯独揽大权、搞个人崇拜、唯意志论的错误而被赶下台。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曾支持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主张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和主动性，建立经济核算制，利用各种经济手段来加强物质刺激，提高职工对经营成果的关心，并收到一定效益。但随着一些新矛盾的出现，1968年实行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和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又强调集中计划管理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样勃列日涅夫等由求稳怕乱又重新回到了老路。在领导体制方面，勃列日涅夫在纠正了赫鲁晓夫在干部轮换造成的混乱之后，又重新走向中央部门垂直管理，党攻不分、以党代政的老路。党改机构重叠，苏共中央建立和政府职责相同的多个部门。在勃列日涅夫当跋之初，曾强调“三驾马车”集体领导、民主决策，随着地位的稳固，权力的逐步集中，勃列日涅夫重新兼党政军职务于一身，建立他个人的集权。各项党政会议多为走形式。到了70年代中期之后，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由稳定转入停滞，干部职务的稳定实际上变成职务的终身制。干部的选举由于党委操纵候选人的提名，候选人又是等额选举，实际上成为变相的上级委派。对领导干部缺乏真正的群众监督，腐败增长，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形成。 在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对于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有某些冲击和改进，但并没有触及这个体制的根本缺陷。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认识上把中央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指令性计划看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属性，商品交换要通过计划组织来实现偏面地认为党的领导就是由党组织来指挥一切，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肘以党代政、个人集权、等额选举、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缺乏监督、干部脱离群众等一些 ←基本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符合脱离群众的上层精英们的利益，有利于保证其统治权、享受特权，因此缺乏改革的真正动力。而这种体制长期不变的恶果之一，正是使某些高层统治者脱离群众，走向劳动群众的反面。在和平时期，宪法规定的许多民主权利成了形式，得不到实际保证，群众的民主诉求得不到响应和满足，就从根本上损坏苏联社会主义的根基。

3．关于全民资产与它的主人即全体劳动者的血肉联系问题。十月革命后，俄国土人联合农民推翻了沙皇残余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打倒了地主资本家，苏维埃政权自然最有资格代表社会全民接受资本家的工厂、银行及各种资产作为全民的财产。对这些企业，苏维埃政权先是实行“工人监督”，然后逐步从工人群众中选拔管理人员，实行“工人管理”。工人农民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感受到这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自己是这个目家和这些资产的主人。为了保卫这些胜利果实，工农群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踊跃参战、忘我劳动，支持党和国家打败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白匪军的叛乱。在国内战争时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各管理局直接管理各个企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随着租让制的推行，国家只直接管理一定数量的最重要和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这些全民资产、处置有关这些资产和产品的，同时政府又委托某些部门和某些干部来管理，而干部又是委托具体的企业经营者来管理指挥这些企业的运转。这样，各级负责指挥、管理的人员，的确构成了一个“管理集团”，而作为国家和这些资产所有者的劳动者对于国有资产的数量、用途、产品的处理、经营管理的情况却日渐疏远。这时，虽有生产会议之类群众参加生产管理的活动，由于劳动者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天长日久之后，国有资产的真正主人反而与自己的资产日益疏远。原苏联的一些学者称选种现象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异化”。“管理者实际掌握了对所有者的生产资料及产品的支配权。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只是一句空话，劳动者不仅与财产而且与权力异化。在大众的意识中国家所有制就是官方所有制”，或“无主所有制”。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苏联属于“早期社会主义”，它所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人与生产资料和自己的劳动成果异化。因此，职工没有追求有效率的、高质量的、负责的劳动的深刻动机”。所以当固有资产被人盗窃时，无人或很少有人像自己的财物被盗窃那样具有切肤之痛的感觉。当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民主派提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主张，也就无人像触犯自己财产那样提出强烈的反对，而当叶利钦把苏联劳动人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财产实行私有化时，并没有遭到人们的激烈反抗。不仅如此，当那些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改革的混乱时机，将所管理的资产顺水推舟地据为己有成为新贵时，也未遇到强有力的抵制。当几个大金融寡头占有近半数的社会资产作威作福时，广大劳动群众虽有不满，但也只能忍让。总之，劳动人民缺乏对国有资产的知情权、支配权，缺乏对国有资产的血肉联系口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弱点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当资本家的财产受到威胁时，他们将拼命捍卫之。因此，不到统治者实在统治不下去、被统治者也实在活不下去时，难以通过革命危机推翻它的统治。苏联的迅速溃亡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说明苏联的自有资产缺乏社会群众牢固的支持力，一旦遇到风浪的冲击，没有看到为捍卫它而拼命献身的力量。 恩格斯在188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斯大林在他晚年的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论述到国家职能时曾提到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并说“国家一定消亡，而社会是一定留存下来的。因此，作为全民财产的继承者的，已经不是将要消亡的国家，而是以中央经济领导机构为代表的社会本身”。可见！恩格斯、斯大林认为，作为阶级镇压机器的国家是要消亡的口而作为中央经济领导机构将代表社会继续组织、领导生产。

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代表劳动人民管理社会经济已有7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十月革命后的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经济建设体制以及斯大林后的多次改革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有成功、有失败，使我们对如何管理国有资产的认识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此外，在欧洲、南斯拉夫，从1950年开始，当时鉴于苏联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实行工人自治制度，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变为“社会所有”，产品通过市场实现其价值。企业即劳动联合基层组织，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工人自行支配生产资料和组织生产、决定收入分配。国家只是通过税收、贷款、对市场进行调节。据有的学者分析，这种企业分配制度“最太的优点就在于把个人收入同整个企业（联合劳动组织）的经营成果密切地联系一起，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的经营活动”，所以，企业的“微观效益比较好”。但是，“国家完全不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情况，致使通货膨胀严重，宏观经济经常失衡”。据世界银行报告，1950~1980年，南斯拉夫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2％，但1984年后急剧降低。南斯拉夫联盟于1992年4月解体，自治制度失败。其中原因有很多，但这种自治体能够维持40多年，且在1950~1980年30多年间取得年均GDP6.2％的增长，说明这种体制虽然总体上失败了，但仍有不少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思考和汲取。应该系统地总结、考察这些经验和教训，探索更加可行的道路。

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进一步建立全民资产与每个劳动者的血肉联系，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思考。

第一，应该使全国人民对全民所有制的资产及经营的有关问题有充分的知情权、发言权、决策权。首先是知情权。应该定期（例如一年一次）向全国人民专门报告全民所有资产的数量、经营运转、盈亏及利润处理情况、与全国人民生活的利害关系等，以提高全体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有关方面应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说明情况，取得人民的支持、监督和保护。

第二，政企分开。全国应有统管国家全民资产的“中央经济领导机构”，该机构应该与政府相对独立，由全国人民以股东资格选举产生，定期向全民报告工作。他们与政府相互合作制定发展规划及发展战略，领导全国的全民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向政府纳税，以利润谋求扩大再生产和为全民的福利服务。

第三，企业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自负盈亏、独立经营、自筹资金，实行民主集中与“一长制”精神的结合。同时，依经营的需要组成联合公司和其他经济系统。劳动者在企业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活动，选举企业的领导人，讨论、监督企业的经营事宜，报酬与劳动的成果挂钩，体现劳动者与企业血肉相连。

第四，对于全民所有制的资产，人民群众以股东资格雇请经理人员。经理人员向股东负责并报告经营方略和结果，对于管理人员的去留、薪酬、奖惩应听取股东或股东代表的意见和决定。

第五，共产党员在巩固、发展全民经济方面应起先锋模范作用。党章规定，党员的义务之一是“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全民资产是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根本利益所在，当它遭到盗窃破坏时，共产党员应挺身而出维护全民利益。共产党员在担任全民资产的高级管理职务时，应该学习巴黎公社和志愿者的服务精神，不拿高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