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民勤一中读书的日子】聚散皆是缘 离合总关情

作者一中工作时照片

就在这样的年代，我成为一名老师。

01

我被分配了工作任务：初一两个班的语文；初一一班的班主任。

当我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学生面前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惊讶、难以置信的神色，是我的尚嫌稚嫩的面孔挑战了他们可怜的、有限的知识经验：老师是老的或者比较老的，老师可以年青，但不可能、也不能像这样年青吧？看哪，我天生就是一个老师，我能仅仅用一种存在和出现的方式就告诉别人一些道理：一切皆有可能，经验是不可靠的，社会是复杂的，等等。

这位尹老师还是很不错的嘛。就和书上说的老师是一样一样的。开学那天，他先是带领同学们做教室和院子的卫生。他一边带领同学们做卫生，一边找机会和同学们说话，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他微笑着，和蔼可亲，偶尔还给同学们搭把手。最后教室和院子的卫生全都做完了，课桌也都摆好了，他这才开始给同学们报名，不一会儿，名也报完了。尹老师的教师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02

作文，欲说当年好困惑。两周一次作文，雷打不动。写作文就得有题目，布置个什么题目呢？事情还没开始就遇到了难题。

初中写的是记叙文。记叙文有很多很老套的题目，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爷爷奶奶老师同学了，记一件难忘的事、记一件有趣事、一件受教育的事、一件小事了。这些，小学里都写过了，再写还能写出什么新意？再说了，书报资料上多的是这类文章，学生太容易抄袭了。

题目必须要新颖。

于是每到作文的时候我就像热锅上蚂蚁一样焦急、忙碌起来。询问，思考，在书上查，在大街上观察，在校园里观察……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满意的题目，如获至宝，虽连城拱璧不啻也。

到现在，我已完全不记得自己当年到底出过哪些高明的题目，它们都随风而逝了。到现在，我也完全不能理解当初为什么会深陷于小小的作文题目中而难以自拔，这大概就和张无忌在学会乾坤大挪移后再看别人打斗就觉得每一拳每一脚都打的不是地方一样吧。我自然并未习得所谓教学的无上大法，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进步总是有的。

有了题目，就能写作文了，一两天后，两摞小山似的作文矗立在了办公桌上，要开始改作文了，一场真正的战斗打响了。

批语，有眉批、旁批、尾批等说法。当时的规定是必须要有批语，这主要是指要有尾批，即文章结尾的一个批语，也叫总批。怎样下批语呢？无非就是“中心突出”“结构严谨”“描写生动”一类的话，有时再加上“非常”“较为”“不够”一些词语以区别不同层次的作文。都是从中心、语言、结构、材料的大处着眼的，很少想到、似乎也不会下那种较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批语。140本作文，翻来覆去地就这些话，每次都是这些话，心上都起了老茧了。每次改作文，一面为怎样写批语所苦，一面又为批语的单调无趣所苦，思考着，推敲着，权衡着，下笔迟迟，多少次，江郎才尽，笔底枯竭……

一边改作文一边还要把作文的情况记载下来。这是供讲评用的。还要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教案以供检查。记录作文的原则是：只要作文中有优点都要记下来，没有优点要找优点，词语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好的、书写好的、标点好的、分段好的……无巨无细，见善必录，争取使每一个同学都能在评讲中受到表扬。可以说，作文教学最典型地体现了教育学中的“正面教育”原则。这就要求在改作文时要努力发现优点而不是努力发现问题，它时时纠正着我的心态，这使改作文轻松了许多。

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刚入职的老师的工作热情。他的每一次的作文批改都是在美好的期待中开始的。我的学生们会写些什么呢？这样想着，他轻轻翻开了他的学生的作文本 ，这时他的那些学生们的可爱的面容一个个地浮现在他眼前。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渐渐地，老师的眼前飘起越来越浓黑的团团烟雾，而他的学生们的那些可爱的面容就都在这浓黑的烟雾中隐去了，不见了。下一次作文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作文似乎越改越多了，于是坐着改，站起来改，听着歌儿改，哼着曲儿改，办公室里改，搬到办公室外改，关起门来静静地改，找个人来陪着改……

民勤一中教给了我改作文的方法，培养了我改作文的习惯，这方法、这习惯，我坚守一生。改作文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工作，它培养了我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品质，虽然这一精神品质并没能帮助我取得世俗所谓的成功，但它却让我充实地生活，成为我人生幸福的不竭源泉。

03

那几年，我订了几种文学刊物。看我爱看小说，有一天，高组长对我说，你给同学们做一次文学讲座吧。

一场名为《新时期文学创作漫谈》的所谓文学讲座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后操场的一间大教室里如期地进行了。学生来的很多，教室里人都满了，好像教室外面也徘徊得有人。应该说讲座是成功的。

讲座是完全按照高组“要有煽惑性”的指示进行的。就是一惊一乍、猎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没有什么学术含金量，不过开阔了学生视野、培养了学生兴趣倒也是真的。

“煽惑”是高组创造的一个词儿。现在，“煽惑”已用得普遍了，五笔打字上也有现成词，但是在当年，“煽惑” 并不为人所用，听起来十分生僻，就像生造的一样，而对高组来说，这个词确是他灵机一动创造出来的：

“我们老师们搞活动，就得把学生煽起来，噢 ，要煽情，要惑乱……惑其心，要煽惑学生……”

他笑了，老师们也都笑了。就这样，一个“煽惑”新词就被创造出来了。

那是在学校召开的一次批评、教育青年老师的大会上，学校领导充满期待地请学校意见领袖高玉祖老师讲话，高组站起来了，他的腰微微佝偻，他就是这样一副谦卑的姿态，大有“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的古君子之风，而他说起话来却是那样地斩钉截铁铿铿然有金石声，他说：

“噢，不能打学生，你推啊不能推，搡啊不能搡，噢，斗（用手接触）啊不能斗，你望啊不能望……学生有了缺点错误了，噢，我们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听着听着，老师们有了疑惑，怎么？连望啊不能望了？继续听，等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等一连串的词语出来就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一场严肃、紧张的批评教育大会被高组的一番讲话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但是，很显然，高组的“不能打学生”的教育思想并非一贯的、明确的，等到见他儿子的小学美女老师时，他的话风就变了：

“老师，犬子不听话，你就打去。老师，你可以揪他的头发，撕他的书，扯他的衣裳，扛（踢）他的凳子……”

一席话，听得这位年轻漂亮的美女老师胆颤心惊，他该不是说反话吧？但看这位素有盛名的高老师却是一脸的真诚、恳切，还带着一丝尊师重教的谄媚的微笑，她有点懵圈了。

这就是高氏的煽惑大法。火辣、火爆，出奇制胜，一剑封喉。迫切，深情，不惜走向反面。用荒谬、舛错、混乱表达着对世界的一份敬意。

“噢，你这是小乘教法，你得组（做）大乘教法。噢，大乘教法。”他把一切低级的、小手笔的东西叫做小乘教法，而把高级的、大手笔的东西叫做大乘教法。他这是在勉励我们向着高水平努力，说这话时，镜片后闪着坚定的光芒。

“恩生”一词是许有文师兄发现、推出的。教师节后的一天，饭桌上，许师兄向我们讲起了他收到的贺卡，他的叙述波澜不惊夹叙夹议，充满了悲天悯人设身处地的博大情怀。他说，有一张贺卡，开头写的是“恩师，您辛苦了”，忙忙还蒙着了，还以为是说谁呢，老半天才想明白，自己就是恩师啊。贺卡接着说教师像春蚕像蜡烛，许师兄深情款款地转述了这些话，并表示自己被感动到了，他感叹说“没想到自己原来这么高尚”，进而严肃指出：“就这样，我们有些老师还不好好工作。”既像批评我们又像是自责。最后贺卡对许恩师的工作和生活表示了祝贺，这倒让许恩师有点来气：“有了你们这些人欺负许恩师，许恩师还能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彼还有落款呢。”许师兄的神情变得庄重严肃起来，“落款：‘恩生：XXX 。’”“恩生”二字特别加重了语气。

“哈哈哈。”听着前面一番嬉笑怒骂，我们一群人早就忍俊不禁，待听到最后，全都大笑起来。

“我们是彼的恩师，彼是我们的恩生。我们对彼有恩呢，彼对我们也有恩呢。”许师兄又是轻轻一句。

我们笑得更欢了。

从此我们称呼自己的学生就是“恩生”了。

许师兄善学人。观察事物既已毫发入微，又复口齿伶俐，表情生动，则其学人，无不惟妙惟肖形神毕现矣。他学王旭鹏主任“毛主席说了，将军可以骑马，士兵不可以骑马”更是堪称经典，当是时，高组伸颈，张口，微笑，目不转睛，如醉如痴。听罢，整顿衣裳，一连声地惊叹：“太发达了，太发达了，许有文的小脑太发达了。”其情形往往如此。

许师兄挟其长技，一众青年无不遭其摧残肆虐。限于篇幅，不表。但是我们也不甘示弱，给他编了许多段子。

段子一：他刚当老师时的自我介绍那是相当惊艳。啪地拉开了自己的衬衣，露出了印有“张掖师专”四个鲜红大字的白背心，自豪地说：“同学们，我是张掖师专毕业的。”然后，他又让同学们猜他是教什么的，同学们表示猜不出，他说：“我叫许有文，顾名思义，教中文的。”

段子二：他听有人说自己因“才干优长”而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了。和恩生们的深情告别是在听到消息的当天晚自习进行的，他是在极度的哽咽声中宣布了这一不幸的消息的，消息一经宣布，顿时，教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哭声，女同学和大多数男同学都哭了，而极个别因泪点较高而一时哭不出来的男同学也都爬在桌子上假装哭泣。一天过去了，调令没有来，两天过去了，调令没有来，等待着、等待着，他和他的恩生们都从最初的不愿离别变成了盼望离别，而调令最终没有来，原来是传闻有误。云云。

一中人自有属于一中人的一份独特的幽默、自信、乐观、豁达，多少年来，笑话、段子、轶闻、趣事、新词语源源不断地从一中流出。不能说一中是先进文化的发源地，但是，我想，一定能说，一中是新鲜文化的发源地。一中，就如那明镜般的“半亩方塘”，总有那清亮亮、活泼泼、一路欢歌而来的溪流注入其中，成就着它的深邃、博大、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奇异景色……

左起，赵文佑老师，许有文老师，潘多彪老师，作者，詹国华老师。

许开诚老师是语文组中年老师的代表。记得那时他常常对我说：“小尹，我和你父亲一同岁，你都参加工作了，我海涛啥时候长大呢。”以此来推算，1985年我初识他时他是39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许老师是民勤一中高中1966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品学兼优，担任主要班干部。1977年恢复高考后，从收成中学民办教师考入张掖师专，1980年从张掖师专毕业后分配到母校民勤一中任教。1985年我到一中时他正带着他从初一带起的那个班升入高三，他的声誉如日中天。我每次见他都是仰视的感觉。

我听过许老师一节课《项脊轩志》，它让我记忆至今，它是那种很质朴的课，但是质朴中有一种强大的打动人心的力量。我更多地是以学习的态度即以一个学生的角度去听那节课的，作为一个学生，我的感觉是我听懂了这篇课文，而且很舒服地听懂了这篇课文，凡是我想知道的，他都讲到了，正在我想知道一个什么问题时，他紧接着就讲到这个问题，我是很舒适很愉悦地听完了这节课的。几十年来我听过很多课，但是再没有哪一节课带给我如此奇异美好的感受。

大约是在1986年的前半年，语文组老组长薛有师老师在距他退休还有一年的时候去世了。他先是感到在黑板上写字举臂有些困难——他写得一手堪称书法的好字，但是现在，他无法举臂写字了，一查，癌症已扩散至全身，很快，他就去世了。

薛老师是兰大历史系的高材生，记得说他一开始是在省城一家研究机构任职，后来到民勤一中当了老师。其间多少流离遇合之情、漂泊沦落之恨啊！

年轻时的薛老师才华横溢英气勃发，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薛变成了老薛、薛爷，他成了一个温和敦厚、笑眯眯而又爱说昏话的老头儿，看着马路上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他说，唉，介些白杨树，好好砍些松木椽子。看到年轻同事领着小孩，他热情地打招呼，你介个丫头子是个男娃娃还是个女娃娃？有一次，他抽着烟打乒乓球，一不小心把球含在了嘴里而把烟拍在案子上……在他生前，年龄差不多的同事甚至小年青常拿他的这些话、这些事和他打趣，现在他去世了，在无限的哀思中，人们又讲起了他的这些轶闻趣事，顺便也讲到了他多年前的一件“可笑”事。

那一年，他骑着自行车回家，半路上，突然看到老远来了一辆卡车，车上坐着一车穿着草绿色军服的解放军，“这是抓我来了。”他想。他蹭地一下跳下自行车，踉踉跄跄推着自行车下了公路，把自行车撂倒，自己也在路旁一处低凹的地方爬了下来，脸紧贴在地上。卡车呼啸而过，没有停，他松了一口气，稍稍朝后一看，车上拉的是满满一车白兰瓜。

听着这个故事，我再也笑不出来。几十年来，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没有被岁月冲淡，反而在岁月的磨砺下越发显得清晰，灿然生光，每当想起这件事，就勾起我对老一代老师在那个特殊年代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也引发着我一些深沉的思绪。

语文组集体办公室里，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坐在炉子上的铝壶发出嘶嘶的声响，老教师们在静静地办公，薛有师老师，何新民老师，曾荣瑞老师，许德科老师，胡生芳老师……

常常来和我聊天是王志明师兄。他是高我两届的张掖师专数学系毕业生。其时他正给我班带着数学。在讲相似多边形时，他说：“同学们，你们认得张小伟吗？”“认得认得。”同学们齐声回答。张小伟那时也就3、4岁的样子吧，每天屁颠屁颠跟在他爸爸张宗福老师的身后满校园地乱跑。“同学们，张小伟像他爸爸吗？”“像，像，像。”又是一阵嚷嚷。“同学们，他们就是两个相似多边形啊。”哈哈哈，讲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

当听到窗户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并伴有哆来咪发嗦啦西的唱歌声时，就知道是他来了。一般人唱歌总是唱歌词或哼曲调，不，这是不符合志明兄一个音乐达人的高贵气质的，他是用哆来咪来唱歌的。

有时他来了，我不在，门是开着的，等我回来他已经替我“批改”了好几本作文了，并用他那遒劲飘逸的字体下了奇奇怪怪的批语。

他的到来自然少不了要调侃一番我们这些可怜的语文老师。他讲过一个语文老师讲解“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了”这句话的段子，在他的讲述中，语文老师那本无可讲而又不得不讲的可笑而又可怜、可悲的形象如在眼前，特别是那高一声低一声的“越来越”更是形象逼真之极，从此，“越来越”就成了我俩谈话的一句口头禅。常常是在谈话中，我们中的一个，突然就是一句：“唉，越来越了。”这时，对方也突然煞有介事、一脸悲戚地接上一句：“唉，越来越了。”

“哈哈哈。”我们一同大笑起来。笑得是那样尽情、畅酣淋漓，声震屋宇。

笑声有时也会吸引来和我比邻而居的高万胜老师。高老师是我恩师。从初三到高二毕业，他一直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多年的师生成兄弟，何况他又那样年轻，等到了高二，我们一班人和高恩师就成了没大没小、上头抓脸的兄弟了，他那一套装腔作势在我们面前再也吃不开了。后来高老师从二中调到一中，并住到了我的隔壁的隔壁。

想当年，我高师，那是何等的风流倜傥、博学机敏！而他的心灵也如他那英俊的外表一样明净、澄澈，与人交有真性情而无世俗心，慷慨豪迈而不拘小节。他写得一手好字，凭着这样的功底，多年后他成了张掖市有名的书法家，据说近年来寓居金昌也是声名远扬，时不时地也为人请去写个对联啥的。

其时我高师并不习字，业余时间主要是大呼小叫地跟着冉清文老师、李慧林老师等高手下些半通不通的围棋，此外，读着一本英文版的《红楼梦》。那可是英文版的《红楼梦》哟，全是英文，只有三个汉字，那是高师在扉页上用钢笔载下的他的名字。里面还有很多花花绿绿的很好看的插图。每次我到高师房间，那本《红楼梦》就静静地躺在高师的办公桌上，它那精美的装帧吸引着我，在它的“煽惑”下，高师收获了来自他的恩生的钦敬的目光和许多赞美的话语。

多年未见我高师了，若果再见到我高师，我就想问问他那本《红楼梦》还在吗？还看吗？可否韦编三绝？

二排左起蔡玉森副校长，赵多祝书记，谢怀颖校长，张专范三畏老师，刘敬东副校长，第三排左起，第三许开诚老师，第四张专黄大祥老师，第五高玉祖老师。第一排左一为作者。

古人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民勤一中作为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名校自然不乏大师。大师谓谁？校长谢公也。谢公之为人，身材颀长，面容清瘦，举止安详，说话语调平缓。他是一位学术大咖、数学名师。在他那个时代，全县教育界，无论老师学生，即使不认识他，也大都听过他的名字——谢怀颖。据刘忠泉老师讲，恢复高考后，他正在水库参加劳动，在不认识而仅听过名字的情况下他向谢公写信请教的，谢公耐心细致地解答了他的问题，那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威师范，成为恢复高考后我县最初考入大中专院校的为数不多的农村青年之一。姜焕文兄曾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谢校长和李怀正老师在操场上讨论数学问题的情景，这正是谢公醉心学术的真实写照。我的一位同学曾给我讲过一件他们班一位同学向谢校长问题的趣事。也是在操场上，课外活动时间，这位同学拦下了谢校长问问题，谢校长随即蹲下来在地上划着讲了起来，讲了好几遍了，但这位同学总坚持自己的想法，最后谢校长说：“唉，我现在老了，记性也差了，到底有没有你说的这个定理也记不大清了，如果说，真的有你说的这个定理，那么，你这样理解就是对的。”听着谢校长的话，围观的学生全都笑了。谢校长没有笑，他说这话是真诚的，即使在学生面前，他也是谦虚的，从没有居高临下，更不可能盛气凌人。他的讲话带有数学教师特有的严谨、周密，又富于理趣，洞悉人性。有一次，我拿着一个有点破损的炉齿到总务处去换，恰好他也在总务处，他接了过去，他的手指也如他的身体一样，颀长消瘦，他翻来覆去地看了老半天，又掰着试了试，说：“嗯，用还能用，不影响。年轻人，想叫啥事也完美些，求个好……”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他没有丝毫责备我的意思，而我此时已经羞得满脸通红了。他在教师会上讲：“不能打发差生。老师们，你去掉两个差生，又有两个差生产生出来，你再去掉，又会有新的差生产生出来。老师们，差生是打发不完的。”他这一番富于哲理的话语用他那平缓的语调讲出来，有一种格外语重心长、谆谆告诫的意味。一天下午，我看到谢公正与几位老教师在语文组办公室前面的院子里纳凉聊天，我也欣欣然地蹩了过去，他们聊的是牛载坤县长的事迹、民国十八年的历史，闻所未闻啊，我惊讶之极，耸耳以听，唯恐漏掉一个字、一个词。后来，他们聊到了写文章的事，谢公说，他父亲在旧社会当水老。说到水老，谢公特别转过头对我说：“小尹又不知道，水老就是管水利的，是由社会上有威望的人担任的。”他接着说，他父亲去世后，和他们家有亲戚关系的民勤大才子王人夫为他父亲写了祭文，接着他就背诵起王人夫为他父亲写的祭文来，那样流畅、有味：“先生幼时即聪颖好学……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听着他那温和的话语，我觉得他像慈父，看着他那黑瘦的面庞，我常常想起鲁迅《理水》中埋头苦干、“面目黧黑”的大禹的形象。他行走在操场上、休憩于总务处，会客于花坛边，聊天于树荫下，他不像个有权势的人，权利，一种最有杀伤力的东西，被谢公化作阵阵清风、点点春雨、一种温暖而不炙人的热、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他走了，一个时代，教育的古典时代也成为绝响。

1986年，学校分来一位名叫许晓兰的女老师，后来，我们的交往慢慢多了起来……

1989年，我被调出民勤一中，结束了我短暂的民勤一中教学生涯。

走咧走咧，走远了，

远远地远哈了。

眼泪的花儿飘满了，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宁夏民歌

作者简介

尹昇业，1985年7月——1989年7月在民勤一中任教。现为阿拉善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来源：民勤县第一中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