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绝美谋杀

慕尼黑奥运会会场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黑九月”又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正在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

1972年9月5日清晨4时25分，慕尼黑奥运村一片宁静。经过白天紧张的比赛，运动员已经有些疲劳，此时大都在酣睡之中。那些巡逻的保安人员此时也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只有路灯还在不知疲倦地守候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这时，慕尼黑奥运村东面的铁丝网上突然出现了几条黑影，8名全副武装的“黑九月”敢死队员就像蜘蛛人一样向上攀爬。他们一个个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头戴黑色面罩。

翻越了高高的铁丝网后，他们敏捷地跳到地下，然后迅速地向运动员的宿舍摸去。很快，他们就打开了康诺里大街31号的大门，寻找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黑九月”组织事先知道以色列运动员就住在这一排房间里，但是并不知道具体是哪几间房间。第一个被他们的交谈声和脚步声惊醒的是住在1号房间的约瑟夫•古特弗罗英。他是以色列的一名摔跤教练员，块头很大，体重275磅。他听到门外有人在用阿拉伯语交谈，心里一动，敏感地意识到意外即将发生。于是他连忙跳下床，一边用身子去顶住房门，一边用希伯来语大声喊叫。房间里其他5个人都被惊醒了，他们同样都是身材魁梧的举重教练、举重运动员、摔跤教练和裁判员。房门最终被挤破了，8名“黑九月”队员冲了进来。在接下来的残酷的搏斗中，两名以色列运动员跳窗逃走了。“黑九月”开枪打死了摔跤教练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和另一名举重教练摩西•温伯格。秘密行动变成了公开搜捕，“黑九月”又从3号房间找到了5名以色列运动员。5点钟左右，“黑九月”在枪杀了2名以色列教练之后，抓走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才匆匆忙忙地撤离了奥运村。

惨案发生后30分钟，慕尼黑警察局才接到了那两名逃走的以色列人的报警，并且在慕尼黑的大街上发现了温伯格血肉模糊的尸体。这时，慕尼黑警方收到了“黑九月”的一封信，他们提出了交出人质的条件。

收到“黑九月”的信后，联邦德国政府立即行动。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慕尼黑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都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以色列人质。但是“黑九月”却拒绝了德方的这一要求，只是把交换人质的时间从上午9点延长至中午12点。

机场枪战

惨剧发生以后，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立即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通了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就解救人质一事进行了简短的磋商。头发已经花白了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表示毫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不会让步；她要求立即停止正在举行的奥运会，以纪念两位殉难的以色列教练员，但是德方拒绝了。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正好让那些恐怖分子的阴谋得逞，达到了他们既破坏了奥运会，又宣传了自己的目的。不过德方组委会最后还是决定，奥运村所有代表队都下半旗致哀。但是，组委会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十多个阿拉伯国家代表队的抗议。他们表示如果要让他们也下半旗致哀，他们将集体退出比赛，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对此事负责。组委会最后又只好妥协，将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端。

和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通话一结束，梅厄夫人立即召来了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往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件。当天上午10点，扎米尔来到了慕尼黑。他一下飞机就来到了慕尼黑警察局，要求了解慕尼黑警方关于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慕尼黑警方马上拿出了他们的行动方案，征求扎米尔的意见。一位负责此次行动的联邦德国军方指挥官对扎米尔说，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除了慕尼黑警方的特种警察外，还调集了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他们的计划是首先佯装答应“黑九月”的要求，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为他们提供飞机。准备等对方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再动用德国边防警察部队发起进攻，达到解救人质的目的。这个方案，可以让“黑九月”把交换人质的时间由当天中午的12点推迟到当天晚上的12点，这就为营救人质又争取了12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此时“黑九月”还提出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安全送到埃及的开罗。如果在当天晚上12点以前以色列仍然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这9名人质。

扎米尔看了警方的这个行动方案后，觉得他们还是准备得不够充分，对于警方发起进攻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作更多的设计，安排的狙击手也太少，配备的武器也不够精良。因此这次行动能否成功，他心中也没有底。

晚上10点钟，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慕尼黑市郊的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登上了机场的控制塔。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天晚上机场所发生的一幕悲剧。

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从慕尼黑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起飞，然后朝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来。机上载着9名以色列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在此之前，这些人是同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奥运村附近那块草坪的，然后在那里上了直升机。

10点3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在机场着陆，离那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大约一百米左右。全副武装的德方警察已经埋伏在机场内所有的制高点上，狙击手把子弹顶上了枪膛，一个个严阵以待。这时，有4名“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从一架直升机上走下来，他们用枪逼着那些直升机驾驶员走在前面，一步一步地朝这架波音727客机走去。他们要去检查一下这架飞机是否加满了油，能不能发动。

就在这时，埋伏在高楼上的那些狙击手向他们开火了，一阵密集的子弹向他们飞去。但是由于机场上的灯光昏暗，让那些狙击手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尽管他们射出了密集的子弹，但是却没击中目标。这时恐怖分子也迅即举枪还击，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激战。那几个直升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立刻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外两人被交叉的火力击中，负了重伤。

其时9名以色列人质并没有一个人走出机舱，而是分别坐在两架直升机内，只是眼睛被蒙住了，手脚也被紧紧地捆着。双方激战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德国警方一边开枪，一边向他们喊话，规劝那些恐怖分子放下武器，放出人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那些“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劝降。由于怕误伤人质，德国警方的火力受到了限制，于是他们就临时决定，出动6辆装甲车，掩护突击队员直接冲上前去解救人质。

然而，就在装甲车正要向前冲击的时候，一名丧心病狂的“黑九月”队员竟然向一架直升机中投掷了一枚手雷，那架直升机立即爆炸了，顿时燃起了一团熊熊大火，机上的5名人质无一幸免，全部被烧成了灰烬。就在第一架直升机爆炸的同时，第二架直升机上的恐怖分子也开枪了，把那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全部杀害了。事后人们才发现，如果那6辆装甲车推迟几分钟进攻，第二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也许就能够免于一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在偷偷地进行自救，捆绑他们的那些绳结上，都留有深深的牙齿痕迹，有的绳子甚至马上就要被咬断了。

“慕尼黑惨案”遇难者家属痛不欲生

枪战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左右，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那名恐怖分子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当年他曾经以建筑师的身份，参加过慕尼黑奥运村的修建工作，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枪战结束了，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同时还牺牲了两名联邦德国警官。那8名“黑九月”敢死队的队员有5名被当场击毙，3名被逮捕。

由于惨案的发生，第二十届奥运会被迫停办一天，使原定9月10日的闭幕式延期至9月11日举行，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那一届奥运会上，苏联代表队大获全胜，夺得50块金牌，排名金牌排行榜第一；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而以色列人则运回去11具尸体。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9月7日下午，以色列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梅厄总理因其姐姐刚刚去世，没有参加这次国葬，阿隆副总理代表她在大会上致悼词。阿隆副总理在悼词中悲愤地说：“这是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的残酷行为，我们要战斗到底！”

由于摩萨德对“慕尼黑惨案”的发生事先没有引起警惕，事后又处理不力，威望大降，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也遭到了普遍的指责。于是梅厄总理就任命了阿赫莱勒•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加强了以色列“反恐”的力量，并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对那些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恐怖分子采取必要的报复手段。

“死亡名单”

几天以后，梅厄总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一个化名为“阿夫纳”的摩萨德特工，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以色列强势人物沙龙将军和亚里夫将军等人。等这些人都到齐了之后，梅厄夫人就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他们说，以色列存在于世，就是要保护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欺凌和虐杀。以色列在过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时，也总是力求要有个限度；即使是在保卫她的孩子们时，她也要尽力克制，从没有逾越一切文明的准则，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不采取不必要的残暴手段。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梅厄夫人平静地对阿夫纳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已经作出了一项决定，那就是复仇。责任由我来承担。”她站起来又补充了两句：“这是我的决定。你们几位可以商量一下。”

梅厄总理说完后，就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阿夫纳当然明白了总理谈话的意图。他知道总理把自己叫到这里来，就是要自己来完成她的那项复仇的决定。这时扎米尔对阿夫纳说：“总理已经命令摩萨德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你任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对‘黑九月’进行报复。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上帝的复仇’。你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阿夫纳有些犹豫，这个任务太非同寻常了。坐在一边的沙龙将军说：“我们不要你现在就回答，可给你一些时间考虑，等你考虑好了再作出决定。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星期。”

阿夫纳回去之后，认真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来到扎米尔的办公室对自己的上司说：“我同意接受这项任务。”

扎米尔一听很高兴，但他还是对阿夫纳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阿夫纳坚定地说：“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反悔。”

扎米尔这才告诉阿夫纳：“总理命令你带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欧洲去暗杀那些恐怖分子。你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欧洲独立行动的时间也很长，说不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你们不可能随时得到国内的支援，有时你们还要自己寻找武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并且尽量少同我们或外界联络。这就像是一个恐怖小组，但能量要比恐怖小组更大。你明白吗？”

阿夫纳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们是到了以牙还牙的时候了。”

扎米尔又对阿夫纳说：“我这里还有一份条件很苛刻的合同，你和特别行动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在这份合同上签字，从法律上与摩萨德脱离关系。摩萨德将不再雇佣你们，不发给你们津贴费或养老金，不给予法律保护，不承认你们是在为它工作。你们也将得不到以色列驻外使领馆的帮助，永远不要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要是出了问题更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对方。你们对外界不能泄露自己与摩萨德有任何关系。既然你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你们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听了扎米尔的话后，阿夫纳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马上就在那份实在是苛刻的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真实的姓名。

特别行动小组人数不多，但都是扎米尔亲自从几百名摩萨德特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这其中包括爆破专家罗伯特、身材高大魁梧的神枪手史蒂夫、通信专家卡尔和证件伪造专家汉斯等人。

临行前，扎米尔把一份“死亡名单”亲手交给了阿夫纳。这份名单上共有11个人，都是特别行动小组这一次暗杀的对象。这些人都是反对以色列的恐怖组织的得力干将，其中大部分人被视为慕尼黑惨案的主谋或首犯。

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叫阿里•哈桑•萨拉曼，“黑九月”的头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他是一个年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忠实追随者。信念坚定，精明强干，深得阿拉法特的器重。

第二个人叫阿布•达乌德，是“黑九月”的爆破专家。此人是头号人物萨拉曼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第三个人叫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头衔。此人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

第四个人叫瓦埃勒•兹怀伊特，诗人。他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外交官。

第五个人叫巴西尔•库拜西，法学教授、博士。他是“黑九月”武器的主要提供人。

第六个人叫卡马勒•纳赛尔，是巴勒斯坦“法塔赫”组织的对外联络方面的负责人。1972年以前，他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此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从不隐瞒自己同“黑九月”的关系。

第七个人叫凯马尔•阿德万，是“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负责人和主要策划者。

第八个人叫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又名阿布•尤瑟夫，“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负责“法塔赫”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个人叫穆罕默德•布迪亚，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他在“黑九月”中负责联络工作。

第十个人叫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最后一个叫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此人是“黑九月”的“师爷”——一位知识渊博的高级谋士。

阿夫纳把这份“死亡名单”认真看了几遍，很快就记住了他们的姓名、身份和职业，并且要求行动小组的每个人也像自己一样，把这些人熟悉一遍，并且熟悉得就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做到了这一步以后，阿夫纳就把这份“死亡名单”还给了扎米尔，让他锁进了摩萨德的保险柜里。这是他们的高级机密。

这11个暗杀目标是摩萨德根据那些人的地位和主次排序的，并不是行动小组追杀的顺序，特别行动小组在行动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行动是否方便而定先后次序。也就是说特别行动小组可以逮住一个解决一个，不要受这个名单上的顺序限制——既然上了摩萨德的“死亡名单”，就一个都跑不了。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行动方便，又把暗杀对象分成两类：他们把带有武器和保镖的、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拉曼、纳塞尔等人；把那些从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所的人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人。

阿夫纳决定先从“软”目标开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有非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对这些人下手的难度相对要大一些；另外，因为“慕尼黑惨案”刚刚发生不久，“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会暂时隐匿一段时间，寻找他们的行踪也比较困难一些。还有一个策略上的原因就是，对他们稍迟一点动手，也可免除社会舆论马上将暗杀行动与慕尼黑惨案联系起来，减少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的影响。而那些“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以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作为掩饰，自以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找到。这些人从不乔装打扮，甚至在自己居住的公寓门上挂着名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还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

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做任何准备，就像蹍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万一被当地警方抓住，那就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生死，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形象和威望。

“上帝的复仇”开始行动

第一个进入特别行动小组视野的，是“死亡名单”上位列第四的瓦埃勒•兹怀伊特。此人在意大利罗马长期居住，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的翻译，而真实身份则是欧洲恐怖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兹怀伊特在1968年一手策划了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近年来恐怖活动的帷幕。在那一次活动中，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曾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她们导游，临别时把一台装有定时炸弹的收录机送给了她们。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后发生了爆炸，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行动小组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得知瓦埃勒•兹怀伊特当时住在罗马阿尼巴利亚诺广场边上一幢7层的公寓里，并且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1972年10月16日22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回公寓。他走进公寓大门时，门厅里的电灯熄灭了，黑洞洞的，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

就在他朝电梯走去时，电灯突然亮起来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兹怀伊特丝毫没有感到恐惧，继续向前走。这时，罗伯特用英语问他：“请问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

其实这只是程序而已，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过眼前这个人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就在刚才电灯一亮的瞬间，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个身材瘦长的巴勒斯坦诗人。罗伯特又很随便且有礼貌问了一遍。兹怀伊特对眼前这两个空着手的男子没有马上产生怀疑，正准备点头承认时，心中突然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马上矢口否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已经动手了。

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但是对于这个不到一秒钟的过程，行动小组的成员们曾经操练了不下一万次。阿夫纳和罗伯特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嚓”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枪。

贝雷塔手枪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事发前，他们看到公寓外面停放着一辆绿色的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面好像坐着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不久，罗马警方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刺杀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是摩萨德局长扎米尔认为划得来，旗开得胜很值得。

第二个暗杀的目标选择了“死亡名单”上位列第三的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要比兹怀伊特高。当时他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主办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哈姆沙里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过从甚密。那些认识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与任何一位外交官相比都毫不逊色。

当时哈姆沙里同他的法籍妻子和女儿住在巴黎第14区一幢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舒适富足的生活。但是，他却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正式代表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让世人震惊的恐怖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有发生在哥本哈根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及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根据情报，哈姆沙里现在又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策划成立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准备网罗那些法国本地和其他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他的警惕性很高，身边一直有警卫，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便衣暗哨。兹怀伊特死后，他的安全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他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警卫人员跟着。特别行动小组经过多次实地“踩点”之后，认为不可能再用对付兹怀伊特的办法，而是根据爆破专家罗伯特的建议，决定将一枚微型遥控炸弹安装在哈姆沙里的电话底座里，在他接电话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实施暗杀。他们要以这种方式告诉那些恐怖分子，即使是像哈姆沙里这样有身份有警卫的人物，即使是住在戒备森严的公寓里，同样逃不脱被追杀的下场。为了在行动时不伤及无辜，避免伤害哈姆沙里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特别行动小组对这次暗杀行动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1972年12月的一天，哈姆沙里接到了一个意大利记者打来的电话，说要对他进行一次采访，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作为“巴解”组织的驻外新闻发言人，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使命。双方约定第二天在他家公寓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第二天见面后，那位意大利记者主动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通过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哈姆沙里才知道这位记者以前是从事体育新闻报道的，最近才刚刚转行从事时事新闻工作。后来在进行交谈时，尽管哈姆沙里发现这个意大利记者对巴勒斯坦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但是哈姆沙里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一边在听哈姆沙里的介绍，一边作一些记录，不时停下笔向哈姆沙里提出询问。最后他还面带愧色地向哈姆沙里建议，能否给他弄一些这方面的新闻材料，让自己先熟悉一下，然后再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哈姆沙里答应了他的要求。临别时他们约定，在这两三天之内他们再电话联系。

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哈姆沙里那位时髦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开着自己的那辆小轿车送女儿上学去了。然后她还要到一家超市去逛一下，一般要到10点多钟才回家。这时，楼下传来一阵熟悉的喇叭声，来接哈姆沙里本人上班的车子也来到了楼下。哈姆沙里习惯地在窗前看了一眼，然后就锁上房门走下楼来，在警卫们的簇拥下上了汽车，去了他的办公室。家中已经是空无一人了。这一切都让坐在车内的阿夫纳，还有爆破专家罗伯特和神枪手史蒂夫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坐的是一辆罗马市的市政工程车，车子就停在公寓门前的马路边上。刚才哈姆沙里的车子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好像还朝这辆工程车无意识地看了一眼。

等到哈姆沙里坐的车子不见踪影了，阿夫纳朝罗伯特点了点头。罗伯特立即从工程车里走了下来。他身上穿的是罗马市政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头戴一顶安全帽，背着一只工具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慢悠悠地进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

罗伯特走进公寓后，立即进入电梯，很快就来到了哈姆沙里的门前，然后用他手中的万能钥匙迅速打开了哈姆沙里的房门。他来到哈姆沙里的卧室，找到了那部电话机，老练地把一枚微型炸弹偷偷地装到了电话机的底部，只等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内把它引爆。

第二天上午8点钟左右，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又准时出门了，哈姆沙里又听到楼下响起了那熟悉的喇叭声。他拎着那只大公文包正要出门时，家里的电话铃忽然响了。哈姆沙里走到窗子前朝下面喊了一声“稍等一下”，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转身来到卧室，一只手还拎着那只大公文包，一只手就拿起了话筒。

电话原来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打来的。因为他们前天已经约好了，这两天在电话里联系。只听到那位“意大利记者”在电话里说：“您好！请问您是哈姆沙里博士吗？”

哈姆沙里已经听出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的声音，他马上回答：“对，是我，您要的新闻材料我……”

“对，我正是为这事找您。”对方为了进一步确认哈姆沙里的身份，就打断了他的话，又跟他啰唆了一句。

哈姆沙里说：“我知道。您要找的新闻材料我……”

哈姆沙里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就传来了一阵刺耳的蜂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闷响，哈姆沙里的电话机爆炸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应声倒下了，手里还握着那只大公文包。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公寓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楼下的那些警卫人员立刻下了车，向公寓的大门冲去。这一切让躲在公寓附近一辆小轿车里的阿夫纳和和罗伯特看得一清二楚。一见警卫人员冲进了公寓，他们马上发动车子驶上了对面的大街，立即消失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可是，令阿夫纳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哈姆沙里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在罗马的一家医院里苟延残喘了整整一个月，直到1973年1月9日才死去。害得阿夫纳他们在罗马整整守候了一个月。如果哈姆沙里没有在医院里死去，他们还要另外采取行动，决不能让他活着走出那家医院。

这时，在那份有11个名字的“死亡名单”上，已经有两个名字被勾去了。扎米尔坐在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的办公室里，在这两个名字上轻轻地画上了一个深红色的大“×”。扎米尔已经接到了阿夫纳的报告，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

又有两个人从“死亡名单”上抹去了

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个“硬”目标，在“死亡名单”上排在第十位。尽管他是个“硬”目标，但是希尔却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而那个城市是以色列人很难打进去的地方，更是让摩萨德伤心的地方——当年以色列的“间谍王子”伊利•科恩就是在大马士革被叙利亚当局送上绞刑架的。

希尔在大马士革的公开身份是东方语言教师，实际上是“巴解”组织的联络员和恐怖分子的组织者，他当时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同苏联派遣在塞浦路斯的克格勃进行联系，所以他也经常去塞浦路斯。希尔总是行踪不定，让阿夫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很难捉摸，有几次知道他到了塞浦路斯，结果一赶到那里他又离开了，结果让他们无功而返。

1973年1月22日，阿夫纳的行动小组又一次得到情报，希尔将在明天去塞浦路斯，已经在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饭店预订了房间。至于希尔会在这个地中海上的岛国待多久，还不得而知。

得到情报的当天晚上，阿夫纳就率领他的行动小组的全班人马立即飞抵塞浦路斯首府尼科西亚，决定对希尔采取行动。他们希望这一次能把希尔的名字，也从他们的“死亡名单”上划去。

阿夫纳带着行动小组来到尼科西亚后，立刻租下了两辆小轿车，然后分散居住。阿夫纳带着罗伯特住到一位朋友家去了。这个朋友是海滨浴场的一位救生员，他的家成了阿夫纳他们在这里的一个很安全的落脚点。卡尔、汉斯和史蒂夫则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有助于识别目标，二是有利于研究饭店的布局，三是可以同饭店的服务员和保安人员进行接触，有利于他们的行动。

第二天晚上，希尔果然来到了塞浦路斯，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不巧的是，他的隔壁房间住着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那对新婚夫妇虽然是以色列人，但并不是摩萨德的特工，他们是到塞浦路斯这个美丽的岛国度蜜月来的。这一次，阿夫纳他们同样是准备采用对付哈姆沙里的办法，用遥控炸弹对付希尔。而这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给他们后来的行动制造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为了防止像上一次炸哈姆沙里那样把对方炸个半死不活的，他们决定增加火药的用量，但是，他们的炸弹又不能把住在隔壁的那两个无辜的同胞也一同炸死，他们的幸福生活还刚刚开始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爆炸专家罗伯特考虑了好久，最后他们决定给希尔准备一种压力炸弹。

这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力量很强的弹簧隔开，每个弹簧中间均有一颗螺丝。当炸弹放置在汽车坐垫或床垫下时，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只有当人体的重量压在上面，才能使上面的弹簧中间的螺丝碰到下面的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炸弹。如果没有信号，炸弹不会爆炸；同样，没有人体那样的重物压到炸弹上，什么信号也不会使炸弹爆炸。因此这种炸弹非常可靠。只有当暗杀小组确定炸弹上面躺着的就是希尔本人，启动遥控装置才会爆炸。

希尔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在行动小组的监视之中度过了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第二天一大早，希尔就被人用车子接走了。阿夫纳立即派卡尔和史蒂夫乘坐租用的小轿车尾随而去。一旦希尔要回饭店，就立即通知留在饭店里的罗伯特和汉斯安放炸弹。

中午过后，饭店的服务员和清洁工已经把希尔住的房间整理好了，卫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阿夫纳知道，下午应该不会有人进那间房间，于是就叫罗伯特和汉斯偷偷地打开了房门，溜进了希尔的房间，把已经准备好了的压力炸弹固定在床垫下面，并且吩咐他们把房间里其他的电灯开关全部破坏掉，只剩下床头灯的开关还可使用。这样，他们在楼下只要发现房间里的床头灯一关掉，就表明希尔已经上了床，并且已经睡在他们的炸弹上了。这时他们就可以立即启动手里的遥控器，引爆希尔身子下面的炸弹。

晚上10点钟左右，早晨来接他的那辆车子把希尔送到了饭店的大门外，然后就掉头回去了。希尔下了车慢腾腾地向饭店走去，阿夫纳装成一名旅客，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然后走进了汉斯他们住的房间。这时他看到的确只有希尔一个人进了自己的房间。路过那对新婚夫妇的房间时，阿夫纳还注意听了一下，发现那对新婚夫妇还没有回来，他就完全放心了。

20分钟过去了，希尔一直没有走出自己的房间，他房间的床头灯也一直在亮着。阿夫纳猜测他在房间准备睡觉，就跟汉斯他们下楼去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命令神枪手史蒂夫带着卡尔守候在电梯间。他担心希尔会突然离开他的房间，那样就只有由他们在电梯间用手枪解决了。总之，他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让希尔活到明天。

阿夫纳和汉斯他们下楼后，就守在饭店前面的树荫下，一直盯着希尔的窗口，看着那点微弱的灯光。他们可真是心急如焚，担心希尔会突然心血来潮，还要从房间里出来，到附近的娱乐场所或海滩上去找女人玩玩。大约又过了5分钟的样子，希尔房间的灯光终于熄灭了，希尔上床了。手持遥控器的罗伯特一见，马上就要启动引爆装置。阿夫纳还是向他摇了摇头，他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没有上床躺下。大约又等了两分钟，阿夫纳才轻轻地对着罗伯特的耳朵狠狠地说了两个字——“动手！”

罗伯特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可是周围却一片寂静，什么也没发生。阿夫纳有点失望，他担心那些弹簧片是不是太硬了，希尔虽然睡在上面却压力不够，没有接触到下面的爆炸点。他正要采取新的措施时，却发现希尔的窗口亮起了一点小小的红光——原来希尔在临睡前还有个吸烟的习惯，这时他正站在窗口一边吸着烟，一边在欣赏着尼科西亚美丽的夜景。又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希尔终于把手上的烟蒂抛到了楼下，一道美丽的弧线从天而降，他的身影也从窗前消失了。阿夫纳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知道希尔这时正在走向那张死亡之床。

罗伯特又在心里默默地数了20下，终于咬着牙再次揿动了按钮，差点把手里的遥控器给弄碎。这时终于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迎面袭来。在霓虹灯的照耀下，那些碎片乱石就像一阵流星雨一样落在饭店前的绿树丛中，样子还是十分动人的。

爆炸刚过，卡尔和史蒂夫几乎是第一时间冲出电梯，进入了希尔的房间。希尔的房间已经是一片狼藉，面目全非，希尔和他的床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在那里默默地燃烧。而周围的房间却安然无恙。等到饭店的保安来到楼上时，他们已经在一阵警报声中及时地逃离了。直到这时，住在希尔隔壁的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还没有回到饭店。

“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人就这样被轻轻抹去了。

第四个暗杀的目标也定了下来，他就是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在那份“死亡名单”位列第五。阿夫纳得到的一份情报说，巴西尔•库拜西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库拜西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法律教授，但是他经常会去欧洲同西方的一些军火商联系，负责为“黑九月”在欧洲购买武器炸药。

1973年4月的一天，阿夫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在巴黎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

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在这个有“花都”之称的浪漫之都，巴黎的春天总会散发着阵阵鸢尾花和丁香花的芬芳，是那样的沁人心脾。

3月29日库拜西抵达巴黎，在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的介绍下，住进了一家廉价旅馆。这家旅馆位于巴黎第八区的阿卡得大街上。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位置又有些偏僻，但是阿夫纳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里。原因是机场那位漂亮的女服务员其实就是他们在巴黎的一个“线人”。

库拜西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这就使得监视他的任务非常轻松。库拜西将他的时间一分为二：白天，他常常在圣日耳曼林荫大道附近的酒吧与人接头；晚上，他喜欢在所住的旅馆附近散步。他散步的路线也是有规律的。从旅馆走出来后，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沿着加布里埃尔大街，经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豪华的克里荣饭店，再到协和广场，最后总是走到皇家大街离世界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不远的地方，尔后再走5分钟，经过马德莱娜教堂，回到住处。几乎天天如此，这让监视他的人都感到有些腻了。

4月6日的夜晚，库拜西又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似乎要看看是否有人盯梢。不过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其实，在他一出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慢慢行走的时候，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轿车来来回回地从他身旁驶过。

库拜西走到冷清的加布里埃尔大街，整条街上静悄悄的，也许除了守卫美国大使馆的法国警察外，再也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库拜西之所以选择这条没有人迹的街道散步，可能是觉得在武装警察高度警惕的注视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袭击他。这条街道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也使他颇有安全感。只是在从皇家大街路口到他的住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才会孤身一人，步行回去。

库拜西刚走近皇家大街，阿夫纳和汉斯就闪了出来，紧紧尾随其后。罗伯特则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保障他们的安全。突然，库拜西在路边停下了，在一家名叫马德莱娜的大药店前踌躇不前。阿夫纳和汉斯趁机从库拜西的两旁穿过，然后猛然转过身来对着库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正面看看库拜西，以免弄错人。

“喂，库拜西！”汉斯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和阿夫纳同时转身，右手将上衣往后一甩，握住枪柄，左手往后拉开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的枪管套。库拜西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们，嘴里重复地喊着“不！不！”并往后退去，可他的脚后跟碰到了人行道的边缘，绊了一下，他的身体马上要向后倾倒，两条手臂在空中胡乱地划着。阿夫纳立刻略微调整了一下枪的角度，在库拜西的身体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向他射出了子弹。汉斯的手枪也以同样的节奏将子弹击中了库拜西。他身上至少中了20发子弹。罗伯特驾驶的那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就停在马路旁边。这时阿夫纳和汉斯立即跑了过去，钻进了车子，直奔机场而去。

库拜西就这样倒在人行道上，抽搐了几下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只有他的血在静静地流淌着，一点一点地渗进那些铺地的砖缝里。第二天，巴黎的多家报纸上都有这样一条新闻：“巡回大使乔治•哈巴什博士昨晚中弹身亡了……”——“乔治•哈巴什”是他这次来巴黎时护照上的名字。

就这样，“死亡名单”又多了一个深红色的大“×”，已经有4个人的名字被扎米尔亲手勾掉了。

喋血贝鲁特街头

“上帝的复仇”计划第一阶段的行动，都是一些小动作，死去的大都是一些“软”目标。因此，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决定近期来一次大的行动，袭击驻在黎巴嫩首府贝鲁特“巴解”组织的总部，给“黑九月”来一个具有震慑性的打击。因为近来“黑九月”的恐怖行动并没有收敛，而是愈演愈烈——1973年3月9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大使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为了给希尔报仇，又枪杀了一名无辜的以色列商人，并在以色列驻塞大使的家里安放了炸弹；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黑九月”的一个行动小组分乘两辆汽车，闯过塞浦路斯机场的关卡，向停放在机场内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火。

于是，阿夫纳和他的特别行动小组就决定，把“巴解”组织的老巢给一锅端了，给巴勒斯坦人来一个狠的。于是在巴黎结果了库拜西之后，当天晚上他们就乘飞机离开了巴黎前往贝鲁特。

1973年4月7日，阿夫纳与罗伯特、史蒂夫等人来到了中东的“袖珍之国”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贝鲁特市中心喀土穆大街上有一幢8层的办公楼和一幢4层的公寓，还有几座军火仓库。这就是“巴解”组织的总部。阿夫纳他们在这些房子的周围观察了好几天，最终选择了袭击的路线和撤退的方向。潜伏在当地的摩萨德特工已经事先帮助他们查明了大楼的内部情况，并且详细地标出了“死亡名单”上第六号目标卡马勒•纳赛尔、第七号目标凯马尔•阿德万和第八号目标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等人居住的房间。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阿夫纳和他的伙伴们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行动方案，然后在当地旅游公司租用了6辆轿车，用的是他们手中的美国捷运公司的信用卡；接着他们又通过贝鲁特的邮政局，向摩萨德驻巴黎的间谍机构发出了一封普通的商业电报，用暗号向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报告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并且告诉他们一切准备就绪。

两天后的傍晚，两艘快艇从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起程，艇上乘坐着30名摩萨德的突击队员，他们是由蛙人、伞兵和特种兵组成的。凌晨1点，快艇悄悄地驶抵贝鲁特海域。突击队员换乘6艘橡皮登陆艇，在僻静的道夫滩头登陆，然后又乘坐由阿夫纳租用的轿车，直奔贝鲁特市中心的袭击目标。

来到喀土穆大街“巴解”组织的总部前，突击队员跳下车来，先干掉3个站在门口的哨兵，然后在卡尔和罗伯特的带领下冲上楼去，留下阿夫纳、汉斯和史蒂夫带领一部分突击队员守在大门口和汽车旁边，阻击前来增援的人。

冲到二楼后，突击队员首先找到了“巴解”组织的第三号人物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据说此人也是“黑九月”的领导人之一。纳杰尔此时正同他的夫人在床上休息，结果被一阵乱枪打死在床上。他的夫人也成了殉葬品。纳杰尔15岁的儿子从梦中惊醒，跑出房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也被乱枪打死。

他们又冲到三楼，找到了“巴解”组织的发言人卡马勒•纳赛尔。纳赛尔的房间还亮着灯光，此时他正伏在办公桌上起草一份文稿，身边放着一台打字机和一挺机枪。几个突击队员踢开房门冲了进去，几支枪同时对着他开火。他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摸到那挺机枪，成串子弹就把他打得遍体窟窿，连他身后的那张沙发也烧起来了。

在四楼，突击队员遇到了尤瑟夫•纳杰尔的助手凯马尔•阿德万。阿德万刚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立即操起一支冲锋枪，对着冲上楼来的突击队员开了火。但是由于他的枪法太差，接连几枪都没有命中目标，而自己却在对方一阵急促的扫射中身亡。

“死亡名单”上又有三个人的名字被勾掉了。整个行动前后还没有用到10分钟。

随后，突击队员又在几个房间搜索，他们迅速打开了保险柜，把里面的全部文件装进了几个纸箱子，又在这些房间放置了大量炸药，然后就向楼下撤退了。几分钟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大楼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大楼被夷为平地，楼里面其他的巴勒斯坦人也全部被炸死了。“巴解”组织存放武器的那些火药库也被炸掉了。

这时，驻扎在其他地方的“巴解”战士听到枪声，立即前来救援，在喀土穆大街上同突击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激战之前，阿夫纳等人已经利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向黎巴嫩警方报了警，声称巴勒斯坦的对立派在喀土穆大街发生枪战，请他们派人前来镇压。黎巴嫩警方接到报警后，并没有采取行动。尽管是在自己的首都，但他们还是明智地回避了。作为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他们不想卷入、也没有能力卷入这种是非之中。

阿夫纳等人指挥以色列的突击队员凭借那些街道建筑物，在“巴解”组织的废墟上和大门口构建了临时工事，拼命地抵抗冲上前来的那些“巴解”战士，一时成了胶着状态。对方一看正面攻不上来，就用带有吊斗的升降机把人从楼上放下来，准备“空降”到突击队的阵地上投入战斗。但是，每当那些吊斗接近地面时，以色列的突击队员就瞄准那些吊斗射击，把吊斗里面的“巴解”战士一个个地点杀了。尤其是那个神枪手史蒂夫，几乎是弹无虚发，枪枪都能命中目标。

尽管伤亡惨重，但是那些“巴解”战士还不甘心，他们把那些尸体从吊斗里拉出来后，又有人爬到吊斗里面，再把空吊斗升到空中，继续向以色列人进攻，但是结果还是失败了。阿夫纳知道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作战，没有后援，自己的武器弹药和兵员都得不到补充，如果长时间地陷在这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指挥突击队一边阻击一边向海边撤退。

突击队终于按原路撤到了海边，登上橡皮艇，最后又全部登上了泊在海面的快艇，离开了黎巴嫩。这次袭击不仅让“死亡名单”上又勾掉了3个名字，炸毁了“巴解”组织设在黎巴嫩的总部，同时还让那些“巴解”战士付出了一百多条生命的代价，并且获得了对方大量的文件和有价值的情报。从这些缴获的文件中，以色列情报机关找到了对方许多情报员、间谍和联系人的名单，还有一些有关他们未来的计划的材料。在后来的日子里，那些情报员和间谍一个一个相继“莫名其妙地失踪”。

后来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的巴拉克也曾参与了那次行动。他当时的任务是男扮女装去贝鲁特刺杀3名巴勒斯坦人。他对他的朋友里夫说：“我化了浓妆，戴着假发，当时穿的是裤子，因为那时流行的裙子太短太紧，没法穿。我把手榴弹塞在胸罩里，还提着一个时髦的大手袋，里面装着很多炸药。”

盯上了第八个目标

到1973年5月，“死亡名单”上的11个目标只剩下4个了。“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阿里•哈桑•萨拉曼暂时失去了线索；第二号人物、“黑九月”的爆破专家阿布•达乌德当时已经关在约旦的监狱里；第十一号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是“黑九月”的军事领导人，此人非常谨慎，从不曾离开过中东和东欧国家，更不涉足西欧；只有第九号人物穆罕默德•布迪亚还很活跃。因为他是个“软”目标。作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剧院的导演，他执导了几出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在法国左翼的社交圈里小有声誉。所以他经常外出活动，常常到巴黎的社交场中去拈花惹草，行动小组会经常得到有关他的情报。

1973年6月下旬的一天，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在巴黎盯上了布迪亚。

6月27日晚上，布迪亚来到了他新结识的情妇家里，并且在她家过夜。行动小组负责监视他的人在门外整整守候了一个晚上。罗伯特本来准备把炸弹安装到他停在公寓前的那辆雷诺轿车的底盘上去，好让布迪亚一出来，就直接坐着车子上天。但是阿夫纳担心布迪亚的情妇会和他一同出门上车。他不想让那个无辜的女人为布迪亚殉葬，所以他没有同意罗伯特的意见。

6月28日早上6点钟，布迪亚一个人出来了。他上了车子马上就开走了。负责监视他的特工也只好开车紧随其后。布迪亚把车开到巴黎大学那个现代化的“居里夫妇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后，就下了车，徒步向前走去。监视他的特工以为布迪亚又要到另一个情妇家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这附近的社区，布迪亚还有一个情妇——于是史蒂夫和罗伯特就立即开着一辆货车赶来，停靠在布迪亚的雷诺车前。

此时还不到7点钟，大街上的行人很少。罗伯特和史蒂夫很快就弄开了雷诺车门，在司机座位下面安装了一枚小型的炸弹。这种炸弹既不需要连接导火线也不需要定时器，同样是靠压力打开保险，借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安装好了之后，两个人把货车开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旁边。阿夫纳和卡尔坐的车子也到了那里。他们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一直到了8点多钟还不见布迪亚出来，罗伯特就建议大家去喝一杯咖啡。结果差不多快到11点钟，布迪亚才慢悠悠地出现了。等到他坐上雷诺，正要启动时，罗伯特就揿下了手中的遥控器按钮。一声巨响，雷诺的门被炸上天了，整个车顶也给炸塌了。41岁的布迪亚当场身亡。

穆罕默德•布迪亚死了之后，“死亡名单”上的目标就只剩下3个人了。

此时，亲手拟定这份11个人“死亡名单”的兹维•扎米尔于1974年局长任职期满后，无声无息地退出了摩萨德。刚刚出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伊扎克•拉宾挑选了自己的老朋友伊扎克•霍菲少将出任摩萨德局长。

从此，剩下的这3个人的命运，就将掌握在新任摩萨德局长伊扎克•霍菲少将的手中。

最丢面子的暗杀

1974年夏天，伊扎克•霍菲少将就任摩萨德的第五任局长。

霍菲曾加入过“帕尔马”冲锋队，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作为一名伞兵指挥官，霍菲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当时的空降旅旅长就是后来当上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阿米尔•沙龙将军。霍菲将军当年就是他的部下。

1965年，霍菲将军在西奈半岛任以色列空联部队副司令。一年后，他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高级官员，参与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略决策。1968年他晋升为准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1974年7月，霍菲将军离开了部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到摩萨德当局长去了。

那年霍菲刚满50岁，其貌不扬，小眼睛，圆脸庞，矮壮的身材。他性格十分内向，待人冷冰冰的，差不多到了郁郁寡欢的程度。有一位和霍菲接触过的德国特工曾对他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刚刚接触的几小时内，人们不禁感到纳闷，这个人怎么会爬上这么高的职位？他沉默寡言，总是洗耳恭听别人的讲话，看上去反应有些迟钝，像是某个集体农庄的农民。但是，接触的时间越长，这个人给你的印象越深刻。什么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善于判断。我相信他的部下日子不会好过，霍菲是个铁石心肠的人物。”

从后来霍菲的所作所为来看，那名德国特工的描述还是相当准确的。

伊扎克•霍菲出任摩萨德局长后，首先的任务就是继续完成以色列前任总理梅厄夫人制定的“上帝的复仇”计划。

但是，要想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剩下的3个人都是“黑九月”最主要的骨干分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行动小组再也没有获得有关“慕尼黑惨案”的罪魁祸首哈里•哈桑•萨拉曼——也就是“死亡名单”上第一号人物的任何确切的消息。

在“巴解”组织中，哈里•哈桑•萨拉曼一度被称为“阿布•哈桑”，他还有一个令人仰慕的外号，那就是“红色王子”。

阿里•哈桑•萨拉曼出生于1943年，他的父亲曾是一个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人，1948年死于犹太民兵的枪口之下。父亲遇难时，萨拉曼才5岁，他从小和母亲栖身于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中，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长大成人之后，萨拉曼开始关注和同情那些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和自己的政治生命。高中毕业时，他在一次政治问卷中写道：“职业？我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以色列人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

1960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萨拉曼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进入了贝鲁特美国大学，成了该校建筑工程设计系的一名大学生。尽管他学的是理科，但他热衷的依然是政治。在大学里，他以自己的魅力吸引着一大批年轻的巴勒斯坦大学生，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探讨巴勒斯坦的建国途径，于是他很快就成了贝鲁特美国大学著名的学生领袖。当时，有一位出身名门、家庭富有的女大学生为萨拉曼的才情和风度所倾倒而爱上了他，最终成了他的妻子。

结婚以后萨拉曼声誉日隆，在巴勒斯坦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大了，同时在思想上也更加激进。因为他的妻子的叔父曾经是耶路撒冷一位知名的伊斯兰大法官，极力主张用恐怖手段对付以色列移民。几年后，萨拉曼又结识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成了阿拉法特忠实的追随者，成了“法塔赫”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2年春天，萨拉曼在东柏林遇到了他的老同学阿布•达乌德。以前他们曾一起在开罗接受过特种训练，于是他们就开始了“慕尼黑惨案”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在9月5日“慕尼黑惨案”发生的那一天，萨拉曼本人在国外遥控指挥，“黑九月”的行动小组就在慕尼黑奥运村对以色列运动员下手，从而酿就了世界奥运史上的第一起悲剧。因此，萨拉曼也就上了那份“死亡名单”，并且被列为头号人物，而他的同学阿布•达乌德作为“黑九月”的爆破专家在“死亡名单”上名列第二。

1973年7月，摩萨德得到一份情报，说萨拉曼正在挪威策划一次劫机行动，扎米尔立即把这个情报通知了挪威情报部门，请他们协助以色列特工抓捕萨拉曼，挪威政府同意了以色列的请求。于是摩萨德马上派出一支暗杀小组赶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第二天又坐火车赶到了位于米厄萨湖畔的利勒哈梅尔小镇。因为当时还有情报说，有一个住在日内瓦的巴勒斯坦人将要成为萨拉曼的联络官。此人叫凯麦尔•本纳马内，已经来到了利勒哈梅尔小镇，并且住进了一家叫斯科泰的小旅馆。当时扎米尔认为只要找到了这个叫本纳马内的人，就能找到萨拉曼。于是摩萨德的暗杀小组来到利勒哈梅尔后，也住进了这家小旅馆，并且见到了本纳马内这个人，把他监视起来。

在这支暗杀小组中有一名摩萨德的女特工，当时化名叫帕特丽西娅。其实她的原名叫做西尔维娅•拉菲尔。

帕特丽西娅是南非人。父亲是传统的犹太人，母亲则是基督教徒。不过，帕特丽西娅更多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犹太教、犹太民族充满热爱。高中时，帕特丽西娅读了里昂•尤里斯的《出埃及记》，开始向往到以色列定居。20世纪60年代初，她终于如愿以偿，有机会到以色列当了一名英语老师。

帕特丽西娅美丽、聪颖，尤其是对犹太民族的忠诚，使她成为了摩萨德的招募对象。帕特丽西娅加入摩萨德后，接受了严格的训练，掌握了做特工必须具备的“十八般武艺”。

1969年，帕特丽西娅曾被摩萨德派去欧洲，她使用“美人计”，让英国记者乔恩•斯万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乔恩主动提出让帕特丽西娅当他的摄影记者，跟他去中东。这样，帕特丽西娅有机会接触了众多中东国家的政要，为摩萨德搜集了很多绝密情报。

这一次，她又随着暗杀小组来到挪威的这座利勒哈梅尔小镇，执行暗杀萨拉曼的行动。她的任务是和另一名男特工装成一对恋人，负责监视那个将要成为萨拉曼的联络官的凯麦尔•本纳马内。

第二天，帕特丽西娅和她的同事发现本纳马内进了一家咖啡馆，他们也跟了进去，结果发现本纳马内旁边坐着一个风度翩翩的阿拉伯人。帕特丽西娅和她的同事一看，大吃一惊，觉得这个阿拉伯人好像就是他们要找的萨拉曼。于是他们就偷偷地拿出萨拉曼的照片一对照，果然发现那个长相英俊的阿拉伯人，正是“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萨拉曼。结果就马上和暗杀小组的同事一起，一阵乱枪把那个阿拉伯人给干掉了。

由于他们做事不太干净利索，暗杀小组的几个特工当场让挪威警方给逮住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那个长相英俊的男子并不是萨拉曼，而是一名摩洛哥人，名叫阿赫迈德•布希基，在利勒哈梅尔的一家饭店里工作。

在自己的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挪威政府当然不肯罢休，就向以色列政府提出抗议。尽管以色列政府一方面向挪威施加压力，一方面又说这个暗杀小组的行动是得到了挪威安全部门默许的。但是挪威政府却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默许并没有包括授予你们杀人的权力，更没有授权允许你们在挪威的国土上去杀害一名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工作人员。

最后，帕特丽西娅与其他4名同事不得不在挪威接受审判，帕特丽西娅被判处了5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这次错杀事件成了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几乎让摩萨德威风扫地。

无独有偶，1974年1月，摩萨德又差一点儿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当时，摩萨德又得到了一份情报，声称萨拉曼和他的同学，也就是“死亡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达乌德将于本月12日会晤。见面的地点是在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扎米尔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即派出一支暗杀小组赶到那座教堂。但是当他们正要开枪时，却发现空荡荡的教堂里除了三名教士之外，根本没有一个是他们要找的人。

1974年，特别行动小组行动十分不顺。5月，特别行动小组的爆破专家罗伯特离开了行动小组，前往比利时试制新的炸弹去了；神枪手史蒂夫也请假去了南非探亲。这时，阿夫纳、卡尔和汉斯又得到了一条内部情报，说萨拉曼最近患有眼疾，将于本月底来伦敦就诊。然而，就在他们正要与那个提供情报的“线人”接触以核实这条线索的真假时，卡尔却在一个女人的卧室里被人开枪打死了。尽管后来他们查到了凶手就是那个叫珍尼特的女杀手，并且立即把她处死了，但是却让他们的伦敦之行流产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罗伯特在比利时试制新式炸弹时被炸死了。他是一位爆破专家，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炸弹炸死在比利时一座小镇附近的田野上。又过了不久，汉斯也莫名其妙地死在法兰克福一座公园里——原来巴勒斯坦人也不是吃干饭的。阿夫纳的暗杀小组成员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时，剩下的阿夫纳和史蒂夫两人再也无心去完成最后的暗杀计划了，扎米尔也只好立刻通知阿夫纳“停止行动”。从此以后，阿夫纳和史蒂夫中断了他们的刺杀行动。这时，面对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他们也在开始反思这种旷日持久的追杀的合理性。他们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恐怖活动。于是他们就拒绝接受来自摩萨德的任何指令，并且移居美国，试图真正地同摩萨德脱离关系。虽然在此之前，他和暗杀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同摩萨德签约了那么一份“法律文书”，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幌子。但是阿夫纳和史蒂夫的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幼稚，他们并不可能真正同摩萨德一刀两断。他们移居美国后，摩萨德断绝了他们的一切经济来源，并且以绑架他们的家人相威胁。最后他们不得不和曾经为之卖命的摩萨德反目为仇。这种结局对他们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头号人物丧命街头

刚刚上任的摩萨德局长霍菲将军并没有放弃“上帝的复仇”计划。上任之后，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要将“死亡名单”上的最后三个人在他手中解决。现在，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萨拉曼。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霍菲趁机派出几名摩萨德特工，杀害了几名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害者的身份，乔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专门寻找萨拉曼的行踪。

几个月以后，这几名摩萨德特工终于找到了萨拉曼在贝鲁特一个居住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对面租用了一间房间，日夜进行监视，并且准备了一支远射程的大口径步枪，在枪上安装了一只望远瞄准镜，枪膛里压满了子弹，只要发现萨拉曼的身影就立刻开枪，而且要做到一枪毙命。有一天，他们真的发现萨拉曼出现在对面的窗口，于是就立刻扣动扳机，向那个萨拉曼射击。结果事后发现，被他们击中的并不是萨拉曼本人，而是穿着衣服的仿真塑料模特。

一年以后的一个傍晚，真正的萨拉曼出现了。当时他身边没有保镖，只是一个人在贝鲁特的一块草坪上散步，结果让跟踪的摩萨德特工意外地发现了，于是向他连开了两枪，萨拉曼倒下了。可是，跟在他身后不远的保镖立即冲了上来，把他抬上了车送进了医院，结果手术后大难不死，没有几天就康复了，又逃过了一劫。

不过，这时萨拉曼已经明白，他将终生处于摩萨德的追捕之中，总有一天会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害怕了。他曾对一名记者朋友说过：“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巴勒斯坦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巴解”组织的领导人、萨拉曼最崇拜的精神领袖阿拉法特也意识到了，恐怖主义解决不了巴勒斯坦的问题，反而会破坏“巴解”组织的形象，于是他决定放弃恐怖活动，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萨拉曼这样能说7种语言的人才，阿拉法特并没有放弃，反而进行了重用，萨拉曼不仅是“巴解”组织情报机关的头目，而且还成了阿拉法特本人的保安官员和难得的几个亲信之一。

从此以后，萨拉曼摇身一变，从一名“黑九月”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变成巴勒斯坦政坛一名官员，经常衣着光鲜地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特别是在1978年，萨拉曼同“世界小姐”乔治娜•里泽克结婚之后，又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成为焦点人物。1971年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全球选美大赛上，年轻的黎巴嫩美女乔治娜•里泽克小姐脱颖而出，荣获“世界小姐”的桂冠，成了全球名士富豪争相追求的对象，最终萨拉曼抱得美人归，于1978年同她结为夫妻。尽管萨拉曼家中有一位夫人，但是根据穆斯林的教规，他可以拥有两个妻子，于是他没有和第一个妻子离婚，而是生活在两个妻子之间。第一个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依然生活在贝鲁特的“巴解”总部，而第二个妻子则生活在贝鲁特凡尔登大街的新公寓里。萨拉曼就穿梭于两位妻子之间，生活得很有规律。

摩萨德掌握了萨拉曼的这一切之后，知道解决萨拉曼的最好时机到了。摩萨德局长霍菲立即和新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商量，请他下令除掉萨拉曼。1978年11月，贝京下令追杀“红色王子”萨拉曼。

不过，当时贝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命令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今非昔比，萨拉曼已经不是当年的萨拉曼了。即使他当年一手策划了“慕尼黑惨案”，真的是一个恐怖分子，但是，如今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名重要领导人，是巴勒斯坦现行政权的一名政治家，再要下令去追杀他，无异于就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之间挑起国际事端，这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但是，摩萨德局长霍菲得到这个指令后，并没有考虑那么多，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几天以后，霍菲决定启用摩萨德的一位潜伏多年的“睡眠杀手”佩妮洛普来完成这一任务。

佩妮洛普生于英国伦敦，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学习时，加入了摩萨德，是摩萨德历史上有名的女杀手之一。佩妮洛普的素质和才能都极其高超，被称为“以色列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是一战时期叱咤风云的著名德国女间谍）。在接受了数年专业的特工训练后，佩妮洛普1975年被派往德国潜伏。3年后，佩妮洛普结束“睡眠状态”，开始执行刺杀萨拉曼的特殊任务。

1978年12月下旬，佩妮洛普从德国辗转来到黎巴嫩贝鲁特，在凡尔登大街萨拉曼和新婚妻子住的公寓对面的大楼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这一年，佩妮洛普刚刚30岁，她乔装打扮成一名来自英国的老处女、一个极有个性的画家，脾气古怪，行为也很怪异。佩妮洛普住下来之后，很快就同周围的街坊邻居打成一片，像一个真正的老处女那样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日子。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总能看到她撑着一把长柄的黑色遮阳伞，背着画具到贝鲁特的风景区去写生；有时也看到她站在自己寓所的窗前，画着一些速写或者是素描，而题材都是这条街区的风景和建筑物。尽管她的画难登大雅之堂，但她的速写和素描却像照片一样的准确。萨拉曼的新公寓就多次出现在她的画面上。

同时，佩妮洛普还装成一个“思想很革命”的激进分子，称自己不仅是巴解组织的积极支持者，更是萨拉曼的“崇拜者”。佩妮洛普的特立独行果然引起了萨拉曼的注意，两人开始接触并慢慢热乎起来。好几回，他们一起游泳、打网球，仿佛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人。通过接触，佩妮洛普清晰地掌握了萨拉曼的作息时间和每天的日程。

1979年1月，霍菲派出两名年轻力壮的男特工，以商人的身份分别持有英国和加拿大的护照，先后来到贝鲁特。他们一个住在贝鲁特的地中海旅馆，一个住在皇家花园饭店。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他们都在当地各自租用了一辆小轿车，经常在这条凡尔登大街上来来往往。当他们把萨拉曼的活动规律掌握得一清二楚之后，就开始了最后的行动。根据摩萨德总部的指示，他们还是选择用遥控炸弹来对付萨拉曼。

1979年1月22日，佩妮洛普指挥两名男特工把自己租用的小轿车开到了贝鲁特的郊外，把两包50公斤的炸药分别安放在两辆轿车的底盘上，然后就一前一后地开着车回到了城里，把装有炸药包的两辆小轿车很随意地停放在萨拉曼公寓附近的马路边上。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注意，也是为了保险起见，这两辆小轿车并没有放在一起，中间相隔了大约有一百来米的距离。引爆两个炸药包的遥控器就掌握在对面楼上佩妮洛普的手里。此时她正站在窗帘后面注视着这两辆小轿车，并且紧张地等待着萨拉曼的出现。如果萨拉曼躲过了第一辆轿车，她马上就引爆第二辆轿车上的炸药包。他们都知道，这是萨拉曼每天出门上班的必经之路，他的那辆高级防弹轿车每天都会准时地从公寓地下室的车库开出来，出现在他的公寓门前。

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两名特工就分别使用另外的护照，在贝鲁特机场上了飞机，离开了黎巴嫩。

上午9点整，萨拉曼的车库门准时开启，4名荷枪实弹的贴身保镖检查了一下那辆防弹轿车，并且对公寓门前的街道进行了一番观察。在认为一切都很正常的情况下，萨拉曼上了车。他的车子一驶上凡尔登大街，就快速向前驶去。就在他的车子驶过第一辆装有炸药的小轿车时，一直站在窗帘后面的佩妮洛普拿出了遥控器。当时，街道上有大量行人，一群学生和一名修女正好经过那辆满载炸弹的汽车。佩妮洛普连眼都没有眨一下，就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顿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让整条凡尔登大街都颤抖了一下。但是萨拉曼的车子并没有起火，也没有停下来，而是急速向前驶去。

然而，让萨拉曼和他的保镖们没有料到的是，几乎就在同时，佩妮洛普又第二次按下了按钮，离爆炸点百米远的另一辆小轿车也发出了一声巨响，让萨拉曼的防弹轿车恰到好处地及时赶上了，也发出了一声巨响。于是在这一先一后的两声巨响之中，那辆小轿车和萨拉曼的防弹轿车几乎是同时飞到了半空中，就像两只引爆的大烟花一样爆裂开来，顿时火花四溅，人的肢体和车子的部件在火光中迸发出去，然后又像急雨一般落到地面上，熊熊燃烧。萨拉曼和4名保镖当场遇难，一名德国修女和几名英国学生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10多名路人受伤。

完成任务后，佩妮洛普在第一时间悄然离开了贝鲁特，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踪。

“死亡名单”画上句号

萨拉曼被炸死以后，巴勒斯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都出现在那次葬礼上。

到此为止，“死亡名单”上的11个追杀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因为在此之前的1978年1月，名列“死亡名单”最后一位的那个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因患癌症，已经在东德的一家医院里“寿终正寝”了。现在就只有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萨拉曼被炸死时，他的那位一直关在约旦某监狱的同学达乌德，已经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被约旦当局释放了。在此之前，他曾在1973年2月伙同几个“黑九月”分子企图绑架约旦政府内阁成员时被逮捕。被捕后，他在约旦的国家电视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且交代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关系。两天以后，他同其他的几名“黑九月”分子一起被约旦当局判处了死刑。但是在临刑前，约旦国王侯赛因却下令把达乌德改判为有期徒刑，从此他就一直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直到“赎罪日战争”前夕又被赦免释放了。

达乌德被赦免释放之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活动，摩萨德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直到1981年8月的一天，一位摩萨德特工在波兰的一家饭店里意外地认出了这位“黑九月”的头目，于是毫不犹豫地向他连开数枪，阿布•达乌德当场毙命。当时，那位摩萨德特工的任务并不是奉命追杀达乌德，而是另有任务。但是当他意外地发现达乌德之后，完全是出于一种以色列人对“黑九月”恐怖分子的仇恨，才作出了这种举动。“死亡名单”上最后一个目标就这样撞到了摩萨德特工的枪口上。

从1972年10月到1981年8月，持续9年的追杀，终于让“死亡名单”上的11个恐怖分子全部找到了他们应有的归宿，以色列人的“上帝的复仇”计划至此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年在“慕尼黑惨案”中，有11位以色列运动员付出了生命，如今也有11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色列人的“上帝的复仇”计划实在是让世人震惊。

2005年，好莱坞大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将这一过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慕尼黑》。《慕尼黑》被认为是2006年奥斯卡的夺标热门，但这部影片在以色列上映后却遭到了摩萨德的一些退役特工的批评，称片子里漏洞太多，归纳起来有“三大疑点”。

疑点之一：我们从来不保存发票。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一名摩萨德官员下令在海外追杀的特工们保存行动中花费的发票，这些前特工说：“这个情节太不真实了，我们在执行海外行动时从来不保存发票，那样会暴露我们的行踪，我们都是回来之后口头报一下花费的情况，上级很信任我们，知道我们不会中饱私囊。”

疑点之二：以色列的报复杀手单独行动。

在影片当中，被挑上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与世隔绝进行各种专门的训练，他们当中包括可以单独执行任务的爆破专家。但摩萨德前特工却表示，诸如这样的绝密任务一般不会只需要很少的特工，相反会有很多幕后人员帮助，单靠这些特工根本不现实。例如需要有线人为特工提供线索，当目标人物确定之后，还先要在国内进行模拟暗杀演练。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特工说：“我们会制定多种方案，在国内先挑选类似执行任务场所的地点进行练习，然后是预演，以确保万无一失。最后才是集结人员，为他们准备好一切，这样他们才能在海外度过几天、最长几周的时间，每次任务完成他们就会立即撤出。”影片当中几名以色列特工有时会显得有点无能，尤其是不太擅长布置炸弹。而一位前特工称，在20世纪70年代前，摩萨德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他还对片中全都是男性特工表示不满，他说：“在类似的行动当中，派一名或几名女特工加盟几乎是惯例，任何特工都知道，如果有位女同事跟着你去执行任务，掩护起来就会方便得多。”

《慕尼黑》剧照

疑点之三：摩萨德特工怀疑命令。

还有一些前特工批评这部影片里有关以色列特工对于执行暗杀任务产生怀疑的情节，他们说，真正的特工不会怀疑上级的命令。曾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摩萨德暗杀行动的一个特工说，这样的情节太离奇了。他说：“我们是职业特工，执行上级指令是我们的天职，我们都有战斗经验，我们必须接受击败敌人的任务。所以，对于特工而言，执行暗杀任务很平常，你只希望自己能够按时回家吃早饭，然后送孩子去上学。”

这位退役前特工称，摩萨德设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那些怀疑自己的工作的特工摆脱这种困扰。

不管怎么说，银幕上那些身怀绝技的摩萨德特工还是给全世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