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渊源，南富北贫是怎样逐渐形成的？

晋室南迁之后，南方的生活环境相比之下安宁的多，田庄经济在东晋南朝进一步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政局动荡，北方地区烽烟四起，黄河数次决口，山东、河南一带连年水灾，民生艰难；南方十国政权各自称雄，有的还同时存在，虽不是相安无事但战祸较少，政局相对稳定，江南富庶的局面形成。

割据南方的统治者对农业发展的重视。

东晋南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农业，以农业是否发展作为考查地方官员的标准，还特别注意安置流民，奖励垦荒。

如东晋南朝对北方流民最初采取侨立郡县，给予减免租役的优待；没收罪犯之家的土地分给贫民；鼓励垦荒，给垦荒农民若干年的租调优惠，对受灾地区的农民拖欠的租调给予减免，官府借粮给农民耕种，帮助农民度过饥荒。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先后建立的政权都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吴越的钱镠、吴杨行密、南唐李舁都注意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闽招抚南下的流民垦荒，楚奖励百姓种茶，前蜀注意安抚少数民族并注意偏僻地区的幵发，都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

国家的统一对南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北宋的统一消除了南方经济发展的障碍，五代时期南方地区割据政权互相对立，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楚、闽、南汉、南平七国并立，七个政权所需要的官吏、宫人、军队的供养增加了百姓的负担，阻碍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南方诸国末年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对人民横征暴敛，南唐后主李煌生活奢侈，加

重了百姓的负担；南汉刘氏性情残暴，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引发了张遇贤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而南方割据政权关卡林立，货币不通，也不利于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南方人口的不断增长。

南方人口的增长可以分为自然增长、北方人民的南迁和战争原因带来的人口。

东汉时，荆、扬二州人口从西汉时候的万余增至万余唐末至五代，军阀混战的战场主要在北方，南方经济依然保持较快的发展趋势，与此相应，南方人口的增长也高于北方，北宋建立之后统计到北方人口只有多万户，后来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多万户，当时南方人口已是北方的两倍。

从东汉末年，曹魏、西晋、前秦时期的统一非常短暂，直到北魏统一北方，中原才稳定下来，然而北魏统治者却把传统的农耕区辟为牧场，伤害了北方人民的民族情感，北方流民的一次次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大量人口；安史之乱时，受战乱影响严重的河北、河南及长安、洛阳两京附近人口大量迁出，人口迁入的地区主要是江淮、江南、四川盆地等。

大运河的开通。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获得了充分的开发，而传统的政治重心还在北方，两者的分离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使南方经济来支持北方的政府，答案就是运河。

最著名的就是隋王朝在公元年开始的一项意义深远的水利工程，以古邪沟故道为基础，把淮河与长江之间的一些错综分散的水道加以修整疏导，使之成为后来大运河的江北段的一部分。

到隋场帝时又大加扩展，使之南起余杭，北到漆郡。

唐代的灌运又尤为复杂，玄宗时期宰相裴耀卿主持改革漕运，采用节级转运法，逐级转运，水陆结合，提高了运输效率。

元朝时候又新修河道与之前的沟通，缩短了运河的距离，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繁荣。

经济重心南移的经过

东汉时，荆、扬二州人口从西汉时候的万余增至万余，长江流域的丹阳、豫章、江夏、荆襄等地也发展成为商业口岸，东南沿海的东冶（今福州）、番禹（今广州）、徐闻、合浦，都是海洋贸易的港口。

三国吴政权造船业最为发达，在今福州设典船校尉，所造之船有上下五层，能容纳士兵三千人。

孙权派将军卫温航海到达夷州，今台湾，还与南海诸国往来，对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东晋南朝时，铁舉、牛耕已逐渐普及，地方官兴修水利，水利工程星罗棋布。

农作物的种类增多，江南以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此时有稻、麦、黍（黏谷）、粟、菽、麻及其他各种杂谷，这些作物许多来自北方，在种植上与水稻交错进行，这就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亩产量。

北方的区种法在此期传入南方。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在南朝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荆、扬二州的纺织业尤其发达，织锦业在益州早负盛名，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

另外还有不少私家冶铸作坊，在冶铸技术上，使用水排鼓风。

炼钢采用灌钢法，这就是近代的“渗碳”技术。

造船技术在吴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往来于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的船只频繁。

造纸业发达，压光和染色是这一时期的新成就，纸的名目很多，用藤皮造的藤角纸质地优良，剡溪（今浙江嵊州）和余杭的由拳村是藤纸的著名产地。

安史之乱之后，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渐超过了北方。

南方大量破塘堤堰的修整和兴建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而且使许多荒地变成良田，从《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看，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在后期南方多于北方。

唐后期江南地区使用的江东舉已有犁壁装置，犁的直猿已改为曲辕，犁上还增加了梨评；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成了维系唐政权的命脉。

吴越成为江南地区的丝纺织中心，荆州的贡绫、宣州的红线後均为全国的上选，棉织业在江南也有了新的发展，桂管（今广西桂林）生产的棉布厚重御寒，文宗时朝臣竞相穿月艮。

在扬州等城市还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逐渐冲破了先前的坊市分离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解决了商业活动中长途运输钱、货的麻烦。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各国都重视水利事业，发展农业生产。

吴越杭嘉湖区逐步成为我国东南地区极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南唐和吴越在境内广泛修建野田，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对保证粮食丰收意义重大。

茶叶是重要的商品，南平都城江陵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市。

吴越南唐都奖励蚕桑，发展丝织业，南唐发明了“天水碧”的染色方法，亦称秘色。

在冶铜技术上发明了胆水浸铜法，吴和南唐盛产铜铁，南汉盛产金银。

扬、越、蜀是纸的著名产地，成都和金陵是全国印刷业中心。

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库水灌概，为了减轻插秧的劳动强度，人们还创造了秧马。

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以及四川诸路都有种植，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也有扩大。

矿冶业在冶铜技术上把五代时发明的胆水浸铜法普遍应用于生产，继续推广用煤冶铁，还出现了冷锻技术。

北宋造船业发达，隔离船的设置和指南针的应用大大增强了航海能力。

制瓷业大大超过前代，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奋，进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

丝织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娶州(今浙江金华）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丝织业中心，太湖流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丝织业最重要的基地。

成都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

南宋光宗年间，当涂、完湖、繁昌三县的好田已占境内田土的—。

在山地则有梯田，依山势幵辟田土，对东南地区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太湖流域的水用灌溉形成了一个系统，南宋中期，“苏湖熟，天下足”，洞庭湖一带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棉花的种植从两广、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在苏州、杭州、成都有三个官营织锦院，丝织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北宋；棉纺织业进一步发展，生产工序复杂起来，出现了新的生产工具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的花布。

元朝建立之后，面对残破的社会经济，忽必烈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

召人编辑《农桑辑要》颁行全国以教民耕植，凿通大运河沟通南北交通。

景德镇的瓷器异军突起，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业中心，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为主。

忽必烈十分重视刻书，南方印刷业中心是杭州和福建的建安（今建瓶）、建阳。

经济重心南移的结果

明朝时期农耕技术方面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当时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园艺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南方推广水车溉田，闽、浙等地推广双季稻，岭南还有三季稻。

经济作物的种植被作为投资的对象，福建的泉州府、淳州府和广东的广州府普遍种甘鹿，浙江湖州府适宜养蚕，烟草在万历间传入福建，很快传遍长江流域。

景德镇的瓷器在制瓷工艺上取得新的成就，锥拱、脱胎、镂空都是技术上的新创造，釉彩方面，甜白、翠青、釉里红都是永乐时期的名贵瓷器，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更是上品。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和商人资本活跃，全国形成了许多地区性商人和商人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晋商、江右商。

这些商人手中的商业资本也逐渐转化为产业资本，推动了中国传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开创了近代工商业资本运行的新时代。

地主阶级中部分人开始扩大经营范围，涉足工商业活动，他们亲自参与生产的组织管理，注重集约经营，除使用佃农外还大量使用雇工，除种粮外还兼营或专营经济作物，注重财富积累并扩大投资，与市场密切结合，这是地主经济的新现象。

中小地主和农民也逐渐分化，一部分上升为富农或地主，多数人则日益贫困论为佃农或雇工。

城市中的阶级分化同样残酷，苏州的丝织业机户雇佣机工生产，这些“机工”就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

这种被雇佣的无产者也是明朝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中国传统经济中的新因素。

经过清初的恢复，到康熙、乾隆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峰。

在农业方面，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均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高产作物如水稻、玉米、甘薯等得到推广，经济作物种植的面积增加。

清代手工业的发展也超过前代，清初废除匠籍制度，标志着官营手工业中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民营手工业迅速发展，江南有的地区商品性生产的手工业开始转化为主要产业，有的农户有田不耕，转租他人，部分脱离农业的手工业者开始向城镇集中，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一些以手工业为主的城镇。

城市更加繁荣，城市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时在几个大城市中己经形成了区域性的商业中心，“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气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州的经济出现了向单一化和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在江浙一带已经有了棉布业市镇、粮食业市镇、盐业市镇、渔业市镇、交通业市镇、刺绣业市镇。

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有出现了区域经济。

长江中下游经济区以农业生产突出，不论耕作技术还是粮食产量都居全国前列，湖广地区更是全国的粮仓。

商品经济也极为活跃，中小城镇星罗棋布。

运河经济区主要与潜运联系紧密，清代前期河运兴盛之时，每年承运槽粮的船只六七千只,船上不仅可以装载粮米，按规定还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再加上水手携带的走私物品，运河经济发展繁荣，物资交流便捷。

珠江三角州广州是最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茶叶和丝網是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桑树的种植与养鱼相结合，出现了将优质农用耕地改造为鱼池基塘的现象。

清朝新经济因素不断出现，商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雇工经营手工业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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