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灯的前世今生

老式红绿灯依靠人工操作

这盏最早的信号灯为什么采用红色和绿色作为警戒色，有着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在当时的英国，已婚妇女多穿红色衣物，以让追求者杜绝念头；而未婚的姑娘则穿绿色，以鼓励那些小伙子勇敢地去追求。设计这盏信号灯的时候，考虑的也许就是这点。这为红绿灯的发明平添了许多浪漫的意味。

随着现代生理学和光学的研究，我们知道，之所以采用红色和绿色，是因为这是两种视网膜感光细胞最容易辨识的颜色。即使在充满雾气与尘埃的伦敦，红色和绿色的穿透力也最强，最容易被人看到。

从婚姻中获得红绿灯设计灵感是一个浪漫的传说

19世纪末期，电气时代的到来，为红绿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得益于电力的广泛使用和爱迪生发明的灯泡，1914年美国克利夫兰市率先恢复了红绿灯在交通中的应用，叫做电气信号灯，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盏投入使用的现代意义上的红绿灯，其构造与今天的红绿灯基本一致。紧接着，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也陆续采用。

早期的红绿灯完全依赖人工调节。随着技术的进步，1917年盐湖城使用连动式信号系统将6个交叉路口作为一个系统来管理，减轻了人工劳动负担的同时，也极大地确保了交通信号传递的准确与精准。

1918年对红绿灯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底特律交通警察威廉·波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盏“红、绿、黄”三色交通信号灯。这种交通信号灯安装于交叉路口中心的信号塔上，信号塔顶四边都装有红、绿、黄三色的圆形投光器。

早期红绿灯的周期是固定的，红灯绿灯的时间一样长。但随着车流量的增加，为了适应这一需求，多时段信号机控制的红绿灯被研发出来。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让自动感应式红绿灯也成为可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个街区内的所有红绿灯开闭时间固定，流量高峰期车辆的绿灯时间和平时一样长，甚至在深夜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司机们也得忍受一段等红灯的时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通过对车流量的监控由计算机统一运算一个区域内路口的交通状况，来决定红绿灯的开闭才使这一状况得到解决。最早的计算机控制红绿灯诞生于1959年，目前在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的采用。比尔·盖茨年轻时作为程序员曾经为西雅图交通部门编写过相关交通流量控制软件，协助地区交通管理。

20世纪30年代的交通灯 李·拉塞尔/摄

在红绿灯发明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采用三盏不同色的灯轮流显示，这是技术的局限所致。后来出现了LED技术，可以在同一个灯上显示三种颜色，但这种方法在大多数国家并未被广泛采用，因为当电压变化时也有可能显示错误的信号，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推广。

红绿灯百年来的演变反映了工业革命给生活带来的巨大进步，这与科技以人为本的使命相契合。为了方便色盲或者色弱的人开车上路，红绿灯也作出了很大的改良。例如，用图形指示表示颜色；改变色调，让绿灯偏蓝，提高识别率。早期红绿灯的周期固定，行人只能等待红绿灯，但对于残疾人来说通行时间却又往往不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红绿灯加入了由行人控制的机关，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这是交通理念的进步，也是人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表现。

信号灯上的绿色往往偏蓝

消失的红绿灯

红绿灯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但近年来在一些西欧国家中却出现了取消红绿灯的趋势，让行人和司机在良好的出行道德约束下自觉友好相处，主动维持交通秩序。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荷兰。它在北部设置了几个无红绿灯的试点城镇，寄希望于行人和司机自觉维护交通秩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在荷兰、丹麦、德国、英国等国共有7个城镇取消了红绿灯。这一趋势影响到了英国的保守党，他们在《交通绿皮书》中建议取消红绿灯、斑马线，给予司机和行人同等的道路权，借此来减少交通拥堵。荷兰也提出了“空间共享”计划，试图取消红绿灯。在初期的试点中，结果并非人们预想的会增加交通事故，相反，交通事故发生率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上世纪40年代的交通灯 李·拉塞尔/摄

正如英国经济事务协会对这一举措的评价一样：“问题不在于是否有红绿灯，而在于是否遵守交通法规。”欧洲古国圣马力诺共和国全国只有2万人口却有5万辆车，但没有一个红绿灯，在这里道路通畅极少堵车。一方面得益于科学的道路设计和交通管理，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司机们遵守交通法规，在汇入主干道时必须停车观望，避免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红绿灯是为了保障交通效率而生的，如今出现了撤销红绿灯的潮流，这一切看似矛盾，但这正是交通水平不断发展的证明，也是道德水平不断进步的见证。

红绿灯趣闻

在红绿灯演变为红黄绿灯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黄灯是中国人胡汝鼎发明的，他在爱迪生的通用电气公司中任职。一天他在看到红灯结束，准备过马路时，却与一辆转弯的汽车擦身而过，于是他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增设黄灯作为警示。虽然这种说法很长国人志气，但第一盏三色交通灯实际发明于1918年，而此时的胡汝鼎正在杭州读小学。这和其他掺杂民族主义情节的故事一样，只是国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戴帽子小人红绿灯照片

柏林红绿灯小人

对于红绿灯的改进从没有停止过。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发现有图案的红绿灯更容易起到警示的作用。同时考虑到色弱、色盲人士的需求，1961年，东德心理学家卡尔佩格劳设计了一种新型红绿灯，用红色站立和绿色行走的戴帽子小人作为标识，动作夸张，相比西德的红绿灯小人更有辨识度，看起来也更可爱。这个红绿灯最早在弗得里希大街上出现，随后走进了学生教材之中，广受喜爱。柏林墙倒塌之后，对于东德的清算波及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产品，连红绿灯小人也差点遭受灭顶之灾，但在“拯救红绿灯小人”等社会组织和很多媒体的呼吁下，红绿灯小人被越来越多的城市采用，2009年正式纳入德国交通体系之中。而这对红绿灯小人也从信号灯成功转型，成了德国的文化符号。既包含了东德怀旧风情，也蕴含了现代创意设计，衍生出许多周边产品，是柏林市最具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之一，大有取代柏林熊成为新文化地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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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乃至欧洲爱喝茶的好习惯，就这样被中国人培养起来了。但在几个世纪中，爱喝茶的欧洲人，却没有人见过一棵真正的茶树。以至于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相信：茶树有绿茶树和红茶树之分。绿茶树产绿茶，红茶树产红茶。直到多年以后，一个叫福琼的西方人，告诉了所有的西方人，特别是那些品茗者和植物学家：绿茶和红茶，其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制茶工艺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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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大军，不多不少，整整百万，是名副其实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东路军35万人，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张黄港渡江。中路军30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在芜湖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西路军35万人，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枞阳镇段渡江。

三支大军，不多不少，整整百万，是名副其实的“百万雄师过大江”。东路军35万人，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张黄港渡江。中路军30万人，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在芜湖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西路军35万人，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枞阳镇段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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