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红楼梦》

　　【编者按】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影响深远，享誉中外。“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提及《红楼梦》，并对当前的文艺创作提出了殷切期望。

　　值此第25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特邀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詹丹，向广大网友荐读这部不朽的伟著——《红楼梦》。

　　好书不厌百回读，《红楼梦》正是这样的好书。

　　《红楼梦》是一座丰富宝藏，值得读者反复挖掘。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阅读《红楼梦》又会给人以持续的新感悟。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一部白话小说作品，《红楼梦》塑造的人物最生动，展现的风俗最广阔，传递的思想最深刻，吸引的研究者队伍最庞大。

　　全书涉及六、七百个人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好几十人。作者不仅立足于人物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生动多样，而且在揭示人物交往的隐秘动机、探究人物的可能心理，在对人性、人的思想情感认识体验上，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

　　小说借展现传统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把社会生活的多样性、风俗民情的丰富性和文化礼仪的渗透性，全面展示了出来。而且，通过叙述的整体聚焦，勾勒出贵族之家的衰败趋势，从而对世人起到了警示作用。

　　《红楼梦》敢于直面现实的不圆满，直面人生的悲剧。作品在以繁花似锦的笔，甜蜜地写出人生的诗与远方的同时，又用饱含热泪的墨，清醒地写出了诗的毁灭和远方的消失。也因此，它撕破了传统文学里那种哄骗人的大团圆结局的伪装，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里情感最厚重、思想最深刻的标杆之作。

　　《红楼梦》不但在清代吸引了大批阅读者，而且从晚清开始直到现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参与研究。已故的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俞平伯、王昆仑、何其芳、王朝闻、吴组缃、舒芜、李希凡、冯其庸、周汝昌等，留下了精湛的研究成果，为“红学”成为国际汉学界之“显学”奠定了厚实基础。于是，阅读《红楼梦》，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还是和曹雪芹展开心灵对话，是在“红学”这一平台从大学者的精神世界汲取养料，向人类精神世界高峰的一次攀登。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詹丹

　　2019年4月8日至今，詹丹教授共在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发表《红楼梦》系列评论49篇。文章由表及里，写得有趣有料、理性深刻，或有一种新的视角，或能启发深入思考，从而带人走进一个更精彩的文学世界。以下为部分文章，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红楼梦》”这一重要问题。

　　从贾府盛衰角度说，曹雪芹写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写人对梦的沉醉，写梦对人的安慰，恰恰是写人从梦中醒来，尽管这梦是那么美好。

　　即便曹雪芹确实完成了《红楼梦》，而且使原稿以完整的面貌流传到后世，要世人真切、形象地面对结局的一种“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不圆满，但读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结局，还是存有疑问的。或者说，相比之下，许多读者更愿意接受《红楼梦》始终是未完成的结果。这样，反倒便于他们顺着自己的心思来续作，来圆自己的各种白日梦。从这一意义上说，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红楼梦》残缺状态，倒是更为合理的、更有存在价值的，它至少可以回避小说的一个难堪结局，并以留下的空白，触动各色人等的敏感神经，激发创作和研究的冲动。

　　——摘自詹丹《的完成与未完成性》

　　作者几乎把主要女性的出场，都当作重要事件来渲染。新来的女性，构建了一个富有节奏感的连绵不断的强化印象，对已有的人物不断进行着烘托、分层和个性的细化。这使得女性人物塑造，呈现出一种犹如原子裂变的新生状态。

　　第四十回后的薛宝琴、邢岫烟等，第五十回后的芳官、藕官等，第六十回后的尤二姐、尤三姐等，以富有节奏感的方式持续登场，不断刷新着读者对红楼女性的认识视野。同时，也反衬着那个庞大的男性群体，是多么暗淡无光。从而，让塑造得那么出色的贾宝玉，似乎成了一颗在男人夜空中没有氛围的孤独的星。

　　——摘自詹丹《红楼人物的整体布局及出场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菱的有命无运，使她自然获得了现实意义上也是小说世界里的生命长度，能够从甄家穿越到贾府，演绎着人生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凸显了女性在人际交往世界里的痛苦遭遇。那么，有运无命的秦可卿短暂出场，在小说世界里匆匆走过，在人际交往中曾经的如鱼得水，也许仅仅是一种表象。

　　好运无法获得好命支撑，似乎又不完全是自然生命力的问题，它或多或少还暗示了，对一个女性来说，好运的获得，其实是需要以生命的透支为代价的。这样，有命无运和有运无命，才成了互文足义的关系互补，指向了女性命运无常背后的那种不幸的恒常性。

　　一切社会问题、制度问题，统统在难以一探究竟的命运无常的必然性里，得到了解释和安慰，同时把这些问题予以了消解。于是，对人之命运的无奈哀叹，就不自觉地成了对不合理社会的有力辩护。这是小说所要揭示的人的悲剧，更是在不自觉中揭示的思想意识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摘自詹丹《有命无运和有运无命》

　　鲁迅有关《红楼梦》的论述涉及面很广，但从林林总总的大量引用中，有一条主线若隐若现，如草蛇灰线般贯穿其中。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鲁迅最赞赏《红楼梦》求真的人生态度。这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创作原则，并以这样的态度和原则，把小说自身的价值、地位与传统文学作了根本的区别。

　　鲁迅激赏于《红楼梦》的求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论及《红楼梦》时，从不吝啬对小说求真精神和创作原则的赞赏，从而清晰地凸现了鲁迅评判人事把真伪作为一个首要标准的重要性，并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这是理解《红楼梦》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鲁迅自身为人和作品的一个关键。

　　——摘自詹丹《鲁迅最欣赏什么》

　　描写宝玉挨打的后续反应时，小说借助两种时空结构方式，写出了黛玉、宝钗等人在言行方面的对比性效果，从而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物特点及作品的思想艺术。

　　宝钗在探望过程中，既有言语的劝慰，也有落到实处送上的丸药。而黛玉去探望，献给宝玉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眼泪。眼泪是表达情感的最好符号，黛玉此时的眼泪，凸显了自己对宝玉的深厚感情。宝钗则相当含蓄，只是眼圈稍微红了一红。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宝钗也是有情感的，但基本上还是以理性控制了，从而在“理”和“利”这两方面，体现出她的为人特色。

　　黛玉发现宝钗脸上有哭泣的痕迹，不由得嘲笑说：“姐姐也自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黛玉这样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自己哭肿的眼睛，或者说，她正是记住了自己为何流泪，才以此理由想象了别人，并掩饰自己曾经的流泪。也许，对于黛玉的玩笑，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一个获得了宝玉倾心相许的人，对于他人的流泪，多少有了些看好戏的心情。

　　——摘自詹丹《后“宝玉挨打”的精彩描写》

　　就林黛玉本身来说，谨言慎言与尖酸刻薄，都是其内心无所依靠而显焦虑的一种表征。初进贾府时，要求自己谨言慎言，是就陌生者常有的自我保护意识而言的。后来，她在贾府中与宝玉一见钟情。宝玉的娇宠，使她能够有机会把这种焦虑稍稍释放出来。而从宝玉的包容，也可以确证宝玉对她的情感。这样，常常是宝玉在场的地方，黛玉那种尖酸刻薄的话语，就变得无所顾忌。似乎千言万语，远兜远转，最终都要落实在宝玉对她的重视上。她要把自己的特殊性，在宝玉心目中凸显出来。

　　紧随黛玉之后，宝钗进入贾府。宝钗在众人心目中获得的好感，也让黛玉倍感压力。黛玉担心这种好感是宝玉所不能例外的，因此内心的焦虑和紧张，也会不时涌现。伴随着言行的尖酸刻薄，一直到宝玉挨打后，黛玉的情感才在宝玉那里获得了切实的保证。从此，她的焦虑得以缓解，不但较少讽刺人，连眼泪也流得少了。这时，她的言谈举止变得自然。自我约束性的谨言慎行，也就不再有明显的表现了。

　　——摘自詹丹《林黛玉为何不再谨言慎行》

　　林黛玉主要因两种才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口才，一是诗才。第八回“探宝钗黛玉半含酸”中，林黛玉的这种口才就得到了充分展现。

　　把这一回林黛玉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其所联想和想象到的语境梳理出来，就可以发现，林黛玉的想象世界有多么复杂和深远。她可以不断地通过人物组合关系，通过联想或者构拟出新的语境来与现有环境加以重组、加以对照，把别人置于可笑复可怜的境地，也把那些似乎在自觉维护礼仪的人，拖进了逻辑的反面，同时对照出她自身的合理以及无可反驳的雄辩性。

　　林黛玉怕别人与贾宝玉有特殊关系而采取的人人均质化、普遍化的理解策略，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最终，她要通过她的言行，确立起在宝玉心中的特殊性和无可替代性。口才之淋漓尽致的发挥，当然也是指向这一目的的。

　　——摘自詹丹《从第八回看林黛玉的口才》

　　家族衰败史和宝黛爱情史，是《红楼梦》的两条重要情节线索。这一点，就是从林黛玉进贾府，有了实质意义的开启。而她进贾府与一些重要人物见面，以及涉及的肖像描写等，是开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同等重要的人物薛宝钗是在第四回进贾府，为何没有一个与众人特别是贾宝玉见面的开头呢？林黛玉进贾府，是亲人的投靠也是精神的寄托，具有人生新起点的意味。对贾宝玉来说，也从此给他的精神生活，带来质的变化。薛宝钗进贾府虽有意义，但尚不足以构成小说整体意义上的事件。薛宝钗对贾宝玉来说，并不意味着使他的人生和心灵生活有本质的改变。所以，就不需要在彼此间设置一种定格式的正式见面的场合。

　　——摘自詹丹《黛玉进贾府及相关肖像描写的合理性》

　　《红楼梦》中的呆霸王薛蟠，虽可以同贾环之流，归入恶人一类，但相比贾环的阴险歹毒、不讲情义、不明事理，薛蟠似乎要稍稍可爱一些。说他可恶中兼有稍许的可爱，大概跟他的诨号相似，在“霸王”之前，附加一个“呆”字，在语义上就有了张力，有了摇曳的味道。

　　小说在处理薛蟠人际关系时，充分照顾到了复杂性。作品别具匠心地写到薛蟠被冤枉，看似无关宏旨，却成为《红楼梦》叙事中颇具辩证性的内容之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喜欢用人的品性来推论其处世行为，使得“坏人”被冤枉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而一旦发生，很少有人对自身的思维定势加以反思。就此而论，写薛蟠被冤枉，和写他可恶中尚有稍许的可爱，便从不同方面，有了打破人们思维定势的重要意义。

　　——摘自詹丹《被冤枉的呆霸王薛蟠》

　　在贾雨村和娇杏两人间引入内心误会这样的描写，不但颠覆了才子佳人小说中表现男女感情的空白性或虚幻性，也借助贾雨村把林黛玉带入贾府与贾宝玉会面，从而为宝黛可能展开真正意义上的感情交流开辟了道路。

　　贾雨村名字谐音所暗示的“假”，单就感情层面上言，不但是对自己生活经历的一段说明，而且还开放性地指向他者，指向一种文学传统。这既是对才子佳人小说传统的一种本质意义上的颠覆，还是对宝黛关系的暗示，暗示了宝黛在澄清误会的道路上，有一条多么漫长的心路历程，需要对“假”进行一次次再颠覆。

　　贾雨村形象的指向性，不但打破了文本内部的甄家与贾家的界限，也拓展至一个深广的文学传统。

　　——摘自詹丹《作为才子形象反讽的贾雨村》

　　第四回除了写“护官符”的作用，更写活了贾雨村和葫芦僧这两个人，写活了他们身处其间的社会关系，写活了人际交往和彼此理解的复杂性。正是这些具体描写以及跟其他几回内容的勾连，才使得第四回有了不同于总纲的特殊意义。

　　虽然从人生阅历上说，贾政及应天府的门子都更为丰富，但阅人无数的他们，反不及贾宝玉这样一个基于至情至性的小孩子能识人，作者是想这样告诉读者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贾雨村的为人之假与为政之假是协调统一的，情感之假与道德之假是互为表里的。那么，作者是否还想说，情感之真是判断人的一个不会失误的标准？这样的问题，恰恰由第四回所引发，值得我们结合更多具体内容来进一步讨论。

　　——摘自詹丹《对第四回价值的再认识》

　　《红楼梦》中的人物，借诗词创作表现个性而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林黛玉，其次是薛宝钗。林黛玉的创作，大都有哀怨的一条主线，若隐若现地贯穿其中。薛宝钗的诗词，虽然在数量上远不如林黛玉的多，且基本是咏物，但主旨风格倒最能显示出多样性。

　　以咏絮词为例，隐藏于《红楼梦》书本背后的历史故事，如同一条暗线牵连起柳絮、风筝和人物三者的紧密关系。从而，向我们表明了，即便在一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描写中，《红楼梦》也有可能向读者打开通向一个更幽深、更广阔世界的路径，并让读者在这一路径的折返中，加深了对作品有机联系的印象。

　　——摘自詹丹《咏絮词翻案与断线的风筝》

　　《红楼梦》涉及的人物生日宴会场景，虽描写得各具特色，但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写法尤为引人瞩目。那就是，在生日宴会的场景渐次展开时，突然插入或者引申出去一些枝蔓情节，形成艺术上的摇曳姿态，既让活动主客关系发生了游移，也让欢聚的基调转而为悲戚。

　　其实，从人生的本质意义来理解，是无所谓正戏与插曲，也无所谓主与客的差异的。小说《红楼梦》借生日活动的当事人名义，预设了主人与正戏的前提，从而有了所谓插曲的枝蔓延伸，有了客与主的关系翻转——如此设计，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注意，更是为了刷新读者对人生的理解。

——摘自詹丹《中反客为主的生日宴会》

　　贾府招待刘姥姥，有不少罕见饮食，所用的餐具也让她颇感新奇。小说巧妙的是，贾府借食品来显摆，并没有刻意让刘姥姥吃她从没有吃过的食材。茄鲞的基本食材，是最普通不过的茄子。让舌蕾味觉在熟悉和陌生间不断摇摆，让刘姥姥的心理跟着一起跌宕起伏，同时也让读者来分享小说人物的这种体验。

　　小说借饮食写贾府贵族之家的奢华，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当写宝玉要吃莲叶羹，让富可敌国的薛家薛姨妈也感到惊讶时，这种奢华有了更深的意味。模具的奇特，似乎都在做烘托。其目的，除了表现贵族的奢华，更是写出了依附于食品上的那一份情感。以招待贵妃的莲叶羹来安慰宝玉，这当然见出了荣国府上下对宝玉的重视，但宝玉借助这碗莲叶羹，又把这一份情感传递到玉钏这边了。

　　——摘自詹丹《茄鲞、莲叶羹与贵族奢华》

　　宝玉所谓不可生气时拿扇子出气，不过是暴露了他自己累积下的郁闷，并以此情绪想象了晴雯的态度。鼓动晴雯撕扇子，不仅是为了向晴雯证明他重人重情不重物，不仅是为了博取晴雯之一笑——既然扇子曾经让宝钗借机奚落了他，也让晴雯受了委屈，那么有力撕破扇子，似乎能够在他可怜的想象中，把种种不快的根源一并拔掉。如果他知道宝钗扑蝶曾让黛玉“躺枪”，其中扇子多少也起到了一点诱发的作用，他撕扇的想象性快乐应该是更充溢的。

　　郁闷中有可撕的扇子，这是贵族的福利，而只能撕几把扇子，是仍脱不了孩子气的抗争。

　　——摘自詹丹《芒种、端午和扇子功用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