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

紧跟《穷人》完成的中篇小说《双重人格》可以被看作前者的姊妹篇，作家在这里更深地进入一个“小人物”亦真亦幻的内心世界，全方位地展示出内心裂变的孤独之人的所见、所思、所感。虽然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形式，但通篇读下来，读者不难产生第一人称的叙述感受，因为小说的所有人物、事件以及对这些人物情感和事件的体察与认识都是通过主人公戈利亚德金的眼睛和内心折射出来的，比如其仆人彼得鲁什卡的爱搭不理、莫名其妙的讪笑，比如其同事们诡异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及其时而惊讶捂嘴时而放肆大笑的反应，这一切行为之中，在主人公看来，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而小说自始至终都笼罩在这个不可告人的阴谋里。从小说第一章主人公“上星期由于某种需要”拜访了“医学与外科学博士”开始，到最后一章被这个博士带走（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将把他带去哪里，但带去精神病院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结束，读者被主人公引领着、感悟着这个阴谋，或如小说初次问世时副标题标示的“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历险”。“某种需要”是什么呢？是感受到被迫害、感受到周围都是“敌人”因而需要得到专业的救助，被害情绪需要得到排解，换句话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用医学术语描述，小说主人公成了被迫害妄想症患者，而这个阴谋就是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作对，都要迫害自己，所谓“历险”，也就是遭受迫害的危险和感受。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呜呼！他对此早已经有预感了”，与小说最初的副标题形成了呼应，而实际上，这种预感在小说中是随时随地存在的，正因为这种预感如影随形的存在，读者也就不由自由地产生了切实的被代入感、身临其境感。

《双重人格》之所以可以被看作《穷人》的姊妹篇，是因为二者的主人公具有诸多共同之处：都是小官吏，都孤身一人、形单影只，都恐惧周围的人和事，都深切感受到同僚的鄙视，都渴望得到认可和肯定。同时，不同之处同样也是显著的，这种不同和差异使两部作品构成了相互充实和丰富的关系。我们前面说过：对于处于孤独之中的人，倾诉是最重要的，感受到被需要是存在的意义。能够倾诉、可以奉献让杰武什金感到自己的存在有价值，而丧失了倾诉对象和奉献渠道让他万念俱灰。《双重人格》的主人公比他更为可悲和无助，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需要过，从来没有机会向任何人倾诉内心的情感，他要说的话、希望表达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达过，唯一的一次敞开心扉、酣畅淋漓地把“某些秘密和隐私坦诚”相告的对象是他的双重人小戈利亚德金，得到的结果却是对方的背叛和羞辱。

值得思考的是，小戈利亚德金对于大戈利亚德金来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双重人格的两重性，其一是显在的行为举止，其二是隐秘的、受到抑制的欲望和心思。戈利亚德金的显在人格表现在官本位社会里的处处小心、谨小慎微、维持外在的“体面”，而隐秘人格则通过小戈利亚德金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小戈利亚德金对大戈利亚德金的感受是复杂的：既为其行为感到不齿，又对其暗暗地怀着钦羡，不然小戈利亚德金一次次首当其冲出现在他脑海里的形象怎么总是脱不开春风得意、左右逢源呢？他为什么又总是会留意到对方是在办“特差”呢？实际上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自己的模样吗？

可现实中他的感受却是：“把我像块破布头似的擦来擦去，我绝不答应。……我不是破布头；先生，我不是破布头！”“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也无意争论。如果有人想要，比如说，如果有人硬要把戈利亚德金先生变成一块破布头，要变就变呗，既不反抗，也不会受到惩罚（有时候戈利亚德金先生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一块破布头就出来了，戈利亚德金成了不是戈利亚德金——就这样，变出了一块又脏又下贱的破布头，但是这破布头可不是一块普通的破布头，这破布头也有自尊心，这破布头也有生命、也有感情，虽然这是一种不敢反抗的自尊心和不敢反抗的感情，远远地躲在这块破布头的肮脏的折缝里的感情毕竟也是感情呀……”

现实中卑微怯懦、任人欺凌的小官吏戈利亚德金及其幻想中不择手段但讨同事喜欢、平步青云的戈利亚德金形成了撕裂。迈科夫在《略论一八四六年的俄国文学》中指出，《双重人格》表达的是由于意识到撕裂而“毁灭的灵魂的解剖学”，小说主人公的恐惧及其社会无助感正是由撕裂引起的。格利高里耶夫同样使用了医学术语评价《双重人格》，认为它“是病理学，不是文学”。不管是解剖学还是病理学，这类评价都是从不同侧面发现并肯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人物灵魂的挖掘之深。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创作特点被普遍认可、他本人不断被认定为心理学家的时候，他却强调自己不是心理学家，而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换句话说，对于作家来说，人的心理现实、隐藏在人心幽暗“地下室”里的现实，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解开这个现实的奥秘才能解开人这个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