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目的： 本文通过分析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Shear wave elastrography， SWE）在乳腺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的作用及与病理学的相关性，探讨乳腺癌SWE参数及定性表现与乳腺癌浸润程度、组织学分级、分子标记物情况、分子分型之间的关系，探讨SWE与乳腺癌不同新辅助化疗反应的病理改变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提高超声对乳腺肿瘤的诊断水平，为乳腺癌的下一步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较可靠的影像学信息，从而提高超声检查在乳腺癌诊治的应用价值。 方法： 根据病例的纳入及剔除标准，选取从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就诊、术前行乳腺超声SWE检查且经病理证实的乳腺疾病患者共499例（533个病灶）。 根据术后病理诊断结果将499例分为2组： 良性组：87例（99个病灶） 恶性组：412例（434个病灶） 根据乳腺癌患者是否进行新辅助化疗将恶性组412例患者再分为2组： 化疗组:68例（76个病灶） 非化疗组：344例（358个病灶） 根据年龄是否满35岁[16]将非化疗组分为2组： 年轻组（≤35岁）：29例（29个病灶） 非年轻组（＞35岁）：315例（329个病灶） 根据病灶的超声测值[17]将非化疗组中肿块335例分为2组： ＜2cm组：108例（115个病灶） ≥2cm组：228例（234个病灶） 根据乳腺癌浸润程度将非化疗组344例患者再分为3组： A组{导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12例（12个病灶） B组{微浸润性癌(Microinvasive breast carcinoma,MBC)}：20例（20个病灶） C组{浸润性导管癌（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of breast, IDC）}：210例（221个病灶） 根据病理组织学分级从C组选出有病理诊断的196例患者分为3组： C1组(1级浸润性导管癌)：13例（13个病灶） C2组(2级浸润性导管癌)：98例（99个病灶） C3组(3级浸润性导管癌)：85例（89个病灶） 非化疗组中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 ER)表达、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 PR)表达、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HER2)表达及KI-67表达资料完整者共242例， 根据ER表达的情况将242例患者分为2组： ER+组：137例（138个病灶） ER-组：105例（105个病灶） 根据PR表达的情况将242例患者分为2组： PR+组：123例（124个病灶） PR-组：119例（119个病灶） 根据HER2表达的情况将242例患者分为2组： HER2+组:204例（205个病灶） HER2-组:38例（38个病灶） 根据Ki-67表达的情况将242例患者分为2组： Ki-67高表达组：44例（44个病灶） Ki-67低表达组:198例（199个病灶） 根据2013年St．Gallen乳腺癌共识[18]将上述242例资料完整者分为4组 Luminal A组：8例（8个病灶） Luminal B组:145例（146个病灶） HER2过表达组:74例（74个病灶） 基底样组：15例（15个病灶） 根据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反应病理分级标准将化疗组68例中获得最后病理结果的35例分为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和未pCR两组： pCR组：8例（8个病灶） 未pCR组：27例（30个病灶） 根据声像图表现，将344例非化疗恶性病灶分为2型：肿块型与非肿块型。 非化疗组：肿块型335例（349个病灶） 非肿块型9例（9个病灶） 采用ROC曲线算出良性组和非化疗组病灶的SWE各参数的最佳诊断界值，并比较各参数的诊断效能，再比较良性组和非化疗组的SWE参数弹性模量值的差异和“多变征”、“硬环征”及“黑洞征”检出率的高低；比较年轻组和非年轻组SWE参数弹性模量值的大小和“多变征”、“硬环征”及“黑洞征”检出率的高低，对比分析年龄对SWE参数值和定性特征的影响；比较病灶＜2cm组和≥2cm组SWE参数弹性模量值的大小和“多变征”、“硬环征”及“黑洞征”检出率的高低，对比分析病灶大小对SWE参数值和定性特征的影响；比较A组、B组和C组SWE参数弹性模量值的大小和“多变征”、“硬环征”及“黑洞征”检出率的高低，分析SWE与乳腺癌浸润程度的关系；比较C1组、C2组和C3组SWE参数弹性模量值的大小和“多变征”、“硬环征”及“黑洞征”检出率的高低，分析SWE与IDC组织学分级的关系；比较ER+组和ER-组SWE参数弹性模量值的大小；比较PR+组和PR-组SWE参数值高低；比较HER2组和HER2-组SWE参数值高低；比较Ki-67高表达组和Ki-67低表达组SWE参数值高低；对比分析SWE参数值高低与ER、PR、HER2、Ki-67表达的关系；对比Luminal A型组、Luminal B型组、HER2过表达型组和基底样组SWE参数值的差异；分别比较化疗组与非化疗组、pCR组与未pCR组SWE表现的异同，分析SWE与乳腺癌不同新辅助化疗反应的病理改变的关系。 结果： 1.良性组99个肿块型病灶最大径0.3cm～10.0cm，平均（1.98±1.71）cm;非化疗组349个肿块型病灶最大径0.5cm～20.0cm,平均（3.15±2.18）cm；化疗组76个肿块型病灶最大径0.6cm～15.0cm，平均（3.44±2.58）cm。 2.SWE参数弹性模量平均值（Mean values of elasticity，Emean）、弹性模量最大值（Maximum values of elasticity，Emax）、弹性模量最小值（Minumum values of elasticity，Emin）、弹性模量比值（Odds ratio of elasticity， Eratio）、弹性模量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SD）、E极差诊断457个乳腺良恶性病灶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AUC）与AUC为0.5比较，P均＜0.05。其中Emax的AUC最大，为0.864，相应诊断界值为85.45kPa,以Emax85.45kPa作为乳腺病灶良恶性判断标准的准确性相比其他SWE参数高。SD的灵敏度最高，为86.0%，Emin的特异度最高，为90.9%。 3.非化疗组的SWE参数（Emean、Emin、Emax、SD、Eratio、E极差）均明显大于良性组（P均＜0.05）；非化疗组的硬环征、多变征、黑洞征检出率均明显比良性组高（P均＜0.05）。 4.年轻组乳腺癌与非年轻组乳腺癌的SWE参数及定性表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5.病灶＜2cm组的Emean、Emax及SD值均显著高于≥2cm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6.从DCIS（A组）→MBC（B组）→IDC（C组），SWE参数Emean、Emin、Emax、SD、Eratio、E极差值均逐步增大。其中A组的Emean、Emin、Emax、SD值均比B组与C组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组的Eratio值比C组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和B组的E极差值比C组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A组、B组的硬环征、多变征、黑洞征检出率均比C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7.C1→C2→C3的SWE参数呈逐步增大的趋势；C3组的SD值分别比C1组、C2组的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C1、C2、C3组之间的多变征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8.PR-组的Eratio值明显大于PR+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HER2+组的Eratio值明显大于HER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Ki-67高表达组的Eratio值明显大于Ki-67低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Eratio与PR、HER2、Ki-67表达相关，其相关系数分别为：与PR的相关系数为-0.209，P=0.001；与HER2的相关系数为0.231，P=0.000；与Ki-67的相关系数为0.177，P=0.006。 9.HER2过表达组的Eratio值大于Luminal A组和Luminal 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10.非化疗组的Emean、Emax、SD、Eratio值均大于化疗组（P均＜0.05）；非化疗组的硬环征、多变征的检出率高于化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pCR组的Emax、SD、E极差值明显比未pCR组的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pCR组硬环征、黑洞征的检出率明显比未pCR组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结论： 1、SWE参数Emean值、Emin值、Emax值、SD值、Era tio值、E极差及定性表现“硬环征”、“多变征”、“黑洞征”的检出率在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 2、SWE定量指标与定性表现随着浸润程度的增高而递增，在反映乳腺癌浸润程度方面有一定的价值。 3、SWE的SD值与多变征的检出率与乳腺IDC组织学分级有一定的关系。 4、Eratio值大小与PR、HER2、Ki-67表达均有一定的相关性。 5、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之间Eratio值有一定的差异。 6、SWE的Emax、SD、E极差与乳腺癌不同新辅助化疗反应的病理改变有一定的关系。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