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外宣翻译策略探讨*

骆 萍

(重庆工商大学 外语学院，重庆 400067)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好奇，希望了解和借鉴其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进入公共外交时代，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文化“走出去”被提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上。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感情和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倡导“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中国文化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1]。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行为，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手段，将推动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能走多远，走出多少，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翻译[2]，这里更确切地说是汉译英，因为从语言角度来说，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媒的优势是其他语言媒介所无法企及的，所以进行对外传播和宣传主要选用英语这一国际语言。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类型和传播媒介是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宣传效果决定着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的成败。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提升国际话语权、文化影响力，与世界各国增进交流和共识，消除误会和偏见，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对树立文化自信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和措施，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比如2004年发起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2015年推出的“中国文化网站《灿烂的中国文明》翻译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以文化作品塑造国家和民族形象，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外宣翻译研究也与日俱增，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外宣翻译是世界了解中国国情和内政外交的窗口，是积极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从研究现状来看，主要从意识形态、传播学、功能主义、符号学、修辞学等视角对外宣翻译文本、翻译策略与技巧、译者的选择、术语翻译等进行研究，比较显著的成果著作类如张健[3]全面介绍外宣翻译的特点、原则与翻译策略，是外宣翻译的奠基之作；卢彩虹[4]运用传播学理论，结合现阶段外宣工作的任务，总结我国外宣翻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卢小军[5]从提升国家形象的角度探讨外宣翻译策略；朱义华[6]以外宣翻译中的政治针对性探索意识形态、权利关系等政治因素对外宣翻译的影响。论文类如引用率最高的外宣翻译经典篇目黄友义[7]探讨外宣翻译的“三贴近”原则以及如何处理外宣翻译中的难点；张雯、卢志宏[8]从中西方修辞传统差异讨论修辞方法在外宣翻译中的运用；贾毓玲[9]以中央编译局《求是》期刊英文版翻译为实例，从文化差异、创新和内外宣有别等角度，探讨如何在忠实的基础上，加强受众的接受度，提升传播效果。吕红周、单红[10]从符号学视角，以符号主体、过程、功能等探讨外宣翻译。总之，所有研究虽聚焦点不同，但整体上以不同理论框架研究外宣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以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基于此，本文结合外宣翻译的特点，以党政文件的英译为例，分析外宣翻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采用怎样的翻译策略既保留中国文化和政治话语特色，又让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起到对外宣传的效果。

什么叫外宣翻译？顾名思义，就是以对外宣传材料为翻译任务的翻译实践活动。外宣翻译是以“外宣”为方式和手段，发挥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从而实现其目的[11]。外宣翻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宣翻译指对外经贸、外事、旅游、交通、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娱乐等部门，凡是与外国人有来往、接触的地方，都要使用外语做外宣工作[12]。狭义的外宣翻译是指我国政府或中宣部、外交部从事的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对外宣传或译介传播工作，主要以英语为媒介对外介绍中国，其目的是建构国家形象和政治舆论导向，提升文化软实力。本文主要探讨狭义上的外宣翻译，具体指党政文件的英译特点，相关策略和建议。外宣无小事，外宣翻译同样如此。外宣翻译是“决定对外传播效果的最直接因素和最基础条件，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13]，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与其他翻译类型不同，外宣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准确性、政治性以及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任何翻译都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外宣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多由中央领导集体对外阐述重大的方针政策和治党治国理念，包含许多新概念、新表述和中国特色的词语，因此对词义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许多事情上态度的理解。对准确性的要求首先是内容的真实、可靠，符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其次是表达的正确、得体，不仅要弄懂原文的字面意义，也要领悟其内涵意义，切不可望文生义，生搬硬套。比如对“精神”一词的翻译。看到这个词，立刻会想到“spirit”或“spiritual”，而一般西方读者理解“spirit”会联想到宗教。实际上中国党政文献中涉及的“精神”有多重含义，可以指涉道德、修养、心智、文化积累等，要视具体语境而定。十八大报告中“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People enjoy richerintellectualpursuits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14]。这里如果译为“spiritual pursuits”则主要指与宗教相关的活动，与原文意思不符。十九大报告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To meet the people’s new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we must provide them with rich intellectual nourishment.)[15]，其中“精神食粮”指文化活动，“intellectual”更符合文意。

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包含权力运作与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外宣翻译是从国家层面上对外宣传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传播形式，其政治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哪个国家或政党的对外宣传都是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方向，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合理的诉求。因此，在外宣翻译中，译者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把握好文件内容的细微处，特别注意词语的政治含义，保持我国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稍有疏忽，会影响沟通，甚至可能会给我们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表述。比如“钓鱼岛”的英译就很敏感，日本及其美国一贯按照日语译法称为“the Senkaku Islands”或“the Pinnacle Islands”(尖阁列岛)。我国官方则一律按汉语拼音译为“the Diaoyu Islands”[16]。

“现代传播学认为，受众利益应该放置在传播活动的首位，无论是信息内容的选择，还是信息产品的制作，都要以受众的根本需要作为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7]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和传播活动，外宣翻译的目的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和外交理念，推行国家外交政策，提升国际话语权，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怎样实现这一目的，从传播学视角看，其最终落脚点在传播效果上，而传播效果的实现把译文读者推到了重要的位置上。能让译文读者读懂且接受的译文，才实现了传播效果，达到了外宣翻译的预定目的。因此对于外宣翻译工作者来说，心中应有“读者意识”或“受众意识”，应设法化解汉英两种语言在逻辑、文化、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目的语为旨归，了解外国受众的心理需求、文化思维和语言习惯。对富有经验的译者来说，原语文本、译文读者的期待与要求能否与译者的理解与再表达形成和谐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了翻译的目的与任务的完成[18]。因此，在外宣翻译中，充分考虑语言文化的差异，做出相应调整，在可能妨碍读者接受的地方，该增的增，该减的减，使英语受传者能够顺利获取我们所宣传的内容，掌握要旨。事实上，如果译文没有语言的“夹生饭”，而且能够在鲜明的本土形式里得到理解，交流的目的就能达到。

“翻译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战略目的。”[19]外宣翻译是一种目的性明确，具有较强政治性的实用型翻译。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是外宣译者的目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形势所趋，但是文化领域的交流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内在需求、社会文化环境、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都制约着一国文化向另一国文化的输出，影响着译入语读者对外来文化的认同和接受。输出需要考虑接受方的意愿。外宣翻译的质量是由其传播效果决定的，在外宣翻译中，切不可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受众会像我们自己一样理解、欣赏和接受中国文化和表达方式，认为世界需要中国和中国文化走出去”[20]。国内外受众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内外宣传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外宣翻译要研究受众需求，这是外宣翻译讲求“内外有别”原则的认识论依据。

如前所述，本文仅讨论狭义上的外宣翻译，即指我国政府或中宣部、外交部从事的对外宣传及译介活动，主要指党政文件的英译。由于不同国家与文化间的各种差异，外宣翻译在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以及语言表达方面存在一些主要问题。

首先，外宣翻译中会遇到一些敏感性的话题，涉及领土、主权、外交等方面，维护国家利益，正确表达中国的政治立场是外宣翻译的使命所在。比如外宣翻译中应尽量避免使用有争议的表达，例如“台湾问题”该如何翻译？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译文该为“Taiwan question”还是“Taiwan issue”？根据牛津词典“issue”的含义为“question that arises for discussion”(引起讨论的问题)。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是中国领土，这是历史问题，无须讨论和争议，因此应翻译为“Taiwan question”。与此类似，中国政府一向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绝无外界所担心的“中国威胁论”，正确表达我国的政治立场，也是译者必备的职责和素养。如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翻译为“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15]，避免使用“powerful，power或superpower”等暗含政治强权，带有负面含义的词汇，消除外国受众对中国崛起的误解和偏见。

其次，外宣翻译工作中会遇到许多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表达，可能造成文化空缺的情况，如何传神达意也是外宣翻译工作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无党派人士”，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无党派人士”并不是“群众”，而是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组成部分的一批特定的社会名人、杰出人士，如直译为“people without party affiliations”(即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人)，无法准确表达这些人的身份地位，如果译为“prominent citizens without political party affiliations”，便能让外国读者明白“无党派人士”在中国的身份地位[21]。

第三，外宣翻译最终的落脚点是外国受众对译文的反馈以及对中国的态度及行动上，因此外宣翻译中切忌生硬的语言表达，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译文要符合目的语的思维和语言习惯，避免“中式英语”表达。例如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译文为“Building China into a beautiful homeland with a sou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22]，其中“build……into”意思为“使……永久成为……的一部分”，而无“把……建设成……”之意，译文为中式英语，搭配不当，应把“build……into”改为“transform……into”。

为了提高外宣翻译效果，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黄友义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7]。换句话说，外宣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忠实准确，即传播的信息必须符合中国的客观事实，准确到位。外宣翻译涉及国家形象和文化传播，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必须反复斟酌推敲，不能有歧义。其次，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不能仅仅是“送出去”。“送出去”是以“送”为目的，往往忽略别人的接受方式和文化习惯，对译入语国产生不了大的影响，更多的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走出去”不是硬性推销，不能只着眼于“以我为主”，要非常清楚国外受众的实际需要，要融入对方的社会，习惯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真思考他们的文化立场与阅读习惯，关注跨文化传播中的阐释方式与交流效果。

当然，重视译入语文化语言习惯并不等同于彻底消除差异，在宣传中如果对西方过度认同的话，如果总是讲些和西方一样的事，就失去了吸引力[23]。在翻译实践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24]。对于能够反映中国文化和政治特色的表达方式，应原汁原味地译介出去。概言之，译文既要避免“异域的腔调”，又要保存“异域的风味”[25]。鉴于此，翻译策略的理性选择应该是归化与异化的结合，语言层面采用归化法，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文化层面采用异化法，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尽量传达原作的异域文化特色，使中国文化能原汁原味地再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是两种翻译策略或翻译途径。归化策略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把作者带到读者面前；异化策略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把读者带到作者面前[26]。也就是说，归化翻译以目的语为归宿，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译文流畅通顺；异化翻译则是以原语文化为归依，尽可能保留原作的风味，使目的语读者能够领略异国情调，往往有悖于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基于外宣翻译原则，在语言表达层面，宜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努力贴近英语受众的认知结构、思维定式和表达习惯，保证译文的通达。

汉英两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因而其思维方式也大相径庭。思维方式的不同表现于语言形式之中，“汉语表达过度修饰、言辞华丽、同义反复；英语行文讲究简洁明快、逻辑严谨、文风质朴”[27]。另外，要根据英语句式“楼房建筑法”的特征尽可能把汉语的并列结构转换为主从结构，或增加必要的表示逻辑关系的连接词，凸显英语的层次感。因此在外宣翻译中，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采用通顺、流畅、自然的英语遣词造句，语言客观平实，切忌鼓吹夸大之辞，充分考虑受众的心理习惯和接受能力。下面列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例。

原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译文：Faced with a new environment and new tasks，we must deepen the reform comprehensively at this new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every confidence in taking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our theories and in our system so as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eventually making China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at is prosperous，strong，democratic，culturally advanced and harmonious，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nation’s great revival.28[16]

汉语常用松散句、小句、并列句，造句多用“流水记事法”。在进行翻译时，首先必须仔细分析原文的逻辑关系，尽可能把并列结构转换成英语常用的从属结构。对照原文，译文语言平实自然。在句式结构上，首先用“faced with”(面对)过去分词短语表伴随充当状语，变汉语的并列结构为英语的主从结构。在主句“We must…”中，从整体上改变了原文的语序，先讲在新起点上深化改革，增强自信，然后用“so as to”(为了…)表明其目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eventually”(最终)实现中国复兴梦。译文增加了表示逻辑关系的目的状语“so as to…”，使其层次分明，有主有次。此外，原文中三个“自信”重复起强调作用，在译文中也根据英语尽量避免重复的习惯只保留了一个“confidence”(自信)的表述。

外宣英译的目的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从而增强中国的软实力。那么对于承载中国文化和政治特色的词句，宜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其“原汁原味”，尤其是党政文件，体现了党和政府大政方针和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理论，翻译要符合中国国情，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传达文化差异。分别举《决定》和十九大报告各一例：

例(1)原文：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

译文：We will improve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non-communist parties，and listen to the suggestions of the latter parties and public figures without party affiliation.[28]44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为democratic party，在英语中则特指一个政党“民主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应根据中国国情翻译为“non-communist parties”(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对译者来说，熟悉原语和目的语的不同文化政治背景十分重要。

例(2)原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译文：Achiev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will be no walk in the park；it will take more than drum beating and gong clanging to get there.[15]

“敲锣打鼓”为汉语成语，中国文化特色词，译文“drum beating and gong clanging”采用异化翻译保留文化意象和特色，成功传达了原文的精神。

既保留中国文化政治特色，又能让外国受众理解和接受是外宣工作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党政文件中常常出现“数字+名词”(“八荣八耻”“一国两制”“三个代表”“三严三实”等)表达。这类概括性的政治性表达形式宜采用异化法保留民族性的成分。“八荣八耻”译为“Eight Honors and Eight Disgraces”，“一国两制”译为“One Country，Two Systems”，“三个代表”译为“Three Represents”，“三严三实”译为“Three Stricts and Three Earnests”。外国读者往往容易接受带有浓厚中国味的外来词，当然，也要注意异化的“度”。在译介某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负载词时，可采用解释性翻译或译文下加注的方法，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一例：

原文：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了。[29]

译文：If we allow these problems to spread like weeds，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disastrous，and the tragedy of Farewell My Concubine，which Mao Zedong used as a metaphor for losing power，may come true.[30]

译文中“like weeds”，“the tragedy of”和“for losing power”均为译者加注的内容，“like weeds”使译文更加形象，便于读者理解，“the tragedy”和“for losing power”使读者能更好理解“霸王别姬”这个成语。借助各种阐释性补偿手段，在激发外国受众兴趣的同时，衔接汉英二语在翻译中出现的“文化亏损”，打开译文读者的接受空间，最大限度地确保阅读无障碍，以达到文化传播的效果。将中国的文化政治特色“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外国受众，能更好地实现我国外宣工作的“软着陆”。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迫切需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要途径。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与交际中，始终起着先导作用。外宣翻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尤其是党政文件的翻译，是外国了解我党和政府大政方针、治国方略的窗口，其意义深远，有着自身的特点，强调准确、有政治立场，同时注重国外受众的阅读和接受能力。[31]因此，对外宣传应本着“内外有别”和外宣翻译的“三贴近”原则，注重传播信息的准确可靠，以受众认可的方式进行有效传播，力求运用最佳的策略获取最大的传播效果。这就要求译者采用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在语言表达方面尽量符合受众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增强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避免过于生硬和陌生化的措辞；在文化特色传递层面，译释结合尽量保留中国文化和政治话语的特色，潜移默化地让外国受众接受中国文化，根据文化交融的程度和读者的现实接受能力在归化和异化之间寻求平衡，最大限度地保证传播效果。用国际社会能听懂和接受的话语宣传党和政府的治国理念，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实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汇通，这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也是外宣翻译工作者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