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年淮安简史之城市发展篇【五】

巽关与龙光阁（朱红辉/摄）

颇为神奇的是，有清一朝，只要淮安文渠不通，龙光阁颓败，淮安必然士气萎靡，举业不振；相反，只要文渠畅流如注，龙光阁傲然屹立，淮城科举文教一定兴盛繁荣，直接体现在考上进士、举人的人就特别多，名次还好， 屡试不爽。如初次修浚罗柳河后，汪廷珍中榜眼；嘉庆间再修后，李宗昉又中榜眼；以后每逢乡、会试期间，文渠都放水满河，以为文澜， 讨个好兆头。

清人所作 蛟龙岗与 龙光阁图（来源：文史淮安网）

风水淮安，因相信而产生力量，淮城衰败是从怀疑这些开始的，而古城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则是把这些完全当做封建糟粕之后，完全无视这套 风水体系背后有关古城规划的科学性、工程的动员性、保护的敬畏心等积极因素，人总是因狂妄自大而肆无忌惮而走向错误。

在当下，一座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风”清气朗、“水”韵丰华的宜居之城就是我们眼中最好的 “风水淮安”。

大水来了

如果在明清时期淮安百姓中做问卷调查，问他们最担心什么，答案几乎是没有悬念的：“怕发大水。”当时供奉淮河水神的庙宇（淮渎庙）里香火永远是旺盛的，淮安年轻的妈妈吓唬夜啼小孩最有效的话语就是“再哭，把水哭来了”。 今天处于隔岸观火的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头顶着一个悬河黄河与一个悬湖洪泽湖的淮安人在面对淮河（黄河）大水时近似本能的恐惧了：不时传来真假难辨的溃坝消息，每一条都让人胆战心惊，每一刻都可以让你倾家荡产，这究竟是一种怎样苦涩的体验呢？我们可以通过几则记载直观感受一下当时的淮安大水。

万历四年 (1576)夏天，黄河泛滥，水灌淮安三城。 淮安人胡效谟《淮安大水记》记载道：“水高五六尺，由通闸建瓴入。高于街四五尺，悬注以入。水且沙半，凡所经河渠，中心皆沙为洲，所过街市，房廊两旁堆沙三四尺，门户闭，晓即沙壅，挖始得开。院落中，蚊可斗量，昏明之交，声若风雨；平地水已七八尺。乡聚屋低者，水压其檐。人皆穴屋栖梁上。高者门未没尺许，人皆桴偃卧出入，稍不戒随浪旋没。时两城水关皆闭，城门皆筑土坝。外水固不得入，城中雨水积已五尺余。城外水高于城内屋脊，夜静水声汹汹在梁栋间，坐卧令人魂摇心荡。八月十八日，大震电一夜，城中水深七尺，烟火尽绝。” 大水让淮安城瞬间成了一座“死城” 。

康熙年间著名学者朱彝尊晚年曾发过一段感慨： “我多次经过淮安，第一次经过时，河堤上遍植柳树，水在岸下三尺；第二次经过时，水与岸平；第三次经过时，水漫过了堤岸，人们开始加高堤岸；再次经过时，堤岸已经加得更高，老百姓依然在堤岸后做生意，却不知道身后的水位已经高于城墙的雉堞了，我吓得连忙离开了淮安。哎，希望这里的堤坝永远不要倒掉，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黄河在老坝口决口，黄流直泻而下，一夜之间决口扩展到一百二十丈，跌塘深达五丈有余，黄河全流冲入运河，钵池山附近顿成泽国，居民四散奔逃。淮安城大半浸在水中，积水深达丈余。濒临运河的淮、扬、高、宝等4城官民只得登上城墙顶部搭建临时帐篷避灾。时人凌廷堪作《河溢》诗记载：“甲午八月十九日，铁牛岸崩河水溢。黄流浩瀚訇如雷，淮壖尽作蛟龙室。黑风吹水相斗争，涛声撼天天为惊。”

康熙年间所铸镇水铁牛（祁宏/摄）

清时淮安城只要到了汛期，每个城门都会派数百人值守，同时提前将干土堆在城门旁，随时准备泥封城门，因为没人知道大水和明天谁会先到。 在一级戒备的日子里，城门甚至只留下一个狗洞似的空间供人出入。时人形容此场景为： “淮阴城下声汹汹，蚁聚千夫担土笼。”

以上种种记载还是关于被各种大堤层层保护的淮安府城，作为被放弃的淮北各县城，境况更惨不忍睹。原先富庶的涟水县到明清时期已经 “斗大安东县，荒城数丈高。是田皆赤卤，有地但蓬蒿”，清河县全境之内居然找不到一块适合做县城的地块，泗州城 则彻底被淹没。

淮安史上最大骗局

我们常听说，淮安是清代国家河道治理中心所在，江南河道总督就驻节于此。然而， 淮安既然是国家河道治理中心而且延续上百年，为什么淮安水灾不轻反重，并最终在帝制中国晚期变得无药可救，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当时生产力跟不上，技术手段缺乏导致的必然结果？

淮安大运河（朱红辉/摄）

朝廷对淮安治水不可谓不重视，往往皇帝亲自挂帅，治河大事小情都要向他一一汇报，每年在淮安用于治河的费用动辄上百万银两，“一些年份国家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用于治水”。淮安地方上更不可谓不重视，每逢朝廷下达治水任务时，淮安府辖各县，从山阳到清河，从安东到桃源，从盐城到阜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官民军丁，老弱妇孺，或挥锹掘土、或肩挑背扛、或拉车赶牛、或抡锤打夯，乃至担水劈柴、引火做饭，只要是力所能及，皆奔忙于大堤之上，劳作于河工之所。他们一块石、一片砖、一铲泥、一锹土，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修堤筑堰，挖河开渠，治理河口，疏浚河道，样样皆来。然而“施工之勤，糜帑之巨”所换来的结果却是“（淮安）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 ，问题究竟出在哪？细思极恐，这里暗含淮安史上最大骗局。

纵观明清两朝，河道总督接到皇帝指示核心内容永远都是“河道安流，粮运无误”八字。 对于大部分淮安百姓而言，大运河只和远在北京的朝廷有关，治理淮河与噩梦般的黄河才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可朝廷不这么认为，那个将黄河完全引向淮安的明孝宗更是直言不讳：“朕念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这里所谓的“国计”不过是漕粮按时运抵北京罢了。朝廷在淮安投入巨资治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漕，淮安本地民生福祉充其量只是兼顾。于是在明清时经常会出现为了确保运河畅通不惜维持洪泽湖的高水位，一旦上游来水凶猛，即使“妇孺横卧坝头哀呼”，水利官员也会毫不犹豫地武装开闸，“听任农田淹没，冲毁房屋，伤毙人口”。而当农田干旱需要灌溉时，为了保漕河通航，又“点滴不给”。对当时被征发修水利堤坝的淮安民众而言，很快会有个可悲的发现，自己所修建的堤坝越是高大，自家农田积水就越排不出去，很多工程对朝廷而言堪称是“壮丽的水利史诗”，对淮安而言却是一种自虐。湖堤、黄堤、运堤层层林立，彻底而粗暴地改变淮安原有水系格局，导致了淮安常年非旱即涝的局面。

对淮安的蚕食伤害都是在漕粮按时进京这个“政治正确”的旗帜下进行的 。对主持淮安水利的官员而言，他们秉持的是朝廷的旨意，只要向朝廷负责而无需向当地民众负责。官员们在淮安是“做官”，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让朝廷满意以获得升迁。淮安老百姓却要在这里把日子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过下去。然而，淮安的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这些官员决定的。因为朝廷对于决口处罚十分严厉，所以治河的官员们甚至不惜在涨水前人为放水制造小洪灾以逃避大决口的处罚，淮安的人口伤亡，土地盐碱化，都被看作“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禁要反问：漕粮进京真的那么重要吗？漕粮的按时进京换来的只不过是京城食用者独自狂欢罢了。

即便对于所谓治河能臣靳辅而言，当有人质疑他以淮北天然湖泊沉淀黄河泥沙，如果湖泊淤平了怎么办，淮河入海口堵塞了怎么办，无法自圆其说的靳辅只能强词夺理。他的治河方针本质上不过是 以淮安及周边的土地空间换取黄河迟点泛滥的时间而已。靳辅们在面对黄河时不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一退再退，可在面对黄河时， 退一步换来的不是海阔天空，而是蹬鼻子上脸，海淤河塞， 退无可退之时就是黄河治理最后崩盘之际，也是淮安被抛弃之刻。

如果说牺牲不可避免，那么朝廷考虑过对淮安的补偿吗？清廷对淮安的态度给我们的印象，就似对一件正在侦办重大案件有价值的奄奄一息的证人，为了延续他的生命，一度请来顶级专家抢救，然而随着案情进展，这个证人突然变得不再重要了，就被扔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这样我们就好理解，恰恰在淮安水灾最严重、土地盐碱化最厉害的时刻，河道总督却突然撤走了。按理说，为什么不乘黄河北徙大好时机认真梳理一下淮安水利、改善淮安的生态呢？ 在清廷看来，你不配！一刹那间该走的不该走的都走了，“自漕运废，沿运闸坝不修，水失节宣之用”，留下一个烂摊子给淮安人自己去消化，这不是胡作非为、始乱终弃，又是什么？淮安人花了至少100年时间才基本走出这个疗伤期。

“水上立交“是淮安人走出水患阴影后的宣言（朱红辉/摄）

在治水这件事上，明清朝廷对待淮安的方式始终是透支型的掠夺 ，然而终极的悲哀是在“天下大事，朕自有决断”的极权时代里，淮安民众对这样和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大事，却始终处于不容置喙的可怜境地。

这个锅，淮安来背

数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大江大河布好局后，留下一个巨大隐患，就是黄河中游30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这里土质松软，极易流失，加上东亚大陆季风气候，几天 的暴雨就能把一年之内一半以上的雨下掉，更不巧的是这块土地由于易于开垦，最先被我们的祖先所看重，一阵乱砍乱伐之后，黄河水患加速到来。

中国对黄河治理过程跨越时间之长，规模之宏大，举世第一。有学者甚至认为我们国家能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就早早建立秦汉这样大一统帝国，和治理黄河需要有很大关系。然而以农业社会的生产力，实际是无法根本解决黄河多沙易泛滥问题的，于是黄河就很任性地多次改道，淤塞了一处后就另寻出路。民国时期李仪祉甚至认为 “观黄河须知孟津、天津、淮阴三角形，直可以三角洲视之。鲁西山地昔海岛也，则此三角形面积中俱黄淮诸流淤积而成也。所以如此之广者，迁移之功也。”

中国东部地形图（来源：抖音号“3D中国”）

这个脑洞开得够大，但稍微留意一下中国 3D地图就会发现他说的很有道理，在黄河下游的整个东部区域除了鲁西山地地势较高外，其南北平原丘陵地带都是黄河 冲击区域。至于今天显而易见的黄泛区，在地图上看，就如同一个 以河南滑县为分界点的超级“黄河大裤衩”，时而一脚踹向北线，时而一脚踹向南线（夺淮），而淮安则长期守着南线入海口。

“黄河大裤衩”（来源：百度百科）

黄河南下夺淮，史籍记载始于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那一年黄河决堤夺淮入海，但随即堵上。南宋建炎二年（1128）为阻金兵南下，南宋方面人为掘开黄河大堤，此后黄河水十分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分之七八由 南清河（泗水）转淮河入海，黄河夺淮成了常态。明弘治八年（1495），为了保障京杭大运河畅通，刘大夏简单粗暴地治理黄河，筑太行堤，断绝黄河北支流，使黄河水全部 冲入淮河，都集中到淮安来，“以清口一线承受黄河万里之水”。 从此，对淮安人而言，“黄河之水天上来”不再是美丽的诗句，而是悬在头顶的魔咒 。

这位刘大夏先生绝对是个人才，不但精于“治水”，还善于“玩火”，他利用职权将 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档案“取而焚之”，彻底毁了郑和下西洋的 所有资料，包括当时船只建造图、航海图、周边国家信息等。 刘大夏是大明朝的忠臣，他做了他所在那个时代大部分人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但放在更长远历史坐标中看，此小误国误民。

在治水问题上如果非要替刘先生开脱，找点客观理由，那么元朝“截弯取直”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可能迫使他不得不这么做。隋唐大运河整体上看是南北向，但具体到每一段却是东西向的，这和其他大江大河的肌理吻合，元朝“截弯取直”，淮河以北运河以南北向直奔北京， 多少有点“硬杠”的意味，发展到明中期，已经很难协调好运河与黄河的关系了。

在黄河夺淮的700多年 里，淮安原有水系遭到严重破坏，淮河下游淤塞严重，决口频繁。明末实施的“束水攻沙”又 迫使泥沙大量堵塞到入海口，以致海口日渐淤高，输沙能力下降，排水更加困难，只能逐渐加高堤坝，很快黄河与淮河都成了“水面高于地面”的悬河。有人统计清初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200年间，黄河决口361次，平均7个月决口一次。

黄河是中国地形、季风气候和滥采滥伐的祖先留给我们的锅，总要有人来背，很多地方的人都背过，淮安与河南、安徽的兄弟县市一起背了这最后700年，其中清中后期最严重的100多年甚至可以说主要靠我们一个人在背。作为背锅侠，我们很荣耀，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特别巨大，除了水患引起的土地盐碱化、人员伤亡外， 黄河肆虐 我们的时期正是中国跨入近代化的关键时刻，泥沙堵住了我们的出海口，我们的沙质土壤让每一位铁路规划者胆颤心惊，黄河水患紧紧扼住了我们率先开启近代化的喉咙。

元朝“截弯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来源：中国漕运博物馆）

在帝制中国时代，邗沟让我们尊享了2500年大运河带给我们的便利与荣耀，近代化开启 前后黄河却拖了我们后腿。如果说运河代表着交流、开放、繁荣，黄河水患代表着闭塞、落后、衰退，那么一部古代淮安城市史就是大运河与黄河此消彼长的斗争史。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运河和黄河一正一反双向作用造就了独特的淮安城，也正因为如此， 世上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淮安城。

末世狂欢

到乾隆后期，饮鸩止渴般治黄策略导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淮安城不止一次遭遇洪水侵袭，土地大面积盐碱化。强烈的压迫感与挫折感使淮安大员们产生得过且过、听天由命的想法。乾隆皇帝每次亲临一线的御前会议尽管措辞各不相同，但核心意思永远不变：“如果漕粮和堤坝有任何意外，我将怪罪这里的所有人。” 因此， 淮安主要官员个个充满焦虑：漕运总督不管水大水小，必须保证漕粮按时运抵京城；河道总督更清楚黄河与洪泽湖大堤是否决堤溃坝主要看老天爷，而不是他的努力，一切都超出他能力掌控范围，他只能赌一把自己任内不出大事。乾隆后期南河总督下属的厅长们除了发大水季节去一下自己负责的堤坝巡视一下，平时并不上班，就聚在清江浦忙着挣外快与交际，南河总督也乐于带着大家一起嗨。

光绪年间进士李岳瑞说， “南河岁修经费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供官吏挥霍。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嘉道年间 也流传着淮安“人士流寓之多，宾客燕宴之乐，远过于一般省会”的说法，所谓流寓之士哪里还有 一丝“士”的风骨，不过是在淮安帮闲打 打秋风而已， 他们中可曾有人为淮安谋划过未来？热闹的背后是绝望、是放浪。

清初水患还没达到最严重的时候，路过的顾炎武就发现淮安一旦因水患逼迫漕运不通时，这座城市将一落千丈。淮安士大夫们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对自己城市的未来也是忧心忡忡却毫无解决之道，当然他们也不认为有解决之道。对城市未来发展的茫然，使得及时行乐与精致利己主义开始在淮安士大夫阶层中盛行，愈到后期愈突出，他们更愿意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娱自乐，“第宅服食，嬉游歌舞，视徐海特为侈糜”。

常年的水患加土地盐碱化在农业社会是不可逆的伤害，由此给淮安农民造成心理创伤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很多农民选择抛弃土地投身依附到官僚体系中去，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这助推两级分化，更助长了民众吃巧食的习性，江苏巡抚庄有恭曾上奏乾隆“淮民习于游惰”，也不全是地域偏见。

运河最尚沟通，在唐宋时期也确实让淮安四通八达，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却完全变了味，水患让淮安成为 地理上和文化上的双重孤岛。 水运原本是农业社会最轻松、最便捷的交通方式，可在淮安却最苦，一艘普通粮船从新庄口入淮居然要“七八百人甚至上千人”前牵后推。

常年的水患耗尽了朝廷对淮安的耐心、官员与民众的信心，谁都看不到这座城市的未来。面对洪泽湖、黄河，更多的人有种苍凉的末世感 ——每个日子都摇摇欲坠，每颗心都焦虑不安。于是，只要有人打开那个潘多拉的盒子，末世狂欢模式就正式开启 了。河道总督府里从不停歇的活炙鹅掌、活食猴脑、生剜驼峰等等各种虐杀烹饪方法就是这种情绪的宣泄，生活上他们以率先抽鸦片、公开好男风为“独领风骚”，酒席上“别开生面”，由包下小旦彩唱，淫词亵态，无所不至 ，于是留下了耳熟能详的“城里的桥，河下的巷，板闸屁精一大趟” ，“屁精”者，同性恋也。 种种丑态，不一而足。

没有明天，没有规划，又怎能指望暮气沉沉绝望放纵的官僚阶层带领百病缠身的淮安走出困境呢，船在沉， “流寓富，土著贫”，官僚带着富商裸奔，盐商在有计划撤退，失去了精气神的城市只剩下皮囊，清末 的淮安，一切都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

利玛窦之问

万历二十六年（1598），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沿运河乘船由南京到北京，当他一路看到漕运的艰辛后，表示不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何如此痴迷于这种近似自虐式的内河漕运，便发出 “为什么漕粮不通过相对轻松的海运而非要通过如此艰辛的河运”疑问，史学家称之为“利玛窦之问”。

对此，过去解释认为是海运复杂，我们航海技术不够。这显然不对，且不说南宋时期景德镇生意就做到东南亚甚至欧洲，单说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明中后期主要成分为中国海商的 “倭寇”和郑芝龙式的海盗，皆履海洋如平地 ，就足可以证明，我们对大海驾驭能力足以胜任一年几百万石的漕粮海运。

明朝开国之初， 南方能从航海中受益集团的话语权远不及北方集团，再加上 朱元璋本人认为闭关锁国才是维持朱家王朝长期一统的关键所在，于是 弃海运、行河运，成了明朝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样就把中国由一个具有漫长的海岸线并可以走向海洋的国家，引导成了“一个长期封闭的国家，进一步沦为封闭保守的‘超稳定系统’，延搁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从此与主流世界发展格格不入”。

内河漕运一旦开始后，获益官员数以千计。他们上下沟通，目标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漕运系统实际是明清两朝最大的“国企”，总督是“国企”老总，沿线各省设“省级分公司” 。国企“正式工”主要是负责运输或护卫的“旗丁”，他们拿钱多、干活少，苦活、重活一般雇佣临时工。“漕运股份有限公司”自有其甜头，临时工的数量也在不断膨胀，导致运输费用节节攀升。再加一路的吃拿卡要都形成了潜规则，漕船过淮安，要上交每船20两的陋规银，上至总督下至书吏士兵都可以从中获利。

因此，漕粮是海运还是河运本是个简单技术性问题，在明朝却成了牵扯众多官民利益的一个不能说、不能问的敏感话题，也只有利玛窦这样的外人才敢发出这样的疑问。明朝廷不是没有明白人，但是明白而又敢说话的人少之又少。明清极权统治打折了知识分子为国家承担责任的脊梁，为国家长远谋福利永远排在为自己家族争利益之后，对国家决策有影响的官员乐得守着园林，抱着小妾，听着小曲，装着糊涂。 于是大家一起联手忽悠皇帝，海运太危险，有大老虎。明朝大多数皇帝一辈子活在深宫，连海都没见过，大家一起忽悠这些小屁孩或者老糊涂可以说手到擒来，更何况还有太祖遗训在，于是整个明朝，即便由于黄河大水迫不得已改一两年漕粮海运，第二年也必改回来。

清朝统治者照单接收了明朝漕运制度。 清朝统治者表面上高度汉化，骨子里却对汉人充满了猜忌与防范。满汉是对立的，要时刻提防汉人颠覆满人政权；老百姓与国家是对立的，要提防老百姓颠覆国家，这种提防心态让清朝统治者始终都不能理顺国家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对于社会的发展总是抱持警惕的态度。于是当他们发现沿海地带民船海运能力要远超过自己海军能力时，他们不是自己把海军战斗力往上拉，而是拆毁民船，限制新造民船尺寸，严控出海时干粮、淡水数量，总之就是要把民船的航海水平往下拉，在清政府眼里，这些民船，都是潜在的反政府势力，于是漕粮海运在嘉庆之前从未被提及。到了道光六年，这种不计成本的内河漕运制度已经千疮百孔，很多结构性矛盾都已不可调和，而黄河对漕运阻塞也已无以复加。当时漕船过坝全靠人力，时任江苏巡抚陶澍在 清江浦视察时看到在六月暑天数万运夫挥汗如雨盘坝运米，奏折里写道 “人如蚁而运河里无勺水”“每运米一万石，需盘坝银6000两”。道光皇帝几乎是在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海运，即便如此，漕运总督、淮安人杨殿邦还找了3条理由吓唬道光：运河沿线依赖漕运生活的人“不下亿万”，十多万漕军失了业随时可能会动乱，天下流传一句谶语“木龙断，天下乱”。可道光不信这个邪，有趣的是，道光钦定本次海运前线总指挥关天培也是淮安人。

关天培祠堂（朱红辉/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明清朝廷每年从南方筹集漕粮总数400万石，不能算少，但也没有多到那么夸张，民国期间淮安县渠南 片每年可产米“一百五十万石”（1石约等于100斤） ，就占这个数目三分之一强。一个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上亿的大国，朝廷上上下下每年都把这点粮食进京作为头等大事，所有的人都为这点破事忙得团团转的时候，实际上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来掩饰战略上的懒惰”，何其短视！当一个国家将太多的精力花在漕运以及为通漕而不惜代价治理河道时，必然耽误了更多事关国家前途发展的真正的大问题、大事情。 1855年黄河北徙后，内河漕运完全中断了十多年，北京也没发生大面积粮荒，说明当时的漕运已经僵化成 朝廷对南部特别是江南地区习惯性的掠夺。道光时期学者包世臣曾一语道破漕运的迷幻：“河、漕、盐三者，非天下之大政也，又非政之难举者也，而人人以为大，人人以为难。”

西欧在近代化道路上狂奔时，清朝廷却裹足不前，执拗于内河漕运的大清，仿佛一直在自舐伤口，而恰巧， 最大伤口和负责缝伤口的人都在淮安。

一拍三散的黄河、淮河、运河

咸丰五年（1855）夏天 ，入伏之后，黄河两岸险象环生，大雨日夜不停。六月十八日晚，望着这滔天巨浪，东河河道总督蒋启扬万分惊恐，他知道自己宦途要和这黄河一去不复返了，在给咸丰帝加急奏折里说，他在黄河边干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洪水，眼看这万分紧急的情形，“臣心胆俱裂”。果然，第二天大水借着一阵南风冲决了兰阳县铜瓦厢岸，黄河大水一路向北奔去，此为黄河在农业社会 的最后一次大改道。

“ 镇淮 ”楼最终并没有镇住淮河（朱红辉/摄）

黄河北徙，彻底冲断了漕运通道，给沿线山东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对于是否要堵上铜瓦厢决口让黄河继续南流，朝廷里是有争议的，但最终决定是不堵， 理由有三：一、当时正是太平天国势力最盛的时候，人、财、物需要向镇压太平军上集中；二、黄河南线经过几百年泥沙淤积，从入海口开始已全线被淤高，南线早已成了悬河，即便花巨大代价堵上铜瓦厢，再次决口可能性还是很大。其实早在铜瓦厢决口之前，魏源就发现黄河两岸地形已经形成南高北低的形势，他断定黄河必然北决，正所谓 “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三 、当朝廷终于可以把注意力从淮安清口移开后，突然发现前方一片清朗。正如 李鸿章所说： “天忽令黄河北徙，数百年积弊扫而空之，此乃国家之福。现在洋务繁兴，急需巨款， 可移办河漕财力经营，为中华延数百年命脉。”

因此自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就彻底离我们而去。如果我们继续在农业社会徘徊，可能黄河在北边折腾个几百年，淤高了北线后，还会再甩回来。黄河离开淮安可谓轰轰烈烈，不为人注意的是，在此前五年即咸丰元年（1850），淮河也已经悄悄离我们而去。明后期制定的“束水攻沙”策略到清中后期已无法继续，由于黄河含沙量巨大，到1850年，彻底淤塞了淮河在清口附近的出口，淮河只得另寻出路，由三河入长江，成了长江的支流。这样 到了1855年，原先是黄、淮、运交汇的清口，只剩下了奄奄一息的运河。

淮安运河风光带（李正林/摄）

黄河走了，南河总督跟着撤了，漕运也中断了，在淮安再也看不到志书里描绘的“十二万漕军护送一万二千艘船”首尾相接的壮观景象了。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十年（1860）清江浦、板闸、河下又遭受一次捻军烧杀抢掠，一时豪门大宅、书香门第、商号钱庄、普通人家无一幸免，正应了那句“在你弱的时候，坏人最多”。那些年在淮安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与衰落相关的负面东西，久而久之， 当地人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回忆自己在康乾时期得瑟时光，而少去关注在不远处的苏州、上海正在为近代化发力的动向。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应该庆幸走进了近代社会，如果还在农业社会徘徊，我们就无法从根本解决河道治理、土地复垦等诸多问题， 很多在历史上看来是死结的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终有豁然开朗的时刻。

今天的江淮生态经济区、淮河生态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似 也可以看做我们 对运河的感恩与对淮河迟来的道歉。对于运河，2500年来它从未离开我们，无论我们得意或者落魄时，它都一如既往地 陪伴着我们。对于淮河，从苏北灌溉总渠到入海水道层层递进，就是为了让淮河不再归入长江，就是要打通它曾经的出海口，并借此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不断转型的淮扬菜

1962年出版的《中国名菜大全》记载：“淮扬菜是淮城、扬州、镇江菜的总称，在中外久已享有很高的声誉 。” 在中国，拿出几个特色菜，很多地方可以做到，但如淮安、扬州这样自成一格形成菜系就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做到的了。

淮扬菜历史悠久，西汉枚乘《七发》里描述王族豪宴中制有调酱烂熊掌、烤兽脊肉薄牌、鲜鲤鱼肉细丝、兰花泡酒漱口水，被认为是第一份淮扬菜谱。这份菜单说明当时淮扬地区临江滨海，水产丰富、时鲜蔬果不断，既不缺山珍也不乏海味。作者枚乘出生在淮安，年轻时一直在扬州工作，由他来写这份菜单再合适不过。

隋唐大运河开通后，淮安迎来鼎盛，淮安所在的淮扬地块是唐宋最发达、最活跃地区，一时商旅云集，物阜民丰。太多唐诗宋词反映唐宋时期楚州、泗州的繁荣景象，而繁荣背后就是饮食业的高度发达，各地风味菜在这里有了表演的舞台， 通过不断碰撞融合，最适应市场，最受青睐的菜品脱颖而出，形成那个年代的“淮扬菜”，王勃、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欧阳修、苏东坡都在淮安留下过大快朵颐的记录。借助于大运河的传播效应，“淮扬菜”美名开始远扬，其中淮白鱼是最具特色的一道美味佳肴，“淮白须将淮水煮，江南水煮正相违”，这道在市民中也仅属于轻奢的菜肴却长期作为贡品进贡宫廷。

明开国后，淮安逐渐恢复了唐宋时的繁华，各类菜肴升级版随着烹饪技术进步也悉数回归淮安酒桌。清康熙、乾隆六下江南巡视河工，淮安是两位帝王重点巡视区域，在此开御宴，款待臣僚缙绅，客观上促进了满汉菜肴的交流，推动了淮扬菜的发展。然而到了清中后期，淮扬菜开始变味， 水患的巨大压力使得淮安上上下下官员将坐下来胡吃海喝当做发泄手段。满汉全席、全鳝宴、全羊席开始在官商阶层中盛行，更为甚者，熊掌、活猴、鹿尾、豹胎已成为河道总督署及下属各厅道请客家常备料。吃一碗驼峰要宰两三头骆驼，做一品里脊肉要用活猪数十头，取其一块精华后，其余皆委之沟渠，种种暴殄天物的奢汰行径，已经 背离了美食的初衷。彼时，厨师也跟着高度专业化，会做一两道大菜就可以作为一辈子的生活倚仗。

清末，淮安这座城市转型失败的同时，淮扬菜却意外转型顺畅。当繁华褪尽，熊掌等货源断绝时，厨师们用本地易得食材配合原先精致做法，很快实现从“烹龙炮凤”到“烹家野小鲜”转变。在淮安失去了 被全国广泛关注的资格后，淮扬菜却因过往名声暨厨师队伍顺利转型在民国年间菜系江湖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有滋有味淮扬菜” 受到各方追捧。解放后，淮扬菜更以其精致、中和、清雅特点在国宴中屡唱主角。

平桥豆腐（李正林/摄）

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当下，淮扬菜却面临困局。《山阳志遗》记载清时淮城普通人家饭菜为 “布衣蔬食，席不过五簋”，标准的“四菜一汤”，但这绝不是给淮安在全国打出名声的淮扬菜。 淮扬菜的本质是文人菜、精英菜，注重做法精致、环境的清雅，讲究由菜通达哲学的中和境界， 随着移动互联网消解了在吃问题上精英和大众的界限，淮扬菜的不够快捷、对厨师要求高、做工耗时、不易标准化等弱点充分暴露，受到川菜等菜系强烈冲击。

值此之变，淮扬菜如何在大众饮食中保持自己高贵雅致气质的同时，大胆创新，推出更多适合时代发展趋势的美食是当下之急。历史经验表明， 淮扬菜最善转型，淮菜作为淮扬菜排头兵更是如此。

淮城遗憾失去作为区域中心的机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原淮安府故地，东面以盐城县城为 驻地成立盐城专区，西面以清江浦为驻地成立淮阴专区，因多种缘故，此时的淮安县属于盐城专区（今淮安区城南运东闸依然由盐城市水利局管辖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待到1954年 淮安县转到淮阴专区时，昔日的首县地位已很难恢复，错过了再次成为二级政区治所、冠名为二级政区的机会，就这样已经当了1600年的区域中心的淮城失去了继续成为区域中心的机会， 淮安成了建国后江苏省唯一被降级的前府城，当时苏、杭、淮、扬四大都市中，古城区不在主城区范围内的，淮安是独一份。

淮安府署依旧，淮安却成了江苏唯一被降级的前府城（朱红辉/摄）

漕运鼎盛时期，淮安北有淮河，其时河宽水深，对人文风俗阻隔作用明显。清江浦在淮南，本为山阳县地，人文风俗和淮城接近，整体属于南方文化，乾隆年间清河县城的整体迁入使得清江浦人文风俗开始北方 化，官绅阶层中淮北籍开始变多，黄河北徙后，清江浦人文北方化开始提速。民国之后清江浦成了淮阴地区的行政经济中心，解放初期的淮阴专区更以淮南的清江浦区区之地统领淮北泗阳、沭阳、灌云、宿迁、睢宁、涟水等10县，北部县区的移民开始大量涌入清江浦 。一度时期，由于方言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使得 作为主城区的清江浦市民第一次对淮安城缺少认同感、归属感。淮海文化与淮扬文化碰撞给淮安文化带来文化丰富多样性的同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心理隔阂与互不认同。

淮安古城墙遗址（李正林/摄）

淮安县不在主城区范围内，主城区市民对淮安古城缺乏认同感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淮安县经济上的弱势与其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严重不匹配，保护、宣传、推介淮安府城成了压在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淮安县人身上的千钧重担，淮安县常常以区区一县之力对抗来自杭州、苏州、扬州的降维碾压，导致同为“ 四大都市”的其它三城市都已形成自己系统的地域文化研究体系，而淮安至今仍缺少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地域文化名称，这制约了淮安的影响力和文化扩散力。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城市规划中，缺乏对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淮安古城整体框架的敬畏与尊重，如堂子巷节制闸选址过于靠近淮安古城核心区，造成公路从当年古城南城墙根上碾过，基本断绝了赫赫有名的包括宴花楼、南角楼在内南城墙遗址挖掘和保护的念想。同时公路又因过于靠近月湖，也让在以后时机成熟时对人文底蕴十分丰厚的 城西三湖（月湖、勺湖、萧湖）整合成类似扬州瘦西湖的想法成了泡影。如此种种，都可以看做是淮安古城未成为区域中心后的马太效应。

在我最狼狈的时候遇见了你

正德《淮安府志》里有段话对淮安描写特别精彩：“淮安，为江北一大都会，二城雄峙，辅车相依。跨淮南北，沃野千里，淮、泗环带于西北，湖、海设险于东南，怀维扬而襟吴越，引汝、汴而延齐、鲁，水陆交通，舟车辐辏，诚南北之襟喉，天下之控扼。祖宗以来，留意于此，建两城，宿重兵，首生聚，重门殖，庶矣富矣！矧国家漕运之所必由，文武重臣开府驻节之地，所以培植休养，南启京师之门户，北仡南都之藩垣。壮哉，亿万载无疆之基也！”

淮安古城规划图（来源：淮安市规划局）

编纂者看着高大雄伟的淮安城发出了“ 亿万载无疆之基”的豪言壮语，这倒不是他们虚夸，而是以他们的经验向上看一千年淮安就一直如此，他们有理由相信，往后一千年，淮安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或许他们就是对的，可实际情况是仅仅 400多年后，淮河就堵了、运河就荒了、城墙就拆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全没了。

鸦片战争让天朝成为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演进模式随即终结，此所谓 “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一切都在重新洗牌。 1860年之后，预示着工业文明的近代化工厂开始出现在一些港口城市，和我们传统认知不一样， 对中国城市发展而言，晚清的历史不是向下走而是向上走。遗憾的是在这西风东渐、 工业化在中国开始发力的时候，恰是淮安最为狼狈的时候，从此淮安和 曾经同为一线都市的苏州、杭州、广州渐行渐远。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都 归咎于漕运枢纽地位失去是个省事而懒惰的想法， 不合时的漕运制度本已千疮百孔，难道继续用运河运漕粮，淮安就能持续兴盛？时代在发展，今人何以再刻舟求剑？近代化浪潮自有其规律，所过之处，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失去了漕运优势的淮安，如果要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性城市存在，只能依靠自身的生产能力，可惜淮安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漕运总督署遗址（来源：文史淮安网）

淮安作为漕运之都，自己吃米却不能自给，需要从外调取，“淮郡三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全赖外来之米以资民生”。清中期以后，淮安并没有形成像苏杭等城市那样的工业基础，在江南的乡镇蓬勃发展时，淮安的农村 哀鸿遍野， 府城和清江浦的繁荣仅靠国家漕运、水利政策与官员奢靡享受支撑。唐宋时期淮安尚有制茶作坊、 “孔雀布”等丝织品 作坊，这些手工业作坊不仅可为地方积累财富，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可以迅速成为近代化工厂的基础。可到了清中期，“淮民习于游惰，不知纺织为何事”。

淮安人放弃自己纺织等手工业始于明朝中期，这点我们可以从万历、天启、乾隆三本《淮安府志》对比中理出脉络 ，愈到后期，淮安上供的物品种类愈少，丝织品、鎏金器这些商品逐渐被蒲包、芦席所替代。鎏金器如同那个年代的iphone， 一个曾经出产iphone的地方在号称鼎盛的乾隆年间却以生产蒲包为能事，想想都让人嘘唏不已。造 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明中期后江南地区商品生产逐渐产业化，产量飞速增长，由于大运河的便利，淮安成了江南商品的倾销地，缺乏农村支持的淮安当地纺织品等产品根本没有竞争力，逐渐被淘汰出局。于是到了清中后期，淮安的农民在放弃了土地后，却无法走进集体化手工作坊、工商业中去，只能投靠官府充当最底层的劳役。

常年大水盐碱化着这块土地，淤塞淮河出海口封闭着淮安，随着入海通商等优秀元素的丧失，淮安城市习性更容易倾向于封闭、保守、内斗， 漕督、河督这样朝廷重臣所在又助长了淮安江淮老子第一的品性。官老爷们 “ 短于实业 ”，却不影响他们“ 耽于消费 ”，他们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淮安城市发展的B计划，永远是一条路走到黑，使得 本就没有手工业支撑的缺乏自我调适弹性的淮安在转型中举步维艰。

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的李毓昌案发生在山阳县，很能说明当时淮安官场的 生态根基已烂。官僚体制的僵化导致逆向淘汰，真正精英阶层对这里逐渐失去了信心，纷纷出走，而精英出走导致了淮安文化上的贫乏，文化贫乏使得社会发展更加滞后，经济发展更加乏力，由此陷入死循环。

中国第一条南北向津浦（天津到南京浦口）铁路绕开淮安是压倒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津浦线为什么不走淮安一线，或许有政治上、地理上甚至列强博弈的原因，然而心理因素也不可忽略。 淮安清口一隅，面积不到清帝国的万分之一，这里既不是边境国界，也不是多民族混居之地，可王朝太多的精力被牵扯到这里，清朝的统治者提到清口、提到淮安难免皱眉，说梦魇都不为过，清朝最高统治者及其核心团队对淮安及其周边有着刻骨的忌惮，虽然这里的一切都是由他们及他们的祖辈一系列决策导致的结果。黄河北徙后，他们终于可以将视线从这里移开，好不畅快。失去了津浦线，我们的铁路梦被延后了近百年。

人们常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多年底蕴积累一定可以反哺淮安，比如晚清民国时期淮安的人才优势，如果时局稍安，受过现代教育的淮安精英分子特别是几位淮安籍的大银行家会为故乡做得更多；再如 “淮安三城”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期还保存基本完好，如果能坚持到旅游时代，哪怕只剩下十分之一，也一定会给淮安旅游提供绝地反击一炮而红的机会……可历史从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每一步荒唐与遗憾背后都自有其逻辑，以上种种后果即便谈不上是必然，却也是大概率如此，这或许就是城市发展中的墨菲定律吧。

《大银行家：从淮安走出的金融巨子》讲述数位淮安籍的银行家故事

帝制中国时期的淮安与开封、洛阳这些城市还有点不同，开封、洛阳这些城市北宋之后就一蹶不振，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与它们没有关系，而淮安比它们又多维持了 500年的繁荣，因此衰落得就特别令人惋惜， 宛如马拉松比赛， 淮安跌倒在最后100米。

淮安的“一生故事”

还记得我们在开头将古代淮安历史比喻成人生的不同阶段吗？现在该对他进行一个总结了。

他出身并非名门（先秦），少年时期成绩一般，一点不引人注目（秦汉），青年时期参军并在部队里学到很多东西（魏晋南北朝），退伍后回来经商，借助利好形势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中年（唐、北宋），突然间生意失败，身体也坏了，还被强拉着去当兵（南宋），进入老年后他抓住了机会东山再起，只是此时他饱受疾病折磨， 外表再光鲜，也遮不住他内在的形容枯槁（元明清）。

东岳庙的银杏树笑看古城起起伏伏（朱红辉/摄）

上面的 “利好形势”指的是 大运河的开通。如果没有运河，淮安就会和所有湖环河绕的鱼米之乡一样，宁静如南国清丽少妇，淡然而寂寞地送日迎月、度着时光，当然也不会有后来“南北襟喉、漕运要津、高帆巨舻、群行旅集” 的热闹。

“身体坏了”当然是因为黄河。黄河之于淮安 的关系一言难尽，我们甚至可以从 西医和中医两个角度来分析。先从西医的角度看，唐时平静美丽的淮河到北宋有点感冒，南宋人为掘开黄河导致黄河长期夺淮入海，仿佛是在淮安肌体上注入了第一个癌细胞，元明清朝廷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却无法阻止黄河癌细胞的扩散，它疯狂吞噬着淮安肌体，其中洪泽湖更是千年古镇洪泽与周边大片良田被吞噬后的结果，无异于是帝制中国时期淮安的肝腹水。

淮安走出的吴鞠通医者仁心，为时代把脉（李正林/摄）

从中医的角度看， 淮安本就水多山少偏阴性，黄河的强行加入更是进一步打破了阴阳平衡，导致淮安阴阳严重失调，正如丁晏所说： “淮属六邑无山，仅有山阳之钵池，不过土阜，与清河之老子山，今浸入洪泽湖中，而川则四渎而兼其三。”由黄河导致的淮安原有水系紊乱， 帝制中国时期的淮安，在中医这里，就不再是普通的小伤寒而是烂手烂脚要死人的大病，重病缠身的淮安，最终确是倒在了近代化开启前的门口。

傻想一下，面对淮安这种状况，如果乾隆皇帝想 “不计代价”帮淮安一把是否可行？唯一的办法似乎就是 停止内河漕运，让黄河远离淮安，慢慢恢复生态，但这无异于重整河山，冒的政治风险太大，甚至会赌上清王朝的命运，乾隆绝不会这么做。实际在任何一个稍有理性的统治者面前，哪里有什么“不计代价”。乾隆是 个很精明的人，他熟悉淮安，以他的精明，也早看得出淮安下行的趋势不可避免，所以他发出了“ 淮安无不安，清黄并入海。然而安难哉，至今难更倍”的无奈感慨。 乾隆 好像拥有无限的权利，可使淮安摆脱危机，却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在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面前，乾隆只能选择闭眼走过。

8位名人亭成员享有举城至高荣誉（李正林/摄）

淮安的生态问题在农业社会就是一个死结，如同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让心脏衰竭的老者重回二十岁。好在历史来到了当代， 科技进步改变了一些人与自然的游戏规则，使得淮安涅槃重生，在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路上一路前行。

在我们讲的淮安成长以至衰老故事中，听着或许让人有些不舒服，但也有积极成分，那就是我们的 淮安风貌中并不只有元明清焦躁不安、重病缠身一个面相，还有唐及北宋潇洒俊朗的一面，那才是淮安最好的状态，尽管脆弱，但毕竟存在过。

大淮安，未来可期

未来并不取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认识和理解。过去发生的是历史事实，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是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这部简史的目的不是让淮安人在外吹牛时多一句 “兄弟的城市在历史上也阔过”，而是希望 我们在看待当下问题时多一 分历史纵深的目光，希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多一分从容不迫的定力，希望走出这座城市的淮安儿女多一分历史厚重的底气，希望这座城市建设者在搞建设时多一分手下留情的敬畏。

当黄河肆虐江淮大地时，淮安城独自坚守了 1600年，1600年的风雨沧桑，1600年的兴亡更替，几经战火纷飞，几经世事变迁，虽不免气喘吁吁， 却依然不改从容不迫、高雅淡定。时间让古城浸染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意味，吸引人们在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积淀中细细品味她撼动人心的魅力。是的，这几十年间我们失去了古城墙、府学大殿、漕运大堂和几乎全部的私家园林，可毕竟镇淮楼与文通塔都在，她们的辈分大得吓人，她们更像是两位饱经世事的老祖母，见过这座城市无数的紧要关头、兴衰荣辱。有她们在，唐宋的先人们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无论明清；有她们在，淮安千年文脉就在，以无声震慑聒噪；有她们在，淮安历史就有了掸拂浮躁、保持定力的压舱石。

和淮安城同时诞生的镇淮楼，是淮安城永不会变的中心所在（朱红辉/摄）

对于淮安，我们要警惕沉迷于自己历史文化而忽视对“创新文化”的构建，但更要警惕以弘扬新文化的名义妄自菲薄自己的传统文化。从青莲岗到邗沟开通，再到占据大运河的C位， 我们历经数千年文明熏陶，一直引领着周边及运河沿线诸多城市的发展，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的城市在未来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的 自信力源泉。大运河已经从交通干道演变成了文化景观，我们理解的大运河也不再是简单的沟渠实体，而是要抓住它的核心内涵。 “淮安”的名字是横向的，淮安的未来发展复兴必然是纵向的，横向代表温婉守成，纵向代表沟通交流，纵横之间，立体淮安，既温婉又朝气昂扬。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似乎也不太可能在城市规模上赶超那些历史上曾经追赶我们或与我们平起平坐的当下一线城市，实际也没这个必要。 比大、比壮是工业化时代的城市思维。 在这个差一点连配偶都要被数字化的时代里，城市数字化、智能化过程将成为新一代的“运河”，而数据与流量将在这里扮演着滋润商业世界里“水”的角色。我们应该重视对未来城市生活的预判与引领，只要洞悉趋势、抓住机会，河东河西之变根本不需要三十年。果如此，一个天更蓝、水更绿、城市更文明、交通更便捷、居民幸福指数更高，规模适中、生态宜居、 令人向往的新淮安呼之欲出。

对于横亘数千年的淮安历史而言，其实“我与春风皆过客”。 遥想淮安的先人们，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曾拥有过青春，他们也曾觉得岁月漫漫无边际，好像永远都会属于自己，蓦然回首，他们早已远去，世界上好像从来就没有他们来过的样子。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听燕雀在树间鸣叫，看阳光从树隙穿过，想漕船在树下停泊，似乎已经逝去的历史又重新来过……

— END —

【7000年淮安简史之“ 城市发展篇”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抬爱，如有缘，“人物篇”“故事篇”稍后与大家见面】

作者 | 祁宏 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获得者 淮安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

插图 | 张璞 祁宏 校对 | 徐爱明 卢顺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