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

　　你可以不认识一个河南人，但我相信，你一定会说一两句河南话。

　　除了一句“你弄啥嘞”，还有一句就是“中”。

　　为什么河南人那么爱说这个字？

　　比如“帮我拿个快递中不中？”“等会一起吃饭去？——中！”“你家闺女真中啊，居然年级第一名。”诸如此类对“中”的用法，在河南方言里都表达了“行、好、能、可以”等肯定或赞同的意思，久而久之，“中”这个字就被当成河南人的身份标识。

　　从河南方言对“中”的使用，我们不妨借此痕迹来撕开探索历史的口子——河南，一个拥有十大古都的地方，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它的身上裹挟着历史洪流冲刷下沉积的瑰宝，一个“中”字恰恰透露着它与“最早中国”的一份不解之缘。

　　最早中国的历史，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夏情结”。

　　夏王朝、夏民族、夏文化，我们似乎可以在文献古籍中找到对应的描述，但其真实存在的时间和痕迹，却可见一斑。这个已经消亡千年之久的国都，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让华夏儿女魂牵梦绕？为考古这段被风尘掩埋已久的历史，历经悠长岁月，几代考古人费尽心思，只为揭秘最早的中国。

　　一场探索夏文化之旅，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1959 年是一个留驻中国考古学史的年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年，人们发现了探索夏商文化的关键性遗址——二里头遗址。

　　1959 年 5 月 16 日，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骑着一头毛驴，风尘仆仆地来到河南省偃师县的一个普通村庄——二里头村，陪伴他的还有几位年轻人。只见他们或在村南路旁的断崖间观察着什么，或在村子附近拾捡着什么。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和略显奇异的行为，当地村民们不免议论纷纷。更有好奇者走近一看，发现被他们视若珍宝的物什，竟是平时掘地过程中时常可见的“瓦碴”，心中不免愈加诧异：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

　　徐旭生（20 世纪 50 年代；许宏、袁靖主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

　　对于熟知中国考古学史的人而言，回答这两个问题显然并不困难，那位老者就是上文中屡屡提及的徐旭生，年轻人则包括徐老的助手周振华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的方酉生等人；他们是带着探索夏文化、寻找“夏墟”的任务，来河南开展考古调查活动的。

　　徐旭生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教育家。1888 年，他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桐河镇砚河村，原名炳昶。徐旭生自幼接受传统教育，国学素养很好。1906 年考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1913 年远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西方哲学。1919 年学成归国后，徐旭生先后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任教，并积极参与了一系列爱国进步运动。

　　至于为何开展传说时代古史的研究，徐旭生在此书中说得比较清楚。他讲道：“1923 年前后顾颉刚、刘掞藜二先生，对于大禹是否天神，是否有实在的人格的讨论哄动一时，我对此问题虽也深感兴趣，但是因为没有工夫搜集资料，所以未能参加讨论。当时史学界的普通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总以为他走的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同时，他还对古史辨派的治学方法进行剖析，指出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徐旭生强调：“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可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可见，徐旭生本人对疑古学派的工作是持保留意见的。

　　说到这里就不难发现，徐旭生在1959 年主持以探索“夏墟”为目的的田野调查活动，与其自身的学术训练、学术旨趣及学术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本次调查的相关情况，在当年《考古》杂志第11 期上以《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为题发表，该文主要包括以下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我们是怎样决定调查的重点呢？”在这一部分中，徐旭生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其一，夏代的真实性及是否发现过夏代遗存。对此，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近几十年来虽说一部分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我们说夏代在考古研究方面是一个空白点，这是否要说我们作了近代考古工作三四十年，对于夏代的器物完全没有遇到过，我们想也不能这样说。”其二，何为“夏文化”？徐旭生认为：“上面所说的夏文化全是从时间来看，所指的是夏代的文化。可是从前的人相信我国自炎黄以来就是统一的，我们却不敢附和……所以夏文化一词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其三，如何寻找夏氏族或部落活动的大致区域。通过对传世文献中与夏有关的文献的梳理与辨别，徐旭生强调有两个区域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登封、禹县一带；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

　　第二部分的标题为“调查的简略经过及比较重要的遗址”。1959年 4 月 14 日，徐旭生带领助手周振华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调查人员还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队的方酉生、丁振海、郭柳圻、段守义。工作人员最多时有 6 人，最少时有 4 人。

　　在《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徐旭生记录了调查所发现的 5 处遗址的基本情况，它们分别是登封八方村遗址、石羊关遗址，禹州阎砦、谷水河遗址，以及偃师二里头遗址。毋庸置疑，二里头遗址是此次调查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调查者也用了最长的篇幅来介绍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背景、经过与基本认识。

　　根据传世文献，可知商王朝早期的都城被称为“亳”，而“亳”又有所谓的“西亳”“南亳”“北亳”之说。关于“西亳”的位置，一般认为在偃师境内。偃师为商汤都城的说法，大概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东汉末年的郑玄说：“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尚书·胤征》孔疏引）实际上，在调查之前，徐旭生本人对西亳的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但鉴于这是汉人的旧说，未敢轻易抹杀，“又由于乾隆偃师志对于地点指的很清楚，所以想此次顺路调查它是否确实”。试想，若是徐旭生对“汉人旧说”轻易抹杀，又或者没有进行顺路的调查，那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必然是之后的事情了。

　　五都荟洛（偃师商城位于二里头遗址东北方；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洛阳大遗址航空摄影考古》）

　　在这种背景下，徐旭生一行的调查就从高庄开始。高庄在偃师县治南三里余，除发现少量“商代”陶器之外，其余皆是汉代遗物。“去新砦约 2—3 公里，过洛河南，即到二里头村。村南路旁断崖间见有不小的灰坑。距村约半里余，1958 年因掘地发现陶片很多，我们采集的有尊、罐、鼎、豆等器，石斧 5，骨锥 1。据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长 3—3.5 公里、南北宽约 1.5 公里。这一遗址的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遗物性质相类似，大约属于商代早期。”在此基础上，徐旭生在简报中说：“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言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这一认识，被后来的二里头考古队坚持了许多年，也一度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识”。不过，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的研究成果表明，二里头遗址才最有可能是真正的“夏墟”。而很有可能是“汤都西亳”的偃师商城遗址，是在 1983 年才被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东北方不远处。这个阴差阳错但却意义非凡的豫西考古调查结果，实在是天帝（殷墟甲骨文中把最高天神叫做“帝”）和徐老开的一个玩笑。

　　在二里头遗址首次采集到的陶器（徐旭生《1959 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之后不久，鉴于它的重要性，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 年之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在该遗址进行试掘。

　　前者派出“刘胡兰小队”的有关成员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试掘：1959 年 7 月，派李淑珍、要宝彦、王治国前往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于 8 月中旬结束，共揭露面积 80 平方米。同年 10 月，又对该遗址进行了一次发掘，揭露面积 220 平方米。两次试掘共清理灰坑 8个、墓葬 13 座、房基 2 座、陶窑 1 座，出土文物 538 件（王绍英等，2012）。遗憾的是，这批资料尚未对外公布，但在河南博物院可以见到当年发掘出土的部分陶器。

　　1961 年刘胡兰小队在偃师灰嘴遗址的合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岁月如歌：一个甲子的回忆》）

　　其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抚今追昔，已有60 余年。除 1965—1971 年中断数年之外，该遗址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不断，赵芝荃、郑光、许宏先后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上述三任队长，都将自己一生的主要精力奉献给了二里头遗址，为揭示该遗址绵厚与辉煌的过去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成就了他们，他们也成就了二里头遗址。

　　当前，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由赵海涛主持，他是二里头考古队的第四任队长。近年来，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主要由他现场主持，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收获，

　　包括遗址的聚落格局、宫殿区建筑格局、重要墓葬的实验室考古等。

　　60余年来，数代考古学人孜孜以求、艰辛探索，只为揭示二里头文化绵厚的过去，重现夏王朝辉煌灿烂得历史面貌。

　　2020年，当侯卫东、贺俊、杜金鹏定下《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的书名时，一部浩荡磅礴的纸上大型历史考古纪录片应运而生。《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以“最早中国”这一热门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学术史的梳理与分析，对二里头遗址及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基本情况的介绍，论证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头都邑是夏都，乃目前最合理的学术推论。最后，从政治理念、精神信仰、生产生活、兴盛历程等方面展开论述，力图为读者展示一幅翔实的最早中国的社会图景。

　　二里头考古，弥补了商文化之前的空白。通过对二里头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我们不仅实证了商王朝的存在，也为夏文化的探索提供了可靠基点。《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似乎更愿意把重心放在唤醒人们对夏文化的重视，这段历史将重塑、填补我们对“最早中国”的认识，甚至让更多的人能够自信与骄傲地说出：最早中国本姓夏。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始于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的夏王朝。这是大多数研究者公认的。然而，对于商王朝之前的这段近五百年的夏王朝历史，人们却知之甚少。

　　“华夏”二字，当中“夏”字的存在便肯定了这个王朝与这段历史文化存在的意义。杜金鹏提到：“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居于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的人们共同体，被称为‘夏’，而居于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则被称为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为我们讲清了夏与夷之间的关系。而文献记载中提到所谓的大禹遗迹和传说，那些都是夏禹后人迁播各地后留下的历史痕迹。

　　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上的大禹像（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

　　整个夏王朝的形成与变迁史，在杜金鹏看来，是多种原因导致中原人不断向夷流徙，而周边夷人也因各种原因入住中原，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反复融合中形成了广域人们共同体，从夏至夷，夷又涌入夏，循环往复，慢慢的也就有了“入夏则夏，出夏则夷，四夷向夏”一说。

　　《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打开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全面貌，我们得以在出土的地基样式和文物中窥见这个已经消亡千年之久的国都的大致发展轨迹——挖掘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里，蕴藏着夏王朝的掠影；发掘出的国都地基呈现着中轴对称之美，无一不在讲述着其实早在夏王朝，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有尚“中“的审美体验；而二里头遗址文化堆积中埋藏的农作物遗存，以及大大小小的宫殿区墓坑中被发掘的祭祀器皿（如大量的陶器组合等）和绿松石形器（尤以发掘出的龙形遗物为重点），以上种种，都说明了夏王朝经历过完整的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发展阶段。

　　“寻夏”本身不单单是研究文献记载所提供的线索，而是通过对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更加具体、深入地找到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夏王朝真实存在过。王朝的选址定都，开国君主的出现和王位继承，政权属性的更迭，凡此种种均有记录，即使是在没有确切文字记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能通过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找到夏王朝曾经真实地屹立在中原大地上的痕迹。

　　从夏朝遗址到夏文化，从二里头遗址再到二里头文化，《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厘清了我们对夏文化探索的4点基本认知：

　　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有夏王朝，多部古籍中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它具有真实的历史内核；

　　二是二里头文化变现出高度的文明程度，已是王国文明；

　　三是二里头遗址具有早期王都的规模和内涵；

　　四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等考古学遗存共同构成了“最早中国”。

　　正因为有了这4点基本认知，这个已经消亡千年的国都，才得以被重视和铭记。

　　在杜金鹏看来，作为揭秘最早中国的重要研究课题，无数考古学家对夏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实际上关系着中国考古学的宗旨和任务，更关系到中国、中国人到底从哪里来和怎样来的大事。究其根本，唯有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才能知道个人与国家的发展意义何在。

　　毫不夸张地说，翻阅《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就犹如在观看一部大型历史考古纪录片。侯卫东、贺俊、杜金鹏选择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一切与“寻夏”相关的人事物，当中不仅涉及夏文化有哪些内涵特征、夏王朝的都邑格局和内容、夏人的文物精粹、夏朝的前世今生等，还涉及考古人如何探索夏文化，以及记录了考古人为求真理，殚精竭虑、默默付出的全过程。

　　从1959年徐旭生主持以探索“夏墟”为目的的田野调查活动开始，中国古代文明中不可缺失的夏文化就不再是朦胧和遥不可及的。一代代考古人前赴后继，只为揭示“最早中国”的起源，让华夏儿女皆知“华夏”二字的真正意义。

　　历史的脉络带领我们逐步揭开夏王朝的神秘面纱，于是我们得以看见整部二里头文化的生命史，看见从多元迈向一体的精神文化发展。那些从最早中国建立之初就孕育的万事俱尚“中”，到发现早在夏王朝时期就已经孕育出的鬼神观念，再到出土遗物窥见夏王朝的世俗生活面面观，四季的流转，朝代的更迭，带来的是国都从兴盛到衰败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在二里头文化这四期八段的探索中找到文化认同感。

　　“寻夏”的意义，对中国所有考古人来说，它是为了探讨中华民族、华夏文明起源和发展模式，更是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向心力的根本所在。因为文化和民族的向心力是民族、国家凝聚力之源泉，共同的祖先认同、共同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团结向前的动力和保障。之于我们，只有通过夏文化，我们才得以窥见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唯有了解民族历史，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站稳脚跟，因为潜藏心中的文化自信，将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

　　如果翻阅《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让你感觉不尽兴，那么，请你走进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让这段历史文化不仅仅受限于文字，而是最大限度地呈现于眼前。

　　正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王献本所说：“这是一本立体、鲜活的夏代历史书。”

　　二里头遗址（文化）在其二百余年的时间内创造了众多“中国之最”，这些都深刻影响了后世王朝的都城规划、宫殿布局、 建筑结构、祭祀程序、礼制传统、政治理念以及手工业科技， 也深刻走进了今日中国的文化生活。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过程和深远影响，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以及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它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二里头遗址H80 平面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 年～ 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

　　作为大众考古读物，《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最大力度地刷新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也用它最大的努力让我们看到考古过程中那些闪着微弱的光亮却照亮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人事物。

　　从“已消亡的国都”到“被重视的历史”，这是一场从已知推未知的科学探索，也是对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的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