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评价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建筑设计、空间设计和展陈设计？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梵蒂冈博物馆设计思路 › 如何评价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建筑设计、空间设计和展陈设计？ |
如何评价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建筑设计、空间设计和展陈设计？
|
这个问题很大，建筑设计是一方面，建设过程是一方面，讨论的角度可以完全不同。  1959年12月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外景 国家博物馆老馆建成于1959年8月，新馆在完成改造后总面积191900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在改造项目启动后，凭借“ 留三面” 方案。2004年德国冯· 格康， 玛格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gmp)和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CABR)组成的设计联合体最终中标， 淘汰了入围最后一轮竞标的另外两大竞争对手： 诺曼· 福斯特（ 同1959年设计老馆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组成设计联合体） 和美国KPF建筑事务所（ 与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组成设计联合体） 。  诺曼·福斯特的方案  H&dM的方案  KPF的方案  雷姆·库哈斯（OMA）的方案 下面是其他入围方案     gmp的竞赛获奖方案国家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东侧，与人民大会堂相对应。虽然博物馆的建筑所占场地面积与大会堂相等，但在体量上却明显偏小。而博物馆扩建工程的开展正好有可能修正这种城市设计上的不平衡，而同时不改变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广场的总体外观。人民大会堂与博物馆这两栋建筑之间的功能关系也很重要。 前者是一个为未来而做出重大政治决策的场所， 而博物馆是展示中华民族历史的地方。博物馆的设计应通过通透的建筑与开阔的大空间来表现其公共性和教育性。  从天安门广场望去， 国家博物馆看起来仿佛由三个大小大致相等的体块组成。较小的南翼楼和北翼楼被一道满载厚重装饰的柱廊连接起来。这一中央部分凸入广场之中， 其额上是老馆留下的深红色的革命旗帜雕塑。门廊的方柱约40米高， 它们身后是一条宽敞的露天过道， 它把历史的立面与新造的建筑主体部分分隔开。 根据设想， 巨大的入口大厅将迫使大部分展陈空间和附属空间移往上方楼层、地下室和建筑两翼。这一布局的关键是把常设陈列的展厅置于顶层。作为该设想的回应，gmp设计团队的第一套方案试图通过组织空间赋予建筑充满活力的形象： 巨大的青铜屋顶盘旋在庭院上空， 它以庞大的跨度包裹着一间蔓延上升的展厅， 从这里可以鸟瞰城市。 在北京市最显赫的一些地点都可以看到常设陈列的展厅， 包括天安门城楼和天坛。这样的解决方案不仅从功能上和形态上， 也从来宾们的视觉感官上把博物馆和城市连结了起来。悬浮的屋顶是国博新馆吸引来宾的巨大亮点。它象征着从老馆扬帆起航， 而且与既有的巨型门廊不相连。后者同新造的内部空间泾渭分明， 是扩建工程唯一不曾改动过的1959年老馆遗迹。   对比这个中标方案，实施的方案是啥样呢？（下面是渲染图，不是照片）     从中标到实施，这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针对建于1959年的旧馆， gmp的竞标方案主张在一个体量庞大的顶层空间内安置占全部展览面积30% 的巨大展厅。该展厅悬于“ 大广场” 上方， 可通过一段很长的电梯到达。gmp设计的屋面被抛光的铜板包覆， 并带有出挑很远的尾面。该设计的特别之处在于， 来宾们可以在这个被抬高的展厅楼层内眺望天安门广场和紫禁城， 以及其他聚集在这一带的中国最重要的国家级建筑。 设计伊始， 合作还算和睦。方案越是深化， 反对gmp的声音就越发响亮， 这个方案被评为过于现代， gmp设计的建筑（ 尤其新馆顶层的形态） 被指为缺乏与天安门广场历史建筑群的统一与和谐。在这样的讨论中， 一场旷日持久、错综复杂、各抒己见的对话拉开了帷幕。其结果是项目被叫停， 除非gmp准备接受中方的意见， 努力确保檐口形态的连续性， 项目才会继续。因为檐口构造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 的确是中国最简洁有力的建筑构造形式之一。 这个过程在巨大的压力下持续了一年多。国博领导和建筑师三番五次地探讨方案， 当地合作方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也参与了协调， 使德国的设计团队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新方案的改动远远大于一次方案修改。最终调整了目标参数，重启了设计进程。在修正方案和最终方案中， 屋顶只覆盖宴会厅、若干接待室以及一家餐厅； 老馆的陈列移往较低楼层的展厅,底层的公共空间缩小一半，。 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呢？在2004年选定gmp的方案后，因为对改扩建方案的争议和讨论，三年后的2007年才正式开工，竣工时间推迟到了2011年，但2008年全世界把目光集中到北京时，这个冠以国家之名的博物馆，正在闭馆扩建。  在经历一系列的痛苦修改后，各方在设计上取得了一定的平衡。     如何评价这个被建成的方案？gmp的创始人之一斯特凡·胥茨在后来和周榕的对话中有这样一段表述： 如果我们一旦了解中文本身就是一种纯图像式的语言， 就完全可以理解形象和象征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一方面在经济上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也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回望传统。随处可见的一个问题便是， 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一个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泱泱大国， 其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identity） 是基于图像或隐喻的。作为建筑师， 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地接受这一要求， 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区别对待。 我认为， 在诸如重大公共建筑的设计上， 业主提出对象征性、强烈形式感的要求，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类建筑代表着城市的形象， 具有文化上的标志意义。然而，办公与住宅建筑则不需要过分强调象征性， 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城市的环境基底（ context） 。也就是说， 城市的建筑项目， 有着清晰的类型上的分别。如果不加以区分， 我们的城市便会陷入一种建筑“ 噪音” (cacophony) 的状态。很遗憾， 在中国很多城市， 这样的噪音状态已经初露端倪。 我们通过国际竞赛赢得了这个项目（国家博物馆）。当时的中标方案着重强调了老博物馆与新建部分之间的对比。我们设计了一个看似漂浮在老建筑上方的大屋顶， 使其成为城市空间中一个极为明显的标志物， 表现了国家博物馆诞生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与当时的业主在不断地交流过程中一起对中标方案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深化设计， 直到有一天我们彻底改变了想法。业主认为这个方案没有给予天安门广场和老博物馆足够的尊重， 因此没有为项目指明一个适合的发展方向。 最终的结果是， 这个项目逐渐发展成为对老馆进行扩建， 新建部分采用现存建筑的语言， 用当代的手法进行抽象。我们拾取了老馆的建筑元素， 加以变换运用到新馆中， 令访客可以感知到建筑年代与阶段的不同以及建筑的诞生过程。坦率地讲， 这个项目中的一系列对话过程曾令我们对自身的位置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我必须说， 国博项目是我们整个公司历史中最极端和独一无二的例子——它证明了建什么以及怎么建的问题并不完全由建筑师决定。我们的城市与建筑都是一系列集合式程序的结果， 而建筑师正是凭借个人化的、已有的建筑风格以及纯艺术化的手法在这一程序中登场， 并对每个对话做出总结陈词。 建什么以及怎么建的问题并不完全由建筑师决定 与诸位共勉！ *部分内容来自AC建筑创作2016年第一期《时间与文化的逻辑建构——gmp50周年纪念专辑》，图片由gmp提供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