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江南︱无锡辅仁中学：百年名校的光荣与艰辛

【编者按】

江南是中国最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这片坐拥江河湖海的鱼米之乡，自宋代起工商繁盛，文教发达，中外交汇。

传统与现代的漫长相遇，让江南成为理解古老中国如何转型的绝佳窗口。

澎湃新闻记者寻访了苏州、无锡、朱家角、湖州、余杭、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兰溪、衢州、温州等地各色江南市镇，用人文主义的目光，穿透俗世想象，凝视江南古今之变留在普通人命运中的真实轨迹。

位于无锡会友路1号的辅仁中学，是2009年搬迁到目前的地址的。在此之前，这所1918年成立、迄今已有百年历史的江南名校，已然经历了数次地址变动：最早是在无锡市东门附近，1988年搬迁至南门外的沁园新村，然后才是会友路1号，在无锡地图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半圆。然而，如果你想顺利地打车到达此地的话，无锡的出租车司机更为熟悉的名字，是“二中”——无锡市第二中学，这是1949年以来这所学校的名字，一直沿用到2003年，方才改回原名“辅仁中学”。

与路人聊起辅仁中学，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还可以”，接下来便是一番比较，结论则是比不上无锡其他的省重点高中，因为辅仁只是一所江苏省四星级重点高中，风头远不如评上了五星级的学校。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关心无锡教育、对相关掌故较为了解的人还会记得，辅仁中学的毕业生中有钱锺书这样的大名人，但是，对辅仁中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几乎无人知晓。而对这类与考试、升学等实际问题无关的历史细节，他们也并不怎么关心。

辅仁中学的官方网站上这样写道：“1918年秋，上海圣约翰大学无锡同学会成员唐纪云、杨四箴提出办学建议，随后在同学会内筹集资金，成立‘无锡私立辅仁中学’，是无锡地区最早实施新式教育的完全中学。” 这背后折射出的，则是无锡乃至江南地区教育现代化进程之中，地方士绅与实业家艰苦卓绝的努力。

1918年9月14日辅仁举行开学典礼

“唐家里”的诞生

孔飞力在《中华晚期帝国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曾将太平天国运动被清廷彻底镇压的那一年，即公元1864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这一镇压过程之中，江南地方精英的权力不断坐大，并逐渐开始接管地方的行政事务。无锡自然也处于类似的历史进程之中。

对经营布庄的唐懋勋来说，这一历史进程堪称空前浩劫。1863年农历八月至1864年初，淮军与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在无锡县城内外反复厮杀，对无锡造成严重破坏。唐懋勋带领全家老小一起逃到无锡的严家桥躲避战火。

之所以选中严家桥，乃是出于唐懋勋的精心算计。这里的本地家族多已式微，居民大多是前来避难的移民，易于相处。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的手工纺织业相当发达。唐懋勋盘下了一家经营不善的布庄，与擅长经商的两个儿子唐洪培、唐福培一起对布庄善加管理，很快便生意兴隆。后来，唐氏家族又创办了米行、堆栈等——布庄生意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唐氏后人由经商转向近代工业发展带来了第一桶金。

1910年到1920年，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战后恢复，无暇东顾，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而唐家第三代人也开始积极地在无锡创办实业。他们的选择依然是老本行——卖布。只是，当初的传统手工纺织业，已转型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

自唐懋勋以降，唐氏子孙的辈分都按照晚清状元陆润庠的一副对联“勋培镇国千年盛，积德传家百事昌”来排序。唐懋勋有八个儿子，都是培字辈的，唐洪培是第七个，唐福培是第八个，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是镇字辈。唐洪培的次子滋镇创办了庆丰纺织厂，唐福培的四子殿镇创办了丽新纺织染整厂。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庆丰”和“丽新”已经成为无锡百姓耳熟能详的品牌，这也使得白手起家的唐家在短时间内就跻身于当地的“四大家族”——无锡百姓原本戏称“杨家里”、“薛家里”和“荣家里”是三脚撑，现在又多出来一个“唐家里”。

“读书也可以经商”

1885年，唐洪培的第六个儿子出生，得名唐鎣镇，在他今后的人生之中，更为人们熟悉的是他“以字行”的姓名：唐纪云。

唐家第三代人对产业的辛苦经营，都少不了唐纪云长袖善舞的身影。1909年，他与唐保谦以及其他七位友人合资九股，每股一万两白银，在无锡蓉湖庄创办九丰面粉厂。1921年，由他和唐保谦牵头，与众多友人一起，号称集股一百万元，创办庆丰纺织厂。可以说，唐纪云是唐氏家族产业的中流砥柱。

但是这根中流砥柱的“画风”却和其他人不太一样。虽然唐家第三代不少人投身于实业，但他们自小接受的仍是旧式私塾教育，将科举奉为“正途”。据说，这是因为唐懋勋临终前留下了被唐家子孙奉为祖训的遗言：“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

从字面上看，“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不过是防止唐家子孙“游荡成性，败坏家业”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但是，结合洋务运动以后商人地位显著提高的社会背景，和无锡作为重要商埠的历史传统来看，这条貌似不合正途的退路，却在无意之中帮助唐家后人走上了近代化的新路——读书也可以经商，而不一定非得去做官。而在这条道路上，唐纪云要走得更远一些，他不仅从小熟读经史，接受了良好的旧式教育，并且还在圣约翰大学接受了新式教育，通晓英语。

在传统中国社会，科举功名往往与家族盛衰紧密相连。除了工商业繁荣以外，无锡的文化积淀也相当深厚。明清时期，江南考中举人的读书人数量居全国之最，而无锡的进士在江南各县之中又位居前列。拜科名鼎盛所赐，无锡产生了许多望族。然而，到了晚清之后，这些科举望族的命运伴随着巨大的历史波动而发生着改变，这些历史波动，除了前面提到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外，就是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

1901年1月，清廷颁布变法上谕，开启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时期”。新政废除科举制，阻断了地方士绅向上流动的渠道，而他们很快就敏锐地发现，新式学堂可以发挥与旧式科考相似的功能。兴办新式教育在无锡地方士绅及商人中蔚然成风，而保守势力自然不会对此无动于衷。1904年爆发的米业商人捣毁无锡士绅杨模创办的新式学校“竢实学堂”的“毁学风潮”，在无锡轰动一时。在苏州巡抚端方介入之后，支持新式学堂的力量压倒了保守势力，1904年11月，由米商捐款，成立了专门管理地方教育及其经费的锡金学务公所。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壬子学制》，确立了新的教育体制，无锡城乡又一次兴起了办学热潮。这一时期，随着当地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无锡的地方望族，如杨氏、华氏、荣氏等都参与兴办新学。其中，荣氏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尤其巨大，所办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既有普通教育，又有职业技术教育，还开办了供人们自学进修的图书馆，构成了一个颇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这样做的目的十分明确：为实业培养合格的人才——正如荣德生所说，“一年统计，纳税于国家不少，资助于社会及学校者亦多，至此，而信外国培植人才，专心实业之效如此”。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唐纪云在圣约翰大学完成了自己的新式教育，并联合其他的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于1918年9月，创办了“无锡私立辅仁中学”。校名“辅仁”出自《论语》：“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是无锡最早实施新式教育的完全中学，对无锡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来说，也是中等教育现代化的开端。

圣约翰的烙印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之中，传教士与教会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辅仁自不例外。对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唐纪云来说，教会是他所倚重的重要教育资源。辅仁中学的英文校名ST.JOHN'S ALUMNI SCHOOL，意思即为圣约翰大学校友会所办的学校。

被誉为“东方的哈佛”的圣约翰大学，是完全按照西方大学模式建立的中国第一所大学。清光绪五年（1879），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主教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在上海创办圣约翰书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又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特区条例，注册了圣约翰大学，由同为圣公会传教士的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出任校长，之前他已做了十八年书院院长，此后他还将主持校务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给圣约翰打上深深的自己的烙印。

同样地，辅仁也被打上了深深的圣约翰乃至圣公会的烙印。学校的发起人和校董是唐纪云、杨四箴、许松泉等圣公会教友和圣约翰校友。第一任校长慕高文（Gouverneur Frank Mosher）、第二任校长戴泽民（Rev.E.R.Dyer）与第三任校长杨四箴都曾担任无锡圣公会的会长，抗战胜利后，杨四箴还兼任过无锡圣公会开办的普仁医院的院长。辅仁创办之初，卜舫济受邀出席首届开学典礼，并发表英文演讲。辅仁的英文校训“Live to learn, Learn to live”（因生而学，因学而生）即来自卜舫济在演讲中勉励学生的警句。

此外，辅仁还被圣约翰列为“经认可学校”（accredited school），毕业生通过保送制度直升圣约翰。辅仁首届毕业生朱树卓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和其他辅仁毕业的同学进入圣约翰之后，感到“对母校辅仁中学，负有很大的使命”，“日日战战兢兢，相互勉励”，“平日不离学校”，“功课样样早于他人准备”，圣约翰的教授们注意到了他们的“死用功”，“为辅仁中学下届毕业生，已打定升学的基础”。而辅仁也多次在“毕业刊”上发布《启事》，以学校与圣约翰的特殊关系作为招生宣传的手段：

本校为上海梵王渡圣约（翰）大学同学会在锡同志所创立，中西并重，聘请良师，灌输纯正学识，栽培高尚道德，为青年子弟入大学之预备。蒙圣约翰允准，凡得本校中西毕业文凭者，可直接升送该大学肄业。

尤其值得关注，也对无锡乃至江南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辅仁中学的办学模式与教学理念：根据圣约翰大学所信奉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推行全面发展、文理兼容的通识教育。辅仁中学按照圣约翰附属中学的课程标准，全面开设各种文理课程和国语经典科目，以英文课程、英文教学为主。民国时期历届毕业生的共同感受是，辅仁是一所深受美国教育体制影响的“自由制的中学”。其中，英文教学给辅仁的学生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历史学家许倬云是辅仁中学1949届毕业生，据他回忆，每天上午的西文科 “读的教材跟教会学校的教材几乎一样”，除修身、国文、古典诗词这些课程之外，其他所有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世界历史和地理等，都使用英语教材，并以英语讲授，就连中国地理也是如此。

辅仁校史馆至今还珍藏着1947届毕业生顾雪雪用英文完成的几何作业本，字迹细若蚊蚁，一笔一划，一丝不苟。顾雪雪回忆说，自己是抗战胜利后辅仁在无锡复校时入校的，“那时，辅仁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许多科目都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老师用英语授课，学生用英文完成作业”。

辅仁篮球队荣获全市中学生联赛冠军

当然，辅仁中学并非那种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的学校，不同于无锡圣公会创办的圣婴、明德和德慧小学，辅仁不开设《圣经》课程，不宣讲宗教信仰，也非常注重中文教学。首届开学典礼上，时任无锡县知事杨畦韭就特意在演说中提到，“教会学堂亦有与中国内地不甚通合者，则以其于外国文字无不偏重，重尚亲教、意志束缚，而学生毕业时往往于中国文学亦或未备”，同时称赞慕高文校长“意欲一洗从前教会学堂之弊”，不仅关注英语教学，对中文教员“亦周咨博访不厌求详，多一时髦彦之士”。

辅仁中学1967届毕业生张嘉彤的父亲张炤荪曾与钱锺书同在辅仁读书两年，听到儿子被辅仁录取的消息之后，对他说：“我们辅仁中学当年有个十分厉害的学生，每过一段时间任课的国文老师就会在班上对同学们说，大家快去看看橱窗，钱锺书又有作文展出了。”又说：“老师十分推崇钱锺书的作文，曾对同学们说过，钱锺书的作文，我们学校的国文老师没有哪个改得动的。”江阴女作家胡美凤曾在旧书摊上买到四本辅仁早期学生孙希圣的作文本（现藏辅仁中学校史馆），其中有篇老师给了甲等分数的作文《试述我最喜爱的花木及其理由》，让她“惊叹1924的辅仁学子竟有如此才情”，“这位家住石塘湾，名叫孙希圣的学生，用他那工整遒丽的毛笔字，把辅仁中学的往事演绎得有滋有味”。从这些事情都可见出辅仁对国文教学的重视。

“辅仁了不起”

慕高文和戴泽民这两位辅仁中学的“洋校长”，任职时间都不算太长，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年左右（1918-1926）。对辅仁影响更大的，是两位中国人。

一位是上文一再提及的唐纪云。1918年辅仁中学成立之际，他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无锡同学会会长。在筹办辅仁中学时，也成立了校董部。无论是撰于1932年的辅仁中学《本校校史》，还是1949年10月辅仁中学填写的《无锡公私立中等学校概况表》，唐纪云的名字始终都在校董名单之列。也就是说，从辅仁中学建校伊始，直至改制为公办学校，校董部部长一直是唐纪云。

另一位则是杨四箴。从1926年，一直到已经历天翻地覆之变的1958年，他担任辅仁中学的校长足足有三十二年之久。然而，杨四箴留下的公开文字记录之少，与他的校长任期之久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老辅仁毕业生的回忆当中，形象更加鲜活的是杨四箴的夫人、在辅仁担任英文老师的朱雪英。无锡市原副市长李永锡就说，朱老师是出了名的“凶”老师，英文课文全部要求学生背诵，“她走进教室，眼睛往全班同学身上一扫，大家都屏息静气，心咚咚跳个不停”。这样严厉的教学最直接的结果，是“当时的辅仁的学生个个勤，不想偷懒，也不敢偷懒”，“当今的大学者钱锺书在当时就是全校英文作文第一名获得者，那种水平，现在的大学生也不一定赶得上”。

杨四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事务的操办上面。据1922届毕业生诸祖荫回忆，辅仁的校董之中，“有些人仅挂名，有些人负担经济责任，常来问事者是杨四箴”。1947届毕业生顾文浩也说，“辅仁中学在杨四箴校长的领导下，在师资、教材、仪器、设备、学习风气诸方面，都有较好的建树，主要是聘有一批学识层次较高，对学生要求严格而有经验的教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无锡遭到日寇飞机轰炸，辅仁也被迫停校。之后无锡沦陷，辅仁举校迁至上海租界复校，无锡的校舍则安排专人照看。抗战胜利之后，在杨四箴的领导下，辅仁又迁回无锡，上海的辅仁中学依然存在，校长也依然是杨四箴，直到1949年之后，才改由当地教育局委派校长。

在杨四箴的悉心经营之下，辅仁中学还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教师。对此，辅仁校史专家、辅仁中学原党委书记钮伟国是这么总结的：

民国时期老辅仁的教师厉害，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从创办的时候开始，辅仁就是要聘用最好的老师。解放前我们没有现在“教师队伍培养”这一套说法，直接面向社会高薪招聘，把最好的老师请过来。当时一个警察的月薪是八块大洋，辅仁的老师拿多少钱呢？有个教国文的老师叫朱恩沐，“辅仁”这个校名就是他建议用的，他每个月拿六十块大洋。杨四箴老校长对老师招聘非常用心，请来了一批好老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相当一批出身于无锡地方望族的读书人明明有能力去大学任教，却留在无锡教中学，虽然收入跟高校比少了很多，但是他们就是愿意为家乡子弟服务。许倬云先生对辅仁这所母校非常关心，我接待过好几次，他有一次就回忆说，当年教他的老师很多水平都很高，其实是可以去大学教书的，却都甘愿留在家乡。

辅仁1949届毕业生、后来成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的庄惠祺与许倬云是同班同学。这批坚持回报乡梓的读书人，给他留下了长久而美好的回忆。其中，有协助杨四箴校长主管教务、主讲公民课和《国学概论》的李康复，“这位老师出身名门，是明万历年状元孙继皋裔孙，嗣李氏，国学功底深，教学经验非常丰富，是辅仁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典范”；有教古文的钱钟夏，他“出身于无锡钱氏书香门第，其父钱基鸿是国学大师钱基博之兄，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课写得一手漂亮板书，“选了很多秦汉策论、南北朝骈文和唐宋明清散文给我们讲读”；有教英语的沈制平，他是“我们最崇拜、印象最深的名师之一”，“都说他能熟背英文大词典，教英语像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解放后他受聘于江南大学，后院系调整到江苏师院任教，聘为教授”。许多讲授自然科学科目的年轻教师水平也很高，如本身也是辅仁毕业生的唐耀先，“唐老师是浙大农化系的高材生，经他讲解，能使同学对化学的基本原理、化学复杂的反应与性质，恍然领悟”，他“解放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后调沈阳农业大学，是我国资深的土壤学教授”。

这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用庄惠祺的话来说，是“群星灿烂”：

在我们49届就有一批“明星”，除许倬云之外，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季国标、是我国化纤工业著名的学术带头人和创业者，他又是我国原纺织工业部主管业务的副部长。孙进已是东北民族史的学术权威，他也是著作等身，他整理发掘研究的高句丽史已被韩国、朝鲜、俄罗斯等国学者公认，也被中韩二国领导所肯定。华觉明是国内外公认的古代青铜器专家，我国古代科技史的权威，本世纪初由江泽民题词“中华和钟、万年永保”的传世之作《中华和钟》的总设计师，已成为我国“学术明星”之一，享誉国内外。张自立是南开大学著名生命科学专家，博士生导师。惠士博是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博士生导师，目前还是南水北调的主要专家顾问之一。在我国的煤炭工业中有“软岩功勋专家”朱效嘉、著名炸药专家冯骏良。还有在我国航空工业中的首位国产飞机总设计师马凤山（已故），在无锡有名医沈德炘，在清华、交大、东南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等校的大学教授16人。还有部级设计院党委书记2人，司厅级、部队领导干部4人，省市的局长、厂长、总工、著名医生等难计其数。

这个“群星灿烂”的班级入学之时，正值抗战胜利辅仁复校，许多人“刚随父母从四面八方回到无锡，有的是在沦陷区受的奴化教育，文化基础相差较大，程度水平参差不齐，年龄大小有的上下要相差五年”，许倬云因为跟随父母流亡在抗日后方，加上身体严重残疾，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是整个班级“学习最困难，成绩最差的一个”。后来，他却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正因如此，许倬云在回忆早年经历时才会感叹，“辅仁了不起”。

对近代以来筚路蓝缕地探索教育现代化的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来说，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回归老辅仁的传统

“我们辅仁校友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爱母校。”和我聊到自己的母校的时候，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辅仁毕业生感慨地说。他、他的妻子以及女儿，一家三口都毕业于辅仁，他本人入学则是在196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刚刚入校没多久，就下乡插队去了，然后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情，一直在折腾，没怎么好好读过书”。

而在1966年之前，一切都还是那么平静而美好。在辅仁中学官方修订的校史之中，1945年至1966年被视作“继往开来，锡邑扬帜”的“奋进”阶段。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后，辅仁经历了建校以来最大的改变，由“无锡私立辅仁中学”转为公办的“无锡市第二中学”，过去重视英语教育的西方教育模式也被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所替代，但杨四箴老校长依然还在，学校也一直坚持严格管理，保持着高质量的教学。这一时期的辅仁毕业生当中，出现了多位两院院士，如季国标、秦伯益、秦国刚、陈丙珍、盖钧镒、过增元、许智宏、许健民等。1962届毕业生、儿童文学作家颜煦之谈及母校时，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师资力量强，学校风气好。这也代表了辅仁校友的心声。

学生坐船前往苏北农村落户

钮伟国说，这其实延续了老辅仁的传统：

老辅仁的传统，首先一个就是特别重视教师队伍总体的质量。现在也依然是这样。我们搞了一个名师工程，就是好的老师可以评教学新秀，然后可以评教学能手，再然后可以评学科带头人，能评上学科带头人，在无锡市中学教育这一块就算是比较厉害的了。再往上还可以评无锡市名师、特级教师和教授级、正高级的教师。拥有这些头衔的教师，我们在整个无锡市一直都是最多的，今年我们又有两个老师评上了正高级教师。

第二个就是严格管理。老辅仁对在校学生、校园环境的管理非常严格，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整套管理制度，而且不断地修订完善。其实都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但是你要把学校办好，就是要把琐碎的事情做好，学生到辅仁来读书，就是要到处清清爽爽，有一个宁静的读书场所。这些都要通过大量日常的、烦琐的管理工作，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一直坚持的。

这些老辅仁的传统，一度遭到了严重削弱，辅仁校史对1966-1976这十年的定位是“坎坷”，概括起来是八个字——“二中教育备遭摧残”。

“从1966年开始，折腾了十年，等到粉碎‘四人帮’，学校的情况才慢慢好转，过去一些走掉的老师也都回来了，但是元气已经伤了”，钮伟国说，“从1977年发展到今天，教师队伍的总体素质应该是比较好的，但说句实话跟老辅仁还是不能比，现在的老师是专家，当年的老师绝对个个是大家”。

1993年，江苏省全面推行初高中分流，无锡市第二中学也不得不将初中剥离出去。一些老校友提出建议，为确保高中的优质生源，保留初中教师团队，由校友会承办民办中学。

1992年迁入沁园新校

1994年，民办辅仁中学创办，辅仁1938届毕业生、香港实业家唐宏源与唐翔千、唐鹤千等共捐赠二十万港币扩建校舍。其后，唐宏源又捐赠二十万元图书经费，在高中部设立“唐宏源奖学金”，在初中部设立“唐君远奖学金”，并捐一百万元，建成“辅仁计算机教学中心”。唐宏源是唐翔千的叔叔、唐鹤千的堂叔，他的父亲唐殿镇与唐纪云是堂兄弟，虽然1949年前他们选择了避地香港，终究与无锡、与辅仁血脉相连。对他们而言，辅仁中学不仅仅是一所中学，更是自己的前辈与世代生长的土地的一种联系，是为了故乡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的一种见证。

2003年，在众多辅仁老校友的关注、支持之下，无锡第二中学恢复了老校名辅仁中学，“一开始我们想要恢复校名，在地方上还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后来，一些人在北京的老校友听说了这件事情，公开表示大力支持，最后我们才顺利地恢复老校名”。在这些老校友当中，中科院院士、曾出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发挥了关键作用，“许校长一直很关心母校，而且对无锡也很帮忙，他一表态，起到了很强的号召作用”。他们都曾经见过老辅仁的传统，不会忘记自己见过，更不会装作自己没有见过。

2018年，“杨四箴教育基金”成立，在揭牌仪式上，杨四箴的后人表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位为辅仁服务了三十二年的老校长，将“明道进德”这句建校伊始就已确立下来的校训继续发扬光大。

而2018年也是辅仁中学建校一百周年。这所百年名校一路曲折走来的艰难与困苦、光荣与伟大，恰是近代以来江南地区教育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集中缩影。

参考资料：

徐新《二十世纪无锡地区望族的权力实践》

宋佳女《家族网络、权势精英与地方政治——以民国初年的无锡为中心》

唐方敏《无锡唐氏家族发展与教育》

黄树生《圣约翰观照下的私立无锡辅仁中学》

《许倬云谈话录》

蒋明宏《明清江南家族教育》

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

张军主编《百年辅仁纪念文集》

贺云翱主编《无锡人与中国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