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大众传媒的变迁

摘 要：本文以五四时期到建国后三十年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数字化时代这四个时期大众媒介的变化发展为视角，探析了媒介形式、主导群体及媒介功能的转变，媒介的主导群体由社会精英阶层变为大众，媒介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由想象到形象塑造到参与建构再到全球建构并解构，力图从这一转变发展中把握大众媒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

关键词：大众传媒；现代性；报刊

尼古拉斯・加汉姆曾说：“当代关于传媒的历史争论的要害是，传媒不仅是现代性历史发展的本性，还是现代性构成的标准化判断”。现代性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现代化理论一起出现在西方社会发展研究学术舞台上的重要概念。约翰・汤普森在《传媒与现代性：传媒的社会理论》中认为，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核心力量的作用。他指出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兴起，就必须考察媒体交流形式的出现，表现为媒体机构掌握了交流形式。传媒的发展，从早期15、16世纪的印刷业到今天的电子媒体，是现代社会崛起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从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促进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到梁启超办报宣扬维新变法和陈独秀办报引发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例子都说明传媒与社会发展变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报刊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产物，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民族国家想象。

1862年，创刊于上海的《上海新刊》可以说是近代上海第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中文新闻纸。19世纪70、80年代，第一批近代国人报刊出现，如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一方面民族危机的产生引发了知识分子对新民族国家的吁求，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要求一个自由民主的外部环境，此时大众传媒便充当了建立“共感”的社会角色，现代报刊在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大众媒介推进社会的浪潮。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代表的维新派趁势崛起，并试图通过办报推行变法运动，仅1896到1898年间，国人新办中文报刊已达到105家。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取代了康梁维新派，成为公共领域中民族国家心想象的主体。1900年，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更是系统的阐释了“三民主义”的思想。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革命派与保皇论战取得胜利。辛亥革命后《新青年》创刊，其后仅一年内，各地新出版的新思潮报刊就达到四百余种。

知识分子渴望借助报刊来宣扬社会革新思想，重塑民族国家认同感，军事和政治外交上的失败更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这种国家认同具有深刻的危机感。在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中，中国传统文化与新的共同体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实际上，在报刊营造、书籍等媒体营造的公共空间之外，知识分子仍然深受传统文化的支配。面对西方的现代性选择时，文化传统尤为关键，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民族危亡的焦虑状态，希望以西方现代文明来拯救处于危机的中华民族，即应用西方的新方法来摆脱国家和民族危机，而这最终将中国现代化道路引向“反西化的西化”――马克思主义。

二、新国家形象的建构

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深化，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国家想象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追求的新目标。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以中产党为代表的国家领导集体建立起了新的民族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随机展开，政治在公共空间中获取了最高话语权，并试图重塑现代革命历史和新国家政权的形象。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媒体作为社会体系合法化的一种工具，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充当了中介的角色，政治借助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政治权威拓宽了文本的传播面，但又往往屈从于社会政治的运作逻辑而不是文学、文化的运作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报业，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社团的组织方式，文学杂志和出版社都被纳入国家体制之中。大众传媒通过相对固定的模式，传播人民群众欣赏喜爱的民族英雄和角色模型，在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媒介在重建社会秩序、宣传引导人民群众等方面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建国后的十七年，体制化的因素左右着文学的创作格局和传播取向，报刊出版社等传媒机构都逐步被纳入体制化的管理架构之中，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媒介在公共领域建立对新的国家形象的想象。大众传媒只能传播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们所有的报刊和书籍，都应当是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这一时期的“创作自由”是以“文学党性原则”为基础的，出版工作亦是如此，国家意识形态通过权力利益的配置对文学生产和传播进行监督，大众传媒和文学生产都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中。

如果说在上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建立一种合作交流的形式，以此完成对新民族国家的想象，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报业已被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中，国家借助传媒的力量完成了对新国家的想象，即社会主义。在这种政治想象中，知识分子延续了陷入民族危机时的焦虑，它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只是区别于西方主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

三、现代化社会的转型

1978年后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的想象，既延续了五四以来的西方现代化理念，又继承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想象。在新时期，西方现代化的理念融入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之中，并使之更为人性化、生活化，社会结构开始了再转型。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变化时大众传媒获得了经济的功能，政治和经济共同影响着传媒取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逐步走向大众，同时，大众传播媒介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报纸、杂志种类繁多，发行量迅速扩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数量激增，受众人数急剧上升，互联网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最广、市场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然而这些变化都是试图把大众传播媒介从极“左”的文化思潮中解放出来，发挥其获取社会公众信息、交流各方意见的媒介作用, 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的耳目与喉舌。80年代中后期深度报道开始崛起兴盛，大众传播媒介几乎都醉心于追求大容量、高深度、快节奏的传播内容，深度报道多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问题, 以叙述事实与深度评述相结合的方法, 全方位地揭示事件的真相。

90年代后都市报开始兴起，其读者主要为都市市民，属于市民生活报。都市报的内容以新闻报道为主，多强调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信息；报刊的报道多由生产报道变为消费报道，传播对象由机关单位和生产机构变为市民个体；报刊的管理与经营均以市场为导向。市场在都市报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市场通过都市报向市民传播消费理念、刺激消费生产、引导消费行为，同时都市报本身也成为市民的日常消费品，人们逐渐把消费领域作为探索和创造自己的个性作品和自我认同的突破口，并消解了与现代社会相冲突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都市报着眼侧重于对市民个人生活的报道，而这实际正回应了民众渴望走出集体意识形态、寻找个人价值的强烈心理诉求，甚至有学者将90年代以来的中国报业称为“全球化消费中的欲望生产”。但也正因为都市报的报道都是围绕市民各种类型的消费展开的，它也为社会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例如对消费主义的盲目崇拜和对精神追求的漠视，从而消解了人生意义；个体只关注个人价值，社会责任感淡薄等等。姑且抛开大众媒介转型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不谈，我们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大众传媒的经济功能复苏，在政治与经济的合力下运营，延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众传媒获得了象征性权利，并逐步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包括政治权威，其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表征，它从观念上消解了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民众危机转化而来的对权威的呼唤，消除了数千年以来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形成的对权威的缠绕。然而这种变化却使大众传媒从政治牢笼挣脱，却又套上了经济的枷锁，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可能脱离了知识分子预先设置的轨道，重新偏向他们想要超越的资本主义。

四、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迎来了数字化的新世代，互联网和应用技术的普及发展挑战了传统媒体的权威，媒体开始走向数字化与网络化，随着新兴电子媒体的蓬勃发展，读者正在不断向互联网、手机等互动，期刊报纸杂志的数字化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的普及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变化首先是书写方式的改变，与传统写作介质相比，电脑书写的痕迹失去了物质性，主体的稳定性失去了支撑，同时网络上无数次拷贝粘贴难辨真伪，写作的主体中心性更为脆弱，作为中心的作者去中心化，进而消解了作为权威的作者性；写作方式由文字书写变为电脑输入以后，作者不再依附于书法，与封建宗法制度相对应的书写者的稳定性也随之解构；同时网络博客的兴起使得私人领域公共化，网络已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经验性的生存方式。

同时，数字化媒介还将全世界媒介纳入所谓全球化的复杂联结之中，使文化传播呈现“非领土化扩张”的特征，这是现代性的一种新的特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利用数字技术的传播超越国界，将“他者”的体验带入异域的个体生活之中。文化帝国主义即是非领土化扩张的一种极端形式，往往通过大众传媒来组织和实现，构筑“媒介帝国主义”。随着中国传媒业的进一步开放，民族文化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但也同时为现代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传媒业的转型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上海大学 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王杰.“我的文化社会学视角”――约翰・B・汤普森访谈录[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5).

[2] (英)尼古拉斯・加汉姆著.李岚译.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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