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0 章(完)

在短时间内，人们的就业率由于工资的提高而提高，但是当他们意识到高工资被高物价所抵消，就业率很快就又回到了较低的水准。

在短时间内，人们的就业率由于工资的提高而提高，但是当他们意识到高工资被高物价所抵消，就业率很快就又回到了较低的水准。

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政府让自己的中央银行独立起来。他们为通胀设定了目标——保持在2%—3%之间。中央银行的工作就是利用货币政策的工具——现在受他们控制了——来达到这一目标。

福尔布雷认为，女性为养育未来的劳动力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公认的经济学忽视了这一成本是因为女性照料孩子并没有收入。当一位男性为保姆的打扫、烹饪和照料孩子的工作支付薪水时，这位女性的劳动就被算作国家国民收入当中的一部分。如果这位男性娶了这位女性，她就成了家庭的一部分。她继续打扫、做饭，但是作为妻子却不再得到收入，她的劳动也就不再被算入国民收入之中。在传统的观点中，这位女性就变成了“非生产性家庭主妇”（unproductive housewife）。

想想所有那些因为没有支付报酬而被忽视的劳动吧：购物、做饭、打扫、照料孩子。在贫困国家里，女性收集柴火、挑水、犁地、磨玉米、整修房屋。

当经济学家判断经济成果如何时，他们最关注的就是人们拥有选择。在不同的男女之间比较他们的幸福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经济学家认为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们评判一个经济体好坏时使用的是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在本书第25章所提到的）。在这个测量标准下，唯一算数的改进是，一个人福利的增加，不以另一个人福利的减少为代价。

历史上大部分的传统经济学家，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家境富裕的人，在他们看来面对一堆选择做出决定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他们既有钱又有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由于遭受偏见和歧视，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学业上的自由选择在那些女孩子因为上学就会被杀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意义。

在实际生活中，人和人之间都有感情关联，彼此都有同情。很明显，母亲照料孩子是出于爱，而不是为了平衡她们的付出和收获。

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反驳了这种观点：将女性在经济中的角色视为女性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社会给她们的定位，这种观点只能证明女性在经济上的劣势。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改变的不是女性，而是经济学本身。

他们用了几十年观察人类在事实生活中的决策，并帮助创建了行为经济学。毫无疑问，所有的经济学都和行为有关，但行为经济学是全新的，因为这一理论建立在人们实际决策的无逻辑之上，而不是简单地断定人是理性的。

潜在卖家（拥有者）当然是把物品价值说得高些，潜在买家就说得低些，这正是理性啊。

拥有马克杯的人，相比没有马克杯的人，他们的估值更高。

正如一间屋子看起来是更亮还是更暗，要看屋外的亮度一样，结果看起来是更好还是更糟要看你的基准点（reference point）在哪里。

一些经济学家承认人类决策的无逻辑性，但还是认为这并不重要，将经济大致描述为理性的是有益的。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家却解释主要的经济活动需要他们独特的理论。比如，行为经济学已经被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飙升以及2000年的暴跌、企业破产和财富的消失。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1946—），他将行为经济学应用到金融市场上。他说，金融市场因为乐观情绪被推高，但很快就会回落。2000年3月，他正准备宣传一本新书《非理性繁荣》。

20世纪90年代，人们看到自己的邻居因为购买科技股票发财，于是也购买相同的股票，并相信股价会保持上涨。股票价格被推得更高，从而印证了他们的想法。

电脑和互联网确实改变了经济，但是投资者对新技术的兴奋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理由。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19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在自己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讲述了类似的泡沫故事。

人们购买股票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企业的产品有了积极的评估，因此股票价格和企业的真实价值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投资者陷入了给不合格企业提供资金的风险——而这并非经济资源的最佳使用方式。

下一个泡沫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希勒预言——这一次是房地产。

当罗思建立起自己的资料库和电脑程序时，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类似市场的事物。这是经济学新领域——“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的范例。

今天的拍卖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拍卖都是由经济学家所设计，使用了一个新的重要的经济领域理论——“拍卖理论”（auction theory）。

拍卖理论始于对不同类型拍卖的观察。你可能会熟悉增价拍卖，这通常用来拍卖古董。拍卖师站在一个明代花瓶后面，大声喊着价格，邀请出价人提高报价，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竞拍人，拍卖师落锤，胜出的出价人支付报价，并把花瓶带回家。在荷兰，每天上百万鲜花通过减价拍卖的方式出售。拍卖师从一个高价开始，逐渐降价，直到有人愿意购买。减价拍卖更快，在卖花上也更有用，以免花朵枯萎。房屋有时候以密封投标（sealed-bid）的拍卖方式出售，每位出价人用密封的信封提交一个报价。报价最高的人支付自己的报价并得到房屋。

不过出售者希望房子的价格越高越好，因此希望你能够按照真实的估值30万英镑出价。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1914—1996）为减让问题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解决办法。他设计了一种拍卖，在这个拍卖中出价人受到了充分的保持诚实的激励。在标准的密封投标拍卖中，胜出的出价人所出的钱等于他们的报价，也就是最高的报价。不选择密封投标拍卖中的“最优价格”（first-price），维克瑞建议进行“次优价格”（second-price）的拍卖，这样报价最高的出价人胜出，但是只需要按照第二高的报价来支付。假设在一场“次优价格”的房屋拍卖中，如果你报价25万英镑，而不是你真正的估值30万英镑。

从传统上来说，有关经济学的争论往往是关于宏观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不是比共产主义更好？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比另外一些国家发展快那么多？罗思和克伦佩雷尔这样的经济学家将经济学转向了微观但依然重要的问题。

投资有赖于人们的乐观情绪——凯恩斯称之为人们的“动物精神”——而不是对未来盈利的可能性得出有利于投资的数学计算。当人们的动物精神受到了扼制，投资就会下降，经济就会萧条。

这是因为市场的基础理论是关于真实物品的买卖。你卖给我土豆，于是你就可以去买围巾。问题仅仅在于你需要卖多少土豆才能买得起一条围巾。在这里，货币实现了土豆和围巾的交换，但是如果只有钱，那么它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对明斯基而言，情况却不是这样。货币和通过贷款制造货币的银行，为经济提供了动力——也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危机。

明斯基说，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开始变得不稳定。一开始，银行对于借贷的人产生警觉。当你决定做一门生意，希望能够挣钱，这是在赌未来。你的赌注是从银行里贷款。银行会试着弄清楚你是否有能力偿还。你能挣得足够多，从而偿还贷款吗？你过去偿还贷款的记录怎么样？当你借钱购买房屋或汽车时银行也是如此行事。

货币和通过贷款制造货币的银行，为经济提供了动力——也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危机。

明斯基说，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开始变得不稳定。

如果你获得了贷款，每个月都要给银行交利息，当然还有原贷款的部分。未偿还贷款的总数越来越少，最终有一天你会还完。

明斯基说，谨慎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大胆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都想要借钱，而银行也愿意借，因为这样银行才有利可图。银行开始争相贷款，于是发明了新的贷款种类，把钱贷给那些偿还能力很有限的人。有些银行贷款，借贷人每个月只需要支付利息。当原贷款到了偿还日期，银行给予延期。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银行的购房贷款就是这么批出去的。明斯基称之为“投机借贷”（speculative lending）：贷款以房价不会下跌以及利率不会上升为赌注，这样借贷人才不会受到贷款的困扰。

在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里，美国房价上涨超过了一倍。放贷人和借贷人创造了一个自我实现的上升螺旋，经济学家有时将这称为泡沫。明斯基将这个不顾后果的借贷系统称作“庞氏金融”（Ponzi finance），这个词来自于一个名叫查尔斯·庞兹的意大利著名的诈骗犯，他的诈骗方案通过制造泡沫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上当受骗。

泡沫的问题在于泡沫会破灭。然后就是明斯基时刻，放贷人感到畏怯，开始要求借贷人偿还贷款。他们停止向有风险的借贷人放贷，房价不再像之前那样快速上涨。这样就破坏了旁氏金融的土壤。人们开始出售房产，房价开始跌落。借贷人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银行开始获取房产的拥有权。建筑公司停止新建筑的开发，经济投资停止，整个国家陷入了衰退。这就是2007年经济崩溃后所发生的事情。

其中一个重要的制造金融危机的创新是“证券化”（securitisation）。证券是金融资产，就像公司的股份，可以买卖。当一家公司向你出售股份，就向你保障了一份每年都有的报酬（分红）。当你出售股份时，买走你股份的人就得到了这份报酬。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放贷被用来制作成可以买卖的证券。这些证券是由不同贷款组成的金融混合体。房产拥有者向购买证券的人还贷。不过，许多这样的贷款都是“次级”（subprime）贷款：发放给那些有很高风险无法偿还贷款的人。

鉴于房价快速上涨，这些证券看起来相当不错，而且也是非常复杂的。（想要比较好地理解某些证券所包含的内容，你必须要阅读海量的文件！）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放贷被用来制作成可以买卖的证券。这些证券是由不同贷款组成的金融混合体。房产拥有者向购买证券的人还贷。不过，许多这样的贷款都是“次级”（subprime）贷款：发放给那些有很高风险无法偿还贷款的人。

当希腊政府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偿还债务的时候，采取紧缩政策，是该国接受欧盟援助的条件。当政府削减类似医院这样的公共服务的开支，抗议者就涌上街头。经济学家甚至开始怀疑，欧洲的货币欧元是否能挺得过这次乱局。希腊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许多人陷入贫困，没钱购买食品和药品，变得病怏怏，而且感到沮丧。希腊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是痛苦传遍了全世界，人们失去了房子和工作，到2009年全球新增了3000万的失业人口。

想象你正在看着一个行进时间长达一个小时的队伍前进，人们按照收入水平从低到高依次排列。每个人的身高都代表他们的收入：有些人是中等收入，那么身高也是中等的；有些人的收入是中等的一半，那么身高也是他的一半。你是中等身高，正站在人行道上看着队列行进，你看到了什么？你可能会首先看到一些矮小的人；然后，当队列经过一半，看到的人的身高和你一样（中等收入的人出现在人群的中间）；随后，逐渐看到后面高收入的人经过你的面前，他们越来越高大。

事实上，如果以美国今天的人口来排列这个队伍，你看到的情形会是另外一番景象。首先，你不会发现队伍开始的地方，因为你根本看不到排在最前面的人。

这是些生意失败或者欠债的人，他们只有负收入，所以他们只能在地表以下前进。不过很快，你会发现一些身高只到你脚面的人从你面前经过。这些是从事低收入兼职工作的人、领取微薄退休金的老人和接受救济的失业的人。

这支队伍的第一个大型群体是一群望不到边的侏儒，这是收入最低的那些从事全职工作的人，也是经济的支柱。你看到成千上万的汉堡店员工、洗碗工、收银员从你面前走过。他们的身高勉强到你的腰部。慢慢地，经过的人越来越高大。出租车司机、屠宰业工人、公司前台走过，然后是导游、档案管理员和室内装潢师。在30分钟的时间里，那些经过的人身高只到你的胸口。直到40分钟之后，才出现了能够和你平视的人，你微笑地看着航空乘务员和钣金工走过去。

“收入分配”（distribution of income）是指流向富人、中层人士和穷人的金钱，有时就以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队伍说明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些最高的人，其收入远远超过了其他人，拉高了平均收入的水平，这意味着人口中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不能达到平均值。统计学家用一句术语总结你所看到的现象：他们认为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偏斜的”（skewed）。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平等。

那时候人们的收入更加平均。在此之后，富人的收入增长比其他人更快：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只拥有国民收入的10%以下。但是，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他们所占的比例已经接近15%。

为什么巨人们会变得如此高大？卡尔·马克思说，这是些通过剥削工人挣钱的资本家；约瑟夫·熊彼特说，这是些勇于冒险的人，他们幸运地获得了财富。传统经济学有一个更平实的说法。问题在于工资，即大部分人的收入来源，是由什么所决定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工人根据自身对生产的贡献获得收入。 他说，那些拥有巨额收入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超高的生产能力。还有另一种不平等的因素：人们的财富——房屋和股份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生意和土地。收入能够增加财富，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皮凯蒂发现了资产增长的原因，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 of capitalism）。人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赚钱：生意和股份带来的利润，以及地租。

皮凯蒂发现，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财富的收益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是3%，那么你的财富增长速度就比它快了7个百分点。工人的工资根据经济的产出情况支付，当经济生产力提升的时候上涨。由于财富收益率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速，工人的工资并不能以你的10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皮凯蒂用一个方程式进行说明，r代表财富收益率，g代表经济增速，于是：r＞g。（皮凯蒂的书非常畅销，甚至有些人把这个方程式印在T恤衫上。）皮凯蒂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使用了该方程式。到了21世纪，美国最有钱的1%的人，拥有了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财富。

有时候，经济学家会受到批评，说他们没有在收入分配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

到了21世纪，美国最有钱的1%的人，拥有了国家大约三分之一的财富。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少部分人比其他大多数人富有的富裕社会，比一个人人平等但所有人都吃不饱的贫穷社会要好。现代经济学的许多内容都是关于效率的，而不是分配。

政府真正能够实现重新分配的手段只有对富人征税，然后分给穷人。但是经济学家担心过多的赋税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自己的收入会被征税，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经济学家所说的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平衡。

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 1944—）说，这个困境被夸大了。首先，“第一福利定理”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市场并不是从有效出发，然后受到重新分配的损害。市场往往是从不那么有效出发，那个桶在你使用之前就是漏的。

有时候经济学家会说，不平等可以鼓励人们怀着致富的期待工作。但是，当不平等过于极端，这个期待就会变得不切实际。出现这种情况时，不平等不会让人更努力地工作，相反他们会对改善处境丧失信心。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同样依赖于劳动力的健康和受教育程度，如果许多人不能支付医疗费用，不能对自己的教育进行投资，那么就会造成威胁。

出现这种情况时，不平等不会让人更努力地工作，相反他们会对改善处境丧失信心。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同样依赖于劳动力的健康和受教育程度，如果许多人不能支付医疗费用，不能对自己的教育进行投资，那么就会造成威胁。

如果我们认为，极端不平等是不公平的，或者对经济效率造成了威胁，我们能做什么吗？皮凯蒂说：可以。不平等的部分原因是由社会选择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对富人征税。一个高的g加上一个低的r，限制了不平等。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减少了对财富的税收，推高了r。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增速下降导致了r和g之间的鸿沟加剧，因此不平等也加剧了；接下来，各国政府减少开支，公共服务的减少损害了穷人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减缓了增长，加剧了不平等的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快速增长，政府对富人征税。一个高的g加上一个低的r，限制了不平等。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减少了对财富的税收，推高了r。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增速下降导致了r和g之间的鸿沟加剧，因此不平等也加剧了；接下来，各国政府减少开支，公共服务的减少损害了穷人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减缓了增长，加剧了不平等的趋势。皮凯蒂说，如果不平等的加剧源于我们经济的运行方式，那么我们就有能力扭转局面。

阿特金森表示同意。除了最低工资，他建议鼓励那些可以促进平等的技术。

那么皮凯蒂的r＞g的公式怎么样？通过加快经济发展，超过财富的收益率，是否可以解决不平等问题？对此皮凯蒂并不认可。他的建议是降低财富收益率，对全世界最富裕的人群征收全球税。然而想一想这些经济巨人的权势和影响力，这怎么可能呢？

在危机期间，女王前往伦敦经济学院，问那里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危机的降临。许多人认为经济学家已经完全和现实脱节了。他们设计出聪明的数学理论，但并不为自己思维之外真实运转的经济费心。甚至那些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所说的话都如出一辙。

在危机期间，女王前往伦敦经济学院，问那里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危机的降临。许多人认为经济学家已经完全和现实脱节了。他们设计出聪明的数学理论，但并不为自己思维之外真实运转的经济费心。甚至那些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所说的话都如出一辙。

经济学家让世界变得简单，这很好。为了获得解释，你需要略去那些不重要的内容，才能看到最重要的内容。但批评者认为，经济学家已经偏出太远，他们已经忘记了，理论之外的真实世界有多复杂。他们做了两种非常危险的简化，认为市场是有效的——由此推导出社会资源的最佳利用；认为人类总体上是理性的——他们可以正确地使用信息，权衡成本和收益。

全球变暖属于经济学家反复研究的一类问题：市场失灵。特别是全球变暖是一个外部性问题。

该工厂在减少排放上应该做到什么地步呢？经济学的原理认为，应该一直减少到最后一吨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的损失等于通过减少排放所带来的利益。

这些人减少碳排放的成本低于给汽油涨价的成本。但是，低音提琴手只能乘车去参加排练，因此减少碳排放的成本对他们来说比较高。他们宁可购买较贵的汽油，继续开车。在税收的情况下，减少碳排放成本较低的人和企业会比那些减少成本较高的人和企业更多地减少碳应用。相对于简单地禁止烧煤，政府能够以整体来说更低的成本实现自己的减排目标。

另一种经济学的解决方案是签发“碳交易许可证”（carbon trading permits）。许可证允许持有者排放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没有证书的人不能排放。为了实现设定的排放水平，政府签发等于该数量的证书。企业可以购买和销售这些证书。一家自觉难以削减排放的企业可以从另外一家能更容易削减排放的企业购买许可证。

相对于简单地禁止烧煤，政府能够以整体来说更低的成本实现自己的减排目标。

诺德豪斯相信，通过对经济学最基本的工具——成本与收益的平衡——的关键性应用，我们仍然有时间解决全球变暖问题，避免全球性灾难。

经济学还面对更广泛的有关人类社会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问题。自由市场和竞争，或者让人们聚在一起合作，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吗？金融市场在经济增长中还能发挥什么其他作用？

经济学家利用自己有关自由市场和理性的理论，重新设计了我们的社会，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非洲和20世纪90年代共产主义终结后的俄罗斯。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经济学家过度应用他们所掌握的基本原理，但对被经济理论所忽视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层面缺乏了解。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本书所讲述的漫长历史中，怀揣各种政治理念的思想家用许多不同的方式看待经济学。一些人是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一些人希望改进，一些人希望将其摧毁。基础经济学课程中似乎快要遗忘那些叛逆思想家的理念，像托尔斯丹·凡勃伦、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甚至还有那些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人，如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们所有人都对经济和社会如何发展这一最宏大主题感兴趣，而不是那些更狭隘的问题

基础经济学课程中似乎快要遗忘那些叛逆思想家的理念，像托尔斯丹·凡勃伦、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甚至还有那些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人，如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们所有人都对经济和社会如何发展这一最宏大主题感兴趣，而不是那些更狭隘的问题，譬如个人和企业如何在选择一款冰箱或租用新办公场地时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

书中谈论过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回应。在经济学里，没有数学题那样永远“正确”的回答。在见过历史上思想家们的不同回应之后，我们应该能够受到启发，做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回答。我们需要新的观念来面对今天的经济问题，不论是极端不平等、金融危机还是全球变暖。

在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最先思考经济学的人：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关心生活最基本的，那些我们至今仍然需要面对的问题。人类社会的良好生活需要什么？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和满足？真正的繁荣由何而来？这些经济学开始的地方，在经历了那么多争执和反对之后，也是它再次出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