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国力对比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进入了全面战争的状态。

自19世纪末以来，中日两国战争不断；北伐前后日人更加猖狂，发动“九一八”，操作伪满洲国独立，占据青岛、济南血案、教唆华北自治，鼓动内蒙独立，。。。挑衅不断。国民政府朝野上下，对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早有警惕，采取一些措施拖延战争爆发，为提升国力、充斥武备争取时间。至战争全面爆发仍无法改变在国力上的绝对劣势。

国民政府为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财力不足，内乱不断，并未扭转中日之间敌强我弱的不利局面。蒋介石在1935年五全大会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来源：何智霖编辑：《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5页。

这并不是避战妥协，而是基于本国国力的深刻认识而做出的无可奈何的决定。而日本方面也正是基于对自身国力的优势，才敢得寸进尺，不断挑事。

在抗战爆发前，中国和日本在综合国力层面存在巨大的差距。数据对比可见：虽然中国在人口和国土面积上远远超过日本，但是日本在人口素质、经济总量、工业水平以及科技水平等方面均占有巨大优势。中国要想以弱胜强必然会有一场苦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据东三省，使得其对华经济优势更为突出。日人对东北的全面占据，不仅使得东北资源尽入敌手，大大缓解了日本方面资源匮乏的局面，而且基本阻断了中国重工业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这样一来中日间本来就悬殊的差距又被拉大了。

除经济领域外，日本在社会教育和组织方面也较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极其重视教育，至清末民初，其教育事业己初具规模，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均远非中国可以比拟。教育方面的差距在中日两国的兵员素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日军中受过基本教育的兵员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其军官更是大多出自专业军事院校；反观中国方面列兵中受过教育的人数几乎凤毛麟角，即使在中高级军官中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除此之外，日本除正常的教育体系外还尤为注意全国国民之组织与训练：15岁至25岁的青年团，中层社会的各种爱国团体以及全国各地工会农会的组织与指导等等，都是以国防为目的的变相军事团体。日本对国民的组织程度和控制程度都要比尚未建立近代社会管理机制的中国要强得多。

在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军事方面，日本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可以发现：中国方面除了现役军人总数上对日本占有优势外，在海、空军方面均远远逊于日本。特别是在海空军方面，中国不仅在空军军机数量和海军吨位上被曰本方面大幅度领先，而且在装备质量、训练程度以及军需保障支持体系上更是被日方遥遥领先。

图表说明：日本陆军兵力数量上虽少于中国，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日整体军事实力的对比中，日本不仅在质量上占有硬实力的优势，在兵力动员和兵力投送上也拥有较大的优势。日本推行征兵制度已久，拥有完善的征兵体系和动员体系，虽然现役人数仅为38万人，但其预备役73万8千人，后备役87万9千人，第一补充兵157万9千人，第二补充兵90万5千人，合计可动员兵员886万人。除了预备役补充兵员外，日本还可以通过征兵令从普通民众中召集兵员，在二战期间以区区九千余万的人口竟可动员2710余万人。中日动员能力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来源：何智霖编辑：《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7页。

中国表面上的人数优势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国军战前虽有近200个师的编制，但是中国国土辽阔，且各地地方势力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度和服从度差异巨大，在抗战之初，中国可以投入一线作战的兵力十分有限，可以投入战场的兵力为步兵80个师，９个旅，９个骑兵师，２个炮兵旅，16个炮兵团，总计不足百万人，相比较之下，日军在抗战初期，集中全力于中国战场，在一线兵力上甚至较中国占有优势。---来源：何智霖编辑：《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7页。

中日陆军师级作战单位在编制上存在的巨大差距。

日军一个师团装备充足，军备充实，编制庞大，是步、骑、炮、装甲多兵种配合的复合型作战单元；而中国方面则是以轻装步兵为主的单一兵种作战单位。

两者相比日军师团不仅在兵员、火力、机械化程度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且训练程度和专业化程度也相当髙。国民政府本打算在抗战前对所属军队进行整编，计划将全国军队以德械武装整编为60个师的国防军，但因为抗战爆发，整军计划仅仅完成三分之一多就被迫中断，且整编完成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中央军中完成整编的精锐部队，对阵日军尚不占据明显优势。各地方势力所属的地方部队编制、装备及训练较中央军尚有明显差别，对抗日军更是不堪一击。

抗战爆发前后，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与中央军两个整编师，地方军一个军的战斗力相当，甚至日军还略占优势。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巨大伤亡和惨痛牺牲，在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是中日两国国力、军力悬殊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图表说明：

１、表内编制装备数属国民党军1937年20余个整编师编制，其余各师实力只有整编师五成左右。

２、中国军队炮兵在炮弹和观测器材方面严重不足，运输补给能力薄弱。

军需工业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战争潜力的强弱。日本困居日本列岛，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但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于轻重工业发展高度重视，又因侵略成性，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极高，军事工业素称发达。至抗战爆发前，日本已有金属工业工厂6600余所，机器工厂9000余所，化学工业工厂4300余所，军用资料制造厂34所。与战争相关的全部武器装备，上至航空母舰、战列舰、大口径火炮、各类军用飞机，下至枪械、弹药、各种单兵装备，均能自主生产。加其工业基础良好，民用企业可在战时迅速转化为军事企业。

另有掠夺自我国东北的铜、铁、锡、煤等战略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国内资源匮乏的困境。

当时的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脆弱，工业基础最好的东北在“九一八”后又被日本控制，国内独立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己被阻断，军工基础薄弱，资金不足、设备老旧、技工缺乏。国内各兵工厂只能生产武器弹药，飞机、重炮、战车等技术装备基本无法自主生产，战损补充完全依靠外援。

国民政府基于对中日两国国力的客观认识，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战争，在稳定了国内政治局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这些提前应对的措施虽然并未在根本上改变中日国力悬殊巨大的局面，但是为我们全面认识抗战前中国方面的准备和态度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视角。

经济是构成国家实力的基础，更是进行战争的物质保障。为了确保经济的发展适应国家形势的需要，国民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并结合国内外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抗战前为期十年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抗战的进行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国民政府在战前进行的交通建设和币制改革上也有突出的成绩。

在铁交通方面：1936年1月浙赣铁路通车，极大地改善了东南几省的交通状况。1936年9月粤汉铁路株洲韶关段直通车，使粤汉、平汉铁路连成一气，成为中国贯通南北之大动脉。此外同蒲铁路、江南铁路、淮南铁路、苏嘉铁路都在抗战之前不久通车。连接湘、黔、桂三省，与粤汉铁路、浙赣铁路分别接轨，对经济国防都有重要作用的湘桂铁路、黔桂铁也在抗战发生后修建完成。除了沟通南北东西的铁路干线外，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于国内公路的建设也十分重视，至“七七事变”发生时，中国已有公路115000余公里。在抗战前国民政府主导的国内交通建设，不仅加强了国内各区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对统一调配国内各区军事力量，方便接受外援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抗战前后建成的铁路和公路要道，在日后成为了支撑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命脉。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推进法币改革货：停用现银，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定货币。为法币对外汇价稳定起见，由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改革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币制混乱的局面。改革不仅促进了全国金融统一，财政统一，对国计民生贡献巨大，改革的顺利推行和积极效果也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政府的威望，提高了国民政府对于经济局势的管控能力和调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

为了改善国军编制庞杂，战力不高的局面，1935年3月，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之下，设立陆军整理处并将其作为全国陆军整理计划机关，领导全国的陆军整编工作。国民政府原计划以德国国防军为蓝本，利用德国装备武装，分三期将全国军队完成整编为60个整编师。---来源：刘凤翰著《中国近代军事史丛书》第四缉，抗战（上），台北，2008年，第411页。

但是由于国力有限，经费不足，外加德械供应的延迟，整个整军工作进展的相当缓慢，各整编单位实际增加单位，与整编计划相去甚远，特别是火炮、战车等技术装备。1936年先后有17个师旅级单位的军事主官因整军工作迟缓而做出检讨。---来源：何智霖编辑：《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1-12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整军计划中断，在“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整军计划第二期尚在进行中，中央直属军队中仅编成24个整编师。（来源：刘凤翰著《中国近代军事史丛书》第四缉，抗战（上），台北，2008年，第411页。）尽管如此，这些部队成为一期抗战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骨干力量，打破了日军妄图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

军官团的质量优劣、意志强弱是衡量军队战斗力强弱的重要指标。1933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围绕“意志统一、力量统一”最终落实到“明耻教战”等主题，先后组织了庐山训练、峨眉山训练，对国军的军官队伍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1933年7月开始的庐山训练自当年８月初开始到９月底结束，共分为三期，以参加江西剿共中央直辖部队３２个师及若干特种部队中的中、下级干部为培训对象，外加大全体学员及军校暑期训练班全体学员，三期共计培训3200余人。---来源：何智霖编辑：《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4年，第13页。

1935年8月，蒋介石坐镇成都，在峨眉山报国寺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自当年８月初至９月底共办两期，受训学员共5000余人。本次培训以川、滇、黔三省，军、政、教育各界干部为训练对象，包括部队少校以上军官、地方团队中队长以上人员、各公安局局长及县公安科长各、各县教育科长和局长、中等学校以上校长、学校军事教官及童子军负责人。川省重要的军政首长均带团参加此次培训。？峨眉山暑期培训使得国民政府得以深入四川，加强了中央对于四川的控制与联系，为日后四川作为大后方提供条件。1937年7月，国民政府在庐山举办了规模超空前的军事委员会暑期训练团。此次培训共办理两期，调训学员7000余人，学员来自包括党、政、军、警教育各界。

综上，在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感到中日全面战争的威胁，进行了积极的应对。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未雨绸缪的效果，并在激励人心和鼓舞民心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国民政府针对军政体系的思想训练，对于锻炼军民抗战意志，引导国民坚持抗战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举措在短期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日的实力对比。

面对敌强我弱而又准备不足的局面，中国唯有继续开展积极、彻底的全面动员，特别是调动广大民众的热情并贏得他们的支持，才有可能羸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认识在当时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常识，同时也是摆在国人面前唯一可行的致胜图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