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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活着》自序

2023-06-12 14:36|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也有这样的作家,一生都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福克纳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找到了一条温和的途径,他描写中间状态的事物,同时包容了美好和丑恶,他将美国南方的现实放到了历史和人文精神之中,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现实,因为它连接了过去和将来。

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在描写现实,可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是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

前面已经说过,我和现实关系紧张,说得严重一点,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

海盐,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韩文版自序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部作品,这样的任务交给作者去完成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愿意试一试,我希望韩国的读者能够容忍我的冒险。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我知道,《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文学就是这样,它讲述了作家意识到的事物,同时也讲述了作家所没有意识到的,读者就是这时候站出来发言的。

北京,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日文版自序

我曾经以作者的身份议论过福贵的人生。一些意大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十分有益的问题:“为什么您的小说《活着》在那样一种极端的环境中还要讲生活而不是幸存?生活和幸存之间轻微的分界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中国,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生活和幸存就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它们之间轻微的分界在于方向的不同。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活着》中的福贵虽然历经苦难,但是他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如果用第三人称来叙述,如果有了旁人的看法,那么福贵在读者的眼中就会是一个苦难中的幸存者。”

出于上述的理由,我在其他的时候也重复了这样的观点。我说在旁人眼中福贵的一生是苦熬的一生;可是对于福贵自己,我相信他更多地感受到了幸福。于是那些意大利中学生的祖先、伟大的贺拉斯警告我:“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贺拉斯的警告让我感到不安。我努力说服自己:以后不要再去议论别人的人生。现在,当角川书店希望我为《活着》写一篇序言时,我想谈谈另外一个话题。我要谈论的话题是──谁创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应该是时间创造的。我相信是时间创造了诞生和死亡,创造了幸福和痛苦,创造了平静和动荡,创造了记忆和感受,创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创造了故事和神奇。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说的就是时间带来的喜悦和辛酸: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四讲述了一个由时间创造的故事。一位名叫崔护的少年,资质甚美可是孤寂寡合。某一年的清明日,崔护独自来到了城南郊外,看到一处花木葱翠的庭院,占地一亩却寂若无人。崔护叩门良久,有一少女娇艳的容貌在门缝中若隐若现,简单的对话之后,崔护以“寻春独行,酒渴求饮”的理由进入院内,崔护饮水期间,少女斜倚着一棵盛开着桃花的小树,“妖姿媚态,绰有余妍”。两人四目相视,久而久之。崔护告辞离去时,少女送至门口。此后的日子里,崔护度日如年,时刻思念着少女的容颜。到了第二年的清明日,崔护终于再次起身前往城南,来到庭院门外,看到花木和门院还是去年的模样,只是人去院空,门上一把大锁显得冰凉和无情。崔护在伤感和叹息里,将一首小诗题在了门上: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简短的故事说出了时间的意味深长。崔护和少女之间除了四目相视,没有任何其他的交往,只是夜以继日的思念之情,在时间的节奏里各自流淌。在这里,时间隐藏了它的身份,可是又掌握着两个人的命运。我们的阅读无法抚摸它,也无法注视它,可是我们又时刻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就像寒冷的来到一样,我们不能注视也不能抚摸,我们只能浑身发抖地去感受。就这样,什么话都不用说,什么行为都不用做,只要有一年的时间,也可以更短暂或者更漫长,崔护和少女玉洁冰清的恋情便会随风消散,便会“人面不知何处去”。类似的叙述在我们的文学里随处可见,让时间中断流动的叙述,然后再从多年以后开始,这时候截然不同的情景不需要铺垫,也不需要解释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文学的叙述里,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须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另一个例子来自但丁《神曲》中的诗句。当但丁写到箭离弦击中目标时,他这样写:“箭中了目标,离了弦。”这诗句的神奇之处在于但丁改变了语言中的时间顺序,让我们顷刻间感受到了语言带来的速度。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不仅仅创造了故事和情节的神奇,同时也创造了句子和细节的神奇。

我曾经在两部非凡的短篇小说里读到了比很多长篇小说还要漫长的时间,一部是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另一部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这两部作品异曲同工,它们都是由时间创造出了叙述,让时间帮助着一个人的一生在几千字的篇幅里栩栩如生。与此同时,文学叙述中的时间还造就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和《百年孤独》的故事和神奇,这些篇幅浩瀚的作品和那些篇幅简短的作品共同指出了文学叙述的品质,这就是时间的神奇。就像树木插满了森林一样,时间的神奇插满了我们的文学。

最后我应该再来说一说《活着》。我想这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因此它也表达了时间的漫长和时间的短暂,表达了时间的动荡和时间的宁静。在文学的叙述里,描述一生的方式是表达时间最为直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说时间的变化掌握了《活着》里福贵命运的变化,或者说时间的方式就是福贵活着的方式。我知道是时间的神奇让我完成了《活着》的叙述,可是我不知道《活着》的叙述是否又表达出了这样的神奇?我知道福贵的一生窄如手掌,可是我不知道是否也宽若大地?

北京,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七日

英文版自序

我在1993年中文版的自序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

作家的写作往往是从一个微笑、一个手势、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忆、一句随便的谈话、一段散落在报纸夹缝中的消息开始的,这些水珠般微小的细节有时候会勾起漫长的命运和波澜壮阔的场景。《活着》的写作也不例外,一首美国的民歌,寥寥数行的表达,成长了福贵动荡和苦难的一生,也是平静和快乐的一生。

老黑奴和福贵,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经历着不同的时代,属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嗜好,然而有时候他们就像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所有的不同都无法抵挡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人的共同之处。人的体验和欲望还有想象和理解,会取消所有不同的界限,会让一个人从他人的经历里感受到自己的命运,就像是在不同的镜子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形象。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神奇,这样的神奇曾经让我,一位遥远的中国读者在纳撒尼尔.霍桑、威廉.福克纳和托妮.莫里森的作品里读到我自己。

北京,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麦田新版自序

今年是麦田出版公司成立十五年,《活着》中文繁体字出版十四年。麦田的林秀梅打来电话,告诉我,《活着》在台湾出版十四年来,每年加印,麦田决定出版《活着》的经典纪念版,希望我为此作序。

我能写下些什么呢?往事如烟,可我记忆犹新。198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远流出版公司主持文学和电影出版的陈雨航来到北京,与我签下了两本小说集的中文繁体字出版合同。在台湾,是陈雨航发现了我,是他把我的作品带到了台湾。那些日子我们经常通信,我已经习惯了远流出版公司的信封和陈雨航的笔迹。两年多以后我收到了陈雨航的一封信,仍然是熟悉的笔迹,却不是熟悉的远流信封了。陈雨航告诉我,他辞职离开远流了。差不多一年过去后,陈雨航和苏拾平来到北京,我才知道他们成立了麦田出版公司。

《活着》是我在麦田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后来我全部的小说都在麦田出版了。十多年的同舟共济以后,我很荣幸《活着》是麦田出版图书中的元老。1994年初版时的编辑是陈雨航,2000年改版后的编辑是林秀梅,2005年再次改版后的编辑是胡金伦,不知道这次经典版的编辑是谁?

我已经为《活着》写下过四篇序言,这是第五篇。回顾过去,我感觉自己长时期生活在现实和虚构的交界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如此,在现实和虚构之间来来去去,有时候现实会被虚构,有时候虚构突然成为了现实。十五年前我在《活着》里写下了一个名叫福贵的人,现在当我回想这个福贵时,时常觉得他不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我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位朋友。

1992年春节后,我在北京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平房里开始写作《活着》,秋天的时候在上海华东师大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修改定稿。最初的时候我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来写作福贵的一生,可是困难重重,我的写作难以为继;有一天我突然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让福贵出来讲述自己的生活,于是奇迹出现了,同样的构思,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写作时无法前进,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后竟然没有任何阻挡,我十分顺利地写完了《活着》。

也许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命运。写作和人生其实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寻找方向,也许我们是对的,也许我们错了,或者有时候对了,有时候错了。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论定之前,在古罗马人所说的出生之前和死去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为何我当初的写作突然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转化为第一人称?现在,当写作《活着》的经历成为过去,当我可以回首往事了,我宁愿十分现实地将此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不愿去确认所谓命运的神秘借口。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最为朴素的答案。《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还有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有时候会影响自己的人生态度;而我自己写下的作品,有时候也同样会影响自己的人生态度。《活着》里的福贵就让我相信: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我想,这可能是二十多年写作给予我的酬谢。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五日

余 华

余华(1960年4月3日-),浙江杭州人,中国当代作家,中国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余华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品有《兄弟》《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在细雨中呼喊》等。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兄弟》被瑞士《时报》评选为2000年至2010年全球最重要的15部小说之一。其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等20多种语言在外国出版。其他作品还有《鲜血梅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难逃劫数》《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战栗》等,也写了不少散文、文评和音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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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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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作者:余华

出版: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2018年7月

附 1

工作 与人生

文 丨王小波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系副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吧。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附 2

《跟史老师从小读到大》第八期

第十二讲

“脑袋掉不下来,倒是疼得死去活来”

作 业

命笔: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王小波《工作与人生》)

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余华《活着》中文版自序)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圣经·哥林多前书4:12》 )

认真阅读以上三段文字(建议将王小波和余华的两篇文章全文读一下),自拟标题,自选角度,联系现实生活,结合你的阅读思考,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话题的观点态度。如有引用,请务必注明出处,不少于800字;请务必贴作业贴——请家长们也认真地写一写吧,你们绝对会收获巨大!

报名“跟史老师从小读到大”第八期

史金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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