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屋山“愚公移山精神”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所开展的济源王屋山文化公益事业，我们接受基金会的工作安排，就王屋山文化中最重要的“愚公移山精神”，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化地研究梳理，这次研究成果将对基金会更加有效指导王屋山文化公益项目工作， 发挥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愚公移山精神”的时代背景

1945年之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关键时期，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亚洲，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已经开始了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各地的侵华日军完全被包围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日本侵略者为了打通交通线，迫使国民党早日投降，向河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猛烈进攻，致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方面面临把日本帝国主义最终赶出中国的巨大任务;另一方面面临着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国民党军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政权的巨大挑战。同时，在党内也存在着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对前途过度乐观等错误思想。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如何为革命的最后胜利准备条件，就成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艰巨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党的“七大”召开了，也就是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愚公移山精神”。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后，对“愚公移山精神”的重要论述，通过研究发现，至少有五次：

(一)早在1938年4月30日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对即将开赴太行山等地的干部们提出要求：要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统移掉。

(二)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讲到自卫与反击的时候，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先向大家复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他说：“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是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穷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

(三)1945年5月31日所讲的“结论”。在谈到大会团结精神时，毛泽东指出：“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山挖掉。”

(四)在1945年6月11日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标题，把《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正式写进闭幕词中。这篇文章开头是对“七大”的总结和评价，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接下去就讲到如何宣传大会的路线，“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接下来他在讲了“觉悟”的概念后，讲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号召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五)据晋察冀边区代表李德仲回忆，毛泽东在七大之后，“‘愚公移山’问题也是每会都讲，所以使大家的思想非常清楚。当时估计到，夺取东北有许多困难，日本在东北统治了14年之久，夺取东北不是很容易!在敌后还有战争，国民党还要反共，在这种情况下，为取得东北的胜利，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毛泽东为什么要用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故事，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呢?那么这个“早”，“早”在何时? 1921年7月，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赢得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奋斗宗旨。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批评当时社会上有人希望借助列强的力量来改变中国的面貌、建立独立的国家是一种“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错误观念，指出“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中国革命的艰苦环境和困难条件所决定的。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指出：“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在黑暗如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要想改造中国，就只能像愚公一样自力更生，奋斗不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以太行山脉、吕梁山脉为依托，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根据地。华北既是抗敌前线，又是身处重围的敌后方，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屡遭扫荡、烧杀、封锁，敌人使用的就是“囚笼战术”。毛泽东曾讲过：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在七大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讲到：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可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遇到了和愚公一样的难题，被“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出路。

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认为，这里有一个司令官问题、一个队伍问题、一个敌人问题。“愚公移山”的故事正好形象地说明了这三要素：司令官是愚公，队伍是家人子孙、邻人，敌人是大山。对于挖掉“两座大山”，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外、国内外的形势有着清醒估计，在对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和决心的同时，更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曾列举出17种可能遇到的严重困难，做好了防患于未然和战胜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单有先锋队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复多次强调“愚公移山精神”，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中，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觉悟。毛泽东在闭幕词中，用了两次“觉悟”。其一，“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这里强调的是共产党员要觉悟起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觉悟起来;其二，“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这里强调的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第一个觉悟是基础、是前提;第二个觉悟是目的、是最高目标，惟有觉悟，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看做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就一定成功。

二是决心。毛泽东把“愚公移山精神”概括为四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其中，第一句话就是“下定决心”，号召共产党人要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并提出，“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如此重视革命必胜的信心教育，是因为他充分估计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建立新中国的艰巨性及党面临的各种困难。信仰正确、信念坚定、信心十足是革命最终胜利的关键条件。愚公那种不达目标不罢休的信心和决心，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是大众。愚公挖山的诚心和毅力，感动了上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比做“上帝”，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把人民群众比做上帝，把大众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一贯的群众观点，即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全党的努力感动了全国人民大众这个“上帝”，一齐“挖山”，艰苦卓绝的革命事业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感动上帝”的历史也昭示中国共产党人，感动上帝，必须全心全意为“上帝”谋利益，必须相信和尊重“上帝”，必须同“上帝”打成一片。

四是团结。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里，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愚公全家老小、子子孙孙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形成了挖山的合力。毛泽东借用了这一故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众志成城，一齐起来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靠的正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内的伟大的民族精神，靠的是亿万人民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38年讲“愚公移山精神”时，是要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1945年“七大”时，他只提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而未提资本主义这座大山，这是因为召开“七大”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共两党正在合作，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抗日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未提挖掉资本主义这座大山。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爆发，此时官僚资本主义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才出现了后来要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策略。毛泽东是将愚公移山做为一种精神，面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去挖这些山的。例如建国之后，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主，毛泽东便在1957年发出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号召。毛泽东这一生可以讲就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化身，他就是愚公的性格，终生不渝他的“移山”之志。他的《愚公移山》赋予了这则寓言故事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完成了愚公移山从寓言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作《愚公移山》讲演时，在场代表共752人，代表着121万党员。讲演令现场每个人激动不已，终生难忘。参加过七大的晋冀鲁豫边区、晋察冀边区的代表们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在日记中记载：七大闭幕那天下午，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后，毛泽东讲到愚公时，每讲一句，即举手掰一个指头。当讲到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全国人民一齐起来挖这两座大山，一定会挖掉的。讲完后，全场代表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长时间鼓掌不息。

时任屯留中心县委书记的高扬文回忆：“在会议期间，最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最深奥的理论问题、最复杂的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讲话中警句连篇，幽默而又十分恰当的比喻经常出现，不但使代表们加深了对报告和讲话的理解，而且越听情绪越高。毛主席是带着感情讲话的，有时娓娓而谈，有时慷慨激昂，当讲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消灭共产党时，则厉声怒斥。毛主席讲话的艺术，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据七大代表们回忆，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后还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完不成这个任务，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儿子”，当时全场寂静、严肃，然后报以热烈的鼓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毛泽东讲话后，接着讲到：我和国民党顽固派谈判时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书记不是陈独秀，而是毛泽东啊!并且向大会郑重宣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中国革命搞胜利，这一任务用不着交给我们的儿子。”

二、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爱“愚公移山精神”？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认真听取老师杨昌济讲授的以“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为主题的修身课，还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他十分强调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深感“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渴望“当今世界，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但青年毛泽东并不因此而否认中国传统伦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他在肯定新学之“可珍”的同时，仍然不忘“尚有其要”的国学，而“为人之学”的道德思想又是国学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除了批判地汲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以外，还直接受到儒家、墨家和管仲学派的思想影响，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能够把共产主义精神与优秀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道德准则。

青年毛泽东说：“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的科学。”又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思想道德必真必实。”“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又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从历史看，道德“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这说明，在道德思想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的经验论倾向，始终是很明显的。

对于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他看来，道德哲学是同整个宇宙观密切相关的。他曾经强调要探究“本源”之学，指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吾心之中。”“必须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

道德哲学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在于它是人的理想和信仰的理论基础。由于青年毛泽东认为“宇宙之真理”，“具于吾心之中”，因此，他完全赞同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关于“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的论断，在《批注》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新理想”，“生活理想。”同时，毛泽东指出：“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人们有了道德哲学作指导，就会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提高道德自觉。

毛泽东强调说：“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进化观与发展观是一贯的，他曾经批评过：“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指出“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深刻地批判了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保守观念。

正是由于上述思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壮志凌云，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重事功，好奋斗的精神，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之中，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从小学时代起，毛泽东就有志于“富国强兵”、“改造中国”的意想。小学时代的毛泽东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11年春，毛泽东曾抄录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这样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此来表达自己少年时代所抱负的爱国壮志。

他在与朋友商拟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方针时就说到：“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和世界。”“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所以，1957年毛泽东发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号召，与他青少年时代“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完全一致。

为了承担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奋斗”精神。在听杨昌济的《修身》课时，毛泽东作了以下记录：“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奋斗，……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大概是在1917年毛泽东24岁时，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所以，毛泽东非常喜爱愚公移山那种奋斗精神。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儒家的君子风度和圣人境界，他根据杨昌济讲课的内容，进一步把“君子”分成“传教之人”与“办事之人”两类。按照《讲堂录》的记载，所谓“传教之人”，就是“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至于“办事之人”，就“如诸葛武侯、范希文”等是也。实际上，“传教之人”就是所谓“圣贤者”;“办事之人”就是所谓“豪杰”者也。青年毛泽东对“圣贤”和“豪杰”都很崇敬，但相比而言，他当然更崇拜“圣贤”。因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毛泽东曾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认为孔子是“古代圣人”，“最大的思想家。”同时，毛泽东十分赞赏圣贤与豪杰的“至伟至大之力”和“至刚至强”的品格，并认为这符合“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的精神。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人民斗争的发展，青年毛泽东原先依靠希圣希贤的观念有所改变，他逐步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回答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紧接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看到了当时“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这使他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就彻底抛弃了“君子救小人”的观念，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如此，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特别强调了人民便是“上帝”，全国人民一起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正是这个原因，《愚公移山》才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放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老三篇”思想体系。

三、毛泽东高度关注寓言《愚公移山》有哪些历史原因？

从寓言《愚公移山》诞生后的2000多年时间内，这则寓言和绝大多数的寓言故事一样沉淀在历史文献中，很少被人提及。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思想空前活跃。“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旧的思想体系开始被打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批判2000多年来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思想，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和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反思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失败的思想根源。

新文化运动呼唤新的民族精神，于是历史选择了愚公移山精神，《愚公移山》寓言故事从尘封的历史走上了时代的前台。

(一)1913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早在1913年读师范时，毛泽东在其《讲堂录》里，便记有《列子·汤问》中纪昌学射，视虱如车轮之事。可以推测，他这时即已读过载于同书的愚公移山故事。毛泽东推崇愚公移山，还与毛泽东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湖南文化性格有关。遇事做到底，坚韧执着，是湘学士风的一个显著特点。湖南人常说的“霸蛮”一词，就有这个意思。青年毛泽东“独服”的曾国藩，讲求“忠义血性”，常说“打脱牙，和血吞”，以及“志之所向，金石为开”，就是执着地将理念付诸行动的刚毅。

(二)1918年“五四”运动著名人物傅斯年提出“愚公移山论”

“五四”运动时期，第一个关注《愚公移山》寓言故事的人是傅斯年，他是“五四”期间的学生领袖之一，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闯将之一，他的不少文章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先驱的文章一样，犹如号角匕首，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曾任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校长。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在北大演讲时，曾多次提到傅斯年先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当时虽然还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主编的《新潮》杂志却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齐名，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胡适先生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1918年11月，就在他主编的《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写了一篇大文章——《人生问题发端》。在这篇宏文中，傅斯年批判了达生观、出世观、物质主义、遗传的伦理观念等四种拿“非人生”破坏人生的“左道”观念，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他把《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完整地截取出来，用这则寓言来代表他的思想，并把他的思想、他的观念称为“愚公移山论”。

“愚公移山论”到底是什么?傅斯年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超越了《愚公移山》寓言，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为公”、“民众”和“努力”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公”。他的人生观念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所谓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这是傅斯年先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是对愚公挖山不止的一种诠释。

第二是“民众”。在封建社会，人们讲的是君主，关注的是君王，但傅斯年却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故事的主角愚公以及和愚公一样的“民众”。提出要自由发展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发展权利，特别提到“群众力量”这个非常现代的观念，他认为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是可以战胜自然界的。他的这种民众意识、大众意识，实现了愚公移山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跨越，成为《愚公移山》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第三是“努力”。努力是《愚公移山》寓言故事本身蕴含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流淌在人们的血液里。傅斯年更深地挖掘了“努力”的含义。他提出，“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地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并说“但能群众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竞成’的”。

傅斯年的这篇文章，在《新潮》发表之后，在全国思想界、理论界引起很大轰动，傅斯年的“愚公移山论”、“愚公人生观”成为当时新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愚公移山》寓言故事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也就成为人们争相探讨的对象。至此，傅斯年先生完成了《愚公移山》由寓言故事到民族精神的发轫。而当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做报刊借阅登记工作，可以想像，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现状、未来、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毛泽东不会不读这篇文章，也许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才有了日后毛泽东对愚公移山更深刻的关注

(三)1940年著名画家徐悲鸿作品《愚公移山》问世

著名画家徐悲鸿，1940年创作了激励中国人民抗战的绘画作品《愚公移山》，其立意在于鼓舞人民将抗日进行到底，并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

画家构图有意采用横卷，人物顶天立地，左右展现出壮阔的场景。左边一只大象，背上负有大筐。跟大象迎面而过的是一个躯体高大、肩担箩筐的男子。右边是愚公，他银发长须，正在跟邻人京城氏“孀妻”谈话;左右各有一小孩，一个端着碗正在吃饭，另一个双手搬着簸箕。前面山口几个壮男，正抡起镢头与钉耙挖山。那个黑面大腹的力士双手高举，张着大嘴，好像能听到他发出的哼哟哼哟的喊声。有的全身倾斜，猛举钉耙，具有雄武之美。背景有运石头的牛车，妇女小孩们也参加了挖山运石的工作。

整个画面只见到四个中国人，其余的都是印度人。这是为什么呢?据徐悲鸿先生回忆说：“艺术但求表达一个意思，不管哪国人，都是老百姓。‘冀州之南，河阳之北’的‘北山愚公’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样，‘孀妻’也只好穿件黑衣。”这幅画是在印度画的，限于条件，人物模特儿只能找印度人。画面为什么画裸体，艾中信先生曾问过画家，画家说：“不画裸体表达不出那股劲。”向山石宣战是要用很大的体力，倘若叩石者都穿上服装，全身使劲的紧张状态，就不容易充分表现出来。

1939年12月6日，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经新加坡、仰光、加尔各达，抵达圣地尼克坦。1940年2月，甘地访问尼克坦，泰戈尔向甘地引见徐悲鸿。徐悲鸿创作了《甘地》画像，圣雄甘地的精神，强烈刺激了徐悲鸿一定要创作《愚公移山》这幅大作品，为此他画了草稿与人物写生数十幅。5月，《愚公移山》的构思，臻于成熟。1940年8月24日下午1时，徐悲鸿开始绘《愚公移山》。此前已先后作草稿30余幅。

这幅作品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奋起觉醒的热切期望，也说明了那个时代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呼唤，已成为有识之士共同的觉悟。

(四)1945年傅斯年与黄炎培等人去延安力促国共合作

1945年7月初，傅斯年、褚辅成与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等民盟人士一行6人，组团由重庆飞赴延安，希望以中间人的身份，力促国共两党协力合作，推动抗战胜利早日到来及战后的国家重建。期间，毛泽东专门花了一个晚上与傅斯年单独交谈，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毛泽东谈起当年“五四”运动时傅斯年的叱咤风云的情景，并称赞他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傅斯年相当识趣且又不失狡黠地回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离开延安返回山城前，毛泽东应傅斯年要求为其书法一条幅，其中写道：“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这里引用唐人章碣的咏史诗，显然与傅斯年在谈话中将毛泽东等比喻为雄才大略的“刘项”有关。更为巧合的是，傅斯年一行6人盘桓延安之时，正是中共“七大”刚刚闭幕后不久。可想而知，此行之筹划联络，自然当在“七大”之前或至少中间。恰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愚公移山精神”。由此可知，傅斯年的“愚公移山论”，对毛泽东在“七大”上发表《愚公移山》，有着直接的关系。

古代神话、寓言故事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精卫填海》、《邯郸学步》、《叶公好龙》等，有很多是具有深刻哲理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众多的神话、寓言中，只有《愚公移山》能够从寓言故事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其原因是，这则寓言从思想内涵上看，它探讨了事物的相对性规律，生发了对立统一的意识，内涵着古代先民朴素的哲学思想：

1、愚与智。寓言的主人公是愚公，同时又有一个对立面智叟。这从文学的角度构置了一个矛盾，从哲学的角度讲述了一个“愚与智”的关系。愚公看似愚蠢的移山壮举，是因为有“指通豫南，达于汉阴”的宏大理想做支撑的。他不顾年迈力衰，毅然从事这一伟大事业，以至于最终感动上帝。而智叟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对愚公的行为冷嘲热讽，结果是愚公凭借坚忍不拔的精神取得了成功，而智叟则因貌似聪明而被人们嘲笑。这又完成了愚与智的转化，即“大愚就是大智”。

2、一与众，也就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年且90的愚公发起移山这一倡议，这是个人的想法，但是他又通过各种方法，如家庭会议、率先垂范等，来动员家人参与这项事业，以至于感化带动邻里共同参与，使移山这项任务转化成了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行为，这就是个人力量和群众力量的关系。民心齐、泰山移，众志成城、无往而不胜。

3、内与外。从地理区域上说，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愚公的去路，构成了愚公的内部生活环境，移山就是要打通这个内部环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体现了人们对内与外、局部与全部的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人们克服困难、走向广阔天地的强烈愿望。如果再引申一步，阻挡住“愚公”的山，可以是有形的太行、王屋二山，也可以是无形的挡在人们思想上的山。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愚公具有开放意识、开放精神。

4、当代与未来。愚公从事的事业是开创性的。他知道，仅凭一代两代人是完不成这项任务的，但还是要下决心干成这件事情，并且要求他的子子孙孙永无穷尽地完成这项伟大事业。这是当代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的文化传承精神。当代和未来虽不在一个时空上，但只要有了统一的理想目标，这个目标就会跨越时空界线，成为一代代共同为之奋斗的精神支柱。

5、人与自然。人在自然面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还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这是古代思想家争论的焦点之一。《愚公移山》的故事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可以改变环境、人可以改造自然、人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愚公移山才更加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愚公移山》不是一般性的寓言，它是古人的哲学观点、政治论述。寓言故事本身揭示的哲学思想，为后来愚公移山由毛泽东的进一步阐发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愚公移山》寓言的文化渊源

《愚公移山》寓言发生地在王屋山、太行山一带，充分说明了这一地区与中华文明和道学文化的密切关系。上古时期中国划分为九州，“两河”之间曰冀州，冀州是政治经济中心，尧、舜、禹、夏皆都于冀。济源有王屋、太行、黄河、济水，这是一块承载4000乃至8000年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古老的土地。这里有女娲补天、伏羲观天、黄帝祀天等最古老的传说故事，这里是天下之中，王屋山是古代昆仑、济水是天齐之水，这里有中华文明第一个国家形态夏朝的都城阳城和原城，王屋山是中国道教十大洞天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一大洞天，这里是历代道家人物活动基地，是历代帝王祀天祀水之圣地。

王屋山与道家、道教的渊源很深。老子在王屋山隐居悟道，王屋山有老子祠。列子云游名山，曾入王屋山采集民间传说。最早的道教经典东汉《太平经》出自王屋山。魏晋时期道教名家葛洪在王屋山抱朴坪炼丹，称王屋山“正神在其中”。王屋山上与道教相关的文化遗迹众多，有阳台宫、清虚宫、紫微宫、迎恩宫等。

《愚公移山》寓言出自《列子》一书，《列子》的核心思想属于道家。列子，东周时期人，为道家代表人物。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列子贵虚尚玄，能够御风而行，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

《老子》、《列子》、《庄子》是中国道学三大最高经典著作，三学一脉相承，各具特色，《列子》继承了老子的基本思想，但有更丰富的哲学理论内涵。 愚公的名字本身属于典型的道家风格。愚公的名字可以在《道德经》里找到根据：老子自称“愚人”。《道德经》第20章：“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另一个是更深层次的根据，即《道德经》说的“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根据辩证法的理解，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相互依存，相比较而存在。《道德经》第2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愚公与智叟，一愚，一智。愚公被智叟怒斥为“甚矣，汝之不惠!”即愚公不是一般的愚笨，而是特别的、出奇的、过度的愚蠢。抨击别人为愚蠢，有一个前提，即自己肯定比人家聪明;智叟便是这样的聪明人，智叟的名字就是明证;愚公越是愚蠢，就越衬托出智叟的聪明。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福与祸，《道德经》第58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列子·汤问》中，殷汤向夏革请教对“巨细”、“修短”、“同异”等矛盾范畴的认识，夏革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具有相对性，具有不确定性，对立面在不同情境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愚公移山，在智叟看来，矛盾双方的对立的不可变更的，如山体之“巨”和人力之“细”，如移山耗时之“长”与人的生命之“短”。愚公则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双方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子子孙孙的无穷延续能够把个体生命的“短”转变为族类生命的“长”，世世代代移山不已的顽强努力能够把大山由“巨”化“细”。同理，太行、王屋二山在人眼里是无比巨大的，但在神的视域中却极为微小，夸娥氏二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背走;移山的过程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极为漫长，而在神的世界里则极其短暂。故事结尾的神力描述为什么不是多余的，逻辑的一致性使然。

晋代人张湛评论愚公时说：“俗谓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在评说智叟时说：“俗谓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愚公为什么不愚?移山为什么不是“妄作”?因为愚公有大智慧，即悟透了质与量、取与舍、生与死、愚与智的关系。

张湛评论道：“夫期功于旦夕者，闻岁暮而致叹;取美于当年者，在身后而长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为一朝，亿代为瞬息;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在我之与在彼，在身之与在人，弗觉其殊别，莫知其先后。故北山之愚与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欤?”

一直令人疑惑的一个问题是：《列子》既然是一部参杂着黄老之术的道家经典，何以竟会用“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来鼓吹人的决心、努力、坚持，以及与自然力量抗争之类“积极入世”的观点?而且还表现得如此坚定和淋漓尽致?从素来强烈主张“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道家立场看，这些特点倒更像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的写照。只要稍有一点道家知识和道教修养的人都应当明白，真正的道家非但不会鼓励这种强妄精神，相反多半会以一种讥讽的态度予以反对。

此外，如果说寓言表达的确实是一种“人通过自己百折不挠的努力最终会取得胜利”的含义的话，又为什么结局是“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显然，愚公的成就，说到底决定权在“帝”那里。这里的“帝”，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道家的“道”，更像是儒家的“天”。中国古代儒家含义庞杂的“天命”观，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或伊斯兰教的“真主”，中国古代的“天命”不仅充满人情味，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人的努力而发生改变。愚公移山的精神内涵，比照冯友兰先生的话，即是愚公以道家的精神从事着儒家的事业。

愚公移山的典故中多蕴含儒家文化精神。儒家的姿态倾向于入世，不要逃避现实社会生活，要有责任和担当意识。道家、佛家的姿态则倾向于出世，认为现实社会是一个“樊笼”，世俗社会中的纷扰、苦难太多，人们很难感到幸福。愚公显然不是逍遥派，他没有去修炼列子的御风术，可以乘风而行，扶摇直上，逍遥于尘世之外，让移山成为多余。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入世派，移山，是要向大自然开战，让高山给人让路，在没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条大道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起来。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范畴，其基本内涵是对他人的关爱。愚公的仁爱之心，就是忧虑家人、众人的出行之苦，不仅是为自己家人造福，更是在为大众造福，因为愚公移山修路，受惠的人群远远超出其家人的范围。这就是说，愚公是“天下为公”的胸怀。

在晋代翻译的佛教著作中，也有“移山”的故事。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就收录了晋代名僧竺法护的一种译经，题为《佛说力士移山经》(以下简称为《移山经》)。经文开篇曰：“

闻如是：一时佛游拘夷那竭国力士所生地大丛树间，与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临灭度时，时国臣民皆出来会。佛问阿难：“斯国大众，何故云集?”贤者阿难白世尊曰：“有大石山去此不远，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妨塞门途，行者回碍。五百力士同心议曰：‘吾等膂力，世称希有，徒自畜养，无益时用，当共徙之，立功后代。’即便并势，齐声唱叫，力尽自疲，不得动摇。音震遐迩，是故黎民辐凑来观。”

试比较一下“愚公移山”的开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尽管故事的主角不同，二者描述移山背景的语言和情节却非常相似，如“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与“有大石山去此不远，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与“妨塞门途，行者回碍”，“聚室而谋”与“五百力士同心议曰”，再如：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这段话与《移山经》“吾等膂力”四句的表述，似相反而实相承;至于下文愚公“虽我之死，有子存焉……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陈述，也不过是对《移山经》“当共徙之，立功后代”的进一步发挥。《移山经》随后说：

“于是世尊问诸力士：‘汝等何故体疲色顇?’答曰：‘今此大石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欲共举移。始从一日，勤身勠力，至于一月，永不可动，惭耻无效，取笑天下。是以疲竭，姿色憔悴。’‘此何所希冀?’力士答曰：‘唯然大圣，我之福力，莫能踰者，庶几欲徙石，光益于世，著名垂勋，铭誉来裔，使王路平直，荒域归伏。’佛告力士：‘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吾为尔移，遂汝本愿，使汝戴功，慎无愧惧。’力士欢喜，启曰：‘敬从!’于时世尊更整法服，以右足大指蹶举山石，挑至梵天，手右掌持抟之，三转置于虚空，去地四丈九尺，还着掌中。”

再比较“愚公移山”：“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

“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就是“帝感其诚”的意思，在这里，释迦世尊以神力移山被置换为天帝“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

因此，可以断定，《列子》“愚公移山”与《移山经》在文本上的相似，绝非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此二者孰先孰后?晋代人张湛的《列子注序》关于《列子》思想内容的评述，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

作为《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对《列子》的流传和文本情况当然也是比较了解的。在先秦时期，佛教尚未进入中国，至于佛经的广泛流行，则始于晋代。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换言之，张湛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在张湛看来，《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

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如此理解是正确的。对此，季羡林先生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羡林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一文，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他敏锐地发现《列子·汤问》篇和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关于“机关木人”(就是木制机器人)的记述。在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对和深入的考察、探讨之后，他指出：“《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实际上，移山神话乃是中古时期佛典的常见物语：“昔佛在王舍城竹园中说法，时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后七日，皆当命尽。自共议言五通之力，反复天地，手扪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第二、卷第九和卷第三十都有相似的表述，东晋太元时期的名僧竺昙无兰所译《佛说忠心经》也有关于“梵志三尽道力”的移山故事。凡此均导源于《移山经》，由此足见其流布之广与影响之深。《移山经》是《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前文本”，这一点比较容易发现。

由此可见，《列子·汤问》篇中的“愚公移山”寓言，在张扬道学的同时，又援佛入道，融化西来之佛学思想，以沟通释、道二家之津梁，为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文化融合做出了贡献。

五、毛泽东提出“愚公移山精神”后产生的巨大反响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关于“愚公移山精神”的阐述，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这个思想指引下，直接导致了新中国在1949年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愚公移山精神”在海内外产生了更为巨大的作用。

解放前，厉家寨6500亩可耕地中，只有1100亩比较平整，其余倾斜不平。为了改变穷山恶水，厉家寨人民不断探索粮食丰收的好路子，通过叠地、深翻地、整“二合一”梯田、“三合一”梯田，实现了粮食丰收。1954年冬天开始移河改道，经过一冬一春的苦干，他们整出了厉家寨有史以来的第一块大地，号称“跑马地”，共13亩多。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莒南县委向临沂地委、山东省委及党中央写的《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农业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中共莒南县委11月1日作出全县向厉家寨学习的决定。《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学习厉家寨。12月，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授予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一面锦旗：“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大山农业社的事迹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厉家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1957年，毛泽东的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从此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造山河、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成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面对极端困难的考验，展开了一场同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的斗争。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壮举，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太行山麓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全村耕地被沟壑切割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从1953年开始，用五年时间，改造了全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1962年，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粮食亩产竟达到774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一亩地等于别人的三亩半。大寨人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拼命干，终于获得了丰收，被誉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毛泽东赞赏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发出向大寨学习的号召。

河南省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自古以来就严重干旱缺水，这种状况制约当地经济发展，造成人民的极度贫困。50年代初，全县90万亩土地中只有1.3万亩可以水浇，500多个村庄中有300多个严重缺水，农民吃水要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外去挑。林县人民在县委带领下，大胆设想劈开太行山的重峦叠嶂，引漳河水入林县，彻底改变缺水状况，“重新安排林县山河”。1960年初，3.7万名林县群众开始向太行山开战。

经过不到八个月的奋战，林县人民用最普通的工具，斩山崖，搬山垴，填沟壑，穿凿了总长度600余米的7个隧洞，建渡槽、路桥和防洪桥56座，完成土石方445.65万立方米，砌石42.86万立方米，拦住了漳河。经过五年苦战，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实现了千百年来林县人民渴望水的梦想。随后用了七八年时间，进行支渠配套、总干渠加高加固，直至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工。周恩来说，这条盘绕在太行山千嶂绝壁上的蓝色飘带，是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红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发挥着积极效益。

1965年11月22日，济源县引沁工程指挥部在东滩举行誓师大会。首批6000名从济源8个公社挑选的精干民工组成建设大军，肩扛行李和工具，徒步百余里挺进太行山，拉开了修建引沁济蟒工程的序幕。

据《引沁灌区志》记载，群众累计为工地生产水泥6140吨，加工炸药942吨，烧制白灰6万余吨，编制抬筐数十万个，修造锹、镐、钎等各类工具20余万件，筹兑粮食860万公斤。

正是凭借着这股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闯劲和韧劲，愚公后人像传说中他们的祖先一样，以“寒暑易节，挖山不止”的精神，修成了一条福泽50余万人的生命之渠。1969年10月1日，引沁济蟒工程特等劳模牛淑清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

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曲，是“老三篇”里“愚公移山”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人小孩都会唱，在文革时期就是流行歌曲。

荷兰著名纪录片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与其夫人法国导演玛塞琳·罗丽丹·伊文思，非常关注中国的“愚公移山精神”，于是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拍摄了一套系列纪录片，片名就叫《愚公移山》，该片拍摄于1971年至1975年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全程配合进行了拍摄。该作品是记录“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珍贵影像资料。影片以中法双语摄制，是世界上观影人数最多的纪录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12集内容是：(1)《渔村》(104分钟)(2)《一座军营》(56分钟)(3)《北京杂技团练功》(18分钟)(4)《上海电机厂》(131分钟)(5)《球的故事》(19分钟)(6)《手工艺艺人》(15分钟)(7)《大庆油田》(84分钟)(8)《对上海的印象》(60分钟)(9)《秦教授》(实为钱伟长教授)(12分钟)(10)《京剧排练》(30分钟)(11)《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12)《一位妇女，一个家庭》(110分钟)

纪录片《愚公移山》完整版片长为12小时。外文名A man named Yu Gong tried to move the moutains 。其它译名de Comment Yukong déplaça les montagnes，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 。

改革开放后，“愚公移山精神”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诞生了许多新时代的愚公。如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的唐明玉、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小珠山长城村的孙胜红、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的王光国、贵州省赫章县海雀村彝族干部文朝荣等。《光明日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赞“现代愚公”精神》。

2011年，国家博物馆在正门大厅，展现出了一个巨大浮雕，这个浮雕便是以徐悲鸿画作《愚公移山》为原本，由著名雕塑家曾成钢用花岗岩创作的大型浮雕“愚公移山”，长36米，高12米，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室内石雕作品。国家博物馆为什么选择《愚公移山》?这是因为“愚公移山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201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近代国画大师徐悲鸿5盎司纪念银币，正面选用了他画于1940年的《愚公移山》图案。“愚公移山”故事已拍摄成电视剧，该剧于2008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

2017年3月，古典豫剧《愚公》在济源市首演。我国理论界分别在2005年6月和2015年6月，在毛泽东著作名篇《愚公移山》发表60和70周年之际，在北京举办理论座谈会。与会代表回顾毛泽东同志发表《愚公移山》一文的背景、影响和意义，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愚公移山精神的重要讲话，并对如何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展开研讨。

愚公移山精神是济源人民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2005年6月，在毛泽东《愚公移山》发表60周年之际，济源表彰了15名“新愚公”;2009年12月，在毛泽东《愚公移山》发表65周年前夕，又表彰了14名“愚公家乡好少年”。2010年该市开展了“争做愚公家乡好少年、我为济源添光彩”主题教育活动。2014年8月，该市组织了愚公移山精神情景报告会,报告会真实再现了济源现代愚公的事迹。2016年12月29日，济源市决定自2017年始，将每年6月11日设立为“愚公移山精神纪念日”。2017年6月11日，济源在第一个“愚公移山精神纪念日”，举办了《传承与弘扬 · 2017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暨群众文化活动诵读歌会》。

他们还建设了愚公移山精神纪念馆、成立了河南省愚公移山精神研究会，并建设了愚公移山精神干部教育基地，开设了愚公移山精神系列精品课程。

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愚公移山精神”的重大意义

经我们课题组研究，自2011年以来，习近平至少8次，在不同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进一步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一)2011年3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愚公移山精神等革命创业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二)2011年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愚公移山等神话体现出中华民族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军区调研，他要求全党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四)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讲的是几千年前，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里有位叫愚公的老人，下决心将挡在家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亲戚和邻居都说不可能，但他力排众议，带着子孙日复一日挖土移山。他说，山不会加大增高，人却子孙无穷，只要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把大山搬走。愚公的精神感动了天神，两座山在人和神的共同努力下被移开了，愚公的家乡同外界实现了互联互通。

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讲“愚公移山”故事是在传递APEC互联互通的精神，世界只有互联互通，才能实现共同协商、平等交流、互利互惠。

(五)2015年3月6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一定要把老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放在心上，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聚精会神抓好扶贫攻坚工作，特别是要抓好革命老区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并多次强调指出要加大对老区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工程要优先向老区安排。

(六)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七)2016年6月，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35年如一日，把太行山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习近平总书记称他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精准扶贫，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它说不来，唱不来，更不可能侥幸得来，要靠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靠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毅力，以及科学的方法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得来。李保国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在太行山上从事科学研究，让群众走上致富路。

(八)2016年12月30日，全国政协举办新年茶话会，习近平和6位政治局常委来到金融街附近的全国政协礼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共迎2017年元旦。

习近平在茶话会上，再次提到了毛泽东71年前发表的《愚公移山》演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带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重提愚公移山精神，赋予了“愚公移山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动力。

《愚公移山》发表70多年来，“愚公移山精神”穿越时空，始终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奋斗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倡导的“愚公移山精神”，集中而形象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善于进取伟大品格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团结奋进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可以说，“愚公移山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起，凝结为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精神，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愚公移山精神”必将继续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勇往直前，不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一句话，千难万险摆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有效实施，“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才能成功实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愿望才能落到实处。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所开展的济源王屋山文化公益事业，我们接受基金会的工作安排，就王屋山文化中最重要的“愚公移山精神”，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化地研究梳理，这次研究成果将对基金会更加有效指导王屋山文化公益项目工作， 发挥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愚公移山精神”的时代背景

1945年之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关键时期，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亚洲，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已经开始了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各地的侵华日军完全被包围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日本侵略者为了打通交通线，迫使国民党早日投降，向河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猛烈进攻，致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方面面临把日本帝国主义最终赶出中国的巨大任务;另一方面面临着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国民党军队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政权的巨大挑战。同时，在党内也存在着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对前途过度乐观等错误思想。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如何为革命的最后胜利准备条件，就成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艰巨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党的“七大”召开了，也就是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愚公移山精神”。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前后，对“愚公移山精神”的重要论述，通过研究发现，至少有五次：

(一)早在1938年4月30日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毛泽东对即将开赴太行山等地的干部们提出要求：要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统统移掉。

(二)1945年4月24日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在讲到自卫与反击的时候，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先向大家复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他说：“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是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穷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

(三)1945年5月31日所讲的“结论”。在谈到大会团结精神时，毛泽东指出：“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山挖掉。”

(四)在1945年6月11日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以《愚公移山》为标题，把《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正式写进闭幕词中。这篇文章开头是对“七大”的总结和评价，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接下去就讲到如何宣传大会的路线，“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接下来他在讲了“觉悟”的概念后，讲述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号召人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五)据晋察冀边区代表李德仲回忆，毛泽东在七大之后，“‘愚公移山’问题也是每会都讲，所以使大家的思想非常清楚。当时估计到，夺取东北有许多困难，日本在东北统治了14年之久，夺取东北不是很容易!在敌后还有战争，国民党还要反共，在这种情况下，为取得东北的胜利，就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毛泽东为什么要用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故事，来说明“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呢?那么这个“早”，“早”在何时? 1921年7月，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赢得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奋斗宗旨。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之主张》中，批评当时社会上有人希望借助列强的力量来改变中国的面貌、建立独立的国家是一种“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错误观念，指出“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是中国革命的艰苦环境和困难条件所决定的。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回顾党的历史，指出：“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在黑暗如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要想改造中国，就只能像愚公一样自力更生，奋斗不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以太行山脉、吕梁山脉为依托，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根据地。华北既是抗敌前线，又是身处重围的敌后方，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屡遭扫荡、烧杀、封锁，敌人使用的就是“囚笼战术”。毛泽东曾讲过：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在七大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讲到：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可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遇到了和愚公一样的难题，被“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出路。

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认为，这里有一个司令官问题、一个队伍问题、一个敌人问题。“愚公移山”的故事正好形象地说明了这三要素：司令官是愚公，队伍是家人子孙、邻人，敌人是大山。对于挖掉“两座大山”，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外、国内外的形势有着清醒估计，在对光明前途充满信心和决心的同时，更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曾列举出17种可能遇到的严重困难，做好了防患于未然和战胜困难的充分思想准备：单有先锋队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复多次强调“愚公移山精神”，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中，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觉悟。毛泽东在闭幕词中，用了两次“觉悟”。其一，“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这里强调的是共产党员要觉悟起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觉悟起来;其二，“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这里强调的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第一个觉悟是基础、是前提;第二个觉悟是目的、是最高目标，惟有觉悟，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看做自己的事业，这个事业就一定成功。

二是决心。毛泽东把“愚公移山精神”概括为四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其中，第一句话就是“下定决心”，号召共产党人要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并提出，“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如此重视革命必胜的信心教育，是因为他充分估计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建立新中国的艰巨性及党面临的各种困难。信仰正确、信念坚定、信心十足是革命最终胜利的关键条件。愚公那种不达目标不罢休的信心和决心，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是大众。愚公挖山的诚心和毅力，感动了上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比做“上帝”，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第一个把人民群众比做上帝，把大众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一贯的群众观点，即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全党的努力感动了全国人民大众这个“上帝”，一齐“挖山”，艰苦卓绝的革命事业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感动上帝”的历史也昭示中国共产党人，感动上帝，必须全心全意为“上帝”谋利益，必须相信和尊重“上帝”，必须同“上帝”打成一片。

四是团结。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里，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愚公全家老小、子子孙孙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形成了挖山的合力。毛泽东借用了这一故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众志成城，一齐起来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靠的正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内的伟大的民族精神，靠的是亿万人民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38年讲“愚公移山精神”时，是要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1945年“七大”时，他只提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而未提资本主义这座大山，这是因为召开“七大”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国共两党正在合作，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抗日是最主要的矛盾，所以未提挖掉资本主义这座大山。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爆发，此时官僚资本主义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才出现了后来要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策略。毛泽东是将愚公移山做为一种精神，面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去挖这些山的。例如建国之后，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主，毛泽东便在1957年发出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号召。毛泽东这一生可以讲就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化身，他就是愚公的性格，终生不渝他的“移山”之志。他的《愚公移山》赋予了这则寓言故事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完成了愚公移山从寓言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

毛泽东作《愚公移山》讲演时，在场代表共752人，代表着121万党员。讲演令现场每个人激动不已，终生难忘。参加过七大的晋冀鲁豫边区、晋察冀边区的代表们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时任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科长的杨国宇在日记中记载：七大闭幕那天下午，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后，毛泽东讲到愚公时，每讲一句，即举手掰一个指头。当讲到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全国人民一齐起来挖这两座大山，一定会挖掉的。讲完后，全场代表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长时间鼓掌不息。

时任屯留中心县委书记的高扬文回忆：“在会议期间，最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是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最深奥的理论问题、最复杂的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讲话中警句连篇，幽默而又十分恰当的比喻经常出现，不但使代表们加深了对报告和讲话的理解，而且越听情绪越高。毛主席是带着感情讲话的，有时娓娓而谈，有时慷慨激昂，当讲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消灭共产党时，则厉声怒斥。毛主席讲话的艺术，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据七大代表们回忆，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后还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完不成这个任务，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的儿子”，当时全场寂静、严肃，然后报以热烈的鼓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毛泽东讲话后，接着讲到：我和国民党顽固派谈判时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书记不是陈独秀，而是毛泽东啊!并且向大会郑重宣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把中国革命搞胜利，这一任务用不着交给我们的儿子。”

二、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喜爱“愚公移山精神”？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认真听取老师杨昌济讲授的以“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为主题的修身课，还通读和钻研了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写下了2万多字的“批注”。他十分强调道德问题的重要性，深感“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渴望“当今世界，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但青年毛泽东并不因此而否认中国传统伦理有其积极的一面，他在肯定新学之“可珍”的同时，仍然不忘“尚有其要”的国学，而“为人之学”的道德思想又是国学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的道德哲学和伦理思想，除了批判地汲取近代西方伦理学说以外，还直接受到儒家、墨家和管仲学派的思想影响，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能够把共产主义精神与优秀的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共产主义道德思想和道德准则。

青年毛泽东说：“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的科学。”又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思想道德必真必实。”“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又说：“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从历史看，道德“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这说明，在道德思想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的经验论倾向，始终是很明显的。

对于道德哲学，青年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他看来，道德哲学是同整个宇宙观密切相关的。他曾经强调要探究“本源”之学，指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吾心之中。”“必须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

道德哲学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在于它是人的理想和信仰的理论基础。由于青年毛泽东认为“宇宙之真理”，“具于吾心之中”，因此，他完全赞同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中关于“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的论断，在《批注》中写道：“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新理想”，“生活理想。”同时，毛泽东指出：“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人们有了道德哲学作指导，就会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提高道德自觉。

毛泽东强调说：“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进化观与发展观是一贯的，他曾经批评过：“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指出“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深刻地批判了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保守观念。

正是由于上述思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壮志凌云，渴望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重事功，好奋斗的精神，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事业之中，是毛泽东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与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从小学时代起，毛泽东就有志于“富国强兵”、“改造中国”的意想。小学时代的毛泽东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11年春，毛泽东曾抄录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这样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此来表达自己少年时代所抱负的爱国壮志。

他在与朋友商拟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方针时就说到：“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和世界。”“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所以，1957年毛泽东发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号召，与他青少年时代“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完全一致。

为了承担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奋斗”精神。在听杨昌济的《修身》课时，毛泽东作了以下记录：“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奋斗，……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大概是在1917年毛泽东24岁时，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所以，毛泽东非常喜爱愚公移山那种奋斗精神。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儒家的君子风度和圣人境界，他根据杨昌济讲课的内容，进一步把“君子”分成“传教之人”与“办事之人”两类。按照《讲堂录》的记载，所谓“传教之人”，就是“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至于“办事之人”，就“如诸葛武侯、范希文”等是也。实际上，“传教之人”就是所谓“圣贤者”;“办事之人”就是所谓“豪杰”者也。青年毛泽东对“圣贤”和“豪杰”都很崇敬，但相比而言，他当然更崇拜“圣贤”。因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毛泽东曾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很相信孔夫子”，认为孔子是“古代圣人”，“最大的思想家。”同时，毛泽东十分赞赏圣贤与豪杰的“至伟至大之力”和“至刚至强”的品格，并认为这符合“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的精神。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人民斗争的发展，青年毛泽东原先依靠希圣希贤的观念有所改变，他逐步认识到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回答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紧接着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看到了当时“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这使他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当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就彻底抛弃了“君子救小人”的观念，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如此，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特别强调了人民便是“上帝”，全国人民一起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懂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正是这个原因，《愚公移山》才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放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老三篇”思想体系。

三、毛泽东高度关注寓言《愚公移山》有哪些历史原因？

从寓言《愚公移山》诞生后的2000多年时间内，这则寓言和绝大多数的寓言故事一样沉淀在历史文献中，很少被人提及。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思想空前活跃。“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旧的思想体系开始被打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批判2000多年来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思想，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和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反思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失败的思想根源。

新文化运动呼唤新的民族精神，于是历史选择了愚公移山精神，《愚公移山》寓言故事从尘封的历史走上了时代的前台。

(一)1913年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早在1913年读师范时，毛泽东在其《讲堂录》里，便记有《列子·汤问》中纪昌学射，视虱如车轮之事。可以推测，他这时即已读过载于同书的愚公移山故事。毛泽东推崇愚公移山，还与毛泽东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湖南文化性格有关。遇事做到底，坚韧执着，是湘学士风的一个显著特点。湖南人常说的“霸蛮”一词，就有这个意思。青年毛泽东“独服”的曾国藩，讲求“忠义血性”，常说“打脱牙，和血吞”，以及“志之所向，金石为开”，就是执着地将理念付诸行动的刚毅。

(二)1918年“五四”运动著名人物傅斯年提出“愚公移山论”

“五四”运动时期，第一个关注《愚公移山》寓言故事的人是傅斯年，他是“五四”期间的学生领袖之一，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闯将之一，他的不少文章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文化先驱的文章一样，犹如号角匕首，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他曾任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校长。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在北大演讲时，曾多次提到傅斯年先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当时虽然还是北大的一名学生，但他主编的《新潮》杂志却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齐名，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舆论阵地。胡适先生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1918年11月，就在他主编的《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写了一篇大文章——《人生问题发端》。在这篇宏文中，傅斯年批判了达生观、出世观、物质主义、遗传的伦理观念等四种拿“非人生”破坏人生的“左道”观念，讲了很多人生的道理。他把《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完整地截取出来，用这则寓言来代表他的思想，并把他的思想、他的观念称为“愚公移山论”。

“愚公移山论”到底是什么?傅斯年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超越了《愚公移山》寓言，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为公”、“民众”和“努力”三个方面。

第一是“为公”。他的人生观念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所谓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这是傅斯年先生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也是对愚公挖山不止的一种诠释。

第二是“民众”。在封建社会，人们讲的是君主，关注的是君王，但傅斯年却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故事的主角愚公以及和愚公一样的“民众”。提出要自由发展个人，尊重每一个人的发展权利，特别提到“群众力量”这个非常现代的观念，他认为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是可以战胜自然界的。他的这种民众意识、大众意识，实现了愚公移山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跨越，成为《愚公移山》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第三是“努力”。努力是《愚公移山》寓言故事本身蕴含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流淌在人们的血液里。傅斯年更深地挖掘了“努力”的含义。他提出，“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地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并说“但能群众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竞成’的”。

傅斯年的这篇文章，在《新潮》发表之后，在全国思想界、理论界引起很大轰动，傅斯年的“愚公移山论”、“愚公人生观”成为当时新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愚公移山》寓言故事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也就成为人们争相探讨的对象。至此，傅斯年先生完成了《愚公移山》由寓言故事到民族精神的发轫。而当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做报刊借阅登记工作，可以想像，作为一个关注中华民族现状、未来、前途、命运的有识之士，毛泽东不会不读这篇文章，也许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才有了日后毛泽东对愚公移山更深刻的关注

(三)1940年著名画家徐悲鸿作品《愚公移山》问世

著名画家徐悲鸿，1940年创作了激励中国人民抗战的绘画作品《愚公移山》，其立意在于鼓舞人民将抗日进行到底，并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

画家构图有意采用横卷，人物顶天立地，左右展现出壮阔的场景。左边一只大象，背上负有大筐。跟大象迎面而过的是一个躯体高大、肩担箩筐的男子。右边是愚公，他银发长须，正在跟邻人京城氏“孀妻”谈话;左右各有一小孩，一个端着碗正在吃饭，另一个双手搬着簸箕。前面山口几个壮男，正抡起镢头与钉耙挖山。那个黑面大腹的力士双手高举，张着大嘴，好像能听到他发出的哼哟哼哟的喊声。有的全身倾斜，猛举钉耙，具有雄武之美。背景有运石头的牛车，妇女小孩们也参加了挖山运石的工作。

整个画面只见到四个中国人，其余的都是印度人。这是为什么呢?据徐悲鸿先生回忆说：“艺术但求表达一个意思，不管哪国人，都是老百姓。‘冀州之南，河阳之北’的‘北山愚公’我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样，‘孀妻’也只好穿件黑衣。”这幅画是在印度画的，限于条件，人物模特儿只能找印度人。画面为什么画裸体，艾中信先生曾问过画家，画家说：“不画裸体表达不出那股劲。”向山石宣战是要用很大的体力，倘若叩石者都穿上服装，全身使劲的紧张状态，就不容易充分表现出来。

1939年12月6日，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经新加坡、仰光、加尔各达，抵达圣地尼克坦。1940年2月，甘地访问尼克坦，泰戈尔向甘地引见徐悲鸿。徐悲鸿创作了《甘地》画像，圣雄甘地的精神，强烈刺激了徐悲鸿一定要创作《愚公移山》这幅大作品，为此他画了草稿与人物写生数十幅。5月，《愚公移山》的构思，臻于成熟。1940年8月24日下午1时，徐悲鸿开始绘《愚公移山》。此前已先后作草稿30余幅。

这幅作品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奋起觉醒的热切期望，也说明了那个时代对“愚公移山精神”的呼唤，已成为有识之士共同的觉悟。

(四)1945年傅斯年与黄炎培等人去延安力促国共合作

1945年7月初，傅斯年、褚辅成与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遹等民盟人士一行6人，组团由重庆飞赴延安，希望以中间人的身份，力促国共两党协力合作，推动抗战胜利早日到来及战后的国家重建。期间，毛泽东专门花了一个晚上与傅斯年单独交谈，有一个细节十分耐人寻味。毛泽东谈起当年“五四”运动时傅斯年的叱咤风云的情景，并称赞他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傅斯年相当识趣且又不失狡黠地回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离开延安返回山城前，毛泽东应傅斯年要求为其书法一条幅，其中写道：“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在这里引用唐人章碣的咏史诗，显然与傅斯年在谈话中将毛泽东等比喻为雄才大略的“刘项”有关。更为巧合的是，傅斯年一行6人盘桓延安之时，正是中共“七大”刚刚闭幕后不久。可想而知，此行之筹划联络，自然当在“七大”之前或至少中间。恰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愚公移山精神”。由此可知，傅斯年的“愚公移山论”，对毛泽东在“七大”上发表《愚公移山》，有着直接的关系。

古代神话、寓言故事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精卫填海》、《邯郸学步》、《叶公好龙》等，有很多是具有深刻哲理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众多的神话、寓言中，只有《愚公移山》能够从寓言故事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其原因是，这则寓言从思想内涵上看，它探讨了事物的相对性规律，生发了对立统一的意识，内涵着古代先民朴素的哲学思想：

1、愚与智。寓言的主人公是愚公，同时又有一个对立面智叟。这从文学的角度构置了一个矛盾，从哲学的角度讲述了一个“愚与智”的关系。愚公看似愚蠢的移山壮举，是因为有“指通豫南，达于汉阴”的宏大理想做支撑的。他不顾年迈力衰，毅然从事这一伟大事业，以至于最终感动上帝。而智叟目光短浅、安于现状，对愚公的行为冷嘲热讽，结果是愚公凭借坚忍不拔的精神取得了成功，而智叟则因貌似聪明而被人们嘲笑。这又完成了愚与智的转化，即“大愚就是大智”。

2、一与众，也就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年且90的愚公发起移山这一倡议，这是个人的想法，但是他又通过各种方法，如家庭会议、率先垂范等，来动员家人参与这项事业，以至于感化带动邻里共同参与，使移山这项任务转化成了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行为，这就是个人力量和群众力量的关系。民心齐、泰山移，众志成城、无往而不胜。

3、内与外。从地理区域上说，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愚公的去路，构成了愚公的内部生活环境，移山就是要打通这个内部环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体现了人们对内与外、局部与全部的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人们克服困难、走向广阔天地的强烈愿望。如果再引申一步，阻挡住“愚公”的山，可以是有形的太行、王屋二山，也可以是无形的挡在人们思想上的山。从这个意义上说，老愚公具有开放意识、开放精神。

4、当代与未来。愚公从事的事业是开创性的。他知道，仅凭一代两代人是完不成这项任务的，但还是要下决心干成这件事情，并且要求他的子子孙孙永无穷尽地完成这项伟大事业。这是当代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人类的文化传承精神。当代和未来虽不在一个时空上，但只要有了统一的理想目标，这个目标就会跨越时空界线，成为一代代共同为之奋斗的精神支柱。

5、人与自然。人在自然面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还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有目的地改造自然，这是古代思想家争论的焦点之一。《愚公移山》的故事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可以改变环境、人可以改造自然、人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愚公移山才更加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愚公移山》不是一般性的寓言，它是古人的哲学观点、政治论述。寓言故事本身揭示的哲学思想，为后来愚公移山由毛泽东的进一步阐发而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愚公移山》寓言的文化渊源

《愚公移山》寓言发生地在王屋山、太行山一带，充分说明了这一地区与中华文明和道学文化的密切关系。上古时期中国划分为九州，“两河”之间曰冀州，冀州是政治经济中心，尧、舜、禹、夏皆都于冀。济源有王屋、太行、黄河、济水，这是一块承载4000乃至8000年中华灿烂历史文化的古老的土地。这里有女娲补天、伏羲观天、黄帝祀天等最古老的传说故事，这里是天下之中，王屋山是古代昆仑、济水是天齐之水，这里有中华文明第一个国家形态夏朝的都城阳城和原城，王屋山是中国道教十大洞天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一大洞天，这里是历代道家人物活动基地，是历代帝王祀天祀水之圣地。

王屋山与道家、道教的渊源很深。老子在王屋山隐居悟道，王屋山有老子祠。列子云游名山，曾入王屋山采集民间传说。最早的道教经典东汉《太平经》出自王屋山。魏晋时期道教名家葛洪在王屋山抱朴坪炼丹，称王屋山“正神在其中”。王屋山上与道教相关的文化遗迹众多，有阳台宫、清虚宫、紫微宫、迎恩宫等。

《愚公移山》寓言出自《列子》一书，《列子》的核心思想属于道家。列子，东周时期人，为道家代表人物。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列子贵虚尚玄，能够御风而行，庄子《逍遥游》中描述列子乘风而行的情景“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

《老子》、《列子》、《庄子》是中国道学三大最高经典著作，三学一脉相承，各具特色，《列子》继承了老子的基本思想，但有更丰富的哲学理论内涵。 愚公的名字本身属于典型的道家风格。愚公的名字可以在《道德经》里找到根据：老子自称“愚人”。《道德经》第20章：“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另一个是更深层次的根据，即《道德经》说的“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根据辩证法的理解，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相互依存，相比较而存在。《道德经》第2章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愚公与智叟，一愚，一智。愚公被智叟怒斥为“甚矣，汝之不惠!”即愚公不是一般的愚笨，而是特别的、出奇的、过度的愚蠢。抨击别人为愚蠢，有一个前提，即自己肯定比人家聪明;智叟便是这样的聪明人，智叟的名字就是明证;愚公越是愚蠢，就越衬托出智叟的聪明。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福与祸，《道德经》第58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列子·汤问》中，殷汤向夏革请教对“巨细”、“修短”、“同异”等矛盾范畴的认识，夏革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具有相对性，具有不确定性，对立面在不同情境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愚公移山，在智叟看来，矛盾双方的对立的不可变更的，如山体之“巨”和人力之“细”，如移山耗时之“长”与人的生命之“短”。愚公则认为，矛盾双方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双方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子子孙孙的无穷延续能够把个体生命的“短”转变为族类生命的“长”，世世代代移山不已的顽强努力能够把大山由“巨”化“细”。同理，太行、王屋二山在人眼里是无比巨大的，但在神的视域中却极为微小，夸娥氏二子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背走;移山的过程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极为漫长，而在神的世界里则极其短暂。故事结尾的神力描述为什么不是多余的，逻辑的一致性使然。

晋代人张湛评论愚公时说：“俗谓之愚者未必非智也”;在评说智叟时说：“俗谓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愚公为什么不愚?移山为什么不是“妄作”?因为愚公有大智慧，即悟透了质与量、取与舍、生与死、愚与智的关系。

张湛评论道：“夫期功于旦夕者，闻岁暮而致叹;取美于当年者，在身后而长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为一朝，亿代为瞬息;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在我之与在彼，在身之与在人，弗觉其殊别，莫知其先后。故北山之愚与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欤?”

一直令人疑惑的一个问题是：《列子》既然是一部参杂着黄老之术的道家经典，何以竟会用“愚公移山”这个故事来鼓吹人的决心、努力、坚持，以及与自然力量抗争之类“积极入世”的观点?而且还表现得如此坚定和淋漓尽致?从素来强烈主张“道法自然”、“清净无为”的道家立场看，这些特点倒更像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的写照。只要稍有一点道家知识和道教修养的人都应当明白，真正的道家非但不会鼓励这种强妄精神，相反多半会以一种讥讽的态度予以反对。

此外，如果说寓言表达的确实是一种“人通过自己百折不挠的努力最终会取得胜利”的含义的话，又为什么结局是“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显然，愚公的成就，说到底决定权在“帝”那里。这里的“帝”，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道家的“道”，更像是儒家的“天”。中国古代儒家含义庞杂的“天命”观，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或伊斯兰教的“真主”，中国古代的“天命”不仅充满人情味，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人的努力而发生改变。愚公移山的精神内涵，比照冯友兰先生的话，即是愚公以道家的精神从事着儒家的事业。

愚公移山的典故中多蕴含儒家文化精神。儒家的姿态倾向于入世，不要逃避现实社会生活，要有责任和担当意识。道家、佛家的姿态则倾向于出世，认为现实社会是一个“樊笼”，世俗社会中的纷扰、苦难太多，人们很难感到幸福。愚公显然不是逍遥派，他没有去修炼列子的御风术，可以乘风而行，扶摇直上，逍遥于尘世之外，让移山成为多余。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入世派，移山，是要向大自然开战，让高山给人让路，在没有路的地方修出一条大道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起来。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范畴，其基本内涵是对他人的关爱。愚公的仁爱之心，就是忧虑家人、众人的出行之苦，不仅是为自己家人造福，更是在为大众造福，因为愚公移山修路，受惠的人群远远超出其家人的范围。这就是说，愚公是“天下为公”的胸怀。

在晋代翻译的佛教著作中，也有“移山”的故事。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就收录了晋代名僧竺法护的一种译经，题为《佛说力士移山经》(以下简称为《移山经》)。经文开篇曰：“

闻如是：一时佛游拘夷那竭国力士所生地大丛树间，与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临灭度时，时国臣民皆出来会。佛问阿难：“斯国大众，何故云集?”贤者阿难白世尊曰：“有大石山去此不远，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妨塞门途，行者回碍。五百力士同心议曰：‘吾等膂力，世称希有，徒自畜养，无益时用，当共徙之，立功后代。’即便并势，齐声唱叫，力尽自疲，不得动摇。音震遐迩，是故黎民辐凑来观。”

试比较一下“愚公移山”的开篇：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

尽管故事的主角不同，二者描述移山背景的语言和情节却非常相似，如“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与“有大石山去此不远，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与“妨塞门途，行者回碍”，“聚室而谋”与“五百力士同心议曰”，再如：

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这段话与《移山经》“吾等膂力”四句的表述，似相反而实相承;至于下文愚公“虽我之死，有子存焉……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陈述，也不过是对《移山经》“当共徙之，立功后代”的进一步发挥。《移山经》随后说：

“于是世尊问诸力士：‘汝等何故体疲色顇?’答曰：‘今此大石方六十丈，高百二十丈，欲共举移。始从一日，勤身勠力，至于一月，永不可动，惭耻无效，取笑天下。是以疲竭，姿色憔悴。’‘此何所希冀?’力士答曰：‘唯然大圣，我之福力，莫能踰者，庶几欲徙石，光益于世，著名垂勋，铭誉来裔，使王路平直，荒域归伏。’佛告力士：‘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吾为尔移，遂汝本愿，使汝戴功，慎无愧惧。’力士欢喜，启曰：‘敬从!’于时世尊更整法服，以右足大指蹶举山石，挑至梵天，手右掌持抟之，三转置于虚空，去地四丈九尺，还着掌中。”

再比较“愚公移山”：“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

“明汝至愍，意不堪任”就是“帝感其诚”的意思，在这里，释迦世尊以神力移山被置换为天帝“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

因此，可以断定，《列子》“愚公移山”与《移山经》在文本上的相似，绝非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此二者孰先孰后?晋代人张湛的《列子注序》关于《列子》思想内容的评述，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

作为《列子》最早的整理者和注释者，张湛对《列子》的流传和文本情况当然也是比较了解的。在先秦时期，佛教尚未进入中国，至于佛经的广泛流行，则始于晋代。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换言之，张湛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列子》一书不是先秦古籍。在张湛看来，《列子》一书的内容颇多佛学思想的渗透，而语言和故事是思想的载体，这意味着《列子》的文本肯定有一些与佛经有关。

章炳麟《菿汉昌言》卷四“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如此理解是正确的。对此，季羡林先生做过非常具体的研究。1949年2月，季羡林撰《〈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一文，该文为《列子》的断代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他敏锐地发现《列子·汤问》篇和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都有关于“机关木人”(就是木制机器人)的记述。在经过细致的文本比对和深入的考察、探讨之后，他指出：“《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抄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抄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如此看来，《列子》的始创者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法护译经。

实际上，移山神话乃是中古时期佛典的常见物语：“昔佛在王舍城竹园中说法，时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后七日，皆当命尽。自共议言五通之力，反复天地，手扪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

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第二、卷第九和卷第三十都有相似的表述，东晋太元时期的名僧竺昙无兰所译《佛说忠心经》也有关于“梵志三尽道力”的移山故事。凡此均导源于《移山经》，由此足见其流布之广与影响之深。《移山经》是《列子》“愚公移山”故事的“前文本”，这一点比较容易发现。

由此可见，《列子·汤问》篇中的“愚公移山”寓言，在张扬道学的同时，又援佛入道，融化西来之佛学思想，以沟通释、道二家之津梁，为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文化融合做出了贡献。

五、毛泽东提出“愚公移山精神”后产生的巨大反响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关于“愚公移山精神”的阐述，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这个思想指引下，直接导致了新中国在1949年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愚公移山精神”在海内外产生了更为巨大的作用。

解放前，厉家寨6500亩可耕地中，只有1100亩比较平整，其余倾斜不平。为了改变穷山恶水，厉家寨人民不断探索粮食丰收的好路子，通过叠地、深翻地、整“二合一”梯田、“三合一”梯田，实现了粮食丰收。1954年冬天开始移河改道，经过一冬一春的苦干，他们整出了厉家寨有史以来的第一块大地，号称“跑马地”，共13亩多。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莒南县委向临沂地委、山东省委及党中央写的《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农业丰收再丰收》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中共莒南县委11月1日作出全县向厉家寨学习的决定。《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省学习厉家寨。12月，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授予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一面锦旗：“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大山农业社的事迹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厉家寨》，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1957年，毛泽东的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从此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造山河、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成为一种改造中国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精神力量。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面对极端困难的考验，展开了一场同自然灾害和物质匮乏的斗争。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壮举，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太行山麓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区。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全村耕地被沟壑切割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大寨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从1953年开始，用五年时间，改造了全村七条大沟，把深沟变成了良田。1962年，在全国大灾和严重困难的年景下，大寨粮食亩产竟达到774斤，高出同县平均产量530斤，一亩地等于别人的三亩半。大寨人没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拼命干，终于获得了丰收，被誉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毛泽东赞赏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发出向大寨学习的号召。

河南省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自古以来就严重干旱缺水，这种状况制约当地经济发展，造成人民的极度贫困。50年代初，全县90万亩土地中只有1.3万亩可以水浇，500多个村庄中有300多个严重缺水，农民吃水要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外去挑。林县人民在县委带领下，大胆设想劈开太行山的重峦叠嶂，引漳河水入林县，彻底改变缺水状况，“重新安排林县山河”。1960年初，3.7万名林县群众开始向太行山开战。

经过不到八个月的奋战，林县人民用最普通的工具，斩山崖，搬山垴，填沟壑，穿凿了总长度600余米的7个隧洞，建渡槽、路桥和防洪桥56座，完成土石方445.65万立方米，砌石42.86万立方米，拦住了漳河。经过五年苦战，1965年4月5日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实现了千百年来林县人民渴望水的梦想。随后用了七八年时间，进行支渠配套、总干渠加高加固，直至1974年8月，红旗渠全部竣工。周恩来说，这条盘绕在太行山千嶂绝壁上的蓝色飘带，是新中国创造的两大奇迹之一。红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发挥着积极效益。

1965年11月22日，济源县引沁工程指挥部在东滩举行誓师大会。首批6000名从济源8个公社挑选的精干民工组成建设大军，肩扛行李和工具，徒步百余里挺进太行山，拉开了修建引沁济蟒工程的序幕。

据《引沁灌区志》记载，群众累计为工地生产水泥6140吨，加工炸药942吨，烧制白灰6万余吨，编制抬筐数十万个，修造锹、镐、钎等各类工具20余万件，筹兑粮食860万公斤。

正是凭借着这股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闯劲和韧劲，愚公后人像传说中他们的祖先一样，以“寒暑易节，挖山不止”的精神，修成了一条福泽50余万人的生命之渠。1969年10月1日，引沁济蟒工程特等劳模牛淑清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接见。

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曲，是“老三篇”里“愚公移山”中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人小孩都会唱，在文革时期就是流行歌曲。

荷兰著名纪录片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与其夫人法国导演玛塞琳·罗丽丹·伊文思，非常关注中国的“愚公移山精神”，于是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拍摄了一套系列纪录片，片名就叫《愚公移山》，该片拍摄于1971年至1975年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全程配合进行了拍摄。该作品是记录“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珍贵影像资料。影片以中法双语摄制，是世界上观影人数最多的纪录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12集内容是：(1)《渔村》(104分钟)(2)《一座军营》(56分钟)(3)《北京杂技团练功》(18分钟)(4)《上海电机厂》(131分钟)(5)《球的故事》(19分钟)(6)《手工艺艺人》(15分钟)(7)《大庆油田》(84分钟)(8)《对上海的印象》(60分钟)(9)《秦教授》(实为钱伟长教授)(12分钟)(10)《京剧排练》(30分钟)(11)《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12)《一位妇女，一个家庭》(110分钟)

纪录片《愚公移山》完整版片长为12小时。外文名A man named Yu Gong tried to move the moutains 。其它译名de Comment Yukong déplaça les montagnes，How Yukong Moved the Mountains 。

改革开放后，“愚公移山精神”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诞生了许多新时代的愚公。如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的唐明玉、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小珠山长城村的孙胜红、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的王光国、贵州省赫章县海雀村彝族干部文朝荣等。《光明日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赞“现代愚公”精神》。

2011年，国家博物馆在正门大厅，展现出了一个巨大浮雕，这个浮雕便是以徐悲鸿画作《愚公移山》为原本，由著名雕塑家曾成钢用花岗岩创作的大型浮雕“愚公移山”，长36米，高12米，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室内石雕作品。国家博物馆为什么选择《愚公移山》?这是因为“愚公移山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201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中国近代国画大师徐悲鸿5盎司纪念银币，正面选用了他画于1940年的《愚公移山》图案。“愚公移山”故事已拍摄成电视剧，该剧于2008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

2017年3月，古典豫剧《愚公》在济源市首演。我国理论界分别在2005年6月和2015年6月，在毛泽东著作名篇《愚公移山》发表60和70周年之际，在北京举办理论座谈会。与会代表回顾毛泽东同志发表《愚公移山》一文的背景、影响和意义，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愚公移山精神的重要讲话，并对如何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展开研讨。

愚公移山精神是济源人民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2005年6月，在毛泽东《愚公移山》发表60周年之际，济源表彰了15名“新愚公”;2009年12月，在毛泽东《愚公移山》发表65周年前夕，又表彰了14名“愚公家乡好少年”。2010年该市开展了“争做愚公家乡好少年、我为济源添光彩”主题教育活动。2014年8月，该市组织了愚公移山精神情景报告会,报告会真实再现了济源现代愚公的事迹。2016年12月29日，济源市决定自2017年始，将每年6月11日设立为“愚公移山精神纪念日”。2017年6月11日，济源在第一个“愚公移山精神纪念日”，举办了《传承与弘扬 · 2017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暨群众文化活动诵读歌会》。

他们还建设了愚公移山精神纪念馆、成立了河南省愚公移山精神研究会，并建设了愚公移山精神干部教育基地，开设了愚公移山精神系列精品课程。

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愚公移山精神”的重大意义

经我们课题组研究，自2011年以来，习近平至少8次，在不同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进一步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一)2011年3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愚公移山精神等革命创业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

(二)2011年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愚公移山等神话体现出中华民族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军区调研，他要求全党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四)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有个寓言叫‘愚公移山’。讲的是几千年前，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里有位叫愚公的老人，下决心将挡在家门口的两座大山移开。亲戚和邻居都说不可能，但他力排众议，带着子孙日复一日挖土移山。他说，山不会加大增高，人却子孙无穷，只要持之以恒，总有一天会把大山搬走。愚公的精神感动了天神，两座山在人和神的共同努力下被移开了，愚公的家乡同外界实现了互联互通。

自古以来，互联互通就是人类社会的追求。我们的祖先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许多互联互通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讲“愚公移山”故事是在传递APEC互联互通的精神，世界只有互联互通，才能实现共同协商、平等交流、互利互惠。

(五)2015年3月6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一定要把老区特别是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放在心上，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聚精会神抓好扶贫攻坚工作，特别是要抓好革命老区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并多次强调指出要加大对老区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工程要优先向老区安排。

(六)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七)2016年6月，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35年如一日，把太行山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习近平总书记称他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精准扶贫，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它说不来，唱不来，更不可能侥幸得来，要靠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靠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毅力，以及科学的方法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得来。李保国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在太行山上从事科学研究，让群众走上致富路。

(八)2016年12月30日，全国政协举办新年茶话会，习近平和6位政治局常委来到金融街附近的全国政协礼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共迎2017年元旦。

习近平在茶话会上，再次提到了毛泽东71年前发表的《愚公移山》演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带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长征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主角，都有一份责任。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重提愚公移山精神，赋予了“愚公移山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动力。

《愚公移山》发表70多年来，“愚公移山精神”穿越时空，始终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奋斗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倡导的“愚公移山精神”，集中而形象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善于进取伟大品格的生动写照，是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团结奋进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可以说，“愚公移山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起，凝结为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精神，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愚公移山精神”必将继续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勇往直前，不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一句话，千难万险摆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有效实施，“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才能成功实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愿望才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