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岁的意大利设计大师，在上海老旧小区做了一项革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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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的意大利人阿尔多·西比奇银发黑衣，骑在一辆共享单车上从弄堂的另一端穿梭过来。这一刻，他好像和同胞安东尼奥尼51年前的纪录片《中国》里出现的自行车大军形成一个遥远的呼应。

事实上，当他几年前在同济大学边上的鞍山五村租下这套“老破小”一室户的时候，他的意大利朋友们就向他推荐了这部纪录片。

这个工人新村最早建于上世纪50年代，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取景的时候还要早上好多年头。当西比奇接受同济大学邀请，参与了“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以下简称“NICE2035”）的打造后，他决定索性搬来此地居住。

只有一个要求：得让自己喝上正宗的Espresso（意式浓咖啡），毕竟他是个意大利人。

很快，一家叫Punchline的咖啡馆入驻了。然后他就真的搬了进来，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一套34平米的小屋里，这是小区里开洗衣店的老板给他介绍的。

他说：“我做这一行以来，是第一次生活在一个项目之中，我意识到了社区的价值有多大。”

作为曾经风靡一时的设计流派“孟菲斯小组”创始人之一，他的多件作品永久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展馆展出。卡尔·拉格菲尔德、大卫·鲍伊等名流都是这一小组所代表的设计流派作品的粉丝。在世界范围里，他早已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现在，西比奇想把印记留在上海。他不仅参与“NICE2035”的项目，如今又投入了嘉定杜宅农场的建设。他说，感谢上海，实现了一个他做了18年的梦。

在他亲手改造的、今已成为样板房的生活空间里，伴随着典型意大利式手舞足蹈的表达，西比奇分享了自己对于社区改造和城市更新的思考和观点。

话题在不知不觉中四散延伸开去，他的眼中持续绽放着一种与自己年龄不符的光芒。

在这次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位68岁的设计师，刚刚用自己大半生积累的经验和心得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艺术和美、文化与教育、人生与哲学的大师课。

关于城市更新

重要的是有趣，而不是有钱

阿尔多·西比奇的名字在这两年中频繁登上主流媒体，是因为改造了34平米的“老破小”，让蜗居变成一种诗意。

但事实上，他和上海最初的相遇要追溯到整整20年前。

在意大利，这名设计师和他的好友宝拉·考因（Paola Coin）常年致力于帮助提拔年轻的设计师。他们与世界各地知名院校合作，每一年联手不同学校共同推出设计作品，作品就在米兰设计周上展出。

“我们也一直想和中国的学校合作，2003年的时候机会来了。我们和同济大学共同合作了一个项目，设计了6到8个物件在米兰设计周上展出，我们为之命名‘Shanghai made in Italy（意大利制造的上海）’。由于众所周知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这样一对比就显得很有趣。这个展出非常有名，第二年，同济大学聘请我做了名誉教授。”

从2004年到2009年，西比奇往返中国和意大利之间不下于60次。遗憾的是，这期间双方合作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然后他就离开了。

直到四、五年前，西比奇带着高中毕业的儿子来上海旅游，和同济的老朋友、如今已担任副校长的娄永琪见了面。他告诉西比奇有这样一个项目，是关于城市更新中地处郊区的社区改造。“他对我儿子说：‘这是你父亲和我共同的梦想。’”

西比奇和娄永琪

第二天，娄永琪问西比奇，是否还想再次和同济合作。“我说好的，其他什么都没说，就在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直到新冠前，他平均每半个月往返一次上海和米兰。后来新冠来了，他在三年中没有再离开过上海。去年实行全域静态管控的时候，他住在武康路附近。这个意大利人眉飞色舞地和我们分享了自己当时如何把政府发放物资里的肉类去换了邻居的蔬菜，甚至还有啤酒。“科罗娜啤酒，”他补充。

现在，他又搬回了这套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他说，改造老公房的乐趣之一在于向大家展示，怎样能不花大钱就把一个不怎么特别的地方变成一个特别之处。“我把这称为‘唾手可得的美’，”他说。

西比奇亲自改造的34平米小屋

我们跟随他拾级而上，楼梯甚至还是木制的，此刻正用它不容置疑的存在提醒着我们楼房的历史。

在西比奇看来，自己这一改造之所以会成为上海各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是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呼应了时代的需求。他用自己的改造让那些想买大房子但又苦于囊中羞涩的人们有了盼头：“老破小”照样可以很有品位。

他认为这次改造对于他自己而言有两层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在不大动干戈地摧毁建筑的前提下，仅从内部实现改造，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是很有好处的；

此外，这也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住到了自己的项目里。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了社区的价值有多大，以及摧毁一个社区将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因为它的价值虽然是无形的，但也高得难以置信。”他这样向我们解释。

涵盖了他所住区域的“NICE2035”项目在杨浦区，虽然不在城市的中心区域，但也属于上海城市更新进程的一部分。

上海的城市更新有一些现成可以参考的样本，但最终还要靠自己去摸索和实现。毕竟，每座城市的特点都不一样。西比奇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城市生活和工作过，他说，通常来讲自己并不喜欢城市那种过于正式的美。

他认为城市更新的关键，在于怎样赋予“多样性”以价值？

“多样性是一座城市的财富。当你想要作出改进的时候，在我看来，你在这一过程中要小心别杀死社区、多样性以及原初的文化，而取而代之以一些让城市看上去显得很贵的东西。重要的是有趣，而不是有钱。不要去刻意地将一些东西藏起来，它们实际上非常宝贵，因为它们属于你们文化的一部分，不应该让它们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方式呈现。”

这也是他欣然接受同济大学邀请，参与社区改造的原因。他觉得，内里永远比门面重要。“我喜欢上海，”他说，

“因为它和纽约、伦敦、罗马这些大城市都不同，而其中的区别就是这座城市无形的价值，这是必须被好好理解的。”

关于融合

不冒犯社区的前提上，加入新的元素

一个社会只要还在继续发展，它就总是由年轻人和老年人共同组成的，对于负责城市规划和设计的人们而言，同时让两者都满意构成了一种永恒的挑战。

以西比奇和同济人打造的这个社区为例，这本身是个很老的社区，他觉得住在里面的人平均年龄应该将近70岁——虽然并没有官方的数据证明他的猜测。

“我们打造这个社区时候的理想就是‘融合’。我在这里生活以来的这些年所学到的一点，就是你别问这些居民他们是否喜欢某项改变。这是一个实验，你可以几年后再来作出判断。居民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要什么，你可以先让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你去看结果。一方面不要冒犯这个社区，另一方面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这里现在有了咖啡店、共享厨房、还有面向学生的各类实验室。平日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他们在这里展开了不同的活动。一开始，年轻人和老年居民这两种人群显得完全不搭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融合在了一起。

和好公社社长陆洲

而对于西比奇来说，这同样也是他融入一个陌生环境的过程。

当这个意大利人刚搬来此地的时候，出于设计师的职业敏感，对于老小区的环境一时间并无法适应。“但这里的人际关系很自然，如果你对什么事情感到不满，就提出来，然后人们会进行改正。”

他以一桩小事为例：“小区前头有一棵樱树，我看到它边上的绿化带里总是堆满了杂物。我有一天忍不住打电话去说了，我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知道吗这事关小区的尊严，为什么不能保持干净整洁呢？我还说，我可以自己付钱，你们只要负责找人来把它搞干净就行。他们就和社区的主管说了，他们就把它清理干净了。并没让我掏钱。”

但即使是这样小小的矛盾，也在无形中增进他和社区的关系，促进他们彼此间的理解。

随着他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拉长，西比奇真正融入了这个社区和它的文化。“我后来就对自己说：‘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干涉别人怎么做事？’这花了我很长时间，去融入另一种文化。去理解别人的价值观，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什么只是浅薄的表面装扮。

“我可能是这个社区里唯一的外国人，”西比奇说，“我曾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体验过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这里的生活经历无疑丰富了我的人生。”

关于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和独创性对年轻人而言至高无上

西比奇是意大利人，二战严重毁坏了这个美丽国度的很多地区。战争结束后，这里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重建。

出生于1955年的他没有亲历过大部分重建过程，但让他感觉幸运的，是自己在21世纪初来到上海。20年间，他即使并非完整，但也断断续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更新历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此前的遗憾。

“我从很久前就一直说，我觉得自己在2003年来中国是件很幸运的事，因为目睹了世界和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发展。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世界上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人对于中国的一切毫无概念，对于这一点，我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是恼怒还是失望的感觉。”

在他分别于2004年和2010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时展出的项目“微观现实（Microrealities）”和“反思幸福（Rethinking Happiness）”中，都包含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研究和探索。

西比奇和“微观现实”项目模型

其中“微观现实”试图探讨的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和它的居民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义。在西比奇看来，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有能力给予一个空间以它独特的个性。

而以“反思幸福”项目为例，他当时制作了四个理想社区的模型，探讨“人和空间”的可能性，其中的一个模型就假设了一个距离上海一小时车程的乡村。他以模型搭建起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农业公园”，在可持续性地进行农作物种植、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社区。

“反思幸福”项目搭建的模型之一

西比奇的职业生涯长达40多年，因为从事了大量研究工作，他的设计理念很早之前就已经围绕“可持续性”展开。时至今日，西比奇有些遗憾地感到，这个词早已达到了一种被滥用的状态。

从2004年起，西比奇就产生了构建一个市郊新型社区的设想。此后，他一直等待将设想变成现实的机会。他曾经在意大利和美国尝试过，但都没有成功。“也不是说人家不感兴趣，”如今回想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只能说万事都有时机。”

“最终我只在中国找到了想要做这个项目（指嘉定杜宅农场）的人，找到了帮助我梦想成真的人，在整整18年后（注：项目启动于2022年）。我很多年前就说过，哪儿能成就我的梦想，我就去到哪里。”

这个项目和自然紧密结合，那里一共有40公顷农田，用来发展有机农业。以及一个农庄，大约有40到50座房子，他对原先的乡间农舍进行了改造。

“我们将打造一个新型社区，一个人们在那里可以更贴近自然的地方，并能理解自然是怎样对我们的未来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他向我们介绍，

“这种类型的项目，也许是我迄今的项目里最根本的，也是和可持续性关系最大的。进一步理解自然，并给予人们一条更接近自然的途径，这是我在这个项目进程中感到非常自豪的。”

这也呼应了他在去年接受的一次意大利媒体的采访，他在采访中曾表示：“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可持续性和独创性对于年轻一代的意义变得至高无上。”

现在，他基本每星期都会去嘉定。“那边的人让我索性住过去，但眼下还不行。谁知道呢，也许我将来的某一天就会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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