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具万理，涵养本原

朱熹(1130一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思想上，朱熹继承、综合了宋代以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理论，系统地阐释了儒家传统的基本思想，同时，在气、理等方面又有了新的发挥，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发展阶段更为完备，在具有哲学深度的同时，更具有社会实践意义。朱熹思想主要有理气论、心理论、格物致知等，涉及到宇宙自然观、发展生成论、人性论、道德伦理观等，建构了一个广博而渊深的理学体系，成为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其中具有丰富的美学、美育思想。

朱熹的美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理、气、心、性等方面的认识基础上对于人性的本质、发展、完善等，对于诗、乐、美好事物的赞赏与追求。“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朱熹是从人理出发来认识人的道德，并从道德要求来思考人的行为规范。其理论的根本在于如何使人的心性调整、完善，在于如何让在心、未发的理、德来自觉指导外在的言行。“朱熹把理义道德精神的善与审美活动的美联系起来,他引程颐的话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此语亲切有味。’此‘味’蕴含着审美情趣。这样,理义道德不仅在审美活动关系之中,而且引发审美愉快,美与善便不可分离。”

朱熹认为人的心性修养需要持守，需要养存，需要诚意、正心、修身，其重要方式就是涵养。涵养既要重视心性之本的认知、回归，也要重视日用的生活行为，既要注重内在的、先天的自然本性，也要注重外在的、后天的学习修炼。

朱熹认为人之涵养应该从三方面做起，其一是从心性本原做起，其二是从小做起，其三是从日用做起。

朱熹认为世上万法万事，都只是源于一个人心。“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仁义礼智是人心的基本构成，是人心基本表现，其他的都是以这四方面为基础的不同表现。在这四者中仁又是根本，“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仁是儒家的传统道德的核心构成，从一定意义上看，仁是心之心性的自然本真，它依于人性之善，本于人性之真，显现人性之美。亲亲、仁民、爱物都源于仁。因此，修身养心也是使心性还原为仁。

涵养于未发见之先，源清则流清。朱熹认为涵養本原之功是从涵养心性之根本开始，“学者须当于此心未发时加涵养之功，则所谓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发而必中。方其未发，此心之体寂然不动，无可分别，且只恁混沌养将去。若必察其所谓四者之端，则既思便是已发。”未发之时心寂然混然，加以涵养，则发使必然中节，这与他的中和论思想完全一致。“须是涵养到心体无不尽处，方善。”在心之尽处，为心之本原，只有涵养到心之尽处才能得人心之本，得人心之中，得理之极至。

涵养之功还应当从小做起。“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古人自小皆以乐教之，乃是人执手提诲。到得大来涵养已成，稍能自立便可。”“古人从小以敬涵养，父兄渐渐教之。”如果从小开始进行乐教等，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自然养成了善根，待其长大自立则已经具备了根正之基础，其心向善，其情合度，处事为人自然不会有大的偏差。

涵养之功还需从日用中做起，养成习性，自然而然。因此，要涵养心性需要无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在日常之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古者，国君备乐，士无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无时不列于前。”在朱熹看来古代士人把琴瑟视为日用之物，用以自娱自乐，用之疏导情性，用之自我完善。“人之于义理，若见得后，又有涵养底工夫，日日在这里面，便意思自好，理义也容易得见，正如雨蒸郁得成后底意思。”日日涵养，则“意思自好”。涵养之功在日日之间，这样才能如雨水之形成，当到处湿润，被日头略照，水气之蒸郁，慢慢形成云气，最后才有滋润之雨。 “平日涵养之功，临事持守之力。涵养、持守之久，则临事愈益精明。”“况操存涵养，皆是平日工夫，岂有等待发见然后操存之理！”平时涵养根本则善心已存，事理自明，临事就会从容自如。如果平日不曾养得，临事时就会心乱理迷，难免偏失。“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栽，只如种得一物在此。但涵养持守之功继继不已，是谓栽培深厚。”“不论感与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养，则善端之发，自然明着。”涵养需要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造次颠沛，无时不习。不可急躁，不可急迫，如栽培树木，岁月之久方可长成可用之材。涵养心性更是一种深栽厚培，终日优游涵泳，方有善端自发、浃洽自得、性理自明。“五色养其目，声音养其耳，义理养其心，皆是养也。”朱熹认为涵养是人全面的身心修养，在日常生活之中，需要五声、五色、五味等来养育其视听等感觉，使其对于外物的感知更加明晰、灵敏，能知其好坏，知其美丑。需要用义理来养育其心，使其心归于中正，使其能自知自明。朱熹重视日用之涵养还包含身体力行之实践意义，他要求涵养要在日用之中反省、自观，还要学习读书，更要与自家的日常事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义理不是空泛之理，人情不是抽象的情感，它们是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的适度的喜怒哀乐和临事、处事时的顺应与恰当。

涵养之功必须以涵养者的自我修养为主，“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为学之道，在诸公自去着力。”“盖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义理涵养尔。”以义理涵养，涵养要自作、自理会，要把捉自家，要自我发现、自我用功、自我体验，书要自读，理要自明。他人、环境都只是外在因素。心不待求，在人的自我警觉自我反省处。人心在自知，假如人能知其心不在，则其心已在了。养卫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涵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知、自明、自得。朱熹在解释孟子的“深造”时说：“‘深造’云者，非是急迫遽至，要舒徐涵养，期于自得而已。”人身体成长，需要每天的营养，需要岁月的积累，然后才能长大成人。人之心性深造，需要舒徐涵养，在自省、自观中实现自得。深造自得就会打开心中的天窗，触及心性之本源，发觉事理之极致，达到道理源头处，可以左右逢源，“源头便是那天之明命，滔滔汨汨底，似那一池有源底水。他那源头只管来得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来供自家用。”

有时涵养与体验、穷理等并用，如“说扩充，说体验，说涵养，皆是拣好底言语做个说话，必有实得力处方可。”此处的涵养与扩充、体验并用，是指学者修养之功的不同方式，但都是落实在心之持守、感受、蕴藉和情性之完善、升华等方面。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处事须集义。敬，是一种静，是反身自省、自我发现、自我认知、自我要求，是守之而不易。敬胜百邪，敬能自克，敬则心纯，所以涵养须敬。致知是通晓明了，是有所学，有所知，有所解。义，是人之大义，是处事的是非原则，是施于事而合宜，即物来能应，事至能断。涵养与进学名为二，而实为一，敬与致知也密切相关，致知须用涵养，涵养必用致知。“须先致知而后涵养。……未能识得，涵养个甚。”能致知，知分晓，并铢积寸累，又常警觉，有操守，能自存，才能有涵养。敬与义也是完全一致的，“敬、义只是一事。如两脚立定是敬，才行是义；合目是敬，开眼见物便是义。”在没有遇事时，涵养以敬，敬以直内，在遇到事情时，必然要辨别是非，所以，敬、义不是两事。敬又有死敬与活敬之分，“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辨其是非，则不活。若熟后，敬便有义，义便有敬。静则察其敬与不敬，动则察其义与不义。”敬，应当活泛而不死板，能静守心中之本，积习成性，能遇事能察，辨别是非。

敬者，静也。敬之功夫就是静观、静思。人心本来神明不测，至虚至灵，神妙如此，如果不去养他，让它受利欲干扰，就不得安宁，难以达到空明自知。静，自然就没有闲杂思虑，就会养得心气条畅。静，不一定如坐禅入定那样的静坐，断绝思虑，主要是收敛此心，去除心中杂念，使心湛然无事，趋于平静，自然专一。“及其有事，则随事而应；事已，则复湛然矣。……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静，主要是使心能平静专一，心中不乱，心在、心安。静，不是让心空无一切，是在反思中明察事理，辨别是非。心中有是非，杂念不会存。静，不是放弃积极思考，不是放弃积极做事。“动时也有静，顺理而应，则虽动亦静也。……动、静，如船之在水，潮至则动，潮退则止；有事则动，无事则静。”心，在未遇事为静，遇事为动，动时顺理，静时能存，当静则静，当动则动。动静互存，动静循环，动静无端。“人身只有个动、静。静者，养动之根；动者，所以行其静。动中有静，如‘发而皆中节’处，便是动中之静。”静是动之本，动是静之用，处于静则养本，处于动则思考事理。“知这事当做，便顺理做去，便见动而静底意思。……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始能静；静而能存养，则应接处始得力。”静中含动，静以待动，本来为静，应事而发。当做之事做得恰当，是顺应事理，虽动含静。动静与中和互相对应，未发之中为静，发而中节之和为动。与静相关，朱熹提出了“虚心静气”、“虚心静虑”、“虚明纯一”、“虚心游意”、“虚心涵泳”等。朱熹提倡心静，也肯定心之动的作用。这与他对于动静关系的认识有关，也体现他的思想中始终包含着积极处事一面。

涵养须穷理，万事皆在穷理后。“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穷理才明白所养之本，涵养才能使所知之理有所依存，两者相关关联，互相补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缺一不可。能穷理，推寻究竟，则涵养之功日益进；能涵养，自有存操，则更利于穷理致性。“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

涵养需学习，需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朱熹主张“无一事之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各求其中节，”学习的重要方式就是读书，“不若先涵养本原，且将已熟底义理玩味，待其浃洽，然后去看书，便自知。……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朱熹认为读书是为了自知，要虚心静看，应该用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能以纷扰杂乱心去看书。读书是为了自己的心性存养，不是简单的用自己之意去解读他人书中之意，也不是自己之意被书中之意思引导着，应该是先涵养本原，平心静气，反思自己，把到涵养、探索相统一，把自我发现与解读诗书合而为一，读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论语之书，无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书，莫非体验、扩充之端。盖孔子大概使人优游餍饫，涵泳讽味。”仁是朱熹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它的基本要义就是教人如何涵养德性，薰陶气质。读书是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读书如炼丹，初时烈火锻煞，然后渐渐慢火养。又如煮物，初时烈火煮了，却须慢火养。读书初勤敏着力，仔细穷究，后来却须缓缓温寻，反复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贪多欲速，直须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文卿病在贪多欲速。”朱熹用炼丹和煮饭来比喻读书，是强调读书应该细读慢品，反复玩味，如春雨润物，在潜浸熏染、悠游从容中去涵养。

诗、乐、礼可以涵养德性，诗、礼、乐在心性涵养上有其独特作用。“如分别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处，必能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于诗’之功。涵养德性，无斯须不和不乐，直恁地和平，便是‘成于乐’之功。如礼，古人这身都只在礼之中，都不由得自家。”朱熹认为人的天之性是生而静，虽然有喜怒哀乐之情，在其未发之时是潜而不动的，当其感于外物时，便发而为欲望、为情感。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求，则不能无言。言之所不尽，则发于咨嗟咏叹，应之自然之音响节奏），这就是诗。诗，借言语以讽诵，富有歌咏之律，以咏歌情性，能感发人之善心，并使恶念去除。诗能够教人、化人，且具有独特的功效。“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而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诗的化人是通过情感作用来实现的，它因情而生，富有感人之情，自然感人，感人情则移人心，移人心则化其人。雅正之诗处于圣人纯正之心，出于中节之情，用之教人则可以熏染、涵养人之情性，引导人之心性向上、向善，求真、求美。商周之时，诗风纯正，诗被用之乡人，用之邦国，达到教化天下之作用。朱熹还根据诗歌兴于情并使人情得以兴的特点指出了读诗之法，“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读诗时，不是简单地在字句的解析中理解诗意，而是要“熟读涵味”，在反复的吟咏之中慢慢体味诗中的蕴含，逐渐由诗引发自己之情性，从容感荡自己之胸臆，进而改变自己之血气，以致“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道理浑然，其意自足，其妙会心，无法言传。这就是诗之美育之特效，读到诗歌的“兴起处”，它可以“洗心”，可以化人。

“古者教人多以乐，如舜命夔之类。盖终日以声音养其情性，亦须理会得乐，方能听。”乐，借声音节奏，和顺从容，使人闻之自然和平，能使人动荡血气，流通精神，情感得以抒发，并合度适中，心平气和。礼，礼，全无说话，只是恁地做去，在日常举止中，身在其中，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便懂得规矩道理。这是朱熹对于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阐释。

朱熹的涵养论，强调涵养自明和日用之功，强调于切近处、浅近处功用，强调潜移默化与修辞立诚，重视克己复礼和表里通彻。他重视读书学习，也重视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他把内在的心性修养视为涵养之关键，也把外在行为举止当做涵养所必需。这样把人的修养与自我完善贯彻到生活之中，把视听等感官的需求与修养结合起来，从人性的基本点上来审视欲望与义理之关系。把人之喜怒哀乐之情与五色、五味之需视为人的日常行为的内涵，作为涵养之起点，但又不停留在生理之所需，而是思考人的心性完善的方法、途径、目的、意义，人生的快乐与境界。它是人生哲学，也是生活美学。它是圣人之最高人生境界，却又不离平常人的平常生活。

朱熹的美育思想追求的不是审美认知、审美创造、审美感受，而是以人的心性为基础的人性完善至真、人心畅达和谐、人情愉悦合度。这是以人为核心，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思考，又以协调、引导、涵养心性为途径，以期达到人性的至真完美，人生的从容至乐。圣贤是自古以来的为人楷模，是人生修养境界之代表，是人性之善的体现者，是人生之美的实践者。朱熹要求人人都应有圣贤之心，虽然不能达到认为为圣贤，但人人的心性之本与圣贤相通、相同。他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心性、中和、气理等思想，但又有宋代理学的特殊阐释，其中也不乏与佛家、道家思想的某些关联。从气理、心性、中和、涵养可以了解朱熹美育思想的基本构成和理论脉络。

朱熹的美育思想与儒家传统一致，不仅要锻造、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使其内含其德，外彰其美，还要努力使普天下之人，人人皆有所学、有所乐、有所养，以致人心纯正，社会谐和，天下太平。

杨宝春简介

1965年生，河南固始人，199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和教育硕士学科教学?语文方向硕士导师。著有《的场上演变研究》、《中国戏剧研究》等专著及《魏晋南北朝的散乐百戏研究》、《意趣神色的意义解析》等学术论文，曾获得中国（海宁）?王国维戏曲论文奖一等奖和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