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倾向与大学生网络闲逛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宫 剑,李 晔,周兵平,海 曼,牛冰钰,吴旭瑶

(1.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2.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温州 325035;3.三峡大学田家炳教育学院,宜昌 443002)

早期观点认为,Z世代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有能力更好地利用信息通讯技术造福自己的生活。但近期研究指出,信息通讯技术其实加重了学习者的“数字分心”,导致大学生更容易网络闲逛(Metin-Orta &Demirtepe-Saygili,2021)。网络闲逛(Cyberloafing)描述的是个体在工作或学习时间,使用上网设备处理私人事务的现象(Lim,2002)。实证研究显示,当代大学生在学习时间内极易被上网设备拉离学习任务,且这一行为往往与较差的考试成绩联系在一起(Durak,2020)。学界对网络闲逛影响因素的探讨经历了从宏观(组织层面)到微观(个体层面)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体自身的原因(Venkatesh et al.,2023)。以往研究表明,相较于情境因素(如教室大小、光线),个体特征(如尽责性、神经质)对网络闲逛的影响更加稳定、持久(Sheikh et al.,2019)。例如Han等(2014)的研究显示,员工的道德和信念比组织的奖惩和控制更能减少网络闲逛。因此,有必要深入考察个体特征在网络闲逛行为形成机制中的作用,为从个体角度寻找干预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的自我控制理论,个体的“冷”执行功能(如注意控制)和“热”执行功能(如延迟满足)存在缺陷可能是网络闲逛等分心行为的重要前因(Mischel &Shoda,2010)。同时,有研究指出强迫症会导致患者出现执行功能缺损;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是强迫症发病风险最高的时期;强迫症是大学生群体中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单海迪 等,2020;Solmi et al.,2021)。近年来,学界公认强迫症状的分布范围并不仅限于临床群体,其在正常群体中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内心体验(Abramowitz et al.,2014)。那些虽然表现出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但程度不如临床患者频繁、强烈的个体被称作高强迫倾向个体。他们在动机、认知功能等方面有着和临床患者相似的变化,且人数越来越多(单海迪 等,2020)。这说明,高强迫倾向大学生可能也存在执行功能缺损,进而成为网络闲逛的高发人群。基于此,有必要从心理健康的视角出发,探讨大学生的强迫倾向与其网络闲逛行为的关系,以及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是一种以反复出现令人痛苦的强迫思维或强迫行为为主要表现的心理障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强迫症患者普遍存在执行功能受损和功能失调性信念增多的特点(单海迪 等,2020),以往研究显示这两个特点与学习活动中的偏离行为密切相关(Ciuhan &Iliescu,2021)。近年来,为了排除并发症、药物服用等因素的干扰,学界多采用高强迫倾向个体这一亚临床样本作为强迫症相关研究的对象。目前,大量实证研究考察了高强迫倾向人群的执行功能,结果显示这类个体有着元认知调节障碍、注意转换策略缺陷、目标导向控制受损等特点(Gillan et al.,2011)。结合“执行功能显著地影响个体对当下活动的调控”这一经典结论(Duggan &Garcia-Barrera,2015),可以推测高强迫倾向大学生更有可能在学习过程中自我调控失败并出现网络闲逛行为。此外,强迫症的认知-行为理论指出,功能失调性信念(如“完美主义”、“难以忍受不确定性”、“夸大责任感”和“过高评价危险”)是引发和维持强迫症状的关键因素(Abramowitz et al.,2014)。这些功能失调性信念容易使高强迫倾向大学生对学习活动中“数字分心物”所引发的闯入性思维(一种非自主的、反复出现的、来自个体内部的干扰性思想冲动)作出不适当的评价(张众良 等,2010),进而使自己陷入分心困境并偏离学习。基于此,提出假设H1:大学生的强迫倾向正向预测其网络闲逛水平。

在强迫倾向对网络闲逛的影响过程中,错失恐惧可能是重要的中介机制。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是一种因担心错过他人积极经历而产生的弥散性焦虑(Przybylski et al.,2013)。多项研究指出,人格特征等个体差异是错失恐惧的重要前因(Przybylski et al.,2013;Tandon,2021),同时错失恐惧对个体(特别是Z世代大学生)的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有着重要影响(Tandon,2021)。可以认为,强迫倾向能够正向预测错失恐惧。首先,根据强迫症的认知-行为理论,高强迫倾向大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会更多地思考那些低风险的事情(如错失重要聚会通知),夸大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危害(张众良 等,2010),因此更有可能产生“期望持续地、完整地知晓外界动态”的非理性认知,出现错失恐惧这种“对后悔的恐惧”。其次,高强迫倾向大学生更容易在应对学习活动中的诸多趋-避冲突时受挫(张众良等,2010),这可能导致他们缺乏自主感、胜任感(Kiverstein et al.,2019),难以满足自己的基本心理需要,而基本心理需要的缺失是错失恐惧的近端原因(Xie et al.,2018)。实证研究也显示,强迫思维的产生与基本心理需要的缺失存在正相关关系(Valshtein et al.,2020);“完美主义”等信念不利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Boone et al.,2014)。最后,高强迫倾向群体对自己的注意、知觉等认知功能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会促使他们反复检查、反复确认(Voderholzer et al.,2013),这也为错失恐惧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错失恐惧会对网络闲逛产生重要影响。有研究指出,以社交网站、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流对错失恐惧个体极具吸引力(柴唤友 等,2018),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更多地使用网络这种跨时间、跨空间的媒介来获取信息、缓解焦虑和进行人际互动。学习活动对大学生来说意味着与大多数即时资讯的主动隔离,在此期间他们无法顺畅地获知外界动态。因此,高错失恐惧的大学生在学习时更有可能体验到焦虑,担心错过他人(特别是同龄人)的新奇经历,这种焦虑进一步使其无法专注于学习活动,最终导致网络闲逛。注意控制理论亦指出,焦虑会损害注意系统、占用认知资源、干扰抑制功能,进而影响个体当下任务的完成(贾江晓,2016)。而“嘈杂”、“过载”的互联网环境本身又会快速地消耗个体的认知资源、注意资源(车敬上,2019),这使得他们更容易疲劳,更难抵挡下一波“数字分心”诱惑。实证研究也显示,错失恐惧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学习倦怠、非理性拖延行为和非适应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高错失恐惧个体更容易被网络分散注意力(丁倩 等,2020;刘采梦 等,2022;Alt,2018;Li &Ye,2022)。综上,提出假设H2:大学生的强迫倾向通过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其网络闲逛水平。

尽管强迫倾向可能会通过错失恐惧对网络闲逛产生作用,但并非所有的高强迫倾向大学生都会出现错失恐惧这种与信息搜寻欲望高度相关的弥散性焦虑(Alt,2018)。换言之,对于那些不太重视社会群体身份和与重要他人关系联结的高强迫倾向大学生来说,外界的动态、他人的看法或感受对自己的影响可能有限。有学者曾使用关系型自我构念(Relational-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的概念来描述个体在解释、认知自我时依靠重要他人和自身所扮演角色的程度(Cross et al.,2000)。其中,高关系型自我构念个体更关心自身所属群体的信息、更重视他人的需求和看法,决策时也会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决定给他人带来的后果(Cross &Morris,2002)。如前述,出于功能失调性信念等原因,高强迫倾向大学生可能会高估自己被同龄人“甩在身后”的可能性,因此往往更加强烈地期待知晓外界信息并产生错失恐惧,进而在规定的学习时间内使用手机等上网设备闲逛。但这一关系极有可能受到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高关系型自我构念大学生希望自己可以有效地匹配他人对自己所扮演角色的需求和看法(Cross et al.,2000),因此强迫倾向可能更容易导致他们担心自己错失重要的信息(如他人的需求或对自己的看法)及活动。Dogan(2019)也指出,关系型自我构念可能是某些个体心理因素影响错失恐惧的重要边界条件;Zhang等(2020)亦强调了自我概念在错失恐惧形成过程中的前提性地位。另外,关系型自我构念可能无法调节模型中的其它两条路径:无论个体在解释、认知自我时有何种特点,在强迫倾向对网络闲逛的直接影响中,“强迫”干扰自我调控进而导致个体“分心”的机制均起作用;在错失恐惧对网络闲逛的影响中,“错失”引起焦虑进而导致个体通过“闲逛”缓解焦虑的机制均起作用。基于此,提出假设H3:关系型自我构念可以调节强迫倾向与错失恐惧之间的关系,对于高关系型自我构念大学生而言,强迫倾向对错失恐惧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

图1 变量关系假设模型

采用方便取样法,使用“问卷星”网络调查平台在湖北省武汉市两所大学(一所为师范类,另一所为理工类)发放问卷502份。剔除作答时间低于90秒、未通过测谎题的被试,有效问卷452份(有效率90.04%)。被试平均年龄20.19±1.55岁;男性192人(42.5%),女性260人(57.5%);大一93人(20.6%),大二149人(33.0%),大三105人(23.2%),大四105人(23.2%)。

2.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强迫分量表

选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的强迫分量表,10道题,如“做事必须反复检查”等(Derogatis &Unger,2010)。5点评分,0=“无”,4=“严重”,总分越高即强迫倾向越高。本次测量中,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8。

2.2.2 错失恐惧量表

选用错失恐惧量表,单维度,10道题,如“如果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在做什么,我会感到焦虑”等(Przybylski et al.,2013)。5点评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总分越高即错失恐惧越严重。本次测量中,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9。

2.2.3 关系型自我构念量表

选用关系型自我构念量表,单维度,9道题,如“当我审视自己时,我通常会同时想起我的密友或家人”等(Cross et al.,2000)。7点评分,1=“完全不同意”,7=“完全同意”,总分越高即关系型自我构念水平越高。本次测量中,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9。

2.2.4 网络闲逛量表

选用网络闲逛量表,包括主动型网络闲逛(如“学习时,我会有计划地上网处理一些学习之外的事”)和被动型网络闲逛(如“学习时,我容易受网络信息的干扰而放下手头任务”)两个维度,共10道题(Zhou et al.,2021)。6点评分,1=“从不”,6=“总是”,总分越高即网络闲逛水平越高。本次测量中,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4。

使用SPSS24.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3.4(http://www.afhayes.com)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提取出6个因素(Eigenvalues>1),首因素解释变异量为29.30%,低于40%;使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包含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难以拟合数据。这说明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汤丹丹,温忠麟,2020)。

表1可见:强迫倾向与错失恐惧、关系型自我构念、网络闲逛显著正相关;错失恐惧与关系型自我构念、网络闲逛显著正相关;关系型自我构念与网络闲逛显著正相关。

表1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452)

首先使用SPSS宏PROCESS的模型4检验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强迫倾向显著预测错失恐惧(β=0.51,SE=0.04,p

随后使用模型7检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强迫倾向显著预测错失恐惧(β=0.45,SE=0.04,p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n=452)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以M±1SD为标准将关系型自我构念分出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关系型自我构念较低时(M-1SD),强迫倾向显著正向预测错失恐惧(βsimple=0.36,SE=0.06,p

图2 关系型自我构念的调节效应

首先,研究发现强迫倾向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大学生网络闲逛,假设H1成立。这一结果符合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的自我控制理论和强迫症的认知-行为理论对网络闲逛行为的解释,信息通讯技术虽然极大地提升了学习者的学习自主性,但对于高强迫倾向大学生而言,较低的元认知调节、监控能力和功能失调性信念可能容易导致其注意力偏离学习。这一结果亦说明,网络使用者的个性特征对网络使用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的网络心理学研究多专注于探讨“网络使用会对心理健康造成何种影响”,提前将互联网技术视作因果关系中的原因(Lippke et al.,2021)。但互联网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善”或“恶”是使用者自己选择、控制和导向的结果。低强迫倾向个体更有可能正确地利用互联网海量实时信息的特性,从中获利;高强迫倾向个体则容易被“信息海啸”淹没,反受其累。这事实上也与Kraut等(2002)提出“富者更富”模型时的思想基础不谋而合,与该模型中“在现实世界中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使用者能更好地控制互联网技术的负面影响”的观点类似。面对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时代,心理健康状态良好的使用者可能更容易控制“数字洪流”对专注力、注意力的负面影响。

其次,研究发现错失恐惧在强迫倾向与大学生网络闲逛之间起中介作用,即强迫倾向通过增强大学生的错失恐惧进而提升其网络闲逛水平,因此假设H2成立。这一结果与Wegmann等(2017)的研究一并启示,互联网时代背景(存在“信息超载”、“信息海啸”特点)下,错失恐惧可能是心理健康状况影响个体工作、学习质量的重要“中转点”。Tandon等学者(2021)近期呼吁未来研究者广泛地探索、识别错失恐惧的前因和后效列表,特别是关注心理缺陷(如心理亚健康状态、黑暗人格三联征等)对错失恐惧的影响,以及将错失恐惧的后效与时代性问题联系起来。研究既证实了高强迫倾向这一心理亚健康状态是导致错失恐惧的重要前因,又将错失恐惧对广义互联网使用行为的预测作用延伸到了学习场景,警示了错失恐惧在教育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对自主学习者的危害性。此外,与Li和Ye(2022)的研究类似,研究为注意控制理论中“焦虑会损害目标驱动注意系统,进而导致分心行为”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再次,研究发现关系型自我构念可以调节强迫倾向与错失恐惧之间的关系,对于高关系型自我构念大学生,强迫倾向对错失恐惧的正向影响更强,因此假设H3成立。这一结果说明,低关系型自我构念对“强迫倾向→错失恐惧→网络闲逛”的负面机制有一定的缓冲作用。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低关系型自我构念个体更强调自我评价的独立性、更擅长发挥“自我”的作用(丁倩 等,2020),而这一特性往往与较高的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能力有关(Legault &Inzlicht,2013);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高强迫倾向虽然会导致低关系型自我构念大学生关注外界信息(即错失恐惧),但也会导致他们聚焦内部自我(如自我监控),因此强迫倾向对错失恐惧的预测作用减弱。

从次,研究为网络闲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近期有学者整理了基于各种理论视角进行的网络闲逛前因研究,发现个体差异尽管不是应用最广泛的理论视角,但却是网络闲逛最重要的前因,因此未来研究应将个体差异置于网络闲逛前因研究的中心位置(Venkatesh et al.,2023)。然而,以往关于个体差异与网络闲逛的关系研究主要从大五人格、特质自我控制等远端因素,以及态度、情绪等近端因素展开(Sheikh et al.,2019)。研究首次证实了个体的强迫倾向对网络闲逛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这启示未来研究者在探索网络闲逛的形成原因时,应充分考虑个体心理健康状态的作用。

最后,研究为网络闲逛的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一方面,高校(和企业)应重视个性特征在网络闲逛行为形成与发展机制中的重要作用,不应一味地阻隔、限制互联网这一中性技术,而是要关注使用者的心理健康状态等个性特征,让源头问题解决在源头。例如,高校可通过其心理健康测评与干预系统,提前识别学生中的高强迫倾向等易闲逛人群,将网络闲逛行为的防治、矫正策略讲解纳入已有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低成本、高针对性的干预实现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学业的双提升。另一方面,高校(和企业)应重视错失恐惧的“中转点”作用和关系型自我构念的限制性作用,通过阻断中介链条来降低高强迫倾向等易闲逛人群的“数字分心”风险。例如,可以借助团体心理辅导等形式提升大学生群体的自我分化质量和自我评价的独立性,降低其对外界情境线索的过度依赖。

另外,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为了考察强迫倾向对普遍意义上的错失恐惧和网络闲逛的预测作用,研究使用了不限制情境的错失恐惧量表和网络闲逛量表作为测量工具。目前,已有一些可以测量特定情境错失恐惧(如社交媒体类、新颖信息类)和网络闲逛(如社交活动类、信息活动类)的量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对错失恐惧和网络闲逛进行细化分类,探讨不同类型的错失恐惧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网络闲逛以及是否存在溢出效应,以得到二者关系的更精确结论。此外,近期有学者倡导关注网络闲逛的积极后效,认为自发的、适度的闲逛有助于个体恢复注意资源、缓解压力(Wu et al.,2020)。这一效果依赖于个体优秀的自我调节、计划和注意转换能力,而这些正是高强迫倾向群体的弱点。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高强迫倾向群体在网络休闲活动中的“失控”过程,以期帮助该群体适度利用网络、享受闲逛的积极效果。

(1)强迫倾向越高的大学生越容易网络闲逛。

(2)强迫倾向通过引发错失恐惧导致网络闲逛。

(3)相较于低关系型自我构念大学生,高关系型自我构念大学生的强迫倾向可以引发更强烈的错失恐惧,进而加重网络闲逛。

心理学探新202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