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研成果丨以国际比较视角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

第四类是从社会、文化等其他特定角度的解释。例如，一些学者提出“人口红利”观点，认为通过实行计划生育等政策，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有利的人口结构转变，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再如，一些学者提出了“文化说”，认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

以上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分析解释各有其启发，但从历史比较、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都存在着各自不足。从历史视角来看，以往研究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的差异，这一比较的前提是认为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主要体现于1978年之后，1978年之前的发展不如人意。从数据来看，1953—197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6.2%，如果剔除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前四年经历的曲折，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速高达10.6%，高于同时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改革开放前后相比，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起伏大、不稳定。另外，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成就还体现在其他方面。197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学龄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等许多发展指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中游水平。这些发展指标的提高需要物质基础的支撑，但不是仅靠物质增长就能够实现的。与许多有增长、无发展的中低收入国家相比，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是比较全面、普惠的。

从国际比较来看，如果把视野放开到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别经验，就会进一步发现对中国发展经验现有解释所具有的局限性。比如，新自由主义观点无法解释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时间比中国长，市场自由度、对外开放程度更高，但都没有实现快速发展。结构主义观点难以解释很多与中国结构条件相近、结构选择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没有中国快。新政治经济学重点刻画的政治分权治理结构特征，同样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具备，但其增长也没有赶上中国的速度。

对中国发展经验深化认识需要经由历史比较和国际比较来得到。为进一步思考这一历史课题，《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发展经验与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课题组通过经济增长数据和历史实证分析，梳理了其他典型发展中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经验，以此为参照进行横向、纵向对比，来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在实证分析方面，研究从重做发展核算出发。发展核算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利用跨国宏观数据来分析各类生产要素的水平差异对人均收入水平国别差异影响的统计分析方法。发展核算的经典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的差异对人均收入国别差异的影响超过资本存量差异。这一结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实证基础：既然人均收入差异主要是由“效率”差异决定的，低收入国家就应重点着眼于实施有助于提高“效率”的政策。给定技术引进能力和增长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就要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如果不同类型的生产要素对收入增长贡献度随收入水平变化而有结构性差异，那么无视发展阶段的政策建议就会产生严重误导。根据我们的重新测算，如果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为样本重新进行发展核算，结论将发生重大变化——中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最大的生产要素是物质资本积累水平，而不是生产效率。正如中国俗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言，没有一定规模的物质资本积累，提升效率是镜花水月。这一发现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要实现快速增长，重点是要加快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

从这一实证结论出发，课题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理论框架，以重新认识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追赶需要处理好的战略和政策考量。第一，资本积累任务决定了后发国家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选择。第二，资本积累任务也极大影响后发国家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第三，工业赶超战略下经济结构协调是一道难题。第四，社会建设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影响资本积累能力。第五，外部资金对实行工业赶超的作用有限、成本较高。第六，实行工业赶超需要为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和波动留有余地。最后，实现工业成功赶超必须适时建立自主的工业技术研发体系。研究梳理了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苏联以及东亚经济体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提炼出若干典型事实，在新的理论框架下，这些典型事实能够得到较为一致的解释。

在新发展理论框架下，课题研究总结了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第一，选择了符合国家发展长远利益的工业化战略。第二，建立了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能够有效支撑工业化战略的体制和政策。第三，始终注重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第四，较好地协调了对外经济联系和国际关系。第五，危机应对及时果断，发展具有极大韧性。第六，也是最重要的，坚持理论和道路自信，不断增强执政党驾驭发展过程的能力。

本课题研究与以往中国发展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一致性的理论框架下来统一思考和认识新中国70年的发展经验，而不是把前30年和后40年的发展割裂起来。我们不回避历史的问题和教训，但也不因此否定正确的原则和道路。

发展是一道永恒的现实课题，也就是一道永恒的理论命题。我们期待课题研究为中国在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提供有益借鉴，也欢迎各方对研究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思考不断深化。

（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贾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调研员、副研究员）

寻找中国道路和中国奇迹的密码

——评《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发展经验与理论研究》

■张占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下，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并且实现了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减贫，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现代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成就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许多国际机构和国内外专家都很关注中国的发展问题，都在试图揭开中国发展的密码。

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丛书2018”出炉，其中有侯永志、张永生、刘培林等著的《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发展经验与理论研究》，该书运用历史思维和国际比较思维，梳理了不同类型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并提炼出相关典型事实，建立了与经济发展典型事实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讨论了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主要经验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该书收集处理了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进行了跨国多国的国际比较，而且着眼于历史纵深的比较。本书有很强的说服力，对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利用春节，认真研读这本书，从内容上看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其一，本书从多个视角，全面地讨论了中国发展的经验和理论。本书除有一个研究总报告外，另附有17个专题报告：现代化理论和中国现代化研究综述；公共权力与发展资源的动员和配置；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央地方关系：中国的实践；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增长推动和成果分享；区域政策与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及互动的经验总结；全球典型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二战以来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比较；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实现国家良好治理的国际经验；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新发展范式；大数据助推大扶贫的贵州实践；中国基础设施发展的理论分析；“择优”兼“折中”：中国公共政策服务政策的决策机制；“性价比”与出口增长：中国出口奇迹的新解读；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行政生态视角下非洲国家复制中国发展模式可行性分析。总报告是对专题报告的综合和提炼，更注重规律的总结和提升。专题报告各展其长，多视角深入透析、交叉论证。二者都很精彩，相互参照，相得益彰。

其二，重点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通常的认识及其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和评价。作者认为，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是一系列战略政策和制度创新，但要清楚识别其中一般性的发展逻辑并不容易，中国发展成就的国内外研究也有很多，但有不少的认识是片面的，书中提到了新自由主义的解释、结构主义的解释、新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以及其他的解释。作者认为，以往的很多解释，对中国发展经验通常认识上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对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之间的发展成就和作用认识不够，再比如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认识不够完整，再比如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考虑不足，作者认为要全面理解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规律，不仅要对中国过去的发展进行客观总结，也需要通过国际比较，特别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来梳理分析，不仅要在理论逻辑上自洽，站得住脚，也应在经验事实上经得起检验，由此得出政策含义，才能对未来的发展具有可靠的指导意义。这个思想是值得重视的，也是非常深刻的。

其三，注重典型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书中选择了4组典型的经济发展经验，一是非洲国家战后的发展经验；二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三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和苏联解体的再认识；四是东亚经济的追赶经验。从上述的对比中（不包括与苏联的对比）得出了经验事实，一是战后发展起步阶段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思路具有共性；二是在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三是在外部周期性冲击下，不同组别国家经济增长都受到短期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而非结构问题的程度；四是激进的结构调整无助于应对外部冲击的影响，反而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经济政治社会后果，损害长期发展能力；五是结构条件不会自动具备，结构条件变化也不会自动引导相应产业升级；六是结构调整具有相当程度的路径依赖和不可逆特性，在结构改革和结构选择问题上，一旦出现战略性失误，后果极为严重。这些国际经验总结是发人深思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其四，作者构建了理解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理论框架，主要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层面依次展开。从生产力方面来说，作者对发展核算进行了新的观察，根据作者的重新测量发现，发展中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要快速增长，重点是要进行快速的物质资本积累。这一实证的观察，也是作者理论阐释的逻辑起点。在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阐释经济制度层面，作者提出，资本积累任务决定了后发国家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选择；资本积累任务也极大影响后发国家所有制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工业赶超战略下经济结构协调是一道难题；社会建设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影响资本积累能力；外部资金对实行工业赶超的作用有限、成本较高；实行工业赶超需要为应对宏观经济冲击和波动留有余地；实现工业成功赶超必须适时建立自主的工业技术研发体系。在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论阐释的政治治理层面，作者写道，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要实现赶超，最终要落脚到有效的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重点相关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经济成功发展需要有效的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团结；二是经济成功发展需要决策者保持有利于长远发展的目标导向激励；三是经济成功发展需要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具有卓越的执政能力。这个理论框架很有价值，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讨论问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眼光。

其五，在此基础上，作者重点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主要经验和对未来的发展启示进行了归纳。主要经验：一是选择了符合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的现代化战略；二是注重建立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三是始终注重社会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四是较好地处理对外经济联系和国际关系；五是应对危机处理及时果断，发展具有极大韧性；六是坚持理论和道路自信，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驾驭发展过程的能力。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一是结合时代背景和基本国情变化，明确2050年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和主要遵循；二是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分享问题；四是把对外开放和自身能力提高真正解决好；五是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筹领导。所有这些经验、启示和结论，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国家的发展都具有特殊的参考意义，也特别值得珍惜。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蒋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