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一）

丹纳认为：“对于事物有总体观是高级才智的标志。”拉法格也曾经说：“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艺术工匠而已。”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就在于他不仅是个文学家，而且是兼有哲学家特点的文学家。他将十九世纪小说的人物塑造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生动性，与十八世纪小说的哲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大量溢满思想浆汁的艺术形象。当然，巴尔扎克并非纯学术意义的哲学家，他没有建立自己一套完整的哲学科学体系，他的头脑填满了十九世纪种种相互矛盾的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倾向唯物主义，却又对神秘主义的占卜学、骨相学津津乐道；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又热心地宣传宗教；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竞争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可在政治上却是保王党……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在分析、研究现实世界时，达到了对现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这样，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便具有了哲理的深度和历史的真实感。正是这种哲理的深度、历史的真实感和作家塑造形象的非凡才能，造就了《人间喜剧》的不朽。

《幻灭》，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

长篇小说《幻灭》是巴尔扎克重要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几乎集中了作者本人最主要的生活经历和最深切的思想感受。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巴尔扎克大部分都经历过；他们的激情、幻想和苦难，他几乎全都体验过。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奋斗历程分别给了三个不同类型的青年：他在大卫·赛夏的故事里，融入了自己经办印刷所、铸字厂、研究造纸技术和受债务迫害的惨痛经验；在吕西安的遭遇里，叙述了自己在文坛、新闻出版界亲身感受到的一切；他把自己从生活和创作中总结出的各种信念和主张给了德·阿泰兹，同时让卢斯托和伏脱冷充当他透视、剖析现实社会的代言人。

因此，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和直接的生活感受方面，《幻灭》比他的其他小说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如果说，《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代表了巴尔扎克三十年代创作的最高成就，那么，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三年出版的《幻灭》三部曲不仅艺术上毫不逊色，而且在画面的广阔和思想的深度上大大超越了前者。巴尔扎克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把《幻灭》称作“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认为这部小说“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在《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明确宣称这是“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灭》从第一部的构思到三部全部完成，历时八年之久。这对巴尔扎克说来，是个罕见的记录。这部书究竟有多大规模，最初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他写作第一部时，才感到需要有第二部，写完第二部，才预告还有第三部。在一八三七年《幻灭》第一部初版序言中，作者曾谈到小说最初的构思比较简单，一进入创作就发现不能再受原定画框的局限。因为“巴黎与外省之间的种种联系，巴黎那种不祥的魅力，从一个新的角度向作者揭示出十九世纪青年的面貌”。使作者“想到了本世纪的一大害——吞噬那么多生命和美好思想的新闻界，及其在简朴的外省生活领域中引起的可怕反响……”从这一段话，可以见出作者力图使这部作品挖掘更深的一番苦心，可以见出作者想要研究的，是每年从外省大量流入巴黎的青年们的命运，是代表当代生活法则的巴黎对外省的影响和冲击。根据作者的构思，这部作品应该成为“人生的两个阶段的中间一环”，用以表现外省生活向巴黎生活的过渡。于是《幻灭》被列为“风俗研究”中外省生活的最后一个场景，在《人间喜剧》中起着一定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人公吕西安是个诗人，在外省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恶劣风气的毒害下，离开了严肃的文学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业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强调说明：“这已不仅是个人生活的写照，而是本世纪最奇特的一种现象的反映。”

巴尔扎克所说的这种奇特现象，指的是当时巴黎对外省的吸引力。

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在这儿，巴黎显然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法则的表征出现的。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级门阀观念的削弱，凭借个人才智到社会上寻求发迹的机会，已成为法国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户户对那些稍有天赋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尔扎克不无嘲讽地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这种幻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封建时代，每个人的身份地位是早已划定了的，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以后，才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以巴黎为中心向外省扩散；巴黎的财富、权力，对外省青年必然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运气，如此就产生了各种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竞争角逐的局面。竞争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这就必然挑起无穷无尽极其残酷的斗争，由此产生一首首个人奋斗的诗篇，一出出理想破灭的悲剧，同时也产生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普遍的主题。《幻灭》的故事背景虽在王政复辟时期，但贵族政治的复辟已不能阻挡法国大革命以后形成的思想潮流。在这种潮流推动下，每年都有成批的青年源源不断从外省流向巴黎。巴尔扎克分析这股人流主要有三个来源：贵族、富有的商人和诗人。他们各有各的武器：贵族倚仗门第，资产者倚仗金钱，既无门第又无资产的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了。因而对这第三部分人，斗争就更为艰苦。巴尔扎克从自身的经历和社会上千差万别的个人悲剧中，挖掘出深刻的时代内容，概括出一代青年的思想和命运，使小说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未能达到的深度，获得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统治。”

对于《幻灭》中那些出卖精神产品的人们，处境何尝不是如此。巴尔扎克作品的哲理深度也正表现在：作者不仅意识到时代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时看到了社会还包含着那么多阻碍个人发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统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残，多少理想归于幻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与阻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社会环境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悲剧冲突。

广阔的背景，中心画面是新闻界

既然冲突主要是在个人与环境之间展开，对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描绘，必然与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揭露紧紧交织在一起。

巴尔扎克常常把自己的作品喻为壁画，那么《幻灭》可以说是一幅规模宏伟的壁画。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框架内，让整个社会在他周围活动着、呼吸着，影响着他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人物在生活的波涛中沉浮，距离自己最初的目标愈来愈远，终于被卷进危险的深渊。

在这幅巨型壁画的背景上，作者展示了从外省到巴黎的广阔图景，描绘出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种种最富特征意义的现象。在这儿，掌握政权的贵族和掌握财富的资产阶级永远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一方面，贵族的高贵姓氏和显赫地位仍然强烈地吸引着爱慕虚荣的青年；另一方面，资产者的财富已成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在社会上比执政的保王党更有影响；这两大阶级的争斗，牵动着文坛上两派势力的斗争，也支配着吕西安的思想和命运。在这儿，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复辟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集中现象，描绘出工商业的竞争、同行间的倾轧和吞并是以何等阴险毒辣的方式在进行，大卫·赛夏就是这类斗争中受围猎的一个牺牲品。在这些不同的角斗场上，作者勾勒了众多的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有狭隘无知的外省穷贵族和气概非凡的宫廷贵妇；有精明强干、不择手段的冒险家和无所事事的浪子；有靠抢夺他人的发明成为巨富的资本家；有专会利用旁人的工作向上爬的新闻界要人；有两面三刀、用法律做交易而平步青云的恶讼师；还有形形色色的文人、报痞、演员，不同种类的出版商、贴现商……总之，《幻灭》好比整个社会的缩影，集中了法国社会在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怪异现象。而最有特点的现象之一，就是新闻界的丑行。

巴黎的文坛、新闻界是才智之士的主战场。主人公吕西安的命运冲突主要在这部分画面上展开。对文坛、新闻界的描绘，占据了这幅壁画的中心位置。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正面揭露新闻界内幕的作品，巴尔扎克的《幻灭》属于最早的，也是写得最为大胆、透彻的一部。巴尔扎克本人曾吃过新闻出版界不少苦头，领教够了书商、报痞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当时报界对作家、作品的命运几乎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作家没有相当的勇气是不敢接触这个主题的。而巴尔扎克却老实不客气地把报界称作“地狱”、“贩卖思想的妓院”、“储存毒素的库房”……他一把撕开这座圣殿的帷幕，让人们看到这是个拿灵魂做交易的店铺。他一桩一件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怕那批文艺界的“执政”看了暴跳如雷。他指责报纸充当党派斗争的工具，揭露报纸颠倒黑白、造谣撒谎：他们可以“把一出好戏打入冷宫，叫一出坏戏轰动巴黎”；对一部好作品可以随心所欲攻击得体无完肤，需要的时候又可以捧得天花乱坠；今天说这家帽店的帽子好，明天说另外一家更高明……而这一切颠三倒四行为的谜底，就是一个“钱”字。

吕西安来到巴黎，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样样要抽税，样样好卖钱，样样能制造，连名气在内”，就是剧场里的掌声，也是花钱买来的。买与卖，就是一切行动的同义语。文坛上明明暗暗的斗争，没有一桩不是和经济上的利害冲突相联系。根据买卖的原则，新闻记者无论写多少出尔反尔的文章都可以理直气壮，这就是韦尔努说的：“你写出来的意见，你真的坚持吗？我们是拿文字做买卖，以此为生的……今天看过，明天就忘掉的报刊文章，我觉得只有拿稿费去衡量它的价值。”

在这样一个不顾廉耻，只讲利益的灵魂交易所里，吕西安亲眼看见报纸利用人的隐私敲竹杠，报馆老板不花一文钱买下一份周报三分之一的股份，还净赚一万法郎……这位斐诺老板，也是《人间喜剧》中一个有名的典型。这个制帽商的儿子，既无学识，又无才气，文化程度只够写写“护首油”的广告，居然利用别人代写的文章当上一份副刊的主编。在这部小说中又成为一份小报的独资经理，一份周报的股东、经理兼总编辑。受他利用的人非但不敢索取报酬，见了他还不敢不笑脸相迎。这个形象令人想起马克思痛骂的一个报界人士：“这个胖子怎么会变成了《国民报》的主编、股东和‘有多余钱的民主主义者’——只有天晓得，而读过巴尔扎克的著名小说和研究过曼托伊费尔时代的那些人是能领会这一点的。”这里提到的“著名小说”，就是《幻灭》。

总之，报界就是这样一个弄神捣鬼、行凶作恶的地方。而其权势之大，不知内情的人根本无法想象。销路好的报纸有的是光出钱不看报的订户。商店老板、戏院经理，没有哪个胆敢不给报馆孝敬些好处的。声名卓著的作家在记者面前也得谦恭几分。因为无论哪种商品的声誉都靠报纸维持，销路取决于报纸的宣传，文学也不例外。自从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交换价值，文学也就沦落成为商品。《幻灭》中对新闻界的揭露，中心就是对精神生产商品化的揭露。报纸权势的扩大，原是与社会的商品化相联系的。在巴尔扎克的时代，新闻事业不过刚刚发展，谈不上有多大规模。但作家已经看到舆论的巨大力量，预见到这个行业的前景。他在《幻灭》中通过斐诺的嘴说道：“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才不过刚刚开始，新闻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长大的，十年之内样样要受广告的统治。”

由于对新闻界的批判揭露，《幻灭》一出版就在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围攻和笔战延续了数年之久。而巴尔扎克似乎唯恐批评界火力不猛，在《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中强调说明：“在许多读者看来，这幅图画可能显得过火，但要知道，这全是令人绝望的现实。而且由于主题的限制，在书中已经写得温和多了。”“报界风气这类庞大的主题，单写一本书和一篇序言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在此只描写了这种流弊的开端，今天这种病症早已大大发展。和一八三九年的情况相比，一八二一年的报界还幼稚得很呢！”

巴尔扎克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把“艺术家的自尊心”引为骄傲，绝不肯为回避批评界的火力而牺牲《人间喜剧》中一个重要的场景。他说：“新闻事业在当代风俗史中起的作用如此之大，如果作家在法国上演的剧目中取消了这一场景，今后就会被看作怯懦鬼了。”于是他傲气十足地宣布自己有权揭露这种“可能吞没整个法国的绝症”，哪怕为这权利“付出昂贵的代价”。巴尔扎克将《幻灭》题赠雨果时，又在献词中以挑战的口吻写道：“巴黎报界从不放过任何有分量的东西，为什么《人间喜剧》这部以嬉笑怒骂来匡正世风的著作倒要放过这一强大势力呢？”

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的大痈疽，正是报界这股邪恶的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

----------未完待续----------

作者：[法国] 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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