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现代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安乐死，一个一直以来存在争议的话题。安乐——平安享乐；死——死亡。我们似乎很难把死亡与平安享乐联系在一起，就像社会也很难接受安乐死合法化一样。自安乐死技术出现以来，就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在天堂和地狱的分界线上。

目前，安乐死在包括我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均属于违法行为。仅有瑞士、荷兰以及美国的几个州承认安乐死的合法性，且均设有极其严苛的管理标准。可以说，安乐死还没有被当今社会所认可，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有些人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抑制了安乐死的发展，我是不认同的。

从涉及安乐死的整个利益网中来分析，安乐死的动力和阻力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患者、家属、医师和社会。对于患者而言，安乐死意味着选择自己生死的权利。面对无尽的病痛，安乐死无疑是自我解脱的良计。但若自己没有控制这一切的绝对权力，安乐死又无异于随时可能面临的人为的处刑；对于家属而言，一面是挚爱的亲友，既不舍亲人的离世，又不舍其受病痛折磨。另一面是繁重的照顾义务所带来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从来都是社会难题，倘若最后落得人财两空，更是无法接受；对医师而言，我们的职责是救死扶伤，这其中似乎不包含结束病人的生命，法律也不曾允许。但面对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和有限的医疗资源，又需要我们做出决择。其目的是为其他有治疗意义、可能有良好预后的病人争取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服务；最后，也是阻力最大的一环——社会，包括民众和公检法。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可能最多的就是观念上难以接受，安乐死看似与自杀无异，安乐死合法化就意味着公民拥有了处置自己生命、决定自己死亡的权利，通俗的说就是自杀，而自杀在任何主流文化中都不是一件正面的事情。公检法则面对着最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隐藏在合法安乐死背后的非法谋杀。2018年，荷兰（安乐死合法化国家）审理了世界上第一起伪装成安乐死的谋杀案。医师伙同家属对并未明确表达出安乐死意愿的病人实施了“安乐死”。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安乐死为人为终止他人生命打开了法律的缺口。如何避免安乐死成为犯罪分子有漏可钻的法律漏洞，这可能是安乐死合法化面临的最大阻力。

关于安乐死带来的社会争议，我记起了在接触医学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You Don't Know Jack》（中文名：《死亡医生》），以类似记录片的形式讲述了美国第一位主张推进安乐死合法化的医生——杰克·科沃基恩的故事。他在面对如何界定安乐死和自杀这个命题时，选择了亲力亲为的面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素养去判断为一位病人实施安乐死是否是必要的。最终他拒绝了97%的寻求安乐死的病人，极大的避免了安乐死的滥用。但是，在没有既定规则框架下的判断总是无法摆脱主观性。所以杰克医生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与反对，包括被他拒绝的病人，更包括来自公检法的控诉，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而在影片的最后，杰克医生也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外为他人施行安乐死被判谋杀罪入狱。不过正因为他的努力，让社会再次对安乐死的话题展开了思考和讨论，推动了美国的安乐死合法化进程。1997年，俄勒冈州通过了《尊严死亡法》，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地区，也成为了后续跟进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榜样。

作为医学生，我想站在医师的角度去思考讨论一下安乐死的问题。我记得在入学时，所有医学生面对医学生誓言庄严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那时候，对于懵懂的我而言，健康两个字好像就代表身体健康。但是在过去四年的医学学习中，我开始意识到，病人的健康不仅是生理的，还应该是心理的。心理健康这四个字似乎被忽视了太久，我们对待病人，就像对待一台没有意识的、故障的机器。在病人病危之际，我们更多的关注着代表生命体征的一串串没有感情的数字，而忽视了病人所需要面对的疾病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绝望、以及家属沉重的负担和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认定此时的病人心理是健康的。那么在生理健康已无挽救可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将治疗的重心转向病人的心理健康？保罗·卡拉尼什医生在自传《当呼吸化为空气》中说：“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和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合后何去何从。”幸运的是，在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现在，被动安乐死已经得到了发展，故息治疗正在逐步走入大众视野。用医疗手段，尽力的减轻病人在生命最后的痛苦，为他们带去临终的关怀。比起在ICU中接受折磨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温暖舒适的临终关怀病房才更像是有助于病人心理健康的人生最后一站。

最后，我衷心地希望安乐死合法化这个命题不要淡出公众的视野，请继续我们的思考和讨论，为需要安乐死的群体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直至安乐死获得合理、合法、全面的发展，在人类文明的进步史上画上一个属于个人的有尊严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