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争论两千年，但其或许只是去掉重复而非破坏典籍

　　“孔子删诗”问题，曾被学界目为《诗经》学史上四大“公案”之首。历来争议较多，且迄今尚无定论。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定的主导观点，而同一时期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不同观点之争论。孔子未曾删《诗》一说相比起来可能更可信。当然在论述之前，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孔子删诗”问题的前世今生……

　　所“删”何“诗”

　　“孔子删诗”一般认为肇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由此可见，所删之诗皆为《诗经》之诗，那么对《诗经》进行溯源了解就显得尤为必要。

　　所谓《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约前11世纪至前6世纪近500年间的305篇作品，其丰富的内容被认为是上古社会的百科全书。《诗》明确的创作年代不可考，学界大致论定其中最早的创作于西周初期，最晚的创作于东周的春秋中叶，总共305篇。这些诗按乐调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晚年弃政返鲁，创办乡学，整理六经，教书育人。他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诗经》

　　经逢秦朝焚书坑儒，由学者传诵得以保存，至汉代奉为经典。当时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人辕固生传授的被称为“齐诗”，鲁人申培公传授的被称为“鲁诗”，燕人韩婴传授的被称为“韩诗”，鲁人毛亨传授的被称为“毛诗”，简称齐、鲁、韩、毛。齐、鲁、韩三派，在西汉十分盛行，在朝中立有博士，成为官学，属今文经学；“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到了东汉，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写了《毛诗笺》，学习“毛诗”的人逐渐增多，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毛诗”取得重要学术地位。以后其他三家先后失传，只有“毛诗”流传到今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经》。但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由于年代久远，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众说纷纭，无法做出判断。其中，孔子是否删过《诗》就是一个悬案。

　　孔子删《诗》之争论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当中其实并未明确提出“删诗”说。只是叙述孔子将古代流传下来的3000多首诗，经过“去其重”，仅剩符合礼仪标准的305篇，并使之合乎《韶》《武》《雅》《颂》之音。

　　到东汉，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伏羲画卦，书契后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篹书删诗，缀礼正乐。”“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与他同时的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这是首次明确提出删诗说。

　　郑玄笺《毛诗》时，赞成孔子删诗的观点，如郑玄《六艺论》云：“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直至唐初陆德明，其《经典释文序录》仍然认为：“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亦认同孔子删诗的观点。从整体上看，在唐孔颖达之前，大多学者多信奉孔子删订《诗经》，肯定孔子删《诗》，认为孔子这样做是为后世立教，记载时事，编撰历史，为现实的政治提供借鉴功德之举。

　　至唐初孔颖达，始对孔子删诗之说明确提出质疑。其在《诗谱正义序》中说：“《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是《诗》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这是从逸诗数量上进行逻辑推理，认为《诗经》之外的逸诗数量极为有限，从而说明孔子并没有大规模的删诗之举。孔颖达还进一步加强此说。《诗谱序》孔氏正义云：“此等正诗，昔武王采得之后，乃成王即政之初，于时国史自定其篇，属之大师，以为常乐，非孔子有去取也。”也就是说，《诗经》之“正诗”不是孔子所删录，而应归之于孔子之前的国史和太师。

　　自孔颖达明确提出孔子不曾删诗的观点以后，在诗经学领域影响非常大，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一千多年的学术公案，自宋及清，论辩往复不绝。南宋郑樵说：“上下千余年，《诗》才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编而录之，非有意于删也。删《诗》之说，汉儒倡之。”朱熹则认为，“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孔子不曾删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那曾见得圣人持笔删那个，存这个，也只得就相传上说去”，故基本认定孔子并没有删订《诗经》。南宋王柏亦激烈反对孔子删诗说，他认为“左氏载季札之辞，皆与今《诗》合，止举《国风》，微有先后尔。使夫子未删之《诗》，果如季札之所称，正不待夫子而后删也”。此后拥护孔颖达观点者甚众，除了上述四人外，还有宋代吕祖谦，明代黄淳耀，清代江永、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以及近代以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

　　当然，反对孔颖达观点者亦代不乏人，如北宋欧阳修就公开赞成孔子删诗的观点，并对司马迁的说法作进一步修正完善。他在《诗本义·诗图总序》中说:“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以余考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采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明代卢格认为：“西周盛时，环海内而封者，千八百国，使各陈一诗，亦千八百篇矣。载于经者，惟邶、鄘、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十一国，皆春秋时诗，其他亦无所录。孟子‘诗亡’之论，其有慨于此乎？”

　　清初顾炎武亦认为：“孔子删《诗》，所以存列国之风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犹古之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选其辞，比其音，去烦且滥者，此夫子之所谓删也。”赵坦云：“删《诗》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复焉尔。’”在这里赵坦提到了“去其重”，说明他认为孔子删掉了重复的诗篇，从中可说明孔子有删《诗》的可能性。除了欧阳修等人外，其他赞成孔子删诗者尚有宋代邵雍、程灏、周子醇、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清代范家相等。而之后，现代学者当中也有很多支持“孔子删《诗》说”。他们有的是完全同意司马迁的观点，认定孔子是根据儒家的礼仪规范，将古诗三千余篇删成今本《诗经》三百零五篇；有的认为孔子是删了《诗》，但他是做将不同版本“去其重”的工作。

　　综上所述，删与未删，唇枪舌战，论战了两千多年，至今争论不休。

　　孔子未删《诗》

　　两者相较而言，孔子未删《诗》说可能更可信。为什么呢？

　　1、对于“季札观乐”的记载，这是讨论“孔子删《诗》说”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季札观乐，是论家用以驳难“孔子删《诗》说”征引最多且最有力的证据。季札观乐，原出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依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丘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季札观乐”，孔丘才虚九岁。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能把古诗三千余篇删定为三百篇，恐伯是难以想象的。

　　2、孔子自言“诗三百”，可以证明当时《诗经》已成型

　　在《论语》当中记录了孔子两次说到“诗三百”。一次是《为政篇》云：“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另一次是《子路篇》云：“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清朱彝尊说：“诗者，掌之王朝，颁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使孔子以一人之见取而删之，王朝列国之臣，其孰信而从之者？……诗至于三千篇，则輶轩之所采定，不止于十三国矣。而季札观乐于鲁，所歌风诗，无出十三国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必定为删后之言。况多至三千，乐师矇瞍，安能遍其讽诵？窃疑当日掌之王朝、颁之侯服者，亦止于三百余篇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到，孔子自言“诗三百”足以证明当时《诗经》已经成型，故孔子未曾删《诗》。

　　3、《诗经》中有很多与孔子“礼仪”标准不同的诗句

　　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同时孔子还说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可见郑声在孔子心中是靡曼淫秽，是不典雅之物，那么为什么在《诗经》中还有很多与孔子“放郑声”、“郑声淫”不同标准的内容出现呢？

　　同样在《诗经》当中有写情人之间幽会亲昵的《邶风・静女》；有写情人欢乐见面的《郑风・溱洧》；有写两情相悦野合的《召南・野有死麕》；有写情侣饱含思念深情的《王风・采葛》；有写深情女子想念男子的《郑风・子衿》；有写情人之间吵架闹别扭的《郑风・狡童》；有写表现意中人难以亲近的《秦风・蒹葭》；有写痛苦失恋的《召南・江有汜》；有写遭到家长干涉的《郑风・将仲子》；还有反抗家长干涉的《王风・大车》。像这些诗篇，是和儒家提倡的“礼义”标准背道而驰的，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相互矛盾的。那么一心一意按照儒家思想去践行主张的孔子为什么不删去这些诗篇呢？

　　4、逸诗的数量问题

　　清人朱彝尊认为春秋时期，庠序之讽诵，士大夫赋诗成风，所用典籍记载多出于今本《诗经》，而孔子不可能具有如此之能力及影响力去删《诗》。同时孔颖达所谓的“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所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其理论实质是以现存先秦典籍逸诗的多寡来否定孔子删《诗》。相关情况可以参看赵翼在《陔余丛考》“古诗三千之非”条中称，《国语》引诗凡31条，引逸诗仅1条。《左传》引诗217条，逸诗13条。所以赵翼总结说：“若使古诗有三千余，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同时朱彝尊在《经义考》、魏源在《诗古微》、赵坦在《宝甓斋札记》中也提出对逸诗几种可能的看法。按照赵、魏二人所揭，《诗》是前人在辑集先秦典籍的过程中自然逸失且数量很少，并非孔子删去；也有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之后没有逸诗，所以孔子未曾删过《诗》，即“夫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

　　简而言之，孔子未删《诗》源于《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话“古者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其否定的理由概括来说有如下四点：第一，依据《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周乐”一事中所歌的诗与现在通行的《诗》的次序大致相同，而据现存的资料看，其年孔子八岁，根本不可能删《诗》。第二，《论语》中有两处提到“《诗》三百”。可见三百篇早就是定数，不是孔子删后定的。第三，《史记》上所说孔子删《诗》只“取可施于礼义”的，现在《诗经》中还保存着“淫诗”，可见孔子未删。第四，《左传》、《国语》以及诸子著作中引诗大多与今同，逸诗数量很少。但无论是删与未删，都不能抹煞历代学者在《诗经》方面的重大贡献。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正因为有了诸儒有理有据的发难之功，才有了历代学人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深入论难和考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整个《诗经》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