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结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担负起唤起民众、实现民族救亡的文艺抗战使命。他们热情讴歌全民抗战运动，愤怒鞭挞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文学作品方面的报告文学、战地通讯、朗诵诗，戏剧电影方面的街头剧、活报剧、纪录片，美术作品方面的墙报、宣传画、木刻等各种大众化的文艺作品，构成抗战文艺创作的特色和主体。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激起人民群众文艺创作的热情，秧歌剧、窗花、剪纸等人民大众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层出不穷，丰富多彩，形成前所未有的大众文艺热潮。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抗战文艺方面的文物和图书报刊两千多件，本展览精选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献、题词，以及抗战歌曲戏剧、漫画、连环画、传单、墙报、窗花、图书报刊、锦旗等近500件文物，再现70年前轰轰烈烈的抗战文艺运动。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抗战文艺，为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鼓舞民众坚持抗战，激发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和信心，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8月毛泽东为延安“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刊载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文艺突击》1939年第1卷第1期。

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美国学联主席莫利•雅德收藏的毛泽东题词并签名的歌剧《农村曲》说明书

朱德就华北抗战形势事致老友张从吾信

朱德为赠海外华侨抄录《郭沫若和朱德诗》一首：生经百战饮倭头，不净胡尘剑不收，鸭绿江边期啸傲，何须九世报斯仇。

周恩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王席君题：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

于右任、梁寒操、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茅盾为沈钧儒题词的《与石居》手卷

刘伯承题：兵民是胜利之本

左权、刘伯承、任弼时、林祖涵、陈赓、成仿吾、萧克等同志为汪华东的题词

何香凝在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上的义卖作品《竹菊图》

蒋兆和创作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总指挥蒋光鼐将军像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史良、章乃器、李公朴、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沈钧儒为在狱中给他们治病的著名中医陈起云题词的扇面

冯玉祥手书中堂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师范大学队部印发的传单

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国难地图”传单

八路军为揭露“日本鬼子用一钱不值的伪票买中国东西屠杀中国人以战养战”印发的传单

佛教救国会为瓦解伪军印发的“好了歌”传单

渤海日报社为纪念“七七”七周年印制的“太平洋战场形势图”宣传画

胶东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印制的“反攻必须八路军”宣传画

渤海区八路军印制的“夏季战役攻势辉煌战果”宣传画

新四军政治部为宣传优待日军俘虏印发的日文传单

八路军印发的“在血迹未干的战场上，军部财阀合谋瓜分权力”日文传单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北支部印发的“僻巷人生”日文传单

国际出版社印发的冈本一平画“日本军阀之末日”日文漫画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鲁中支部印发的“这样是无法取胜的”日文传单

晋察冀边区临时邮政局发行的“抗战军人”纪念邮票

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发行的“平等新约纪念”邮票

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发行的“庆祝胜利”邮票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拟编《朱德歌集》中的歌曲速记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八队为征募“剧人”号飞机在湘潭公演的国防四幕话剧《国家至上》一元入场券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期毕业证章

第八路军抗战伤员“抗日英雄”荣誉章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授予河北阜平县五丈湾村民兵队长李勇领导的游击小组“模范民兵”奖章

晋绥边区临南县政府授予山西临南县歧道村爆炸英雄郭炳旺的“民兵英雄”奖章

陕甘宁边区农产品竞赛展览会颁发的奖章

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纪念章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证章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五十师卫生人员赠给军医联络官柯泰尔的“博爱”锦旗

汉口市女职学校赠给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美国学联主席莫利•雅德的“爱好和平”锦旗

美国盟军总部为表彰滇缅公路总设计师李温平在打通物资运输线过程中的卓越贡献而授予的奖旗（英文）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赠给国际纵队中国支队的锦旗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率全体指战员赠给戎冠秀的“子弟兵的母亲”锦旗

邓颖超赠给柳亚子的延安木刻窗花及附信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古元创作的窗花《放哨》、《送盐》

延安中央印刷厂印制宣传品用过的印刷机

《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

《文化战线》旬刊创刊号

《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五期

《血战》半月刊第三、四期合订本

《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一期

《中国文化》创刊号

《大众文艺》第一卷合订本

西北战地服务团文艺工作队创办的墙报《街头文艺》

西北战地服务团文艺工作队创办的墙报《开通》第二期

八路军一二九师指战员献给中共七大的礼品——降落伞

1939年5月 纸 27厘米×19厘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社团快速发展起来。1937年12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成立，这是陕甘宁边区最主要的抗战文艺社团，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社团。

1938年春，22岁的刘白羽到达延安。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上前线搜集材料和写作。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约见了刘白羽与金肇野等人，同意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到前方工作，并将这个团体命名为抗战文艺工作团。抗战文艺工作团先后派出6批工作人员搜集到大量宝贵资料，创作了一批以抗战为主题的艺术作品。8月21日，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举办“战地文化资料展览”，展览内容有摄影、书籍、报纸、刊物及实物。毛泽东特地前往参观并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这款题词很快在延安、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报刊上广泛传播，成为了抗战文艺的指针。《文艺突击》也是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主办的延安时期最早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刘白羽任主编。

（撰稿：侯春燕）

1938年7月 纸 19厘米×29.1厘米

1938年5-7月间，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柯乐曼、莫利•雅德、雷克福和付雷德一行4人，应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0余天的访问。6月30日，代表团到达延安。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七周年和纪念抗战一周年，延安决定举办“纪念周”活动，内容包括群众集会、游行、成绩展览、体育比赛和文艺演出等。当天，党中央召开了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在欢迎会上，鲁艺戏剧系首次演出了由李伯钊创作、向隅作曲的三幕歌剧《农村曲》。欢迎会后，毛泽东接受了访问，回答了代表团提出的五个问题。7月3日，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抗大，受到热烈欢迎。为了满足莫利•雅德想做一名名誉游击队员的要求，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赠给他们每人一套红军纪念章和抗大的军服、军帽、领章、毕业证章、符号、讲义等，授予他们“八路军名誉战士”称号。

世界学联代表团离开延安后，取道西安、广州前往北美。在旅途中，他们写出一份详尽的访华报告，于8月递交给第二次世界青年和平大会。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掳掠的野蛮罪行，赞扬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号召全世界青年采取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莫利•雅德以美国学联主席和远东学生服务基金执行主席的身份，带着从中国收集到的各种图片材料，到美国各地演讲。1987年6月3日，莫莉•雅德及美国友好人士访华团到达北京，把一批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赠送给中国人民。其中，就包括这张毛泽东题词“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的歌剧《农村曲》说明书。

（撰稿：侯春燕）

1938年2月 纸 28厘米×26.1厘米

张从吾早年在滇军第二军第三旅任编修，当时，朱德任第三旅旅长，二人关系密切。朱德与张从吾常有书信往来。1938年2月17日，朱德向张从吾写信，讲述了华北地区的抗战形势。朱德说，华北抗战较去年更为艰苦。日寇欲占领全中国，近以返攻西北必先扫荡我华北抗日根据地。近二三月来，在河北山西虽说我们自己有些损失，但给敌人的打击消耗杀伤也特为大，因此日寇恨我们刺骨，我们也以得敌人的深恶毒恨为至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我虽才薄能鲜，但爱国尚不敢落后于他人。

（撰稿：侯春燕）

抗日战争时期 纸 66厘米×33.5厘米

1940年4月25日，为制止内战，团结抗日，朱德一行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八路军总部南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5月5日，朱德抵达河南济源县。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的边缘。5月6日，在就要离开已血战近3个年头的太行山脉时，朱德注目巍巍太行山，遥望滚滚黄河水，激情满腔，要来笔墨，在山上古庙里写下一首七言绝句《出太行》。这首七言绝句是：“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他还在诗前题写了几句话：“一九四〇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5月7日，朱德一行渡过黄河到达洛阳，开始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谈。此时，赴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已回到延安。鉴于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有丰富的经验，又是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团长和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决定，改由周恩来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朱德由洛阳回延安。1940年5月17日，朱德结束了在洛阳的会谈，乘火车经潼关到达西安，已从延安到西安的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在西安期间，朱德把《出太行》的诗稿给了周恩来。5月21日，周恩来离开西安，于31日到达重庆。《出太行》一诗也随着周恩来来到重庆，并迅速地在山城传开。

朱德的《出太行》诗句大气磅礴，尽显儒帅本色。郭沫若读后，诗情不可抑制，于7月15日，作和朱德《出太行》韵7首。7月24日，《新华日报》以《郭沫若和朱德诗》为题，与朱德《出太行》原作一起刊发。朱德很喜欢郭沫若的和诗，曾亲笔抄录其中最后一首“生经百战饮倭头，不净胡尘剑不收。鸭绿江边期啸傲，何须九世报斯仇”，也就是我们在展览中看到的这幅作品，题赠给一位泉州籍的爱国侨领。

（撰稿：侯春燕）

抗日战争时期 纸 66厘米×33.5厘米

1940年4月25日，为制止内战，团结抗日，朱德一行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从八路军总部南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5月5日，朱德抵达河南济源县。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的边缘。5月6日，在就要离开已血战近3个年头的太行山脉时，朱德注目巍巍太行山，遥望滚滚黄河水，激情满腔，要来笔墨，在山上古庙里写下一首七言绝句《出太行》。这首七言绝句是：“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他还在诗前题写了几句话：“一九四〇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5月7日，朱德一行渡过黄河到达洛阳，开始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谈。此时，赴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已回到延安。鉴于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有丰富的经验，又是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团长和南方局书记，中共中央决定，改由周恩来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朱德由洛阳回延安。1940年5月17日，朱德结束了在洛阳的会谈，乘火车经潼关到达西安，已从延安到西安的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在西安期间，朱德把《出太行》的诗稿给了周恩来。5月21日，周恩来离开西安，于31日到达重庆。《出太行》一诗也随着周恩来来到重庆，并迅速地在山城传开。

朱德的《出太行》诗句大气磅礴，尽显儒帅本色。郭沫若读后，诗情不可抑制，于7月15日，作和朱德《出太行》韵7首。7月24日，《新华日报》以《郭沫若和朱德诗》为题，与朱德《出太行》原作一起刊发。朱德很喜欢郭沫若的和诗，曾亲笔抄录其中最后一首“生经百战饮倭头，不净胡尘剑不收。鸭绿江边期啸傲，何须九世报斯仇”，也就是我们在展览中看到的这幅作品，题赠给一位泉州籍的爱国侨领。

（撰稿：侯春燕）

1940年9月29日 纸 14厘米×9.5厘米

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之邀，到该社举办的“星期讲座”发表讲演。周恩来讲演的题目是《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讲演原定在山东省立剧院实验剧场举行，但闻讯而来的听众顷刻之间就把具有1000多座位的剧场挤满。黄炎培当机立断，把讲演会场改在了张家花园巴蜀学校的大操场。周恩来站在方凳上面对几千群众，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讲了三个半小时。周恩来最后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对敌，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观众掌声如雷。讲演结束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人员王席君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便欣然写下：“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席君先生”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了这次讲演盛况。

（撰稿：侯春燕）

1940年 纸 28厘米×443厘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沈钧儒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沈钧儒承袭家风，一生爱石藏石。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与石而居，以石会友。一时，沈钧儒的“与石居”成了东、西、南、北爱国志士的聚会之所。

1941年，于右任在重庆时曾为沈钧儒的“与石居”题额并题词:“求石友，伴髯翁，取不伤廉，用不穷。会见降旗来眼底，石头城下庆成功”，以此寄托期盼在南京石头城同庆抗战胜利的时刻。此外，梁寒操、黄炎培、冯玉祥、李济深、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名流也都为“与石居”题词颂诗。其中，冯玉祥的题词是:“南方石，北方石，东方石，西方石，各处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经过风吹日晒，雪浸雨蚀，可是个个顽强，无亏其质。今得先生与石为友，点头相视，如旧相识，且互相祝告，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我们要硬到底，方能赶走日本强盗。”茅盾此时也从延安到达重庆，担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茅盾也在《与石居》手卷上题词称，“今国难未已，亿兆颠沛，地陷东南，跳梁群丑，补天立极，端赖众手，公怀此志，百折不回，坚贞浑朴，婆心苦口于戏清标亮节，惟公可为石友，惟石象征公之众美。呜呼！五色石补天术，今具有还我河山自由解放”。

（撰稿：侯春燕）

抗日战争时期 纸 31厘米×17.7厘米

“兵民是胜利之本”出自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门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进而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兵民是胜利之本”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撰稿：侯春燕）

1937—1949年 纸 9.5厘米×15厘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天下午，由彭德怀率领的左权、杨尚昆、陆定一、周桓、戈丽、丁玲等红军到达陕西中部的淳化县，此后还有任弼时、贺龙、萧克、陈赓、刘伯承等同志经过淳化。正在陕西津化县政府任科员职务的汪华东和这些红军负责同志交往达七八个月之久。1938年，汪华东去延安时又认识了林伯渠、成仿吾等同志。受杨尚昆的安排，他积极撰写了《丁玲会见记》、《寄北方青年的一封公开信》等稿件，报道红军的活动情况。

在此期间，汪华东先后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杨尚昆、陆定一、任弼时、林祖涵、陈赓、成仿吾、萧克等20多位同志在这个笔记本上题词。除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的题词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撕去外，其他同志的题词都保存完整。左权题词为：“一切牺牲，一切努力，为着中国民族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任弼时题词为：“争取民主权利是准备对日抗战的中心工作”。刘伯承题词为：“吾人只有抗战，才能复兴中华民族，彼此勉之。”陈赓题词为“为民族战争的胜利，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戈丽的题词为：“为着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我们的位置在前线！”雷经元题词：“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日！”成仿吾题词：“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1985年，汪华东将纪念册捐赠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撰稿：侯春燕）

1931年 纸 190厘米×45厘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身在法国巴黎的何香凝急忙赶回上海，与宋庆龄、柳亚子等共商抗日救国对策。1931年12月6日下午，何香凝等人在上海华安八楼举行抗日书画展览会第一次筹备会议。经过多次会议和积极筹备，12月28日，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正式开幕。当日，就有两千多人参观。各名家即席挥毫，军界要人蒋光鼐、戴戟，均认购定价500元以上画作一幅。何香凝亲自出席，并创作了多幅义卖作品，柳亚子等也创作了多幅书法作品。展览中这幅何香凝的绘画作品《竹菊图》，当时被柳亚子认购。 12月29日，《申报》以《何香凝画展开幕》为题，报道了当日盛况。

展览会共筹款2万余元。在结束会上，经何香凝提议，此次义卖所得，1/3款项用以捐助抗日各团体救伤医药费和援助反日罢工工人，其余款项，如其初衷，用以创办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开展救护工作。

（撰稿：侯春燕）

1932年 布面油画 94厘米×52厘米

1932年1月28日夜里，日军兵分五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动袭击。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淞沪抗战爆发。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日军盐泽因战争不利被免职回国。一时间，十九路军和蒋光鼐的名字开始在大江南北被人们传颂。在上海街头，四处悬挂着蒋光鼐肖像，这是画家蒋兆和在淞沪抗战前线为他绘制的油画。当年，那幅油画被印刷成数万张，沿街张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记述，延安的窑洞里也挂有蒋光鼐的画像。

（撰稿：侯春燕）

1937年7月 纸 长19厘米

1936年5月，沈钧儒与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11月22日夜，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导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关押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称“七君子”事件。当时，在苏州享有盛名的中医陈起云曾赴监狱为“七君子”治病。1937年7月31日，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七君子”。出狱当天，陈起云前去迎接，并请“七君子”为其题写扇面留念。

扇面正面为“七君子”题词，反面为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作水墨写意山水图。史良题词为：我们要集中全国一切力量抵抗到底；章乃器题词为：我们不能有私见，也不能有成见，时时刻刻一举一动都要顾到民族的利益；李公朴题词为：努力救亡；邹韬奋题词：同心协力抢救危亡；王造时题词：各尽所能，献与国家；沙千里题词：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沈钧儒题词为：还我河山。

（撰稿：侯春燕）

1939年1月4日 纸 266×127厘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中原大战中遭到失败的冯玉祥，正在山西汾阳县的一个小山村过着隐居生活。日本入侵的炮声把他震醒，9月23日，他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同胞亟应猛醒，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难当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与决心。

随着战火的蔓延，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冯玉祥呼吁，外患紧逼之时，非集中全国人民之力量，一致对外，无以救亡图存。他写下了很多表达自己抗战心声的中堂和题词。在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他的4幅书法作品，另在1940年于右任等为沈钧儒题词的《与石居》手卷中也有他的题词。“现今人死大约不外四种，病死、老死、作亡国奴而被日本人杀死和拼命杀日本鬼子而战死，同一死也，其价值有天地之分，只有打日本死是为国死，是重于泰山的死”；“倭寇杀我们的兄弟姊妹，劫夺我们的主业财产，侵略我们的土地领空，此仇深似海，此耻大如天，若不报雪，将何以作人！”“我们是被压迫的民族，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是用持久战，就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办法，就是敌人愈战愈弱、我们愈战愈强，终于取得最后胜利的办法”；“还我河山”，这些铿锵誓言，表达了一个爱国者的肝胆心肠和坚定抗战的立场。

（撰稿：侯春燕）

抗日战争时期 纸 23.1厘米×26.9厘米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抗战初期由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领导的先进青年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1936年2月1日，青年学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大会，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2月16日，“民先队”发表宣言，确定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救国会；铲除汉奸卖国贼；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和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充作抗日军费；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等8条宗旨。“民先队”成立后，组织成员发展迅速，不仅国内各大城市，就是法国的巴黎、里昂，日本的东京都有“民先队”的组织活动。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先队”将中心任务转为实现全民抗战而斗争，队员也已发展到2万多人，成为当时全国最有战斗性、影响最大的青年救亡组织。这张漫画是由“民先队”北平师范大学队部创作的，画面描绘的是日军进入北平朝阳门时，一个朱姓小姑娘因为喊了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被日军放在车底下碾压致死的悲惨事件。

（撰稿：江琳）

1937年 纸 52.3厘米×38.2厘米

早在1936年，《大众生活》、《燕京新闻》、《读书月刊》、《世界知识》等刊物都登载了一张题为“国难地图”的中国地图。在这副“国难地图”中，以九一八事变为分界线，分别标明了1931年以前中国被侵占的领土，以及1931年至1936年，中国各年间沦陷国土的具体区域，多数“国难地图”还配有说明文字。其中在1936年《读书月刊》第7期中登载的“国难地图”的说明文字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日本从中国摄取的领土面积；东北三省的富源；日本对东北经济的控制和华北五省的富源。本次展出的这张传单中的“国难地图”与登载在报刊上的“国难地图”大体一致，但说明更为详细，文字表述也更为直观和具有宣传性。传单配图文字以“国难损失”为标题，首先统计了中国土地损失面积，并形象地将这一统计数字换算为等于日、英、法、德、意、奥等11国的国土面积之和。说明文字中还列出了“二二八”事变的损失、东北四省的损失、华北的富源，还以“卖身文契”为一项，列出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各种侵略性条约和协定，非常全面而直观地总结了日本侵略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撰稿：江琳）

抗日战争时期 纸 17.5厘米×12.5厘米

在发动侵华战争过程中，日本军方密令日本特务机构，配合日军的侵华行动，重点开展破坏中国经济的暗战活动。其中一项就是采取 “以战养战”的战略，伪造货币来吸收中国物资，对中国地方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掠夺，以从根本上摧毁中国的经济。由于日本军方不仅通过侵华日本机关、特务单位在抗日根据地使用伪币，而且买通汉奸、奸商在国民党控制的广大地区使用，推行伪币的方法可谓无孔不入，因此仅仅依靠中国政府和银行的力量，很难迅速地消灭。为了揭露日军以战养战，掠夺人民财产的阴谋，指出用伪币毫无保证，必然崩溃的后果，八路军宣传部门加大了宣传教育工作，发动群众，组织并教会他们识别假票，并自觉抵制使用它们。这张传单形象揭露了日本奸商用伪币到中国购买棉花后，将所获金钱投入兵工厂，购买军火并屠杀中国人民的事实。

（撰稿：江琳）

抗日战争时期 纸 20厘米×15.3厘米

1937年，佛教圣地五台山由抗日救亡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筹办组建了“佛教救国会”。当时，五台山的48座青庙、21座黄庙有汉、蒙、藏、满、土等各族僧人1200多人。佛教救国会按照“牺盟会”的指示精神，将五台山青、黄两庙，18至35岁的400多名青年僧人组织起来，分批轮流参加了“牺盟会”开办的抗日救亡集训班。这些僧人经过集训，树立了爱国保寺的思想，积极加入了自卫队、武工队等抗日武装，除了参加了站岗放哨、武装打击日本侵略军等活动，还承担了刻印抗日救国的宣传材料和歌曲等任务。展出的这张传单由佛教救国会印制，传单的语言简洁，七字为一句，朗朗上口，内容既有政治时事分析，又有佛家劝诫之语，很有说服力。根据其中有“时逢甲申年道好”句子，可以推断此传单印制于1944年之后。

（撰稿：江琳）

1944年7月 纸 27厘米×37.5厘米

1944年1月，八路军渤海军区建立后，于6月将原机关报《群众报》改名为《渤海日报》，并建立了渤海日报社。7月1日《渤海日报》正式创刊，初期为3日刊，印量2500份左右，到1944年增至25000份，并有一部分发行到了敌占区。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把纸张同药品、弹药、枪支一样列入战备物资，严加封锁，印行《渤海日报》的纸张，大多用手工制造的土纸。战火中，渤海日报社的采编人员既是记者，又是战士，他们用耳闻目睹的事实写成专稿，为报纸提供了生动感人的报道，大大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士气。这副宣传画由渤海日报社印制于1944年7月，是为纪念七七事变七周年、宣传抗战形势印制的一套宣传画中的一张。

（撰稿：江琳）

1944年10月10日 纸 37.8厘米×54.5厘米

胶东濒临渤海、东海，是山东革命根据地最大，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后方解放区。“胶东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40年，是为响应山东分局在各地迅速组织工农青妇各团体，建立抗日救国会的指示基础上创办的。救国会自成立以后，以出版报纸、书籍、传单、布告等多种形式，在动员、引导根据地人民参加抗日斗争，进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张宣传画印制于1944年10月10日，画面分两部分，右半部描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利津、文登、荣成、沂水四个县城取得了胜利。左半部描绘的是国民党军在长沙、衡阳、梧州被日军打败的情景。说明文字中提到的“勾结鬼子反共打八路，秘密投降想着当汉奸”的赵保原，曾在1942年三次配合日伪军大举进犯胶东八路军根据地，是胶东最大的实力派。

（撰稿：江琳）

1944年 纸 38.2厘米×53.4厘米

1944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建立八路军渤海军区。1944年7、8月间，渤海军区乘有青纱帐之际，为打通渤海各军分区之联系，发起了夏季攻势。此宣传画即为这个夏季攻势取得辉煌战果的总结。根据宣传画介绍，夏季战役从7月17日开始，经1个半月，至8月底胜利结束。此宣传画列出了1944年夏季战役的主要情况和成果，包括：作战次数，解放人民的数量，收复国土面积，克复据点数量，生俘敌伪、毙伤敌伪、反正伪军和主要缴获8项内容。为更直观形象地表现内容，每一项目统计均配有对应的图画。

（撰稿：江琳）

抗日战争时期 纸 12.5厘米×17.8厘米

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的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明确表示“中国军队绝不虐杀一个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装，马上就给这种日本士兵以优待，如果他愿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愿意在中国军队内做事，就给她事情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宽待日军俘虏的诚意。根据党的决议，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制订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如在精神上尊重其人格和信仰，采用民主和自治的方式进行管理；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尽量满足他们的生活所需；在政治上给予充分民主和自由，甚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张传单就是新四军政治部为宣传优待日军俘虏这一政策而印发的。

（撰稿：江琳）

抗日战争时期 纸 12.5厘米×16.5厘米

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最高总司令朱德在签署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部命令——对待日俘的政策》中说：“日本士兵乃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是受日本军阀和财阀欺骗和强制，不得已和我军作战的。”在实际工作中，八路军也注意在对日军做政治宣传工作时，帮助日本士兵认清日本军阀和财阀的真面目。这些宣传使许多日本兵认识到所谓“圣战”的侵略本质，看到了他们所信任的日本军方在中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日本军部所谓的“为了东洋的和平”，“日本是正义的”宣传根本站不住脚，使得日本士兵认清了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张传单表现的就是日本军阀和财阀站在血迹未干的战场上，合谋瓜分权力、庆贺胜利的场景。

（撰稿：江琳）

抗日战争时期 纸 18.6厘米×13.3厘米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感召下，一些日本士兵和日本反战人士认识到了日军侵华的非正义性，于1940年7月20日成立了反战组织“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此后，同盟的成员在前线、在敌后积极进行反战宣传，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战争给日军士兵和他们的家庭带来的灾难，号召日本士兵携械来归，使日军军心动摇，逃亡增多。在这之中，印发传单向日军散发是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经常性的工作。这些宣传品易于让士兵带走和传阅，被散发在阵地或战壕里、日军经过的道路上，张贴在汽车、卡车和火车、电话线路上，或通过敌占区邮局邮寄等方式。“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反战宣传活动，促进了日本士兵的觉醒，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是中国抗日军民的战友，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日本八路”。至1943年底，同盟的成员已经发展到千余人，其支部扩大到延安、晋察冀等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直到1944年4月，同盟解散，代之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这张题名为“僻巷人生”的传单内容为：“（一）在黑暗的人生僻巷，降临的又是灾难。（二）唉！想起可恨的战争，泪痕几时才能干。在蹂躏的苦海中，挣扎到了今天，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可怜你被逼到战场。（三）战争呀，哪天才能停？乡亲们都在受饥苦，只请你向世界呼吁：快，反对战争！”

（撰稿：江琳）

抗日战争时期 纸 26.6厘米×20.8厘米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日本参战，包括冈本一平在内的许多日本漫画家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所做所为深恶痛绝，他们在作品里也渗透着浓郁的反战因素。冈本一平1886年出生于北海道函馆市，师从夏目漱石，是日本著名的漫画家。他擅长故事漫画，于1915年创立了漫画家团体东京漫画会（也就是以后的日本漫画会），1948年因脑出血去世。冈本一平的这幅漫画秉承了他一贯的“笔简而意繁”的画风，极具讽刺意味和哲理性。画面共分8个部分，描述的是来到中国的日本军阀将带有“柳条沟”字样的战争种子埋入土中，其后战争之树上又结出了写有卢沟桥和上海的炸弹果实。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战争之树终于不堪重负，伴着标有珍珠港字样的炮弹果实的炸裂，日本军阀的末日到来了。

（撰稿：江琳）

抗日战争时期 纸 14.8厘米×20.7厘米

1944年4月，拥有五年历史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宣布解散，同时“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立。这份传单由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成员用日文写成，批评“贪得无厌的军部为拼命扩大战场，口头说什么中日亲善好听的”，实际上干的却是“敛财产，杀人放火的勾当”，当然会“引起老百姓的示威和反抗”。传单揭露日本军部对士兵隐瞒战争真相，当战争取得的一点胜利的时候，在报纸上大做文章，却“对在塞班岛的失败一点也不透露”，指出军部“这样下去，战争是打不赢的，只能增加我们士兵的危险”。根据传单中提到的沂水、利津、乐陵、临邑、文登五县城已被八路军攻克，以及日本在塞班岛失败的史实，可以推测这张传单大致印制于1944年8月之后。

（撰稿：江琳）

1938年 纸 3.7厘米×3厘米

1938年8月，晋察冀边区临时邮政局发行“抗战军人”纪念邮票，交边区政府免费发给抗战军人使用。邮票为长方形，中间图案是一个持枪跑步前进的军人，上方横框内为“晋察冀边区”，下方横框为“临时邮政”，四角分列“纪”、“念”、“邮”、“票”，左右两边直框内分列“抗战”、“军人，无面值。该邮票共发行3万枚，1938年12月底停用。

（撰稿：周靖程）

1945年 纸 3.3厘米×4.3厘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与国民政府结成同盟，承认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1942年10月10日，美、英两国通知国民政府，表示愿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签署平等新约，同年5月20日互换批准书后正式生效。1945年7月7日，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发行“平等新约纪念”邮票，全套6枚，面值分别为1元、2元、5元、6元、10元、20元。邮票图案左边上半部为中国地图，旁边立手执火炬的和平女神像，下绘中、英、美三国国旗，右边盾形框内为蒋介石像。

（撰稿：周靖程）

1945年 纸 2.8厘米×3.6厘米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举国欢腾。为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民国邮政总局于1945年10月10日发行“庆祝胜利”邮票一套4枚，面值分别为20元、50元、100元、500元。蒋介石像位于票面中间偏左，旁边直列“庆祝胜利”四字，右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民党党旗。

（撰稿：周靖程）

抗日战争时期 纸 20.4厘米 ×13厘米

史沫特莱是美国女性作家和记者，早年生活贫困。1928年底，史沫特莱来到中国，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中国革命洪流之中。1937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正式邀请史沫特莱访问延安。在延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左权、贺龙、陈赓、萧克、陆定一、丁玲等人会见了史沫特莱。由于朱德的传奇人生和在贫困农村家庭中长大的背景经历，史沫特莱与他有着个人经历的共同点，因而对朱德产生了一种纯朴的真诚的敬仰之情，她决定为朱德立传。史沫特莱积极参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工作，并把所见所闻汇编成书出版。40年代，她因病返回美国，专心写作《伟大的道路一一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950年1月，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成立。史沫特莱计划绕道英国前往中国，在伦敦一边修订书稿一边等待签证，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半年。在伦敦，她除了修订书稿还经常出席中国学生会在伦敦的各种活动。5月6日，在牛津医院接受胃部手术后不幸去世。她的遗嘱是把骨灰埋在中国，遗物交给朱总司令处理。1951年5月，中国人民遵照她的遗愿把这位洋女儿接回北京。北京新闻界、文艺界为她举行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她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中国烈士陵园。朱德委员长为她题写了碑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撰稿：侯春燕）

1940年 纸 7.5×15.8厘米

抗战一开始，日军即实行疯狂轰炸，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军队在空中的劣势更加明显。为打击日军的空中力量，全国救亡团体决议发起集款购买飞机运动。1940年9月，为募捐“剧人”号飞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八队在湘潭“百代戏院”首次公演多幕剧《国家至上》，观众极为踊跃。《国家至上》是由满族人老舍和汉族人宋之的合作的回族抗战题材话剧，是汉、满、回三个民族合作完成的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剧作。这出戏的倡议者是回族文化精英马宗融和伊斯兰学界领袖马松亭大阿訇。据老舍回忆，在构思与创作之际，他一度曾为这水深难测的回回戏而惴惴不安。是他的回教挚友马松亭和文化同道马宗融，在剧本立意、人物确立、人物命运走向、语言词汇的等方面给了他中肯的建议。这是剧本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老舍完成《国家至上》的动力之一。在全民抗战、国共合作这一历史大转折的关键处，周恩来提出了“国家至上”的口号，号召以国命安危为一切价值取向的起点与终端，而《国家至上》则以话剧的形式尽情地诠释了这一价值取向。

（撰稿：侯春燕）

1937年 铜 直径3.2厘米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1日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抗大”。1937年1月20日，抗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完成历史使命。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培养了10多万名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这枚抗大第二期毕业证章，正中雕红色五角星徽，星徽上镌“抗大”校名，上方黄色空白处铸刻毛泽东制定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撰稿：周靖程）

抗日战争时期 金属 直径3.5厘米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原西北主力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但此后仍习惯称为“八路军”。这枚荣誉章正中刻“抗日英雄”，上方红色空白处刻“第八路军抗战伤员”，是八路军总部专门为在战斗中负伤或因伤残病退伍人员颁发的纪念章。

（撰稿：周靖程）

1944年 银 直径1.8厘米

1943年5月，八路军获悉日军计划“扫荡”晋察冀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阜平，五丈湾村民兵队长李勇奉命带领游击小组掩护群众转移。他迅速集中民兵，在敌人必经之地埋下了子母雷和连环雷，炸死日军8人，炸伤25人，击毙日军小队长一名，开创了北岳区地雷战一次杀伤日军数量最多的先例。1944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授予爆炸英雄李勇一等战斗奖章，授予他所领导的游击小组模范民兵奖章。

（撰稿：周靖程）

1944年 铜 对角线4.8厘米

抗日战争期间，山西临南县歧道村民兵分队副分队长郭炳旺不仅带领民兵自制地雷，还创新埋雷方法，发明了“子母雷”、“真假雷”等，多次利用“地雷战”击退日伪军的“扫荡”,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锻炼成爆炸英雄和制雷能手。1944年，晋绥边区临南县政府授予郭炳旺“民兵英雄”奖章。这枚奖章上方书“民兵英雄”，中间刻有步枪，象征着民兵誓死保家卫国的勇敢精神。

（撰稿：周靖程）

1939年 金属 直径3.1厘米

1939年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举办陕甘宁边区首届“农产品竞赛展览会”。这次展览会历时半个月，分农产部、园艺部、畜产副业部、林产狩猎部和农产制造部等展区，展品2000多件。此次展览会不仅使边区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交流和推广，也增强了边区群众的凝聚力，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枚奖章中间刻有手持镰刀的农民，下方为茁壮生长的禾苗。

（撰稿：周靖程）

1945年 金属 1.9厘米×3厘米

1944年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开幕，各抗日根据地选派代表参加了会议。1945年1月13日，大会为评选出的518个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大会”纪念章。纪念章以红色为底色，上面印有毛泽东、朱德头像，设计庄重、大方。

（撰稿：周靖程）

1937年 金属 直径2.4厘米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合作发起的山西省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9月18日在太原成立。它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并成立了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日斗争中创造了光荣业绩。这枚证章以地球仪作为背景图案，中间刻有将沦陷的东三省标为红色，其余地域为绿色的中国地图，上书“牺牲救国”。

（撰稿：周靖程）

1945年7月 布、丝绸 89厘米×45厘米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中国的抗战得到了世界各国反法西斯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国际援华医疗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中国抗战。1939年初，在中华民族最危难之时，“国际医药援华会”招募了一批自愿来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这批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苏联等国白衣战士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1939年9月，“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在香港接见了这批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10月，他们从重庆到达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驻地——贵阳图云关，并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中国度过的2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们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有的还奉献出宝贵的生命。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许多动人故事应当永远传颂。

柯泰尔，Carl Coutelle，也有译作考泰勒、顾泰尔，生于1908年，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32年在弗莱堡医科大学毕业后由于其政治主张，找不到工作，便去了苏联。1937年，他加入国际纵队，辗转赴西班牙投身反法西斯斗争。1939年秋来到中国，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分配到新一军五十师任医疗队长，在云南、贵州、广西和重庆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请求，国民政府派遣一批有经验的外籍医生前往印度、缅甸。1943年，柯泰尔随新一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柯泰尔回到民主德国定居，先后在洪堡大学、哈雷大学任病理学教授。1984年他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偕夫人来华访问。

（撰稿：王海蛟）

1938年6月 布、丝绸 70厘米×45厘米

世界学联，也称国际学联，全称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会址设在法国巴黎。

1938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指示，世界学联组成四人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0余天的访问。代表团团长柯乐曼，法国人，是世界学联总干事，主持世界学联常务工作。团员有英国人福洛特、加拿大人拉泽、美国人莫利•雅德，他们是各自国家学生运动的领袖。代表团访问了武汉、南昌、长沙、重庆、西安、延安等地，会见了各界人士。

1938年6月，代表团到达汉口，与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联系，要求赴延安参观访问。周恩来为他们做了周密安排，并电告中共中央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给予热情接待，同时还安排新加坡《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记者随行采访、报道。代表团在汉口期间，走访了多所学校，了解学生学习和学校的基本情况。这是代表团在汉口市女职学校访问时，学校赠给莫利•雅德女士的“爱好和平”锦旗。

离开中国后，代表团向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平大会提交了访华报告，揭露日军侵略暴行、赞扬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引起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响。之后，他们分别在比利时、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学生中作巡回演讲，宣传中国抗日，争取各国民众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撰稿：王海蛟）

1945年1月 布、丝绸 85厘米×80厘米

李温平（1912—2010年），福建惠安人。1934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之后赴美留学。1936年底回国，在湖南大学任教并受聘担任湘黔铁路工程局设计科工程师。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李温平投身到祖国的抗日救国洪流之中。

1938年1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紧急成立，李温平担任整个工程的测量和爆破工作，并亲自指导毫无经验的筑路大军在高山峡谷、急流险滩中艰难推进。同年8月，长达千余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崎岖、地质最坚硬、地形最复杂的滇缅公路全线修通。滇缅公路建成后，又不断加以修固改造，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一条重要的交通命脉。

1944年初，中国军队对日开始全面反攻。中美双方在重庆商定，为保证对日反攻的胜利，要以最快速度修建一条从印度列多岛经缅甸至中国昆明的公路，使盟军的军援物资得以从印度顺陆路直接运抵昆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中印公路。中印公路由中美双方对向抢修，中国境内段长约1200公里，缅甸至印度列多岛长约1554公里，总长度达到2154公里。

当时国民党公路总局设两个工程处负责中国方面筑路任务，第一工程处负责国内段，第二工程处负责国外段。李温平被任命为第一工程处副处长，但给他的任务却很特殊，他负责与美军工兵团的联络，包括工程进度、各艰险地段筑路机械安排，以及施工、募集民工与劳务分配、民工粮食空投等具体事宜，并协助美军空运来的筑路机械组装，以及日常与美军的联络等等。

李温平带着他的队伍，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出色完成了艰苦的筑路任务。1945年1月20日，中美双方筑路人员胜利会师。当第一批军援物资自印度列多岛经缅甸驶入中国境内路段时，人们欢呼雀跃，热泪涌流。1月22日，首批军援物资抵达昆明。至1945年春，中印公路国内段全部修通。随后，李温平又奉命随美军过国界抢修距国界20多公里处的陡壁悬崖路基开方工程。

中印公路通车后，在1945年1月至8月半年多时间里，这条由美国出资、中美合作完成的国际军事补给线共承运了5万余吨援华抗战物资，有大约1万余辆次载重汽车由此驶入我国。这批物资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面1945年1月20日由美国盟军总部颁发给李温平的锦旗，就是中印公路通车的历史见证，也是对他在打通这条运输生命线过程中的卓越贡献的褒奖。此后的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还颁发给李温平一枚美国自由勋章。

（撰稿：王海蛟）

1938年 布、丝绸 160厘米×77厘米

1936年7月，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在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纵容下发动政变，图谋推翻西班牙人民阵线民主政府。

西班牙人民在奋起反抗的同时，得到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广泛声援和有力支持，54个国家的4万余人组成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前夕，国内已经到处弥漫着抗日烽烟，因此没有直接派人参战，但旅居欧美的华侨、华裔自愿组织起来，奔赴西班牙，在国际纵队中担负着炮兵、坦克兵、步兵、骑兵和军需运输、后勤供应以及战地救护等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担负着领导职务。如林济时（在西班牙时的化名，真名谢唯进）还担任了国际纵队炮兵纵队政委。

中国人在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立下赫赫战功，得到国际友人称颂，还多次受到国际纵队司令部的表彰和嘉奖。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关注着西班牙的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和参战的华侨、华裔。1938年，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赠给国际纵队中国支队这面锦旗，通过在外籍轮船上服务的中国船员带至法国，随后转送到西班牙战场。

后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失败，100余名中国参战人员大部分在前线牺牲，剩下的谢唯进等一小部分人撤退到法国，却被法国当局囚禁。在被关押期间，谢唯进等人坚持斗争，几次用生命保护下这面锦旗，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直到1940年3月，经过国际纵队努力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声援，中国支队的同志们终获自由。之后，谢唯进等七人携带锦旗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怀抱，并立即投身到国内的抗日战争中。

（撰稿：王海蛟）

1944年2月 布、丝绸 164厘米×70厘米

戎冠秀，女，1896年出生，河北平山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下盘松村妇女救国会主任、八路军伤病员转运站站长。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她带领全村妇女，积极拥军支前，救护伤员。特别是1941至1943年间，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连续发动多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给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为了救治伤员，她想尽一切办法，用温开水清洗创伤，用中草药敷伤口，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给伤员喂饭。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她是太行山深处一位普通的小脚女人，然而革命战争的锤炼使她成为享誉全国的拥军模范。干部战士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1943年12月，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副政治委员程子华、刘澜涛等提出，为表彰边区军民在反“扫荡”中的英勇事迹，鼓舞边区人民和子弟兵的斗志，召开全边区群英大会，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欣然同意。聂荣臻从上报的英模材料中发现戎冠秀的拥军事迹很突出，同意用他和军区其他首长的名义授予戎冠秀“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

1944年2月，晋察冀边区在河北阜平北崖村召开第一届群英大会。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代表晋察冀军区全体子弟兵，亲手将这面绣有“子弟兵的母亲”字样的锦旗授予戎冠秀，号召全体女同胞、全体人民向戎冠秀学习，广泛开展拥军运动。在荣誉面前，她不骄不躁，更加积极地响应边区政府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她把边区政府奖给她的骡子和农具全部贡献出来，带领群众掀起支援前线的大生产运动。同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上，戎冠秀又被授予“劳动英雄”光荣称号。从此，她的名字传遍全国，鼓舞了广大军民抗日的信心和勇气。

（撰稿：王海蛟）

1945年 纸 31.5厘米×21.3厘米

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与宋庆龄 、何香凝等一起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后因反对蒋介石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1945年8月，当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时候，柳亚子已在重庆旅居近一年时间。毛泽东到达重庆后，曾与周恩来专门看望过柳亚子，柳亚子称毛泽东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人。展出的这封信写于1945年12月29日，当时谈判结束，毛泽东已先行回到延安，周恩来和邓颖超继续留在重庆处理相关事宜。由于第二天早晨柳亚子就要离开重庆飞往上海，邓颖超因故不能送行，特委托周恩来代为欢送，还附上了延安木刻窗花8副，给柳亚子留作纪念。随信附赠的这8副窗花分别是《春耕》、《开荒》、《上学》、《拾粪》、《送盐》、《放哨》、《好娃娃》、《认字》。

（撰稿：江琳）

1945年 纸 31.3厘米×17.8厘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后，古元响应号召，走出“小鲁艺”，来到广大乡村中间，探索民间艺术形式。此时期，他发现延安剪纸艺术极富当地泥土气息，开始深入研究剪纸艺术特点。为了收集更多的素材，他走家串户，更深入地理解了延安民间艺术形式和内涵。在收集民间剪纸的基础上，古元汲取剪纸造型特点，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淳朴民间艺术趣味的木刻窗花作品，如《送盐》 、《定计划》、《上学》等。这些作品，既吸收了延安剪纸朴素、厚重的特点，又大胆创新，以阳刻线条为主，画面更为简洁、造型非常明快，极具民族特色。其中，他创作的《装粮》、《卫生》、《喂猪》、《送饭》等木刻窗花，曾在1944年延安边区文教大会上获艺术界好评，并广受群众喜爱。

（撰稿：江琳）

1937年—1947年 铁、木 长186厘米、宽116厘米、高111厘米

延安中央印刷厂成立于1937年7月，属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负责党报及宣传资料的印刷工作。至1942年，已发展成为边区规模最大的印刷厂。这台印刷机是西安事变后购买的旧机器，从中央印刷厂建厂起就一直使用。曾担负印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边区教科书、各种报刊及有关政策文件等繁重任务。由于长期夜以继日地使用，机器损耗很大。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时，曾被转移到山西碛口、河东等地，1948年又被运回延安。到1950年，这台印刷机已经不能使用，由延安出版社保存并于1954年4月拨交。

（撰稿：王海蛟）

1938年7月 纸 26厘米×19厘米

《抗战文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1938年5月4日在汉口创刊，《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编辑。根据“三三制”精神，由冯乃超、王平陵、老舍等各方面的代表33人（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组成编委会，以“抗战文艺出版部”的名义发行。

刊物出版过程中，具体执编人、实际发行所，以及刊期、出版地点屡有变动。最初为三日刊，第1卷第5期起改为周刊；在武汉出到8月13日第2卷第4期终止。同年10月8日在重庆复刊，续出第2卷第5期，仍为周刊，老舍、姚蓬子等编辑，自1939年4月10日第4卷第1期改为半月刊，自1940年3月30日第6卷第1期，又改为月刊，6卷1—3期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6卷4期后归华中图书公司发行，自第8卷起改由作家书屋发行。从创刊到终刊，包括“武汉特刊”，共出78期。

该刊的办刊宗旨是“要在我们钢铁的国防线上，并列着坚强的文艺的堡垒”，“集合全国文艺工作者的巨大力量，成为全国文艺工作进行中的道标”。它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在内容上较系统地反映了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动。该刊是贯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的全国性文艺刊物，体现着文艺界团结抗战的精神。《发刊词》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首先强固自己阵营的团结，扫清内部一切纠纷和摩擦、小集团观念和门户之见，而把大家的视线一致集注于当前的民族大敌。”

《抗战文艺》出版的八年间，紧密依靠革命进步作家，吸引并团结大批爱国的、拥护抗战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战文艺阵地上树起一面进军的旗帜。这是1938年7月出版的《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

（撰稿：王海蛟）

1937年9月 纸 26厘米×19厘米

《文化战线》旬刊是抗战初期在上海出版的一份政治刊物，1937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施复亮主编，上海编辑人协会编辑出版，同年11月停刊，共出版8期。

《文化战线》主要反映抗战初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呼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尽快并真心实现国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动员千百万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实行全民族的抵抗。《文化战线》的栏目设置主要有特载、短评、文艺作品等，先后在该刊发表作品的作者主要有胡愈之、邹韬奋、张仲实、郭沫若、施复亮、艾思奇、钱俊瑞、张申府等。这是《文化战线》的创刊号。

（撰稿：王海蛟）

1943年2月 纸 25.8厘米×19厘米

《文学创作》月刊1942年9月15日创刊于桂林，熊佛西主编，文学创作社发行，蒋本菁为发行人，桂林三户图书社总经销。1943年12月1日出版至第2卷第5期时休刊。1944年5月15日复刊续出第3卷第1期，改由桂林文人出版社总经销，并从这一期起增设理事长，同年6月15日出版至第3卷第2期时停刊。前后共出版13期。

《文学创作》如刊名所示，以文学创作为主，兼顾评论，先后发表一大批反映抗战现实的优秀作品，为历史留下真实而光辉的一页，充分展现了抗日军民可歌可泣、幸与不幸的事迹。在理论批评方面，《文学创作》以戏剧运动和戏剧创作的评论最具特色。先后为《文学创作》撰文或提供作品的作者主要有熊佛西、郭沫若、茅盾、老舍、柳亚子、沈从文、欧阳予倩、田汉、臧克家、徐悲鸿、朱自清、柳无忌、陈白尘等。这是1943年2月出版的《文学创作》第一卷第五期。

（撰稿：王海蛟）

1938年6月 纸 26.5厘米×18.7厘米

《血战》半月刊是抗战初期出版的政治类刊物，1938年4月16日创刊于重庆，由《血战》半月刊社编辑出版，同年11月停刊，共出版6期。《血战》的栏目设置主要有社论、半月评论、半月战报、大众呼声、先锋队、血战文艺、血滴、小消息、流亡史料、剪辑等。

该刊的办刊宗旨是巩固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所刊载的文章着力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沉痛报道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热情讴歌中国军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尖锐批判一切妥协投降的言论，竭力鼓励中国军民的抗战爱国精神。先后在该刊发表作品的主要作者有杜重远、陈绍禹、王克道、刘清扬等。这是1938年6月出版的《血战》半月刊第三、四期合订本。

（撰稿：王海蛟）

1941年2月 纸 26厘米×17.8厘米

《中国文艺》月刊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编辑出版，1941年2月25日创刊于延安，周扬主编。《中国文艺》的前身是《大众文艺》，但仅出版一期，不知何故即停刊。从现存的《中国文艺》这一期看，该刊是创作、评论、翻译并重的大型文艺刊物。

由于该刊创刊时正值皖南事变刚刚爆发，所以该刊卷首的重点文章就是《我们的抗议》，抗议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迫害，揭露国民党消极抵抗、积极摩擦的真相。就文艺本身而言，《中国文艺》月刊确实联络了延安文艺界各方面的知名作家，周扬、丁玲、周立波、何其芳、贺敬之、陈荒煤、严文井、葛陵等，都有作品在该刊上发表。这是该刊第一卷第一期。

（撰稿：王海蛟）

1940年2月 纸 25.6厘米×19厘米

《中国文化》月刊1940年2月15日创刊于延安，因其曾刊发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著作而成为抗战时期影响巨大的综合性文化刊物，该刊由延安《中国文化》社编辑出版，新华书店发行。1941年8月20日出版至第3卷第2、3期合刊后终刊，共出版15期。《中国文化》的内容包罗甚广，举凡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运动等方面的论著和译作，该刊都曾择优发表。

《中国文化》在不太长的存在时间里，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建设和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斗争，都曾起到过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初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为题，发表于该刊的创刊号上，从而使国内思想文化界开始高度关注该刊。

该刊还注意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以及翻译引进苏联方面的文艺理论。当时在延安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理论家，如洛甫、周扬、艾思奇、吴玉章、徐特立、陈伯达、胡乔木、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茅盾、林默涵、丁玲、艾青、冼星海、刘白羽等，都曾在该刊发表过作品或文章。由范文澜主持编写、并在后来中国学术界获得巨大影响的《中国通史简编》，也是最先在该刊连载发表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创刊号。

（撰稿：王海蛟）

1940年 纸 18.4×12厘米

《大众文艺》月刊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同年12月停刊，共出版2卷3期，总计9期，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大众文艺社”编辑，萧三主编。

《大众文艺》的前身为《文艺突击》，《文艺突击》停刊后，在延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二届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将《文艺突击》更名为《大众文艺》重新出版。

该刊除一般大众文艺应有的特征外，更注意对文艺小组以及初学作家的培养与教育。基于这样的双重任务，该刊不仅注意刊登一般的文艺专论、短评，更注意反映文学青年的活动，指导文艺青年的创作实践。先后在《大众文艺》上发表作品的著名作家、学者主要有萧三、艾思奇、丁玲、林默涵、柳青、茅盾、贺敬之、严文井等。这是《大众文艺》第一卷合订本。

（撰稿：王海蛟）

1942年 纸 90厘米×88.2厘米

1936年丁玲从南京到达保安，并要求参加红军。毛泽东当即答应并作安排。1937年8月12日，毛泽东关心支持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丁玲任主任。9月22日，“西战团”离开延安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成员主要有周巍峙、邵子南、田间、曼晴等3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是抗大的学生，年龄约在20岁左右，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为了民族的解放，这些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抗战的第一线。

“西战团”开展的活动丰富多彩，如发起“街头诗活动”，参与“晋察冀戏剧运动”，发动对敌“政治攻势”，开展“乡村艺术运动”等。诗歌短小精悍，是一种很便利的文艺宣传形式，田间、史轮、邵子南、力军、曼晴等人到了晋察冀后，全力发起“街头诗运动”，各村街头都贴满了街头诗歌和街头墙报。李公朴到根据地考察后写道:“随便你走到什么地方，到处是醒目的大幅壁画，美术工作者随时随地踩着梯子爬到墙上创作他那抗战大众的墙画。”《街头文艺》、《开通》、《觉悟》，即是邵子南等人在河北阜平创办的文艺墙报。展览中，展出了3期《街头文艺》、8期《开通》和14期《觉悟》，其中，就可以读到曼晴等人创作的诙谐幽默的抗战故事。

（撰稿：侯春燕）

1942年 纸 39.7厘米×55.5厘米

曼晴，原名栗曼晴，1909年生于河北省广宗县一个贫苦家庭。 抗日战争爆发后，曼晴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奔向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他参加了由著名作家丁玲创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音乐家周巍峙率领下，深入抗日根据地晋察冀。他热爱党、热爱边区人民，热爱这块贫穷的山地。宣传、写作、行军、反扫荡、破路、开荒、种地、学马列等，这些艰苦而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将诗人磨炼成一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同时也激发起诗人的满腔战斗诗情。正如曼晴自己所说: “只有一点希望，把它(诗)磨成刀剑，在战斗中，能迸发出一点火花来。”抗战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富有生命力的感人诗篇，朴实生动地描绘了边区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画卷。在他的作品中，有严冬大风中夜宿羊圈的游击队员，有在风雪中给队伍打灯笼照路的老人，有深夜掩着衣服给工作人员开门的女房东，有时刻惦记着前方战士打仗的老奶奶，有在战火中永远热闹的小集市，有被群众一心爱戴和用生命掩护的人民县长和区长，有机智勇敢、视死如归的机枪班和抗日战士，又有巧袭和捕捉敌寇的民兵英雄，有在长城边暮色中吹起的抗日羊角声，又有在星斗满天之夜的纺棉曲和打野场声音，还有村民选举代表的惜景，等等。在展览中，我们可以读到由曼晴创作的《火》、《出操》、《孩子》、《站岗的》、《开春的歌》、《军民一家》、《熬过春荒》等作品。

（撰稿：侯春燕）

1945年 布 直径740厘米

这件降落伞是八路军一二九师于1939年10月在山西昔阳县安丰村战斗中，从被击落的日本飞机内缴获的。一二九师指战员在降落伞上绘制了多幅宣传画，将其作为礼品献给七大。

它由日本藤仓工业株式会社制造，型式为九二式，制造番号8706，制造年代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11月10日，直径7米，上下高约3.7米，周长约20米。

降落伞上的彩绘图案及文字所涉及到的战事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间，推断绘制时间大约应在1939年10月至1940年9月间。其图案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降落伞的伞边和伞顶的图案。沿降落伞边缘的图案由彩色绘制的长城和许多小火炬构成，伞顶是舵轮图样，象征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光明前途。二、位于降落伞中部的绘画及相关文字。主要由七组绘画及文字组成，近似于连环画，形象而具体地记载了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张浩等领导下，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间的主要战绩。

第一组属于总述性质：上方以红色五角星为底，绘有锤子、镰刀的交叉图案，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周围文字为“以坚持敌后抗战的胜利来庆祝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为京津冀和山西地图，并详细绘出铁路网及沿线重要城市，地图上的红色标记为一二九师取得战斗胜利的地点，地图左侧辅以文字说明：“抗战以来本师所获的几个较大的胜利。1、阳明堡——烧毁敌机二十二架；2、神头村——消灭敌骑兵二千余名；3、响堂铺——烧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4、长乐村——伤亡敌二千三百名；5、香城固镇——敌快速部队二百余全部消灭夺炮五门；6、昔阳安丰村——步枪击落敌巨型战斗机一架( 此降落伞即获自该机中) ”。下面文字为：“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敬赠。”

在第一组图文的左右两边，共绘有六组图文分别表现了上述的六次战斗。能载入这件降落伞的战事有三种标准：一、袭击日军补给线，成功牵制日军，如响堂铺战斗；二、打击日军重要军事设施，并对敌造成重大损失的战事，如阳明堡战斗；三、击毙日军2000人以上，或成建制歼灭日军，如神头村战斗、长乐村战斗。

（撰稿：王海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