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在山西｜“在晋董狐笔”的正气

原创 晋法文 山西法制报 收录于合集 #法治文化在山西 41个

董狐，春秋时晋国人，晋国的太史。今山西省翼城县的良狐村，即其故里。

晋灵公时，赵盾是晋国大夫，执掌国政。灵公忌恨赵盾多次劝谏，欲杀赵盾。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赵盾出逃，赵盾之族弟赵穿弑灵公于宫中的桃园，赵盾遂复还。董狐于史书中记载说：“赵盾弑其君灵公。”赵盾辩说：“不是我杀。”董孤说：“你是正卿，虽然逃离，并没有出了国境，回来又没有追究弑君的罪人，不是你又是谁的责任呢？”

董狐作为一个正直的史官，依法履行职责，在赵盾的权势面前，毫不畏惧，冒着生命的危险，直书其事，表现了一种浩然正气，因而留下了“董狐笔”的美名。

孔子赞扬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书法”在这里指书写史事的原则、法则。“不隐”即直书而不加隐讳。严格遵守这样的法则，无论对谁都不能例外，实质上这就是法律的原则，就是法治的精神。

董狐的这种严守法则的精神，对后世影响很大。从“良史”的意义上来说，最直接的传承者就是司马迁。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它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不虚美，不隐恶”。任何好的方面，都不虚夸；任何坏的方面，都不隐讳。这与董狐的“书法不隐”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迁的诗人朋友李陵在与匈奴战斗中，力竭被俘。因朝廷对此事处理不当，司马迁愤慨而为李陵申辩，结果被处以宫刑。自此，他含垢忍辱，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不朽巨著。鲁迅赞美《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以一支磅礴的巨笔抒写历史，叙事真实准确，思想正直高尚，而且他的文章中热血迸泻，奇气浩荡，节操感人，千百年来使一代又一代的国人深受感染和启迪。

司马迁自述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即今之山西省河津市。黄河的龙门，又称禹门口，相传为大禹所凿，位于河津市西北十三公里处。古代的河津，曾经设置为龙门郡、龙门县。黄河渡口的一个古村庄，从古至今都叫龙门村。陕西韩城境内的司马迁墓是后世所修，韩城在古代为夏阳县，从来没有过龙门的称谓。“耕牧河山之阳”，河指黄河，山指龙门山，龙门山是山西吕梁山的南端，由稷山县伸入河津，海拔1112米的主峰在河津境内。古籍《尚书孔传》说：“龙门山，在河东之西界。”司马迁说他早年耕牧于河山之阳，正符合于河津的地理环境。《绛州志》和《山西通志》历来明确记载：司马迁为河东绛州龙门人。《乡贤录》中载有司马迁的生平事略。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诗句出自文天祥的《正气歌》。前句说的是齐国的太史，冒死把大夫崔杼杀国君的罪行刻写在史册上。文天祥在诗中把董狐与历史上有气节的名士相提并论，认为天地间有一股正气，赋予了万事万物，对于人来说，正气就是浩然之气，就是坚定、刚毅、正直的信念、意志和气节。

董狐和司马迁的浩然正气，在我们山西法治文化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以至对我们今天来说，尤其是我们的法官和所有的法律工作者，都应当具有一身正气，都应当为此而努力学习和陶冶自己。

摘自《山西法治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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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李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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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法治文化在山西｜“在晋董狐笔”的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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