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沦落至此，49叛逃一代的知识分子是罪魁

中国文化的基石则在实践，中国人民的实践。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中国人民。逃离这片土地，背离这里的人民，就是逃离和背叛中国文化。

很遗憾，很多人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没有认清中国文化的本质。将中国文化与儒家典籍和佛教经书等同，以为携带几本古书就可以轻易将中国文化轻易搬走，躲到大陆之外的任何的犄角旮旯都可以研习和传播之。

更有甚者，一度存在一股甚嚣尘上的谬论，认为大陆的中国文化都被破坏了，中国文化的血脉和精髓反而被保存在大陆之外，譬如台湾香港，甚至日本、美国。殊不知，大陆所破坏的，不过是中国文化的枝叶和外皮，其根干和内核，不仅依然完好无损，而且作为内核支撑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而那些逃离大陆的儒家学者和和尚们，所带走的也不过是中国文化的枝叶和外皮。

中国文化的存在和传承有两条线：实践线和学术线，实践的主体是人民，学术的主体是学者，包括儒家和佛家。学术只是实践的反映和总结，实践才是实体和基石。或者说，学术只是实践的影子。学术易变，而实践坚固。学者易变，而人民坚固。

中国文化的根干和精髓是根植于中国人民的民心之中，是无法被破坏的，也是无法被带走的。所以，离开中国大陆去研究中国文化，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实际上，是否逃离中国大陆，已经成为评判儒家学者高低真伪的标准：凡是逃离大陆的儒家和僧人都是低水平的伪儒家。他们的做出逃离决定的诱因，大半是利益驱动，小半是愚昧无知。真正悟透和热爱中国文化的大师，真正纯粹的大学问家，一定选择继续留在大陆，哪怕前途多舛。

对台湾的儒学我还是花了一些精力的，牟宗三和钱穆的书都读过不少，甚至买了不少。这两位都在1949年选择离开大陆，只是钱穆暂时选择去了香港，而牟宗三则直接去了台湾。

牟、钱都是赢得大师之名的伪大师，都是打着儒家反儒家的伪儒。

牟宗三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设法将儒学西方化，甚至康德化。在牟宗三看来，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是人类最先进的，科学和民主是人类最高普世价值，儒学要继续存在，必须服从西方的标准，必须以科学和民主为最高旨归，必须按西方的标准进行改造。

也就是说，牟宗三在根本上是否定儒学的，是拜倒于西学的，这种学术态度和当今台湾一边倒、一根筋地跪倒美国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牟宗三实为否定和破坏儒学，对西学认贼为父的儒奸。

台湾的学术和文化界早就跪倒在美西方了，甚至说这是国民党集团带给台湾的文化基因。这又有两种因素所造成。一方面，作为叛逃集团，他们天然对大陆充满敌意和仇恨。另一方面，国民党集团也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而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民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脱中入西”，在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全盘西化。这导致台湾的儒家和佛教都是异化的。

钱穆比牟宗三稍微好一点，但并无本质不同。钱穆对儒家与西学的关系，更显得是一个好好先生，和事老，认为儒学和西学并无冲突和矛盾。事实上，他在香港创办的新亚书院就是受到来自美国的资金的支持。他的得意门生余英时也是在美国当教授，在美国的大学研究中国的儒家。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根本关系就是华夷之辨的关系。晚清儒家对此看的很清楚和正确，他们认为西方只是长在技术，文化是落后和蛮夷的，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钱穆之流，却抹杀中西文化的华夷之辨的冲突和矛盾，认为两者可以和谐共处，可以做“夫妻”。在当时的西强中弱的背景下，实际上就是承认和接受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被动从属地位。

这犹如在日本侵华时期，认为日本和中国并无矛盾，双方可以和谐共存。此时的共存论无疑是汉奸思维。

余英时是钱穆的学生，在香港新亚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美国，先是读书，后是教书，学的和教的都是儒学和中国历史。他在80年代曾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观点，说儒家思想在当今时代已成孤魂野鬼。他认为儒家是依托于古代中国的宗法皇权制度，但这套制度在现代的中国已经被打倒，这样儒家就失去生存的依托和土壤。

其实不是儒家思想成孤魂野鬼，而是远在美国却去研究儒家和中国文化的余英时自身成孤魂野鬼。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基石都是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国人民的民心，儒家思想的真正载体不是什么制度，而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民心，只要中国人民在，儒家就一定存在。只读儒家经典，而不了解中国的实践，不了解中国人民，是无法准确儒家和中国文化的。

钱穆晚年非常重视朱熹，甚至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第一人，于是花10年时间去写一本书《朱子新学案》。而实际上，朱熹的学说是有很大问题的，就是将“理”先验化、本体化、实体化了。

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理”，本来是内在于人心的评判准则，而非外在于人心的规定和标准。中国老百姓将讲理和凭良心等同，理就是良心，取决于每个人的独立判断。而朱熹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却将独立存在于人心之外的本体性因素混入了理中。导致人们陷入对理的迷信和空谈，甚至皇帝借理之名行专制之事，导致“以理杀人”。

所以，王阳明对朱熹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提出“知行合一”，就是“理行合一”、“理心合一”，将理从人心之外，拉回到人心之内。心的功能是思考，行的规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这样以来，就是“理思合一”：理通过行动中的思考而呈现。

清朝儒家甚至对整个宋明理学都进行怀疑和反对，提出了“考据学”。

钱穆对这些事实都是知道的，但是却并没真正理解。所以，全然不顾王阳明和清儒对朱熹的反对，而在晚年固执地钟情朱熹。何故？因为朱熹的理学与西方哲学相合。朱熹本体化的理，和西方哲学的本体高度相似。事实上冯友兰提倡所谓的“新理学”也是这个路子。

也就是说，钱穆是用西学的标准来认知和解读儒学，其深层思维和牟宗三并无二致，走的都是“出主入奴”的毁儒路子。